《落筆驚風雨》章节试读

《落筆驚風雨》的笔记-第1页

序

他序
不容青史尽成灰∕周渝
　　父亲周德伟先生生于民国前九年，也就是西历一九○二年，阴历九月十五日，据说正好是当年阳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百年了，今年正是他老人家一百零九岁冥诞。他的父亲，也就是距离我出生已相当遥远的祖父，周寿椿先生，直接影响了父亲的人生起步。祖父的中国经学与史学根底深厚，虽然命运坎坷，但家中藏书却不断累积丰富。他不耻科举，以中医为业。以他宽阔的胸襟与眼光，很早就注意到西学的重要。他幼年居处与黄克强先生为邻，是为世交与好友。他曾秘密参与华兴会，曾为革命招募民勇带兵打仗。父亲的人生即早即正持理想，胸怀大志，他这辈子的情志与生命，可说是全部奉献给了重建中华的大业；一辈子为追求理想，维持人格而忍受艰辛、孤独、挫折、屈辱与痛苦，母亲和全家兄弟姐妹都共同承担，说是全家受难也不为过。这当是一个胸怀经世济民大使命感的儒者个人及家庭命运。希望父亲遗留下来扎根的这个灵魂深处的痛苦噩梦，能随着这本回忆录的终于整理出版而露出一道曙光！尤其正在今日已十三、四亿人口庞大中国的政经结构走入瓶颈，亟需新的视野与愿景来引导，来转入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与轨道的当口...。
　　父亲于一九二○年进入北大预科。当时北大内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看他是个外地来的穷学生，想他可能会有阶级观念，曾吸收他做会员，但很快地就因理念不合而闹翻退出了。一九二五年春，汪精卫在北方四处演讲，宣扬中山主义，感动了无数青年学子，父亲也就在那时与一些同学加入了国民党，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与国民党内的复杂矛盾的艰辛岁月。因此这本回忆录，他命名为：「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
　　由于父亲特有的禀赋与人格特质，读书功夫下得深刻而扎实，中国经史之学的根底不必说，西学方面，在中学时，就开始念《甲寅》杂志、《天演论》等翻译名著。有系统地开始吸收西方重要的民主宪政、法治与自由的思想与理论。进入北大后，师从陶孟和、顾孟余等北大教授，读到了《原富》及其他经学及法学名著，而知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学也深深地吸引了他，开始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由于他念中学时外语念的是德文，所以他的康德哲学是直接从德文入手。
　　以他如此扎实的研究与深刻的思考，他很早就看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民权主义，只提到人民的公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对于最根本的保障人民自由的私权，毫未提及，反而说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太多！而民生主义又搞得与共产主义纠缠不清，如真实施，恐怕制造的问题比原有的问题更多。但当时汪精卫在北方宣扬鼓动的气氛下，知识份子普遍希望中国能即早脱离军阀割据与混战，在文人主导下，早日实施民主宪政。父亲在自传内说：「我自幼即有政治抱负，当时的形势，北洋政府已届末日，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够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产主义及唯物史观已如前述，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国民党是当前可行之路，成功虽未可必，但总比其他党派进步得多。政治运动总是现实的，个人干不起来，故加入国民党。...」（见第五章）
　　一九二八年，父亲在天津创办《天津双周刊》，鼓吹实行宪政，反对军人主政，反对打内战，主张南方好好发展经济、厚植实力，军阀势力自然会被历史淘汰...。但到了一九二九年--「目睹当时国民党之所谓训政，无非新军阀、新财阀攘夺权力，距离群众益远。新军阀以蒋介石为领袖，附者尽阘庸奴才，财阀亦蒋氏一手培植...」「北洋旧财阀多以向蒋氏输诚，渗入国民党内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则排斥殆尽，历朝开国规模之隘，无逾于此者...」「当时万念丛生，真不知如何着手，曾思独组一自由党阐明吾说，只使政府职权协助人民自由发展，而当时谋生不暇，资历声望又所不孚，不足以资号召，只有构想而已，终身无成愧恨而已。」（见第十二章）
　　由这里可看到，为中国建立一个以保护人民权利与自由，促使社会自然演化、文化与学术自由创造与发展的「自由党」，应是父亲毕生向往的大梦罢！
　　随即他加入了以实施宪政为号召，由汪精卫、顾孟余领导以青年知识份子为主的国民党「改组派」秘密组织。
　　一九三二年汪、蒋复合，父亲在党内及政界眼看即有不错的前途，他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学问尚不足挑起治国的大业，尤其要救中国，必须要在经济学上下功夫。在别人积极从事政党活动时，他却用功研读，终于在民国二十二年拿到铁道部奖学金，负笈英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海耶克，广读奥国学派与北欧学派的论著，后又转入柏林大学，用德文完成《中立货币论》论文。返国后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时，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又陆续用中文将它写出。这篇经典论文，是在论述货币与生产必须维持稳定而平衡的关系，并阐明其原则与方法，以避免遭到经济起伏膨胀收缩的干扰，这不只是维持社会经济成长创造的大法，也是文化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石。他引中国经典《中庸》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中立货币」的意义！
　　衡诸今天的中国及可见的未来，这仍是一篇极有价值与针对性的经典著作，却是完成在七十余年前的一九三○年代。父亲去逝后，夏道平先生晚年曾细读这篇论文，告诉我说，这篇不易读的论文令人深思，受益甚多，真是一篇经典！
　　
　　父亲晚年写这部回忆录，其实负着一个巨大的使命，等于是重写国民党史，他说：「我不写国民党史，国民党将永无真史！」「虽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触，写出片断的真相。但此片断的真相，多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原因是，在台湾--
　　「国民党的史料，都控制在党史委员会，此会的主委与委员们，向来看着蒋介石的颜色行事。」
　　早年罗家伦做主任，尚能有所节制，只是许多文件不敢公布。
　　「现在更不象话，宫廷的宦竖小人也当起主任委员来了！保存的党史及史料，不知经过若干抛弃、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于蒋家的资料一概无存！例如吴稚晖是蒋介石的国师，他每天有日记，死后，蒋介石派其机要秘书整理吴的资料，预备大事宣传，但整理之下发现吴稚晖晚年有不利于老蒋及小蒋的言论，老蒋就命其一火烧之。...」
　　父亲描述道出的民国初及北伐前后，以及抗日战争前亲身参与，历经与体会认识的历史，读之真是令人惊心动魄，拆穿了蒋介石长期垄断，以他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贤，极端扭曲的民国史及国民党史。父亲下笔握住民国以来有识的知识份子文人，欲建立民主宪政的大目标，与蒋氏这个嗜好杀人，常采取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新军阀头头的艰苦辛酸的斗争竞逐场面，令人读之不胜唏嘘，升起无穷感慨。这段历史不只是一段血泪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良知受难史。父亲认为他如不写，历史的是非黑白、颠倒冤屈永无以得正。这实是民族历史、道德与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他是企图效法孔子作《春秋》：「以礼为纲，以经为纬，断以自己的识解及社会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贬...（让）后世垂为典范...。」
　　而他写到自己的部分：「凡写一己之事，必择其与世道人心、社会风俗、国计民生有关之大事。凡私人恩怨，一概不书...。」
　　这就是周德伟（字子若，取效法孔子之意）晚年提出的一部自传--更是一部民国史--的告别人生的力作。
　　父亲是在一九七五年与母亲一同赴美兄姐处即未再回来，行前已写了若干篇章。由于长年以来，我们家常被监视，电话更是被监听。在台湾书写这样一部著作，使他十分没有安全感。他去国前，身体已很不好，胃痛从年轻时就未断过，晚年更是全身到处疼痛，这可能是由于年轻时一心努力，不注意身体。母亲说他在英国留学时，身体瘦得只剩下九十几磅，当时穿的英国呢料西装，居然后来成为我家念中学的窈窕大姐的小洋装外套！在他离开台湾前，我每每看到已年近七十的母亲对他辛苦的照顾与扶持，心痛不已。他在一九六七年退休后，抱病翻译了海耶克的大部头巨著：《自由的宪章》，似乎就是这部书，也使生命末期的殷海光先生终于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义，改变了他对传统的态度；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他的影响力，将另有一番景象。
　　父亲是自幼读中国经史，为文又受到章士钊及英国学界写精炼文章的影响。他带文言的笔法，可能会使现在年轻读者感到困难。但如能耐心慢慢熟悉他的文字，当可发现这是一部有崇高情操与深度思想见解的著作。前二章家族史读来可能有些累赘，建议读者可从第三章念起，将来有兴趣再回头读前二章。
　　这份文字常十分潦草的手稿，可惜只写到抗日战争初期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时期。可能是体能转差，精神不继，未得完成；也或许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这一部分是他最在意的，写完这一部份，认为主要的使命已完成，从此停笔了。
　　这部父亲的回忆录能够整理出来，有几位女士与先生是我要致上由衷的感激：首先，是我的伙伴紫藤文化协会秘书长林慧峰女士，是她的魄力与毅力，力促并操作在紫藤庐三十周年时，把这本尊德性斋老主人最后的遗作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要感谢刘佳奇女士，是她寻找到愿意打字的人，掌握打字、校对、排印的进度，并参与细校，使这部书能按期呈现出来。
　　而江玉英女士，也就是这位找了许多人后才找到的，愿意耐心辨识手稿难认的字迹，逐步打出全书；她做了这份一般人都不愿做的工作，我想这是大家都要感激的。
　　另外，我必须深深地表达对一位先生的感恩，就是郑村棋先生，他邀中时工会常务理事陈文贤先生共同为这部回忆录作了艰辛的初校工作；这份工作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做的。
　　感谢戴芫品小姐，她费了许多精神，细心地查核史料，并对比手稿、郑先生的校稿与排版稿；她也做了对父亲其他手稿的整理与编排工作，而这份从散乱手稿整理起的工作，是在四、五年前由张志云先生着手初编，在此也一并致谢。
　　我要感谢温洽溢先生，以他的专业协助校正现代史人物的姓名及字号等。
　　最后，要感谢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先生，以出版家的眼光与使命感，把这部著作列入重头出版；而吴家恒先生细心地在原书中找出「落笔惊风雨」的文句作为书名。
　　当然，对几位为这部著作作序的学者：尉天骢先生、姚中秋先生、邵健先生、吴惠林先生，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周德伟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与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与关键价值，对他们这种深刻地用心与努力，把周先生的思想、人格与看历史的角度阐明并介绍出来，我是十分崇敬及感佩。此外，对最早发现并呈显父亲重要性的陈明先生、朱学勤先生与贺照田先生，我也要致上由衷的敬意。
　　相信这本书的印出，告慰的不只是父亲在天之灵，也告慰了民国以来一些曾有伟大情操，付出巨大努力而不为人知，或更遭污辱冤屈的灵魂；也为后世人留下一份正义与悲悯；更希望革命以来，已历经好几个世代的牺牲与苦难的中国人，终能摸索到正道，正确而逐步地建立起未来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周渝，紫藤庐茶馆创办人。大学时期研习经济学、哲学及文学。毕业后曾任记者，创立「耕莘实验剧团」，参与台湾早期民主运动，对民主发展及艺术人文皆怀抱极大热情与理想，在戒严封闭的年代曾不遗余力赞助新生代艺术家。一九八一年创立文化茶馆「紫藤庐」，长期推广茶道美学、国际茶文化交流及艺文活动。
自序
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
　　孔子临渊而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余自幼以孱弱之躯，向未想到不舍昼夜的活到今年已七十八岁。儿女辈均以不知我之往事为憾，勤勤劝余作自传，藉供观摩。最初，余认为：自传乃西方名人的夙技，内容难免夸张自己，贬损人若物之客观事实，即俗语所谓自拉自唱是也，中国文人学士之修养，不立意以鸣高，不炫美以为德，如是「人心方趋敦厚，教化方昭纯美」。我又以为，最好的自传，莫如自己之著作，我既已刊行数百万言的著述，有以自见于世，并不为权势而稍屈，是非总可由后人厘定，何必陷入俗士之窠臼。圣如文王周公孔子，以及后代无数名贤硕德，一意以裨益世教为务，从未曾写自传，以鸣得意，卒之光辉万丈，照耀古今。我虽稍具学问及阅历，但置之茫茫宇宙，及日进不已之文化中，似不足道。古往今来人类累集之知识愈多，文明发展之水准愈高，则个人分享之知识愈少。我之有待于人者与人之有待于我者，不啻霄壤之别。真理乃天下之公器，果执理而真也，不患其不传，立论而妄也，我不自毁，人亦将毁之。庄生云：「计人之所知，不若其不知」，则个人之微末知识为事迹，自后人观之，已成鸡毛蒜皮之小事，传与不传，其归趋一也。
　　但儿女辈仍坚请不休，内子尤殷勤敦劝。儿女所谓：「我们经父母的培育，幸已成人，从未受过不可逾越的困苦，不似父亲一生艰难，受尽人所不堪的折磨，做了许多人所不愿为、所不敢为的事业，砥柱中流，有益世道，吾人所知，不及百一，虽父亲胸襟广阔，无意于宣扬自己，但不写出，我们无从获得更多的教训。再有进者，父亲生当新旧递嬗、文化交流之会，备具古今及东西各方的学问，交游既广，切磋又多，文章另具号载，在人文科学哲学方面，总算结集了自清末维新以来的成果，虽后事不可知，前事已可师法。但父亲过去为文，向未受到应值得的注意，何况后代？当代语体文流行，中学生以上均看不懂古文及文言文。父亲的文章识解，论古，确是超越前贤。盖前贤只能作论政、纪事及辞章靡丽之文，且所论之政，所经之事，非后今日之政及今日之事。不似父亲之文，汇集古今中西名家之言，如渊似海，阅历繁复，亦非前人所可企及。夷夏之分已被打破，新旧之争，亦已如量论正。且写今世之事，不免新创术语，有心人读之，亦祇半知半解，且岐义百出，谁能识父亲之本怀，且今日之当政，正贬抑正士及知识，崇奖庸俗及无知，父亲决不似古人之幸运，能垂名文以自见。盍稍贬焉，写一本实的自传，乃避艰深之探讨，务期阅者人人能解，反较专门著述有益于世用。」内子则曰：「文化由累积而成，君亦有其贡献，传之后世，不亦善乎？」余为其所感乃稍变原意。
　　接受彼等之意见后，原只拟写一本：「我与国民党的点滴」。我非党国大员，出生既晚，未尝加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以及民国二年之大国民党。自民国十五年后方参与政治活动，自无资格写国民党史，且自三十岁后，执见又与中山异执狺狺者流争吠所怪，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所阅官方文书狂悖谬妄，如尊陈其美如神智，抑黄克强如鬼。至于误国误民之独夫，则有豢养之文奴歌功颂德，尊之如尧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强奸民意，败坏士风，为前史所无。嘉言语录到处流传，掩尽天下人之耳目，自上尊号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伟人也，万口雷同从而利之，不复知人间羞耻。忆民国五年袁世凯篡国，蔡松坡将军率二千疲敝之卒，宣告于众曰：「中华四亿人民若让袁世凯做了皇帝，岂非全民族之耻？余将不计生死成败以反对之。」今日尚有蔡公其人乎？予自民国初年叨渥庭训，民国九年后追随先君与上述各会人士交往，厥后躬聆各方人士之言论，已历五十余年，所知或显著或隐微之实迹，深铭于怀，纪之可补正史之阙，真相稍明，后之览者或将有感于斯文。孔子布衣也，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以礼为纲，以经为纬，断以自己之识解及社会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都为弒父弒君，亡国虐民，乱伦犯纪之大事，后世垂为典范，其禅意教仕，岂有穷期？孔子道至大而不当其位，乃毅然述作，代行圣帝明王史官及大法官之职掌，而无所怯。春秋实为当代一部大野史。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微末如予，何能望此，然而所述既皆事实，此物此志，亦其类也。至于个人一生任教仕宦小事，转瞬即成烟尘，故凡涉及私人恩怨者一概泯除，只述有关国运及风气之大事，既只限于个人经历，漏述必多。故改名曰「予之一生与国民党之点滴」，如是则先世亦可纳入矣。形势所逼，又落入西方人士写自传之陷阱，自相违迕，幸读者谅之。然而行文亦自有限制：
　　（一）凡写一己之事，必择其与世道人心，社会风俗，国计民生有关之大事，凡私人恩怨，屡遭诬构，一概不书，与小人争，自己又居于何等？此类不平之细故，档卷俱存，儿女欲知予为何等风格，可自行翻阅，不以公之于世！儿女欲加整理问世，则予之骨已朽，任之而已！所谓不立意以鸣高也。
　　（二）又着「附录」多篇，自关人之大节，并纪一生读书心得，或已存有得而未笔之于书者，或早已存作今已佚失者。又今日印刷术昌明，当路在势者各蓄徒众，欺蒙群众，败坏风气莫此为甚，滥肆宣传，帷爬梳阙失行文必有根据及典则，方能让人信服，故此「附录」，不免繁褥，有志之士，其能深究愚衷乎！
　　（三）斯书写成之后必显国事之艰危及前人所犯之错误，国家必须改弦易辙，重加整建，故殿之以「跋文」，标出重建国家之大纲及原则。此虽个人之见，然恋往事，思来者，又融合中西哲理及法制，或不无一得。且任何主义乃环境促成，迨其屡试失败，若仍拘泥不仕，必导致更大之悲剧。故独标新见，愿与世人共勉！
　　（四）作者身居国外，典籍不全，所纪之事，时日或有乖迕，深望读者通其意，即为已足。司马迁着＜五帝本纪＞赞曰：「顾第勿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惟余纪身历之事，不虞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则所自励。他说多有，可备相互参证。是为序。
公历一九七八年二月于美国之加州洛杉矶
尊德性斋老人要周德伟
主编的话
　　很多人都听过或到过，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离台湾大学不远有一处适合喝茶吃饭聊天的紫藤庐。一走入庭院，一泓水池的红鲤见有动静，争相涌来。三株树龄八、九十年紫藤老树垂荫，让烈日也缓和许多，是故石上仍生青苔。若逢三四月，紫藤花开，闲坐院中，紫藤花在微风轻轻摇曳，不时有花瓣缓缓旋落，咫尺外的车水马龙，仿佛远了许多。
　　比较少人知道，紫藤庐原本是担任关税署长的周德伟先生官舍。一九五○年代的周宅是许多文人学者聚集放言的处所，所以在周宅不远处，就有特务常驻监视。周德伟先生晚年离台赴美，其子周渝仍住此处，一秉乃父好客热情作风，许多当时的党外人士出入，也使得紫藤庐在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中，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
　　更少人知道，周德伟先生除了关税署长的身份之外，在五四运动期间就读北大，之后因缘际会，在政治光谱上属汪精卫一派，之后出国留学，亲受海耶克指导。在北大期间，周德伟算是少数没被左派牵着鼻子走的学生，从政之后，汪精卫又是受国共夹击污名化的对象，而海耶克的自由主义在落后国家迈上发展富强之路，也不可能受当政者青睐。诸般因素，造成了周德伟先生前半生动荡、后半生抑郁的个人悲剧。
　　周德伟先生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着手写的回忆录，足以贾祸，赴美之后始能放言书写，但健康因素已不容许留下完整的记载，所以作者原来定名为「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的回忆录，只写了半生，到抗战就告搁笔。
　　一九八六年周德伟先生过世，这份手稿也随之尘封，字迹潦草、稿件芜杂，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使得这本回忆录的写作与出版相隔了三十年之久！
　　在这本回忆录中，周德伟先生以惊人的回忆录叙述了十九、二十世纪的湖南家乡，以及其父与革命党人黄兴之间的往来，这段叙述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样貌以及湖南在革命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留下非常宝贵的记载。
　　周德伟在1920年代就读于北大，是最早接触共产党的北大学生，之后参与国民党党务工作，所经历的也正是后来被国民党抹灭的一段历史，也难怪周先生要喟叹：「吾不写党史，国民党无真史也！」
　　后来周德伟毅然前往欧洲留学，拜入海耶克门下。很可惜，这本回忆录就写到作者返国、抗战军兴就告搁笔，但这本回忆录以三十万字记载半生忆往，已经蕴含非常丰富的史料了。

§内文1
北大生活与师长风采
余入北京大学后（为民国九年秋季，余年未满十八），外文则加入德文班，时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大学改制后，世人以预科比高级中学，实则就师资及学生程度而论，比现在之高中高出远甚。德文教师为海理威，本青岛德国总督府秘书，与教务长顾孟余先生善，日本占据青岛后顾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威廉‧泰尔》（Wilhelm Tell）剧本，彼不解华语，必须耐心听讲，后教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之《浮士德》（Faust）。一年级德文成绩余第一，李梅羹第二（后加入共产党，为托派，民国十八年，余犹遇之于上海，厥后不知所终），一年级结业后余能自读德国典籍。国文教授则有单不厂，教国故概要，林损教散文，均当代名家。史学教授为陈汉章，清季中乡举，后专攻史学，有名，京师大学堂征为史学讲师，到校后求为学生，盖京师大学堂毕业即为进士，可入翰林院。不二年鼎革，严复任校长，乃聘为教授，此亦一笑谈也。第二外国语（英文）讲师为涂允檀，留美学生（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出任驻外公使），从ABC教起。经济概要教员为余文灿，教育不佳，学生全赖自修，法律教员为林彬（后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所授皆现行法不讲学理，余不感兴趣，统计教员为陈启修，学力亦不称职，彼在各专校兼课，每周课务达卅六小时之多，故在各校轮流请假，是败坏学风之第一人也。一年级结业，余领全班。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月刊移上海由陈独秀主持，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及唯物史观，李大钊在北大开唯物史观课程，戴季陶、沈玄庐主办《星期评论》，以中山之干部身分，竟为唯物史观及共产主义张目，此外尚有《向导》月刊，亦为共产党人所主办，持论较《新青年》更显白而激烈，胡汉民亦在《建设杂志》上推崇唯物史观，汪精卫反沉默，似只在《建设月刊》发表一篇文章，论欧战后之国际问题。斯时并无左倾?相，戴胡等本亦读中国书，旧思想既被推翻，心无主宰，故容易吸收流行之思想。最可异者胡适之，本以实验主义为号，斯时亦向蓝公武让步，承认唯物史观之正确性。此时余因学潮居上海，尽读各派言论，思想极混沌，只静观演变。
民国十年秋，余已升入预科二年级，邓康、罗章龙等邀余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李大钊教授主持，余思入会觇形势亦未尝不可。一日邓康（中夏）来访，请余每周赴长辛店教课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费由学会担任，余曰：「余读书之不暇，何有时间教书？」邓曰：「无阶级意识乎？」余受儒书及心理学之影响甚深，乃曰：「余只知个人方有意识，阶级乃一集体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来意识？」邓曰：「你不相信唯物辩证法乎？」余曰：「辩证法之名称甚古，黑格尔之辩证法亦从心性入手，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问题尚多（此引顾孟余先生课堂上之言论），一时无可奉告。」邓曰：「既如此，你不够格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余曰：「既称学会，应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辈为此固执，我愿退会。」时余已读《浮士德》，又对邓康曰：「歌德曾曰：『物质乃一堆腐朽』，我不愿受腐朽东西指挥，我只知只手可以挽狂澜。」邓康大怒曰：「你真不配做会员，请你退会。」余曰：「我已言明退会，何待你请。」事后李梅羹、胡家凤、锺继璜告余曰：李大钊曾责邓康「操之过急，致使本会丧失一英俊青年」，事后余亦未追问。
陈独秀既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乃招北大教授胡适之、顾孟余二先生入粤，胡应招而顾则拒之。胡赴粤先访陈炯明，会谈情形不明，后访中山。中山正拟扩大国民党，邀胡入党并预许为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孙拥总统空名，一筹莫展，支票不灵，胡拒之。胡返北大后，一日，余见北大日刊，刊出胡先生一篇文章，谓「见了宣统，宣统称我为先生，我称宣统为皇上」等语，余思「既赴粤见中山及陈炯明，回来又见宣统，到底是什么作法？」于时，胡之《红楼梦考证》出版，余思胡先生以杜威之学说相标榜，杜威主张研究法的问题，又谓「学校即是社会，社会即是学校」，乃美国之激进首领，胡先生何以费大力研究死问题，真是玩物丧志，何况我素不喜《红楼梦》，此书只写出一班女孩子争风吃醋，无思想可言，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价值表上，一落千丈，不复视为哲人矣！后方知胡先生数数见宣统，成为好友！（见溥仪自传）孙先生被陈炯明所逐，邵力子时主持上海《民国日报》，力诋陈炯明为叛逆。胡先生又在北大日刊发表一文，大意谓，「陈炯明之行动乃革命行动，不能称为叛逆，民国时代，还有什么叛逆。」等语，余思「陈炯明自清季即奉孙先生为领袖，现在之实力，亦孙先生一手所提拔，何能为此毒辣，即对朋友亦太不顾道义，否则社会内人与人相偶，尚有协调合作之可能乎？充胡先生之论旨，则中西伦理学及社会学各科可废，人类均将退化为原始人！」民国时代既无叛逆可言，又安可称溥仪为皇上，如是益不满于胡，胡先生此类文章，现已不见于胡适全集，其他被胡先生删去之文章尚多，以掩其矛盾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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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筆驚風雨》的笔记-第1页

孫文說“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是指組織和自治能力而言；“而民生主義又搞得與共產主義糾纏不清”，這個由費邊社大本營LSE的畢業生說出來比較奇怪。初步感覺，行文非常個人化，一生怨氣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