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章节试读

《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的笔记-第101页 - 我与书铎先生的“学缘”

我与书铎先生的“学缘”
杨天宏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们都忙着扫祭已故亲人和师友。龚门弟子此时亦在商议征集缅怀文字，付梓出版，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师和学者。谢维以“同门”师弟的身份来函，嘱我写篇短文，寄托哀思。谢维没有弄错，广义的讲，我也算是书铎先生的弟子。中国传统将老师分为“业师”和“座师”，业师系直接传道授业解惑者，座师乃科举时代的主考官，受朝廷之命为国抡才。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系由龚先生主持，按照传统，龚先生是“座主”，我是“门生”。
不过我对龚先生执弟子礼却不免有些“忝列群贤，有辱师门”。龚先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不是，或没有资格被认为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除了被“灌输”的那么一点常识以及被告知马克思的学说系认识宇宙及人类社会惟一的真理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个人体会。1990年代以后“误入歧途”，转而追求学术多元的“时尚”，在正统派学人看来，可能已沦落为思想与学术的“另类”。因为摄取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食洋不化，加之现实社会中因误读误用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物质不同，我可能有些“心物二元”的倾向，在偶尔“客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时我更看重主观心智的作用，虽承认物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却不赞成极端化的“唯物”，认为唯物主义与文化思想研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以唯物主义信仰研究属于形上层面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宗教，本身就构成了严重悖论，其基本套路只包含批判而不包含赏析，有时甚至连起码的“了解之同情”（empathy）也没有。几年前，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蔡方鹿教授和我谈到当代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宗教的学者，钦佩其学术努力和建树之余，却感慨其以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训练转而研究中国传统宗教，颇犯古人由“经学”入“小学”之忌，虽不乏成就，弊窦亦由此丛生。方鹿教授可能未意识到所言包含的逻辑关系，忽略了“小学”非宗教之属所可伦类，但我却深然其治学须循学术内在理路演进之说。对龚先生我也曾产生类似看法，认为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难免将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简单归结为“物质”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未必是恰当的选择。
然而随着书本及社会阅历加深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学界，将已成时尚的现代西方理论方法的拮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截然对立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即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的一支传入中国之后，国人一直像对待其他西学一样，在做为我所需、为我所用的选择性改造，使之如同来华基督教那样入乡随俗，趋于“本色化” (Indigenization)。就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而言，虽然一段时间内有将两者搅和在一起的倾向，那个年代的政治斗争也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者未必都卷入了政治，因为按照近代学人的观念，政学分殊，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在中国学界，以我现在的认知，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无政治背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家政治极左时偶尔就政治问题作出柔性表态，也与当时特定的情势有关，有其苦衷，不必苛责，毕竟他们只是书生。在理论上，他们更多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注重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一面，强调客观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学者提倡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正好契合。在已经丧失对“修正主义”的警惕的年代，他们虽未必意识到强调“实事求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潜移默化作用，但“中国化”却在传统学术精神的作用下实实在在的展开并找到了“与时俱进”的行为学解释。可以说，在中国这样对于舶来品富于创造性改造传统的国度和当下语境中，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马克思学说以及严格受其规范的思想学术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日学者为追求学术的“现代性”而作理论方法的全新探求，与龚先生那一辈学者的主义坚守并不一定构成冲突。
21世纪的中国学术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今天能够承认自己宗奉马列的历史学者已不多。但不应否认的是，我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生代”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受惠于龚先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我们学术成长的初期，在西方学术尚被严格“屏蔽”的1970至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陆堪称真正意义的“显学”。这种被弄得自尊独大的史学压抑了其他史学流派的生长，却也把一种学术思想如何演绎到极致作了充分展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龚先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曾引来一些非议，认为他思想古板。然而在我看来，这里可能存在信仰真伪的辨别问题：真信仰与假信仰在境界上判若云泥，而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假信仰或无信仰。对有志寻求“现代性”学术发展的学者来说，姑不论信什么，能像龚先生那样一辈子坚守自己笃信的主义就令人敬佩。如果一个学者信念不坚，遇事调和，其思想学术将会因圆融而失去特色及存在的价值。
难能的是，龚先生虽有执着的信仰与理念，但当年轻一代作新的学术探讨和追求时，他却表现出少见的宽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至少学生的感觉是，龚先生并没有要求他们像自己那样坚持“唯马独尊”，在龚先生门下，多元化理论方法的探寻蔚然成风。作为大学教师，龚先生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辛勤耕耘，作育人才，培养了众多中生代及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而以我可能有些厚诬同仁的判断，其中“非马”应居多数。这或许证明，就思想和学术性状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史学家应该与西方一些人基于特定政治立场所作理解有很大不同，也反过来解释了像我这样多少显得“另类”的学人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捍卫者的龚先生保持尊敬的原因。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系龚先生主持，但我和龚先生初结“学缘”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前12年。1989年冬，我到贵阳参加“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学术讨论会，会上认识了北师大的张守常先生。当时我们都在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他提交了一篇《教民小议》，我看后很受启发；而我提交的一篇题为《普法战争与天津教案》的文章也引起守常先生的注意。会议期间张先生很关切的问我是否有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我说川内尚无近代史专业博士点，我正为到哪里攻博犯愁。张先生说北师大有近代史博士点，龚先生在招博士生，正八方物色优秀生源，如果我愿意，他可向龚先生推荐。恰好头一年，我在川师大的邻居好友、现在川大中文系任职的谢谦教授被录取为北师大中文系启功先生的博士生，我对有可能与“不谦兄”同往北师大深造表示出极大兴趣，说方便的话可烦请张先生向龚先生绍介。回蓉后我寄给张先生两篇我的习作祈转呈龚先生：一篇是次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那次会上提交的论文，一篇是两年前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太平天国的租赋关系》。一段时间里，到北师大读龚先生的博士成为我隐匿心中的一个愿望。两年后，我现在的师友、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的罗志田兄向林霨教授（Arthur N. Waldron）推荐，为我争取到去该校参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相关研究的机会和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使我在寻求自我超越的人生路上多了一种选择。然而让我至今引为遗憾的是，由于那几年为慢性结肠炎困扰，状态不佳，我既没有到北师大师从龚先生，也未能前往彼岸学习深造，但冥冥之中，我与现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先后两代最卓越的学者的关系似乎已因此而前定。
1998年，我身体状况好转，攻博之事重新提上日程。无奈此时父母均年近八旬，本诸“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加之志田先生已学成归国，任职川大，且川大已成功申请到专门史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遂决定选择川大，就近攻博，而我与龚先生的学缘似乎也就因此了结。
但有些缘分是不会被外在因素轻易割断的。缘（Pratyaya）为心对境的作用或为心的虑知，故又称缘虑，表明缘即虑知。我心既为龚先生所营造的学境所吸引，即属有缘，且为善缘，终有顺遂我愿的机会。2001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准备答辩。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在职攻博，当时的我已在高校任教16年，晋职教授也已7年，已是四川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并担任四川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论文交到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后，院领导和老师们考虑到我的“特殊身份”，决定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担任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以免其他资望辈分稍浅的人“占了我的便宜”。对学院的考虑，我事前并不知情，临近答辩才获悉，所聘“座主”竟然就是我仰慕已久的书铎先生。记得与我一起攻读博士学位的徐跃兄曾多次对我提及他在北师大读硕士期间龚先生指导他研究弘一法师的点点细节，说龚先生自己对佛法亦有很深的体认。当学院告知龚先生即将前来主持答辩时，我顿然悟到，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分！
2007年冬，在我调到川大工作两年之际，因学校申请国家重点学科之事到北京跑差，下榻北师大新落成的宾馆，办完差事之后，决定登门看望龚先生。从宾馆出发前，我特意给龚先生家里挂了电话，以免唐突。当时大约是下午三点，接电话的是师母，她和气地问我是谁，我告知身份之后，师母以很抱歉的口气说，龚老师感冒了，咳得厉害，正卧床休息（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动了大手术，刚回家休养数日），能否改日再来？也许电话离卧室很近，龚先生听到是我想登门拜望，马上叫师母改口，说他身体并无大碍，可以见我，于是我径直前往先生宅第。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在通往龚先生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却感觉十分温暖。
在我的记忆中，龚先生家住北师大校内东门附近几栋楼房中的一栋，四楼靠右手。楼房可能建于1950或60年代，历经数十年，显得十分陈旧。我抵达先生府上时，房门虚掩着，我轻喊了一声“龚先生”，门随之打开，师母将我带进书房，龚先生已合衣坐在椅子上等候。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登临龚宅。话匣子打开后，先生说了很多，但常被咳嗽打断，师母不断提醒他少说话，我也多次提出准备告辞，但先生硬是留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内容无法在这篇短文中详述，但至今我的耳畔还仿佛能听到先生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弘论，它让我见证了身边诸多朋友多次对我提到的龚先生的博学与多识。
聊到兴致渐高时，我憋了很久没有说出的话终于脱口而出。我问道：我和先生以前并不认识，先生缘何应川大之邀，以逾古稀高龄，不远千里，入蜀专场主持我一个人的答辩并在后来的学位论文评优中极力推荐？没想到先生反问说：怎么不认识？当初你不是请守常教授递给我两篇你自称是习作的论文，并表示想到北师大来攻博吗？那两篇论文早就让我认识了你！倒是该我问你，当初为何食言，没有前来报考！先生的反问让我尴尬语塞，但几年前答辩时由我单方面认定的缘分，倏然与先生达成虑知耦合，让人不相信缘分都不行。
下午4点半，我向龚先生及师母告辞，先生执意起身将我送出家门。当我下到楼梯拐角处回首时，看见先生仍然站在门边向我微笑挥手，显得格外和蔼慈祥。这一形象蓦然映入我的眼帘，就像摄影一样将瞬间变作永恒，我顿时产生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全新认识，感觉他们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而平和仁爱，是与龚先生一样的忠厚长者，是中生代和新生代学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的笔记-第308页 - 怀念书铎

怀念书铎
张萍子
书铎生来与书有缘，从小喜欢读书。儿时晚间经常坐在天井的石阶上，借着月光看书。自认为这样不但节省灯油（上世纪30年代电灯不普及，屋里照明多数点油灯），还可以边看书边赏月，别有一番情趣。
我于1961年嫁到龚家，首先发现在家里右房有个小藤箱，里面装有许多书籍，有历史故事连环画、中学历史课本、通俗历史读物……每本书的第二页都很规范地在右上方写上“龚书铎藏书”，左下方写上年月日，并盖上自己的印章。婆婆说：“这些书是龚儿小时候，花长辈给他的压岁钱买的。当时，他听高年级同学说，穷人到书店偷书无罪，但龚儿不想偷书，怕被学校知道，认为品行不好，取消给他奖学金”。1963年，我们有了孩子，婆婆跟我到福建南安国光中学，帮助看孩子。之前，我们整理家当，我认为这些书籍都是少年读物，于是就地处理了。如今，我很后悔，没有保留一些把它们带到北京来，摆在北京的书室里，既作留念又能增添书室的童趣。
一生和书结伴，有银买书、有暇读书、有愚问书、有语写书。只要喜爱的书，哪怕只有少部分可做参考，都不惜花钱，先买下来备用。这些书涵盖了教育、史学、哲学、文学、戏剧各领域。住房空间大部分被二十多个书橱所占据。在家，一日除了三餐及午休之外，便是看书，写文章。善于利用时间，见缝插针。在出差途中读书，在洗手间也读书，看电视时手上也拿着书，准备当屏幕出现不养心养眼的情节或画面，就能及时转换视线——看书。生病住院，在医院病房，除了发高烧或做某些理疗之外，也天天读书看报。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是常态，吃饭服药经常要多次提醒才启动。书铎读书时的姿态尚合格，从不躺着看书，坐着看书时，眼睛与书本始终保持着眼视距离（不是刻意）。但是，读书的时间太久。我经常提醒，要有间断，要做眼睛操，要闭目养神。回答总是：“不觉得眼睛有疲劳感。应发挥优质基因的作用”（指的是自己有一对好眼睛，从来不戴任何眼镜，视力好）。前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告诉后人，读书要勤奋，要刻苦，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读书很辛苦。但是，对于读书的皮肉之苦，书铎具有本能的、超强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始终不觉得苦。恰恰相反，觉得快乐无比，其乐无穷。有时，看书好比看一幅美丽的风景一样，欣赏的愉悦油然而生。书铎啊，我说您是一个读书迷，读书给您人生带来快乐和幸福，不读书您就缺少满足感，处地不踏实。书本始终陪伴着您，时刻在您身旁，书本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您永恒的“老师”。您一生在书海里畅游，找到航标之后，更加努力，自强不息，以苦作舟，直到生命的最尽头，才上岸休息。如今，我和孩子们为您准备了一些书和纸、笔，置于您的安息之处，好让您继续读、写，以免太寂寞。
您常说：“读书能让人们获得真理和良知。有了真理和良知，才能坚定信念。立场坚定才能顶风冒雪，抵御暗流；才能避免走错路，做错事；才能做好自身承担的一切工作；才能做出更多有益于国民的事情；才能改造自己；才能做个有道德的人”。您力求以真理和良知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准则，努力博览群书，以书香熏陶气质，以知识滋润心灵，借此充实完善自己。自觉内包装、润物无声。您也注重践行，您常说：“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给学生讲书，首先自己要读透、读深书。教师的知识积淀十分重要，除了多读本专业的书，特别是本专业的经典书外，其他边缘科学的书也要读，知识结构越谨密越好。要把所学知识通过自己的思维会通后，凝练精华，再巧妙地传授给学生，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如今，自己尚未达到这种程度，还须继续努力读书”。日常工作、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十分认真，写字台上摆满各种参考书，小问题也不忽略，经常为一个地名、人名、时间等反复查阅典籍和史料，进行核实。除了付出脑力，有时也付出体力。家里书橱很高，买来的书橱上又叠加一个小书橱，上下两个叠加一起，总高程两米三多，还有一些书放在床下、桌下。取书有时要高爬低蹲、翻箱倒柜、为此，我特地做了一个带木梯的粗高腿椅子，让您在高处取书时比较安全、稳当，中途也可以坐着歇一会儿。这套“活动”对一个老人来说十分费劲。但是，您并不感到麻烦或厌倦。您认为这是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互换和调节，很感快乐！
书籍是您的财富、珍品。您倍加爱护，决不让家人在书籍上放置任何物品，生怕留下痕迹或碰脏。您从不折叠书页，也不在书页空处写字，均插书签。如果有人向您借书，还回时发现有所损伤，您很心疼。家人如果不小心损坏您的书，您都跟他（她）急……每个书橱一定要发上卫生球以防虫蛀。清理图书时拍掸尘埃，充满螨虫的尘埃呛得直打喷嚏，也舍不得用湿巾擦，生怕书面起皱纹。为此，我特地准备一个吸尘器，但是您很少使用它。我问您：“是不是书尘散发书香，让您陶醉？”您说：“很有诗意”，跟我打哈哈。后来我才知道是吸尘器操作不好容易翻滚书页，效果不佳。
热心帮助他人读书。常有些人来信要您的著作和史学资料，您都尽力给予帮忙，特别对边远地区的中学历史老师，加倍关照，亲自到邮局给他们寄去书籍或资料。生病住院期间，有位护士很喜欢历史，要您的著作，当时您手上只有一本，不惜送给她，她很感激。有些重复的书籍，就及时送给学生。
书铎，您忙于买书、读书、教书、写书，我则忙于安置这些书。为了保管好这些书，为了便于您置书、取书，我努力学习绘画书橱图，以便订做书橱。先考量一下家里还有多少能置书橱的空间，量尺寸，再按尺寸大小绘图，精确到一厘米；隔板要加厚，要立体、透视。绘好图纸，及时到实木质家具店订做。百分之百的夫唱妇随。做这些活儿，虽然十分辛苦、疲惫，但我无怨无悔。我认为，我能为您读书提供硬件而付出辛劳，很值得！
书铎潜心事业，淡泊名利，不与他人计较有关名利方面的事，也不爱炫耀自己。奖品不少，东塞西放，不做归整。北师大百年校庆要展示师生们的教学、科研成果，举办师生奖品、奖状展览，向您要所有奖品、奖状。您手忙脚乱不知放置何处，要我替您寻找出来。家中书籍很多，我一时记不清它们的准确位置，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来，要您过目。您说好像还有一些。我思索好久，想起几年前整理书籍时，有数本红色硬皮本，捆绑在一起，置于书柜顶上。于是，我把它们搬下来，打开一看，果然在一些聘书堆里夹了不少奖状。我及时将奖状挑出来交给您。如今，整理您的遗物，又发现床下杂物堆里还有从来没有见过的早年奖状、劳动模范的奖杯、奖章。我曾经建议您把它放在玻璃推门的书橱里，您反对说：“别摆，书橱还有书要放”。我只好把它们用纸包好，放在床下犄角旮旯的地方。住院期间，同病房有位高龄病友，曾经是劳动模范，经常回忆当年劳模深受尊敬和关照的美好时光。医生、护士们知悉之后，对这位病人特别尊重和关照，每次查房之前，首先向劳模表示致敬！然后再问病情，热情有加。有一天，我在您耳边悄悄问您：“好像您也曾经是劳模？”您点点头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别说”。我尊重您的意思，什么也没说。
书铎简朴无华，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卅多年来，单人床一直是单身汉时用的那一张——像学生双层床的下层那样，床板不太平整，宽度只有75公分，外观沧桑。1995年最后一次搬家，住房面积扩大好多，我生怕您睡时翻身不便，建议更换一张比原来宽一点的床。您不同意说：“原来的床照样可以用，加大宽度会排挤书橱的空间。”过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做两个低矮的橱合并，总长190公分，宽90公分，高45公分，顶面当床，橱内可放不常用的书籍和杂物。征求您的意见，您同意。我及时请来木工，把原来的单人床拆散当材料，做两个小橱。
在家经常穿两件深蓝色卡其布质中山装，已经穿了廿多年了。我特地准备两件夹克衣，让您更换。但经常没换，照样穿那两件陈旧的中山装。我问您：“夹克时尚，为什么不穿？是不是怀旧？”您回答：“不是怀旧。中山装的口袋多，便于放置物品”。后来，我替您买夹克衣时，特别注意查看。是否有4个或多于4个口袋。饮食方面，我问您想吃什么？爱吃什么？回答总是“随便”。从来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生怕我费事。我只好通过您的饮食状态去领悟、发展您的饮食爱好，以便为您准备食品，好让您多吃一些（因为脾虚，食量始终很少）。近十多年来，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完全可以再提高一点物质生活水准。但是，您的物、食生活变化不大，还是老样子，书生本色。我知道，您并非刻意节衣缩食，想节省几个银子，而是您天性简朴，对简朴、原生态特别有亲近感，已成习惯，老习惯无法改变。
除了教学，搞科研，也承担一些行政工作，如系主任、史学所所长……。此类工作您不专业，更不是强项。重新学习、摸索。八年系主任，与系里领导班子的同事相处协调、和谐、彼此相互支持、理解。系主任期间，除了因公外出，每天都到系里上班，处理事务、等待任务。系里有个别老师，不太理解您的原则性，由于个人要求没有实现，对您发狠，您并不计较。您认为自己无力给予满足要求，对方心里不好受，有闷气，把闷气发泄出来，心情会好些。类似的事情，您都以宽容接纳的胸怀对待，不记恨，一笑了之。
当初您所以选择历史专业，是对历史的兴趣和爱好；所以选择师范学校，是因为经济原因。结业之后，在职业生涯中，所承担的工作，有些并非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更不是经济因素。是有些事必须去做，是任务。社会上一些机构和人士常来找您帮忙，只要不影响您的本份工作，只要您能力可行，只要有益于国民的事，不管来的是高层或低层，相识或陌生，您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当前的任务，您经常放弃休息，甚至牺牲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戏剧评论。每当做好一件事，或完成一项任务之后，您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有时情不自禁地哼起京剧，孤芳自赏，自得其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生理机能逐渐衰弱。但是，您的学习、工作干劲依然如初。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对事业精神十足？是什么原因让您对事业热情满怀？是责任，是使命！您认为，作为一个教师，理应努力做到：“为人不苟，为学谨严，道德文章，垂范后辈”。理应为国家培养优良的建设人才。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理应忠于史学，尊重史学，勇敢捍卫史学的尊严，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这是您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天责。六十年来，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导师白寿彝先生的教导、感化下，在民族大家庭诸方面的帮助、支持下，扎根北师大这片育人的沃土里生长、成熟。为人处世的思维方式，从以感性思维方式为主导，提升到以理性思维方式为主导。不管处在何种境地，顺境或逆境，您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状态始终执著、坦荡、从容、淡定，泰然自若地沿着认定的方向信步。所做的这一切，行为的动机，并非有任何实际目的，更不是为金钱和名誉，而是在追求自身行为的最大价值，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书铎患病住院治疗，打针输液，血管很细，埋得很深，针头不易找到血管。针头在皮下左转右移，全身针头痕迹无数，千疮百孔，您从不呻吟。每日医生查房时间问您：“哪儿不舒服？”回答多数是：“没有不舒服，还好。只是腿部不自然，有点酸麻、疼痛。”医生只好再参照监护仪的参数和出现的某些症状（体温、咳嗽、浮肿等），实施治疗手段。医生、护士们都说，您表现很好，很坚强、很配合，精神状态很好！在呼吸科里的病人，您的状态最好，您从不拒绝各种治疗手段，更不会叫喊或自行拔掉针头……护士们称您是“可爱的老人家”。
住院期间，学校党委、校长、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同行挚友、同事、国内外亲友，学生都来医院看您。您生日那天，学生们给您祝寿，送来鲜花（一束81朵红玫瑰——庆贺您81周岁）和生日蛋糕。同日，二炮总医院也送来寿面。平日，亲属、挚友、学生经常送来补品。学生们给您喂饭，希望您多吃几口饭以增强体能；为您准备袖珍电脑，以便放DVD光盘、听京剧，减少寂寞；为您准备拐杖，以防下床走路跌倒……人们对您的种种关爱，您都永记心怀，并要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医生、护士们目睹这一切，深为感动，说您是“幸福的老爷爷”。
在呼吸科七个多月，这段时间反复出现肺炎、发高烧、贫血……。家人一再表示，只要对治疗有利、可行，任何治疗手段，我们都不惜一切，全都接受。主治医生任婧大夫，主任医生王英大夫都很敬业，细致观察、用心治疗，多次让病人度过难关，转危为安。2011年10月底，各种生理指标尚稳定，想出院回家，医生也同意。但是，此间正处于秋冬季节转换，暖气尚未开启，天气较凉。家人想待供暖开始，温度足够暖和时，再办理出院手续。十一月初，北师大提前供暖。我马不停蹄地准备出院之事，买了吸痰器、吸氧机、监测仪，并在网上招聘具有护理技能的护工，面试合格，万事俱备，决定十一月六日出院，并提前一天告诉大夫，好让医生也做准备。不料，在十一月四日清晨，书铎突然呕吐，五日开始昏迷。经抢救，六日醒来，有点意识。但是，各种指标都很不好，左肺失去功能，从而导致心衰、肾衰。八日进入全昏迷状态，九日深度昏迷。九日廿时左右，病情进一步恶化，家人、历史学院院长、几位同事、学生，都来到病床旁守护。这时监护仪的参数不断下降，心率降至六十多，又继续降到五十、四十，到三十后突然归零，屏幕一片漆黑，时针指在二十三时四十一分。书铎，您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了，安详、坦然地到另一个世界去安息！此刻我心如刀绞，悲痛万分，哭泣流泪。儿女们慰劝我说：“妈，您节哀，不哭。您哭爸爸会带着牵挂走。”这时，我强忍泪水，捧着一颗破碎的心，去准备为您送行的事宜。
书铎，遵照您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对您的离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领导人、兄弟院校、有关机构、同行挚友、亲友学生等都分别致唁函、唁电，表示哀悼和慰问。这是党、国家、民族对您一生为之辛劳付出的认同和回报。想您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万分感激和欣慰！
书铎，您无负于此生！
2012年11月
(作者系龚书铎先生的夫人,原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

《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的笔记-第1页 - 犹忆京师初识时

犹忆京师初识时
章开沅
有件事可能外人不大了解，书铎是我在北京第一个结识并且成为终生挚友的同行学者。
那是在1956年暑假，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田家农命我与同事孙玉华前往北京，任务是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城楼举办的中国近代史图片展览，并且加印一整套图片带回作为教学参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此前由于自己性格内向且不爱与外界交往，在首都竟没有任何熟人。幸好田主任事先已有联络，安排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寻求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已做好接待准备，安排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陈桂英、龚书铎两位学长负责此事。由于陈老师正苦于血压较高，所以日常联系便落在书铎一人身上。我从小离家在外，在待人接物方面缺少应有教养，与初次见面的生人往往不知如何开口。幸好书铎热忱质朴，见面没有任何客套话语，开门见山就谈周密的活动安排，除参观图片展览以外，还特别邀请我们列席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师范院校采用)讨论会。出席的都是副教授以上，有陈旭麓、王仁忱、孙守任、魏建猷等，我当时刚刚评上讲师，所以只能列席旁听。不过在会间休息时，旭麓热情鼓励我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好继续开会后孙守任与王仁忱再次展开激烈争论，大家兴趣盎然，我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已有一篇争鸣文章刊登在华中师院学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各地前辈师长面前发表系统学术见解，不料却得到好几位老师的认同，恰巧《历史研究》编辑部郭煜中前来组稿，随后把我这篇孟浪少作摘要发表了。
北京之行使我与若干同行先进开始有所接触，有的以后成为知交好友，但书铎当时好像正忙于会务或其他什么行政工作，因此没有深谈的机会。会后，在开国初年的政治氛围下，我们也没有任何书信往还，但我在内心是深为感激的，他的热忱质朴已经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面已是5年以后，他来武昌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且还与陈桂英合作提交一篇论文——《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中央正在提倡踏实严谨学风，范老已在《历史研究》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黎澍为吴老撰写的大会主旨讲话稿更为全面地展开论述。北京史学界得风气之先，书铎、桂英的论文又是他们多年辛苦经营的结果，自然具有正面示范意义。不过当时我却承担着繁重的会务工作，无法与书铎畅谈叙旧，仅只在他陪同下礼貌性地看望白寿彝先生。记得会上比较活跃的还是上海、广州的学者，如陈旭麓、夏东元、张磊等。
我与书铎交往比较密切应该是从1963年春季开始，当时华师领导给我两年出外进修的学术休假，已从国务院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华师老院长杨东莼乘机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他从事北洋政府史料征集工作，好像书铎与中华书局的李侃也在他延揽之列。为便于照顾应邀来京的“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东老安排我与他们一起住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招待所。所以每逢周末休息，李、龚两位多半合同来看望我这个孤身旅京的外地朋友。我们最爱聚会的地方就是紧靠玉渊潭的紫竹院，那里林木幽深，溪水环绕，除风采绝佳外还可以品尝鲜鱼佳肴。两位学长都有烟瘾，李侃更有酒癖，往往三杯、两杯垫底之后，在烟雾缭绕中谈兴愈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漫无边际的闲侃中学谊与友情俱增。1964年春，杨东莼、刘大年诸先生根据胡乔木建议，筹备建立“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办公室就设在翠微路中华书局院内，我作为办公室人员也随同迁居，因此，与李侃、书铎来往更为方便，记得他们也曾参与部分筹备工作。从1963年春到1964年10月，在这一年多时间，我们交往甚多，相知日深，遂成为终生挚友。
我于1964年10月因写评论李秀成文章横遭中宣部点名批判并被迫离京，不久又遭遇“文革”更为粗暴的批、斗，自然不便与京中好友保持书信联系。1974年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再次来北京工作，但李侃诸老友却被下放在远离首都的外地。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10年动乱结束，我才得以与京中李侃、书铎等老友恢复联系。不过我们此时却阴差阳错地分别从属于中华书局与人民出版社两个山头。书铎与李侃主持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近代史》大型教科书，我则因林言椒邀约，成为人民出版社苦心经营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负责人。本来中华书局对我关心最多，支持的力度也最大，这种情况自然使我深感内疚，幸好我积压近20年的张謇传旧稿，被中华书局列入由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为名在1986年出版，多少可以弥补这种缺憾。
几乎是整个80年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都属于显学领域，尽管其间也有小的冷暖起伏。逢五逢十必有纪念性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而论文评选也正好是我与李侃、书铎、金冲及、李文海等好友聚晤的良机。从1984年起，我谬膺校长一职，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经常来往于京汉路上，而小巧玲珑的北师大就成为我的首选栖息之地。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与书铎聚会叙谈最多的岁月，而正是通过这些不经意的交流，彼此遂有更为深切的理解。我们虽然在有些学术观点上有所歧异，但丝毫也不影响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携手同行，因为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有更多的共同志趣。记得我曾在闲谈中为当时已颇为热衷于仕途的学界某公预先绘制一幅“升官图”，而且断言“此人必将大用”，书铎对此预测颇为认同，而此后事实也表明吾言非虚。
尽管从90年代初开始，我曾浪迹海外将近4年，但我们仍然相互信任与关切如故。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学生很多已经迅速成为新一代学科带头人，而且与我们一样继续扩展地区与学校之间的密切合作。回顾既往一甲子，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已经从草创进入成熟时期，这里既有前辈师长披荆斩棘开辟之功，也有我们这一代人终身苦心经营之劳，而现今已是人才辈出，佳作累累，前景必将更为辉煌。作为学科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我深深感到真诚深厚的学术友谊的可贵，而精诚团结与相互支持乃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我比书铎痴长，而远远不及书铎沉稳扎实，交往之中使我受益匪浅。前尘如梦，但往事并非如烟；薪尽火传，寄厚望于来者。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