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华沉浮录 6》书评

人人都要读董桥

文\Shirleysays读书人偏固执，易相轻，喜慎独，对书的好恶自有一套葵花宝典，唯己独尊，不轻易信人。陈子善编过一本董桥的书，用了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为书名，并以之为代序。谈及读书，如果说“一定”要读某位作家的大作，就“一定”会引起众书生的反抗，“一定”像支秘令，仿佛亵渎了读书人的自由意志，为读书人所不耻。可是，如果给自己一个机会，翻开一本书，像洞开一个世界，比如董桥的《英华沉浮录》，恐怕你对“一定要看董桥”的“伪命令”会有新的理解。有些作家，人生必读，开卷有益。董桥，就是这样一位。董桥，四十年代生人，今年恰逢古稀。有本《董桥七十》，是为纪念。他早年客居英伦，学贯中西，颇擅散文随笔。在香港，常年写专栏的才子不少，像陶杰、古德明，被人视为鬼才。他们文章的鬼灵精怪、思路百变，令读者觉得既欢乐又热闹，给如今沉闷的纸媒平添一抹亮丽。如果说他们像多姿的湖，那么董桥就像深沉的海，宽阔、沉遂、无法触底。海豚出版社的简体版的《英华沉浮录》，共六册，精装本，封面的颜色分别是深蓝、焦黄、嫩绿、暗红、朱紫、铁灰，放在手边，像一个五味杂陈的厨柜，藏尽世态炎凉，人生百态。读董桥，你会感叹人类的神奇，世间如何有此种人物，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时而严肃、时而戏谑，就像在挖掘一座宝藏，读懂和读不懂都欢喜，得到和得不到都淡定。他谈文学、谈语文、谈文物、谈书画、谈英文、谈时事、发政论…… 他引经据典时，你不会觉得他在掉书袋；他博古吟今时，你不会觉得他在拾人牙慧；他谈天说地时，你不会觉得他在倚老卖老。通篇至情至性的文字，令人心生爱意，人格魅力四溢。老先生此生爱书，且治学严谨。所以，在本书的开篇，他用一个有情趣的小例子来讨论治学。在《春寒说酴釄》里，本以为他要讲花事情事凡俗事，谁知讲尽春花之后，他笔锋一转，以“我平生读书不求甚解，涉猎虽杂，过目即忘，草率可知。春寒无聊，为花小做考证，一乐也。”为小文的结束，一通看似呢喃的呓语，却既可读出先生的真性情，又得治学需考证的学识，的确是轻闲背后的郑重。他把轻与重拿捏得恰到好处。董桥博览群书，对作家的品味亦脱俗。有记者问他，若是开个书单，他会推荐谁？中国作家他选了三人，周作人、沈从文和杨绛。他说杨绛比钱钟书写得好，因为杨绛的文字有胆，所以一读杨先生，你就会肃然起敬。钱先生没胆，文字就狡猾。钱先生懂得太多了，连文学都变油滑了。读者也许不见得喜欢董桥的文字，但是他人生态度里的这分真诚和坦率着实令人敬佩。而外国作家他推荐塞林格，对于那本满篇脏话的《麦田守望者》，他说塞林格写出了背叛大人的虚伪。这说明他仍然欣赏文学里的情性中人，推崇用真心写作。“都说《廊桥遗梦》是廉价的伤感；都说电脑世纪容不下离愁了；都说朱自清清华园的荷塘再也闻不到荷香，月色已经朦胧，真的吗？”古稀董桥希望用自己的一片真，搅动文学海洋里的整片真。真实、真诚、真挚是文学原始的本质，也是董先生最初的性情。谈到写文章的技艺，董桥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有观点，而且要多写。“下笔精确靠多写；前事不忘靠多写；明心见性靠多写；”他给报纸写专栏，每日一稿，坚持数年，可见写得足够多。可是，写得多，不等于字数多。他赞扬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文字经济，“他的小说文学没有水，却不会浓得生腻”。文学原是一种怀旧的艺术，语言文字更是老旧的宝贝。他坦言，“明清笔记我真的是刻意去学，因为你文言写得好，你白话才会好，文言没有底子，白话写不好。”所以，他认为语言文字的魂魄藏在奶奶的樟木箱子里、藏在爷爷的紫檀多宝格里、藏在母亲煎药的陶壶里。我们仿佛看到之乎者也与现代白话相亲相爱，文字传承的魅力在董氏文章里张显。文字是肉做的，只有骨肉亲情才能打败现代文明形成的都市钢铁森林。所以，好的文章里需要有很多种情，好的文章会把情绪渲染得恰到好处。那么，潘金莲孝衣下面露出的一点点红，才是大学问。董桥在谈笑之余，顺势点拨了我们关于写作的大学问。香港这码头，是座语言混杂的都市，英语、白话、港普，以及各种缀满乡音的方言。港人素来以英文流利而骄傲，世界经济之都，多年受殖民地文化的浸染，让他们的思维与兴趣更偏向英伦。但是，九七回归以后，素来为傲的语言竟然变成了港人的一种困惑。从港府的公文到传媒的标题，都流露出不中不西、不洋不土的怯懦。董桥说，英文越好，我就越感觉到我的中文不能像英文，我是非常非常刻意去避免那种洋化文的出现。他认为，没有好的中文，根本译不出好的英文。中文、英文，孰轻孰重？是港府在语文教育中忧思。在大陆学子快马加鞭进行英文考级时，港人却在为痛失语言的根而伤心思。董桥说，形容香港最有名的一句话是 “a 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一个借来的地方，靠借来的时间过活)，而港人使用的也是借来的中文。你不是英国人，你永远说不出，写不出地道的英文，中西文化的界线注定了港人的命运，“他们的涵养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和语言逻辑”，董桥如是说。“善待母语，维系尊严。”是董氏送给纠结中的港人的箴言。董桥是位爱生活、爱自己的老先生，兴趣爱好数不胜数，自得其乐享受生活。记者问他，“热衷收藏的人可能因为他热爱生活，比一般的人更有情趣吧？”谁知老先生理直气壮地说，“收藏的人都自私，都以自我为中心，这对写作有好处！写作就是以个人为中心。”在书中提及最多的收藏，就是笔筒。那件《琴挑文君》图竹刻笔筒，更是屡不离口。董桥的笔触里有种令人不易察觉的小矫情，文字有股初冬里的清冽。比如在《语文竟是那么希腊》里，他从不同的侧面定义语文，“语文的疏离感制造寂寞的心灵和悲怆的情怀”，“语文原来也有狰狞可怖的一面”，“语文原来也可以那么善变”……也许你最终也不知道语文是谁，但是对它的多面性早有准备。就像董桥在鼓励港人多学习中文，摆脱英文化的束缚时，却不无得意地说，“我的文章就是一杯小小杯的红酒，是在花园里天快黑的时候喝一点马提尼的感觉。因为文章里的洋味去不掉，我也不想去掉。”总之，董桥是位拧巴的老头儿，拧巴得可爱。你说董桥老派也好，新派也罢；你说他西化也可，说他古董也行；如果你不读，就意味着错过，世间只得一位董桥，不可错过。已发《北青报》，有删节。

无需拯救的文化

六卷本的《英华沉浮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拖拖拉拉总算看完了。在董桥带领下，做了一次行云流水的文化之旅，移步换景，妙句佳音俯拾可见，不枉了这一段旅程。该说的话之前已说了很多，想香港区区弹丸之地，港英政府虽然也做文化的构建，但毕竟是殖民地，其力度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我国政府的大力弘扬相提并论。何以几十年间我们鄙夷的香港，却有金庸、李碧华、董桥诸人出现。这些人创造出的文化成就，在大陆也要跻身一流。哪怕偏居一隅，金庸只认作通俗作家、董桥的格局也算不得宏大，且难逃甜腻之讥。但商业文化处于统治地位，东西方文化冲撞激烈，殖民化教育影响深入的香港，几乎是不适合种植的荒原，却仍能开出娇艳的花朵，自吐幽芬，莫非是上天眷顾？更不用说之前香港电影业的胡金铨、吴宇森、徐克，流行音乐界的四大天王、BEYOND、张国荣等一批高手，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创造出的文化局面之开阔。如果看香港和大陆人口之比，大陆该出现多少位大师级人物，才能抗衡香港的文化活力呢？文化这种东西，最需要的不是弘扬拯救，而是自由。只要不是铺上柏油路，再年年整修，填补一切能够滋长草木的缝隙，哪怕最为荒芜的地方也会有沙棘吧。香港文化融汇八方，金庸、梁羽生等人都来自大陆，董桥是南洋华人，在台湾受的大学教育，1949年后，没有留在大陆的很多大师多在香港驻足，例如钱穆、林语堂等人。来自欧美的文化在香港自由传播，香港文化并不曾被西风压倒东风，只是相辅相汇，兼容并蓄。如董桥，吸纳了英伦的风格，并不影响秉持华夏的传统。对香港而言，无论港英政府如何强化英文教育，只要自由的空气在，中国文化自有健旺的活力，破土而出，蔚然成气。以一个商人最有发言权的城市，一个英文强势的地区，能延续两千年的文化血脉，呼吸西风吹来的气息，不断成长，正是自由促进文化的最佳佐证。一个地方的文化要政府来指导弘扬，不是政府的政绩，而是政府的无能。扫描关注我的读书分享微信公众号“闲书过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