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将主宰多久》书评

作者——不自以为是，读者——脑清目明

早几年的书了……虽然是大部头，但看过《人类简史》这本就不用精读，对比下观点就完）

地理位置决定西方主宰世界？

文/严杰夫“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对中国进行了11次考察后，提出了这几个问题。此后李约瑟的这几个提问，逐渐成为东西方比较研究的焦点，并被称作为“李约瑟难题”。到现代，“李约瑟难题”在科技领域外已有了多种“变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体有关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爆发，即为什么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最终在西方爆发，而并不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当然并不以李约瑟为发端。起码从启蒙时代开始，东西方的差异就已是知识分子最喜欢讨论的话题。譬如，伏尔泰在“自作聪明”的比较后，疯狂地追捧乾隆时代的中国，他相信中国人才是最有理性的，却认为当时的欧洲则处于“通奸是家常便饭”的野蛮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见识到东方帝国愚昧落后的真面目后，能如伏尔泰般向东方发出赞美的西方学者变得凤毛麟角，他们开始意识到，东西方世界拥有着怎样的文明落差。马克思在评价中国时就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些资本主义早期学者，固然大多是依旁人的记录和叙述，来评判东西方差距的。因此，无论是伏尔泰，还是马克思，他们的观点中总是诗意多于理性。直到20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东西方对于彼此的印象，已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中的想象，更多了一层亲身实际的观察。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领先于东方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观点。这其中既有以“大分流”理论而著称于世的“加州学派”领军人彭慕兰，也有以“经济起飞”模型蜚声学界的W.W.罗斯托，甚至于以生理学为专业背景的贾雷德•戴蒙德也因着那本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为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对于“李约瑟难题”及其变体的思考，显然是一个取之不竭“富矿”。直到今天，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还在凭借着不同的知识背景，提出各自的理论模型。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参考了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方面，提出了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4个参数，以此来衡量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社会发展指数”。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莫里斯利用这一指数及描述它的模型，对“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经典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在莫里斯的模型里，能量获取作为首要参数，代表着不同文明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的能力，也喻示着它们从资源中获取动力的能力；而社会组织方面，莫里斯则选择城市化，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作者认为，城市化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更便于数量化测量；而在获取、组织的能力之外，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也极为关键，科学家和实业家们进行知识转移的能力，标志着不同社会信息处理水平的高低；最后，莫里斯令人意外地选取了“战争能力”作为第四个核心参数，他引用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指出，战争能力在1840年以后可是衡量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参数。借助这四个参数拟合出的“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详细分析了15000年以来的人类文明路径。通过15000年内，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轨迹，莫里斯又提炼出了决定文明走向的三个因素：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莫里斯认为，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而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最快。很显然，莫里斯的理论属于“地理决定论”。莫里斯框架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大大扩展了东西方比较的时间轴线。在过去，大部分学者比较的时间轴线，总是局限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里。这样的时间截取让大部分人认为，近代的西方是通过类似基因突变的方式，实现科技和经济的“起飞”，最终实现了对世界的统治。这样的研究，将西方统治地位的形成描述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变异”。例如，彭慕兰将 “大分流”的原因就归结为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而W.W.罗斯托则将西方最先实现“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总结为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约200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政治、商业和科技革命。这样的“短期决定论”，显然欠缺了对历史的长期解读，也不足以对充满偏见的“西方优越论”构成有力挑战。莫里斯却巧妙地将“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决定论”结合到一起，以此为东西方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更充分的空间。这样的观察角度，让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领先并非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常态”。这个“常态”，有力地说明了地理位置的差异，是如何决定西方主宰着这个世界。同时，通过分析“常态”中包含的“非常态”——东方文明1000年的“短暂领先”，更是回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贯偏见。不可否认，莫里斯在书中的叙述节奏略显缓慢冗长，其中提及的大部分“剧情”也都为人熟知，但他对历史细节的观察仍有其独到之处。譬如，他认定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是这些表面的“不良嗜好”，却成为不同文明愿意投入冒险、创新的普遍内因；另外，莫里斯认为，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轴心思想（第一波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春秋战国思想，第二波则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并非来自文明的核心国，而是源自边缘国，因此轴心思想其实是边缘文明对高端统治国家所做出的回应，也是国家重组的结果，而非过去我们所认为的是国家发展的后果。在最后一部分，莫里斯还依据他的“地理决定论”，对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做出了预测。他认为，短期来看，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但长期来看，东西方文明的边界将再度陷入模糊。到那时，讨论“东方压倒西方，还是西方压到东方”这类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那时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回应发展中的瓶颈和挑战。因此，莫里斯通过本书想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廓清西方为何能够主宰世界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保障人类文明在发展中，不会因为各种挑战和瓶颈而陷入崩溃，才是莫里斯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为此，莫里斯在结尾处表示，“只有历史学界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1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都经历过数次衰落和繁荣的更迭，但起码到现在为止，不同地区的人民都凭着智慧成功地应对了无数的挑战，并同时为全人类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福祉。所以，我们也无须为为人类的未来太过担忧。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历史发展之路在我们脚下

《西方将主宰多久》断断续续的看了三个月，从开篇的稍有晦涩，到后半部的渐入佳境，阅读快感逐渐增加。《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是伊恩•莫里斯，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莫里斯教授上世纪70年代参加了欧洲和非洲的多个考古项目，后来又进入大学任教。其对人类文明史的思考角度挺独特。

关于这本书的几个感想

地理，社会，和生物学法则的相互作用：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做到（或者做不到）推动社会发展的（莫里斯定理：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而地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在过去的200年内统治全球。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任何人，他们一同决定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形态，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p369) 同时作者认为文化和思想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非推动力。这点下文还会提到。总之，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受到地理以及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确实大部分伟大或愚蠢的领导人物能够加快或减慢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但没有人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不变，即使事情发展的轨迹可能有所不同。举几例说明社会和地理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对发展可能的决定性力量：1. 5000年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从欧洲大陆延伸到大西洋中，是地理上的一大劣势，意味着这些地区远离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但500年前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地理条件的意义。有了新型舰船可以横渡原先无法通行的海洋，扭转了局势，把延伸到大西洋的地理条件变成了一大优势。西欧通过远洋贸易将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欧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超过了地中海东部核心地带。 （也是后发优势的一例）（XXXIV）2. 欧洲的搬到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利，而中国混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因此哥伦布有众多候选君主支持远洋探索，而郑和却没有。（XXI）3. 公元前4000年，因为灌溉农业和城市发展，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大河流域开始变得比侧翼丘陵地区（南亚一个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约旦河谷的弧形带）的旧核心地区更发达，在公元前2000年，远距离贸易迅速发展，使地中海广阔的航路创造更多的价值。（117）4.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角度，汉朝引入南匈奴抵抗北匈，如73年东汉和帝联合南匈奴攻伐北匈奴。之后当北匈奴不再成为威胁后南匈奴无所事事便开始骚扰汉朝，最后推翻晋朝开启五胡十六国；宋朝与辽，金，元亦是类似演进过程。佛教和基督教的对比：普遍认为释迦摩尼对宗教上的超然存在持实用主义态度，建议人们用最有效的方法，摈弃其他。另外，在寻求涅槃的过程中，佛教徒有许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然而，基督教认为能否进入天堂取决于是否知道上帝和耶稣是谁，以及他们想要做什么。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基督徒陷入疯狂的自我定义，所以到了公元2世纪晚期，多数信徒开始认同主教存在的必要性。先进国家机构开始瓦解时，主教们就开始填补机构空白，开始获得更大的政治和世俗权力。中国的南北方也与康士坦丁一样对宗教力量的扩大做出妥协，譬如佛教团体肆意挥霍财产，免征税收，加官进爵。作者没有解释为什么高明的北魏皇帝能通过一系列手段获得选择佛教团体首领的权利，并随后通过该首领宣称自己是佛祖化身。为什么欧洲人发现了美洲首先是自然地理。即使大风暴可能会将偶尔出现的中国船只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会将他们待会。而季风，岛屿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面积差距都对欧洲人非常有利。（p269）除此之外，支离破碎的欧洲政治地理推动经济发展。大西洋沿岸的统治者急于购买更多的大炮，想尽各种办法获得更多的财富，乐于与任何能够给他们提供新的收入来源的人进行合作，即便是游荡在海湾的那些贪婪，自私之人。航海技术和战争机器也推动科技发展（p273）经济地理让东方郑和式的探索在太平洋面前显得收益小于损失，这显示在以刘大夏为首的反对派身上，譬如他对兵部尚书如是说：“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并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这是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仍然存在，也应该被烧毁。”（p266）为什么清朝没有伽利略因为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到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因此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事实上，任何想要维持现有社会状况的社会统治阶级对新生事物和思想，无论是科技的还是文化的，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其实在中国也有像顾炎武，戴震这样的学者/官员，提出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不以任何意图或目的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作为杰出古文文学家，戴震总是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古代典籍基础上，因此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总比解决问题要重要的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p313）大西洋边境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而火药的出现让骑射游牧民族不再是中国草原边境的威胁，故而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点击研究的一个分支，而非独立的学科。并不是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只是在各自的地理社会条件下各取所需而已。因此Morris的理论是长期决定论（以马克思和戴蒙德为首）和短期偶定论（以Pomenraz的随机震荡理论为首）的一种折衷。五大天启骑士：可以文明的力量，包括：饥荒，瘟疫，移民，国家灭亡，以及气候变化。这些因素的力量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譬如之前提到的移民力量（蒙古人等等）曾经非常强大，但随着科技演进其力量不断被削弱。为什么要测量，测量什么;确实，量化的手段掩盖的东西比它揭示的还要多。它掩盖了文化个体的特性。然而当各流各派争论不休时，量化的手段至少能把浩如烟海的史实证据缩减为简单的数字，让所有人面对相同的证据，并得出以往难以得到的结果。（p74） 笔者认为把这种研究方法看作社会学科多种视角的其中之一比较妥当，只是增加我们看社会问题的全面性而已。四个衡量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1.城市化（体现社会组织能力和复杂程度）；2.能量获取；3.信息处理；4.发动战争的能力。（p78-79）关于这本书的我见：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预测未来之糟糕天下皆知。如果认真把这本书看作是对未来的预测，那么几乎就毫无可取之处；如果把这本书认真看做是对东西角力的竞技，可能也太偏颇。事实上作者说得清楚，东西本无别，而目前的发展状况正是地理因素在历史中起作用造成的东西发展差别，最终这种差别可能会消失。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东西方发展的推动力的比较和分析，我想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显然Morris提供的远非一个基本定理(General Law)，但我以为他的这本书为比较东西方发展做了很多。成于上海常德公寓旁爱玲咖啡屋，晴

东风薄、西风烈

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莫里斯说，西风烈，东风薄。至少，在过去的15个千年里，西方领先了其中的14个。当然，你得定义什么是西方，什么是领先。在莫里斯眼里，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社会都是西方。所以，美索不达米亚是西方，埃及是西方，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当然欧美、澳洲也是西方。在莫里斯眼里，社会发展程度可以用能量获取（人均每天获得的千卡数量）、社会组织（最大聚居区的人口规模）、战争能力（通读全书未搞懂这个指标如何衡量）、信息技术（从文盲到文化人的人口分布）这四个指标衡量。西方的核心地带首先在两河流域，紧接而至的是埃及、地中海、阿拉伯世界、西欧；东方的核心地带先前是黄河流域、后来是长江流域。核心地带为什么会动态地变化?莫里斯借用了经济学中的概念——“后发优势”。边缘地带会在核心地带扩展的时候引入其技术和组织，并加以改进以至于“后发而至”。那么西方会继续主宰世界吗？这样的问题索然无味，丝毫不能唤起我的兴趣。因为，这本是个模糊的问题，永远不会有圆满的答案，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是吗？

历史注定未来

人类社会的命运就藏匿在历史的阴影中。所以，也才有了那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历史书来开阔眼界倒是不错的，毕竟，虽然早知道某些个历史的大致脉络，但是多知道一些细节资料和从其他角度的观点。的确是令人大开眼界了。比如那个考古界甚至波及到了非考古界的人群的关于金字塔的“埃及妒忌症”就很有意思呢。当然，那些对于考古发掘有兴趣的读者，更是不该错过此书了，书中收录有近些年来的很多随着科技进步的考古手段，那个什么“社会发展指数”的测算就很高大上。气候情况地理环境都能够影响文明的发展的，比如，寒带的人通常比较一根筋，脑子里只有充饥和御寒的概念，平日里为了抑制热量的散失，行动反应较慢，像北极熊就是最好的例子。温度高了就好嘛，肯定不是，想一想热带的懒猴，因为资源太过于丰富，虽然不属于那种脑子不爱活动的类型，但行动方面就比较废。真正的文明发展只属于温带地区的人们，气温不高不低的地区。最好还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前者有利通商，后者利于耕种。事实上，商路通达了，政治的影响力才能够达到，文化的认同感和人心的向背事实上没有多大的关系。内容方面论点根本不像是此中文译本的推荐序所吹嘘的那样有着种种的【它前所未有的提出】，论点是多么的具有前瞻性的原创见地，就我来看，这书充其量不过算得上是个“集大成”罢了。事实上，那些论点早不新奇了，不过就是被搜罗到同一本书里，比较能够唬人。不过是作者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分别阐述了自人类出现以来的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应该说这本书页面的排版布局实在说不上是清爽，字码虽然不是很小，但是排版太过紧凑，亦只有零星的图表，密密麻麻的不免看得人心烦意乱。不应忽视隐藏在作者一本正经之下的冷幽默，那种时而闪现的俏皮话，还是很能让我们这些读者提神的。可惜该书最令人诟病的则是作者的立场问题，话说就算不能够做到完全客观，但是这种意有所指，煽风点火，也够其心可诛的了！擅长撒谎的人都明白，谎撒的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真正好用的谎言，是九真一假，所以的真话中只有那关键的地方一两句假话就够了。同样的，写书也是如此，大可不必急吼吼的跳出来赤膊上阵，最是难得的是在看似完全公允的立场上夹塞，挑动读者的情绪，随着作者起舞。如果你仔细看过这本书，就能很明显的看出，作者对中国的未来，中国的世纪，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是对非西方的未来，非西方的世纪，持悲观态度。虽然，表面上作者对中国是如此推崇备至，不知道的还以为作者是个“中国迷”，可实质上这位先生不过是在鼓吹“中国威胁论”那老一套。不能理解这类明显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东西，这种讨好外国读者的书，为什么还要引进？总不成只是为了让国人更真切的体会到外国人对于我们国家的看法吧。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懒惰、恐惧、贪婪之上的，因为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没有皮毛鳞甲，尖牙利爪的先天不足的人类，才会努力发展种种的技术，对环境施加影响。选择用工具来取代稚弱无力的手爪，最终奠定了以工具为基础的科技文明，彻底的取代了以肉体锻炼为主导的武道文明。【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任何人，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在作者的笔下，从元初之时东西方不同的祖先，尼安德特人和北京人开始，西方就是超出的。看到书里借用哈姆雷特对他的朋友所说的那段话，【“人类是多么伟大的杰作！”“理性多么的高贵！禀赋多么的无穷！行动多么的迅捷，外形多么的可赞！举止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上帝！”】我没什么好感慨的，我溢发的感觉东西方人在情感方面的不同，西方人更容易激动动情，但是东方人更加克制理性。但不管怎么说，从最早期人类墓葬和祭祀的发现来看，虽然对于人祭或殉葬方面，东西方同样的残忍，但是对于被祭祀的对象而言，却大有不同。东西方的人们同样在乎祖先，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是将头颅从死者身上取下，然后把他们与活人放在一起，而东方对死者的敬意则在坟墓中表现出来。】显然，东方人不习惯打搅死者的安宁，宁愿他们就那么消消停停的待在地下。看啊，作者认为制定社会发展指数是一种艺术，很多人也认为数学是一门艺术。为了那些个曲线图和数字而神魂颠倒呢。注意到在作者看来，美国等同于西方，只是在我来说，美国却并不等于西方。PS.【】内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原创。

解码东西文明的前世今生

解码东西文明的前世今生文/王传言【《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无数历史学家都进行自身解读。有的从编年体的角度，将人类历史的每个过程都涉及其中，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有的从世界各个民族的兴衰入手，力图解读在民族兴衰背后的逻辑，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当然也有着对于历史的独特视角，希望能够给统治者提供建议的，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聚焦于“文明冲突”而著称的，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而面对这些书籍，它们都是从独特的视角审视过去历史的痕迹，预测着未来世界的方向，却没有聚焦于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轨迹的解析。伊恩·莫里斯的这本《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价值就在于此，能够让我们清晰看到东西文明的前世今生，更能够洞悉东西文明在发展交替中的影响因素。带着问题去阅读，永远是最佳方式。在人类历史的浩瀚过程中，仍旧有许多谜团没有准确的答案。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每个学者似乎都能够给出不同的解释。而作者却独辟蹊径，他明确指出，东方和西方的差距原因以及发展脉络都是因为地理因素导致的。而这也就是该书的核心内容，将地理因素视为东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早就了东西文明过去的样子和今天的模样乃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将“地理因素”视为东西方文明发展脉络的决定性因素之后，作者再次提出“社会发展指数”作为衡量不同时间和空间东西文明的社会发展程度。可以说，“社会发展指数”的提出解决了不同文明之间数据指标衡量的难题。从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四个组成部分出发，对东西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具体数字化衡量。得出的结论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以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互赶超”为主线的，东方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秦朝统一之后以郡县制为标志，迅速赶超西方文明并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而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则是从11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开始，直到19世纪，西方重新超越东方并统治世界。而西方之所以能够超越东方，关键因素在于其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法治制度。当然，西方的主宰地位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疑问一样并非永恒的。因为笃信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互赶超”，并且通过“社会发展指数”能够进行数据衡量。作者大胆预测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将会重现秦汉、隋唐时期的辉煌时代。之所以如此预测在于作者一阵见血指出西方文明在发展中固有的矛盾，经济危机、治理危机、治理能力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当然，历史学家的眼光最为坚实的应该是总结过去，而预测未来往往并非接地气。站在21世纪的时间海洋里，展望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中国是否能够超越西方是一个疑问，更大的疑问在于自身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不过，作者能够将东西文明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指出“地理因素”的决定作用的确也启发着每个人，或者这其中就有着生态文明的影子，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并非再此消彼长，而是进入相互促进的发展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