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书评

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小白的读后感

夏坚勇的文笔很尖锐，也如评分一星的几位读者说的一样，夏坚勇标签贴的很明显，抛开史实，很多论述真的很绝对，某些语言会看着不舒服，比如他重复提到“妓女”“贞操”什么的。个人看法是，可读性趣味性，有；但作为一个非史学相关专业的门外汉，考证什么我没有资本去评价，只能说作为一本读物，这本书可以一看。说实话，绝大多数读者平时会很少看史料，一是文言理解难度摆在面前（绝大绝大多数人字都认不全），二是历史通俗读物读起来更能节省时间基于作者文笔读起来也更有趣。而考证什么的，基于一本两本史籍其实也是无法保证做到还原真实历史，毕竟很多史书记载跟事实对不上号的也是不少，甚至当朝史籍就记错的也有，所以有时鉴别“野史”“正史”（通常意义上的）对很多读者来说真的很有难度，难免大家看了就会坚定地以为历史就是如此。夏坚勇这样“摸过”几本史籍的作者若都如此，更别谈广大读者了，难道一扯火烧圆明园就提八国联军的还少吗...以上只是我看过这本书和一些书评后的一点想法。看书是一回事，但是有时面对市场上大量的通俗历史读物，鉴别靠谱作者和书籍现在想来确实是个问题。三星评分给的是全书趣味性和可读性。扣的两颗，一颗是给书中史实论断，不做评判；另一颗是给一些看起来不太舒服的语言（其实半颗就OK）。

奔着这个自述 我想看看

夏坚勇：手艺活儿2011年夏天，我在准备写《绍兴十二年》之前，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当时仅仅是提醒自己不要浮躁，不要左顾右盼急功近利，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前面也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自己去做了，应该静下心来把这桩事做好。我当然不是聪明人，既然聪明人也需得下笨功夫才能做出好东西，那么，以我的不聪明，就更需要下笨功夫了。　　我确实是下了许多笨功夫的。比如，我至今仍然不会使用电脑，所有的资料搜集和积累都是通过书面阅读和手工书写完成的，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里，实在算得上很笨的。但看书也有看书的好处，那几乎是一种充满了意外收获的徒步旅行：辛苦，却一路柳暗花明、活色生香。电脑搜索材料固然方便，却是直接奔着目标而去的，就像一场省略了恋爱过程的婚姻，当然也就失去了恋爱过程中的种种试探、迂回、等待、焦虑和狂喜。我是农家子弟，我觉得写作犹如土地上的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很公平的事。你当然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例如大棚、化肥，甚至激素之类，那样做效率很高，但收获的东西品质就难说了。我愿意做一个最本分的农夫，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种，一边享受劳动的快乐，也希望自己收获的东西味道纯正一点、可口一点，营养也更好一点。　　回到开头说的那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中间，我还很喜欢这个“做”。现在人们喜欢用的是“打造”、“打拼”、“工程”之类的大词，这些反映现代工业批量生产和急吼吼地强势推进的词汇我不喜欢，我喜欢“做”，它体现了一种农业和手工劳动者的讲究和温情，其中浸透了劳动者的手泽和汗息，在我看来，写作应该是最接近手艺的活儿。《绍兴十二年》就是本着这样一种心态“做”出来的，3年多时间写了20多万字，我确实是够笨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它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件“好东西”。但对于我，也只能这样，我已经尽力了。　　手艺当然不光是“做”，也要想。我经常喜欢一个人沉思冥想，想象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典型意象，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对应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气象，那么汉朝就该是边关的一轮冷月，而唐朝就是盛大的宫廷歌舞。宋朝呢？那是市井上一派喧嚣的叫卖声，九流三教、引车卖浆、瓦舍勾栏、歌吹入云。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是宋代最重要的特征，那个王朝的质地虽然有点软，却也可称繁荣。要在作品中再现一个王朝的气象，就要写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宫廷和民间皆不可偏废。因此，书中既有对绍兴十二年前后政治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细描画。书中写临安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写绍兴年间的物价，斗米斤盐的指数，地租的比例，铜钱与金、银的比价；写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写朝廷征收的军马从川陕边陲的马场送到临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都不是信口开河。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我觉得“肌理”这个词很重要，一个物体有没有生命，看肌理；一个作品有没有生命，也看肌理。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不仅指向当下的鲜活饱满，而且指向久远的流传。　　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谋生、虚荣、表达的自由，是我选择文学的全部理由，但在不同的年龄段，此三者所占的份额是不同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谋生和虚荣已不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表达的自由了。能自由地表达一点东西，我很珍惜。

绍兴十二年

绍兴十二年，夏坚勇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可称以报告文学的笔法写史。以一年为横断面切进去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初开卷觉得议论与描写过多，颇有文学作品之感，读到三分之一处开始流畅起来，主要是颇读出作者的春秋笔法。虽无甚高论，但可算“二手半历史书”，可以一读。

细说往事向钱塘

夏坚勇《绍兴十二年》：细说往事向钱塘晓 华　摘要　《绍兴十二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区别是它向细部的铺陈描绘。夏坚勇笔下的绍兴十二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年，是绍兴十二年临安的春夏秋冬。它是那一年的百科全书，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伦理，即“道在日常”。　　　　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是“有我”之作，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夏坚勇有足够的自信，文人的风骨、知识者的智慧、现代的立场和面对现实的价值诉求，使作家旗帜鲜明地建立起喜剧美学的叙述主体，或冷嘲热讽，或严厉斥责，睥睨天下。————　　夏坚勇的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带有那一代作家典型的特点，特别注重生活的积累，关注现实与脚下的土地，写作的体裁也很杂，新闻通讯、小说散 文、戏剧影视，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创作基础十分宽厚。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浪潮使夏坚勇进一步获得了文学的自觉并完成了纯文学的转型，他开始以中短篇小说为 文坛所知晓，《七月七看巧云》《吹皱一池春水》等曾让人们对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乡土小说家寄予厚望。沉寂几年后，夏坚勇又一次蜕变，以一册《湮没的辉煌》享誉文坛，其后接着推出了《旷世风华——大运河传》。这是两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也就是后 来被命名的一个新的文学体裁：文化散文或大散文。《湮没的辉煌》以江南为文化版图，对这一带的文化史和文化名人的流变、迁徙和浮沉进行了叙述，而《大运河 传》则开我国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文学性书写的先河，不仅对这一世界人工运河奇迹进行了详细描绘，更以此为线索，对与此相关的历史和人物以及运河文化进行了 散点式的表现。不管目光投向何处，他的写作都包含了一个现代知识者的感喟与思索。不久前，夏坚勇再次为读者奉献了他打磨多年的又一文化大散文《绍兴十二 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域不倦的探索和持久的创造力。　　“野史”中的文人性情　　为什么是“绍兴十二年”而不是其他一个历史年份？就一般常识而言，这一年并没什么特别的事件，从历史学的角度说，它并不是关键的时段。其实，对 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再宽泛一些，那就是中国文人对历史的兴趣和绵延不断的民间修史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都是官修的，称为正史，其他都是野史。而这些 野史中，文人的书写占了相当的比重。一本正史显然无法说尽天下事，更重要的无疑是正史的观念排斥了多样的民间价值观，而借古说今、借古讽今、借古抒怀又一 直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话语策略和写作范式。正是在这方面，夏坚勇表露出传统文人的性情和面貌，他是带着忧患意识来叙写和感受历史的，《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无不如此，而《绍兴十二年》尤其如此，这样的忧思当然来自于现实的触发，它是当下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堕落，是官场的腐败，是国家的外交变局，是 “爱国”的畸变，是一个普通人的愤闷与热望……所以，不仅是夏坚勇，余秋雨、王彬彬、李洁非、阿来、南帆、王开岭、王充闾、赵锐锋、赵柏田等等，许多作家 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历史，形成了历史散文写作的潮流，这本身就构成有意味的、也亟待研究的文化与思想景观。至于为什么是“绍兴十二年”，我以为不必深究，文人对历史的兴趣与一个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后者所求的是历史的真相和学术的创见，而 对文学家来说，历史不过是材料，他的终结目的还在于抒发现实的情怀。这样，材料的选择就在必然中有着相当的偶然，这偶然在于个体历史学养的累积与平时的兴 趣，在于史实中那些触动心灵的人与故事。可能被人们忽视但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书写对象的可创作性，也就是史实本身在文学创作上的可能性、想象的空间，是它 的二度创作余地。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岳飞被害、皇帝无后、太后回銮、梓宫南归、真假公主、宰相弄权等故事足够激发一个作家的想象与创作冲动。对一个作家来 说，这样的故事与人物一个就已然足够，等着夏坚勇的就是接通千载思绪，搅动纸上云烟了。　　文学与史学的结合　　《绍兴十二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区别是它向细部的铺陈描绘。一般的历史叙事都要求有大的叙事框架，在具体展开时由有据可依的证据支持的转述构 成。这样的历史叙事必定能见其大，但是不能见其小。换句话说，正统的史学叙事是以牺牲事件和人物的细部为代价的，是牺牲了日常生活或无视事件与人物的日常 化存在的。在正统官方历史叙事之外的是大量的民间野史，而这些野史的叙事方式大都采取了回到日常、回到细部的方式，恰可与正史形成对照与互补。夏坚勇本次写作倚重的一些古代典籍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看到夏坚勇笔下的绍兴十二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年，是绍兴十二年临 安的春夏秋冬。即使是神秘的宫廷，夏坚勇也将它还原到日常生活。它是那一年的百科全书。我们看到了临安的城建，感受到了那里气候的变化，知道了茶马的交 易，也了解了寺庙与国朝经济的戏剧性关系，甚至那时的消防我们也能了如指掌，而退休大帅张俊宴请皇上的那场盛宴堪称舌尖上的南宋……所有这些并不是在拼细 节、比还原，它们不是物的叙事，而是隐含了这样的伦理，即“道在日常”。夏坚勇是在用日常生活的描写来显示历史的意蕴，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物质的、“此岸” 的和身体的，是连续的和具象化的，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时又具有普泛性，所以，它能在最细节化的层面上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也正因为 此，日常生活总是人们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时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 生态史和风俗史。这个看似简单却是最基本的细胞，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秘密。这就是《绍兴十二年》叙事风格的基因，是它起自小年夜终于腊月“月令”式章节结构的依据，也是其舍大取小、举重若轻的聪明之处。　　《绍兴十二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作品，而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连同上面的细节叙事一样，文学的笔法、趣味和会心处处皆有，甚至，我们可以 从这个意义上将这部文化历史大散文看作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要成立，关键在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转变阅读的身份，将自己对南宋的知识清零，想象自己如同面对小 说虚构人物形象的情况下来面对他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夏坚勇笔下的人物是活的，他们不是历史的符号，不是那些固定的身份，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 有情感，特别是有性格的人物形象。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他小说家的基本功，当然，这更是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从“官家”宋高宗到秦桧父子、太后韦氏、柔福帝 姬、文人胡铨、蜀将吴璘，连同那些“次要人物”如赵瑗、罗汝楫、范同、王继先等都写得活灵活现。作品的中心人物显然是官家，宋高宗赵构。我们有理由推测夏坚勇的写作动机可能就是奔着这个偏安江南的皇帝而来的，他有着太多有意味的故事元素。 故事哪个皇帝都有，相比较而言，赵构的故事并不出色，除了一半借助阴谋一半因为侥幸做了皇帝外，他的动作性实在不强，他低调、隐晦，小心、敏感、疑心重 重，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他虽然外在的动作性不强，但内心太丰富了，内心的犹疑、彷徨、冲突和煎熬实在太多。如何处理与金人的主从关系？如何拿捏与宗 室的亲疏？如何和秦桧相互利用与终极搏杀？如何与文人们和谐相处？又如何与那些镇守一方的地方军阀打交道？……这些都让这个软弱而阴鸷的皇帝大伤脑筋。在 刻画这一形象时，夏坚勇除了细节就是心理描写，这样的描写可以是直露胸臆的，也可以是侧面迂回的。杀岳飞、迎太后、葬梓宫、主殿试、召吴璘等是书中的几场 大戏，或前台或幕后，处处是官家的影子，把他性格的多重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能有此效果，文学的想象自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正如学者赵园所说，“无论‘想 象’还是‘叙述’，都非文学的专利。‘叙述’之为课题，固然不只与文学、史学有关，‘想象’作为能力，也非为文学者专擅。”夏坚勇用此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有我”之作　　王国维说词境分有我与无我。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无疑是“有我”之作，也就是说，它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个人风格首先是由作者随时出现 的议论表现出来的。对文学作品中议论的有无与多少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小说而言，也许议论不能太多，但对散文而言，议论却是随便可以取舍的选项，用得 好，不但无损作品，还是显示作品深度、智慧、力量的不二利器，更是作者情怀与胆识的体现。对此，夏坚勇显然有自己坚定的看法。我们在《绍兴十二年》中又一 次见识到他对历史的洞见与穿透，也见识到他对现实的忧虑。比如他对官场的上下其手，他对当政者在利益与个人得失上的首鼠两端，他对科场的风险利弊等都有令 人意想不到的生发。作者对南宋文人行状的记述是本书的精彩之处，不少考证与回放颠覆了我们对许多文章大家此前的景仰。在是非分明，而且也无刀刃在前的情况 下，居然朱熹、张元干、张孝祥、范成大等名硕大儒都会对官家的投降路线送上赞歌。对此，夏坚勇认为是文人的“攀比性堕落”，“这时候，知识和良心也许可以 这样谈判：我不‘卖’，别人也照样‘卖’，天下滔滔，并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坚守而干净一点；天下衮衮，也不会因为我一个的掺和而浑浊一点。而对于我自己来 说，却可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油盐柴米和‘幸福指数’。”这样的议论在书中随处可见，与此同在的是作家热可炙手的赤子之心与热血情怀。这是明处的有我之境，而 可能被习焉不察的是作家的叙述语调，是不涉语义的隐形的声音。汪曾祺曾经说，写作最大的难度是找不到作品的调子，调子找到了，作品即可顺流而下一泻千里。 应该说，夏坚勇是一个善于给自己定调定音的高手，他的几部作品调子都不一样，《湮没的辉煌》是低缓抒情的，《旷世风华》是沉重感喟的，而《绍兴十二年》则 是戏谑、嘲讽间以激越。作品开头的一小节是这样的：“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的天气大致平和，至少没有下雪，因为翌日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这时如果下 雪，臣子一定会作为祥瑞上奏‘诏付史馆’的。”这就是作品的基调——那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王朝，它不配给予理解、同情，更不用说赞美。如同闻一多笔下的 “死水”，索性扔它些破铜烂铁。面对这样的王朝，那般的帝王，夏坚勇有足够的自信，文人的风骨，知识者的智慧，现代的立场和面对现实的价值诉求，使作家旗 帜鲜明地建立起喜剧美学的叙述主体，或冷嘲热讽，或严厉斥责，俨然判官，睥睨天下。有这等情怀的人是不会放下自己的笔的，也不会喑哑了自己的声音。他总会借了他人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江南佳丽地，千里大运河，如今拿住的是偏安王朝细说往事向钱塘。不知下一站又是哪时哪地，何人何事？《文艺报》2015年10月4日

绍兴十二年的那场雪停了吗？

我曾经批评过陶短房的《1856》一书，认为那写得太过平淡，平铺直叙，只不过堆集了一些史料而已。而且，我虽不会拿此书与《万历十五年》作比较，但评论界还是做了这类无聊的攀比，这体现在别人为该书作的序文里。其实，货比货总是一目了然质量以及价格的优劣的，《万历十五年》值不值得作为此一类书写的标杆，这是另话，现在，就有一部远胜过《1856》的作品，那就是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看了这样的书名，你怎会不联想到黄仁宇的那本书上去呢？但我不想做这样的比较。历史上的有些年份，已经是不容置疑的成为了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比如1840，比如1949，比如1978……当然，也还有一些年份，却是因为某些著作的成名，或某一类分析某一种观点的成立而逐渐有了代表的意义，也从此成了研究某种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参照。这就比如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王树增写《1901》、孟席斯写《1421：中国发现世界》……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本不会成为上述那样的重大历史时刻，但是，夏坚勇的这本书，却试图把绍兴十二年塑造成与万历十五年一样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觉得，他的这种尝试虽不见得成功，却成就了一部相当不错的历史作品。之所以选择绍兴十二年，我们要来看看夏坚勇的观点。此前的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自靖康之难以来长达十六年的宋金战乱暂告一个结束。宋高宗赵构收兵权，杀岳飞，自毁长城的同时也坚定了对金的全心全意求和。从绍兴十二年开始，南宋王朝正式开始了一段守内虚外、在偏安之下的繁荣发展，可以说，这一年是确定南宋基本国策并一以贯之执行这一国策的关键一年，不属于“继往开来”，而属于“拨乱反正”的年份，南宋中兴盛世自此始，其意义堪比1978年吧？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夏坚勇借用宋高宗赵构抚今追昔的思绪，借用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文章句式，不无含讥带讽地这样总结道：今年就好了，风平浪静，天下归心。从战争走向和平，绍兴十二年是开局之年，这一年的成就怎样评价都不为过高。例如，母后回銮，梓宫归葬，宋金和议进一步巩固；例如深入贯彻“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彻底肃清岳飞阴谋集团的余党，并改革南渡以来逐渐坐大的家军体制，最终完成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例如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对外贸易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以丈量土地为标志的“经界法”正在有序推进。此外，宫廷礼制亦日见完备，玉辂上路，仪仗初演，宫城建设方兴未艾，皇权的仪式感赫赫且扬扬。所有这一切，完全可以用“伟大”、“辉煌”或“里程碑”之类的光鲜词句来形容，也完全可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作者在通篇文字中的那种借古讽今的讥嘲腔调，但依然会深切地感觉到，这貌似平庸的一年，绍兴十二年，还真的是可以被赋予上述那些重大意义的，只要统治者想，只要著史者这般说。夏坚勇在这部书里，以时间脉络为经，自绍兴十二年正月而至腊月；以王朝大事件为纬，逐月择要记述。他努力要展现南宋历史上这具有标志性一年的全貌，而采用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写法，取大视野与小细节的结合。从临安的小年夜、元旦的大朝会、元宵节的万家灯火，写到初春无雨的江南、清明时节的杏花雨杨柳风桃花水，到九月的新酒上市、腊月的雪和除夕的四城爆竹，不仅写四季的景色、时令的风俗、民间的田畴乡野景象，也写宫廷的起居、官场的仪典，最精彩处正是对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的精微刻画，大到君小到民，举凡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生动鲜活。如果以政治经济军事事件为骨，那么宫廷市井乡村男女吃穿用行的生活则为肉，还原的是一个时代的场景。这样写端的好看。一度，它让我想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又想到徐兴业的《金瓯缺》。按说，写以此为题的一部书，手头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参考，基础的史料的脉络就有了，但那只是个大脉络，要想写得生动、真切，还要参考大量的宋人笔记。我觉得，有宋一代，文化鼎盛，官修史书、私撰笔记的记述之丰，使宋史研究缺的绝不是原始资料，而是对原始资料的挖掘、钩沉、比较和审核。写这样一部书，貌似容易，写得精彩实难。夏坚勇也正是参考并用活了宋人笔记及多种史录，在厚积薄发这一点上，他比陶短房用的好，也写得巧，于无形中透出深厚的学养。这也是我特别点赞的地方。此书的另一特点，则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就是写作的风格化问题。夏坚勇的写作虽史著，实散文，虽不是当年明月、高天流云为代表的通俗说史，却也不似王曾瑜、邓广铭等宋史大家的考据深究，而是行文轻快，不冗长，更不枯燥，读来趣味盎然。且不时夹枪带棒、嬉笑怒骂，借古讽今的地方或者说直接联系到当今社会、官场上诸般怪现状的句子词语数不胜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历史读物的“通俗”之写作手法，也可以理解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要表达的一种情怀。只是，像我在本文开始处引用的那一段文字，讥宋高宗可也，抨时弊也未为不可，这样的文字和议论多了，就会让有些人读来心有灵犀，也会让有些人读罢直皱眉头。尽管我还想说瑕不掩瑜这样的话，但我仍觉得夏坚勇这样做无疑是有点犯傻。在这样一部本有望成为优秀史学著作的书中，他竟然游走在文字包括思想的雅与俗之间，不仅是试图比较或抒发自己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奇思妙想”，也不时用到一些很当下的时髦而浅薄的网络语汇。试想一下，谁会愿意在一部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诸如哇塞、牛人、犯贱、裸奔、钱途、喜唰唰、一号文件、组织这把刀子一类的词汇呢，这样的词汇怎么会有生命力呢？再过几十年，当人们读到这部书时，这些属于某一特定阶段的俚语俗词大概会让人觉得不正经吧？这很不妥。当然，夏坚勇这部书通篇的语言都很活泼，是用今天的语汇去形容和比附历史上接近的现象，看来，他就一心要写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而非煌煌史著。只是，既有这么好的题材，本来还可以经营出更好的器局，写出一部完全能够与《万历十五年》媲美的著作，何必降格以求，使之沦为通俗说史呢？这个浮躁的社会和浮躁的读者，逼良为娼地让我们的作者也成了浮躁的取宠的作者，诚可惜也！但惋惜过后，我还要说的是，这书，端的写得好。

历史的喧哗与私语

历史的喧哗与私语郑 慧稍纵即逝的个体生命和浩瀚的历史之间，可以存在怎样的交互界面？假设历史是一堵有门的围墙，我们许多人沿着围墙走了十几年，却连门的影子也没找到。而学术的门槛又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个时候，才会懂得夏坚勇们之于我们的意义：他们是我们和历史之间的那个任劳任怨的摆渡人。夏坚勇所著的历史小说《绍兴十二年》其实是上了锁的，阅读它就是一个解锁的过程。也就是说，得找到那些熠熠闪光的钥匙，这个巨大的盒子里包裹着的秘密才会逐渐清晰。这钥匙至少有三把，或者还不止。第一把钥匙：《东京梦华录》。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夏坚勇之所以落笔《绍兴十二年》的底气之所在，他从《东京梦华录》里瞥见多少心碎的涂炭，就有多少安放到了《绍兴十二年》的字里行间，一直到抵达他几乎要写至汗湿手心的悲悯。靖康之难后，北宋王朝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批臣民逃命南方，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的心幕上时时闪动着汴梁的富华景象，依依不舍地频频回首曾经舒适的生活。孟元老怀着对往昔的无限眷念和对现实的无限伤感，撰成《东京梦华录》。这第一把钥匙打开的是《绍兴十二年》的底色铺陈。这铺陈投射了夏坚勇的平生所学：活泼泼的民俗。即使是离乱之世也依然蓬勃的草野之气，又或者，它们才是王朝更迭背后休养生息的力量：一万次的疮痍，一万次的重生。而若没有第二把钥匙，就无法从看似枝枝蔓蔓肆意生长的市井白描里，分析出侧身其中的也许只是打了个照面的命运。这应该就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宋代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在《绍兴十二年》注释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出现的频次颇多，归根结底，夏坚勇索求的不仅是编年史式的书写方式，更是社会肌理中隐秘的逻辑法则。比如及至时时于文中以“官家”指代的高宗赵构，作者以近乎心理分析式的呈现，演算出其行为背后的逻辑。《绍兴十二年》从始至终以旁观者的冷静还原历史的吊诡，无一日没有缘由，无一刻不是势所必然。第三把钥匙就是《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和他的《万历十五年》至今还是史学界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无可怀疑的是，它释放了我们对历史的解读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恍然明白，原来看上去无关的冰冷的历史事件是相逢和交错的，并且从来都是如此。《绍兴十二年》致敬的不只是标题的形式，还是对《万历十五年》中的价值观的致敬。从体例而言，这两本书则是完全不同的。《绍兴十二年》是以一年中的十二个月成篇，绍兴和议、岳飞之死、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回銮以及秦桧专权等都以时序之别错落其间，风俗、科举、艺文、官制、马政、度牒、驿传、宗室、外贸……社会肌理巨细靡遗，浩浩荡荡。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正式签署；腊月二十九，小年夜，岳飞被杀。这既标志着靖康之难后长达15年战乱的结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后外示苟且、内图繁荣这一基本国策的转型期，宋高宗自诩的“中兴盛世”亦由此拉开了帷幕。绍兴十二年，由此成为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掩卷之时，绍兴十二年的那些喧哗，那些历史深层的私语，尽在心头。《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1日 24 版）http://zj.people.com.cn/n/2015/0721/c186936-25660623.html

为什么要写书评

很久不写书评了。一来豆瓣不是正经写学术论文的地方，很多问题与思考还是私下商榷更好。二来读博之后，深感创作之不易，兼之不似少年时气盛，颇能体谅诸位作者的难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太愿意说些尖锐刻薄的话。我也几乎不看学术界以外的历史通俗著作。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兴趣。今日确实是巧，路过书店忽然想到书卡就要过期作废，想买些书回家。转角处刮到一眼《绍兴十二年》，不错，我和许多人一样第一感觉是，可能是类似《万历十五年》之类的历史学著作。黄先生的著作高山仰止，后人有模仿这类体例著书立说的野心也值得肯定。因此，顺手拿起来翻了翻。大概是我的气场有问题罢。我翻开的第一页便是“梓宫外的‘安全套’”。第一反应，甚至不是愤怒，而是疑惑。纯然以为作者掌握了什么新材料或者考古新发现。于是乎，我站着读完了全章。原来，所谓梓宫外的安全套指的便是徽宗梓宫的外椁。我想象不出一个人要如何地缺乏教养与粗鄙无耻，才能写出这样的比喻。不免顺势想起微博上的某位历史大大刻薄讥讽高宗性·无能。如出一辙的肉麻当有趣、无耻当幽默。研究历史需要理性、客观，不预设任何立场。看待历史却不妨怀有理解之同情。这应当是常识。有些玩笑——姑且称之为玩笑——除却无耻之外，实在找不到旁的词汇形容。再看《绍兴十二年》，作者单靠一部《宋史》走天下，又以明人笔记证宋史。期间史料与史料间的连缀，满是作者一番慷慨激昂的诛心之论。研究历史，或者说讨论历史，大概贴标签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了。因此，在他的笔下，帝王皆虚伪，必定不顾人伦孝义，必定丧尽天良，高宗为徽宗服丧号哭成了作秀无下限。臣子必定谄媚。高宗必定怯懦昏庸，徽宗必定精神委顿。韦太后必定要杀人灭口。作者给每位人物贴上标签，轻松简易，何愁大作不成？直接盖棺定论便可完事。靖康之难，不单是整个南宋的锥心刺骨之痛，也是时时萦绕在许多研究者心间的家国之痛。然而，这一段历史在作者笔下千言万语都浓缩成了三个字“你活该”。不谈史料来源问题，也不谈宋史研究新动态，作者作为一个作家起码的悲悯之心又在哪里？在字字句句的“昏君”里，在一口一个“胆怯懦弱”里，还是在看似悲天悯人实则高高挂起的文章里？刚有人豆油我，说我太过较真。说一句不怕得罪人的话，我并没有较真。设使真的较真，我就该一条条指出其中的硬伤和引文错误。不过，没有必要。这篇文章是在很气愤的情况下写的，颠倒错乱表达不清的地方肯定有。请大家见谅。之前有友邻提到，学院派和大众看待历史有很大的差别，两者很隔膜。《绍兴十二年》这类书籍的发行，恐怕会令隔膜越来越大。我倒是希望这篇空洞而充满感情色彩的书评发布后，能让对宋史感兴趣的读者有所警觉。这兴许是它唯一的价值罢。

大家都不容易

书中“官家九哥”也是不容易，爹妈、哥哥、两个老婆、五个女儿都被掳走了，换回的老爹棺材里放着朽木，老妈在金国生了两个“弟弟”。当南宋绍兴之帝，着实不是件易事。再此情形下，武将岳飞笼罩在赵宋对武将根深蒂固的猜忌之中，自己又上书立储知识，捅了九哥不能再生子嗣的马蜂窝。清廉、功高、会打仗，都是皇帝忌讳，期间的苗刘兵变，把这份猜忌更加浓烈化。所以，才懂了“官家”对岳飞下手的原因。但我始终也不明白，秦桧的心态和作为根源自何处？被东京之围金兵的金戈铁马吓瘫了，还是对官家的迎合。但你在和金国人的议和条约里，明确你的独相地位，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套么？作者是野狐禅笔法，读史的说他不规范，读经的嫌他不正经，但也不妨碍作者通俗化写史，虽然有人拿它和《明朝那些事儿》作对比，毕竟是协作出发点不同。好或者坏，时间会给答案，我们这些看官不必着急。书中摘录：1、似乎什么结论一旦落在纸上，就铁定难改了。2、岳飞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却很喜欢延揽文士。3、苏文熟，吃羊肉。4、人情急似债，顶着锅盖卖。5、唐朝杨国忠发明的度牒经济从此进入了中国财政史，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6、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为了疏浚西湖，就向朝廷申请了一百道度牒，把西湖修出了眉目。后人走在风光旖旎的苏堤上，大概不会想到那一百道度牒。7、才人、婕妤、婉容、充媛、充容、充仪、修媛、修容、修仪、昭媛、昭容、昭仪、嫔妃8、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权，可以失败，可以倒下，但绝不能被对手藐视。

绍兴十二年，无大事可叙

“临安”一词，取“临时安顿”之意，读之不免凄惶，以“临安”为一个王朝都城，更可见其局促与困顿。南宋一朝，避强虏铁骑，唯偏安一隅，望尽中原路，南渡不得归。翻读南宋历史，那一页页写满希冀与失落、崇高与卑鄙、抗争疾呼与懦怯苟且的历史，好像芳草萋萋、夕阳残照，注定在挣扎迷茫中向着一条无望的道路渐走渐消。南宋王朝既定的结局，在历史作家夏坚勇的笔下，早已在《绍兴十二年》埋下了伏笔。在历史长河中抓住一个时间节点，以此为切入点剖析王朝深埋的丛弊，这类写法我们已在历史大家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见识过了，《绍兴十二年》无疑在写法上是受了《万历十五年》的启发的，一如《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应当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绍兴十二年》亦不妨称作“当年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然则都在死水微澜的情境里我们听见了蝴蝶的隐隐振翅。让时光回到公元一一四二年，农历壬戌年，南宋绍兴十二年。哦，不，还得往前一点。腊月廿九，俗称“小年夜”，按照中国民俗传统这是无比热闹的一天，就连鲁迅都感叹过：“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那天，临安城的百姓在“戒民坊”（刑场）兴致勃勃地围观了一场粗暴草率的砍头刑罚，落地的两颗人头，一个叫张宪，一个叫岳云，同时在大理寺监狱里还有一个人被赐毒酒，那个人叫做岳飞。很多文章习惯把事发现场的观望百姓称之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许正是这样的吧，群众常常这样不明真相，就像明末清初的百姓争相分食“逆贼”袁崇焕的血肉，就像鲁迅小说《药》里用烈士鲜血浸泡的血馒头。夏坚勇选取岳飞被杀作为全书开篇，自然是有他的深意的。宋代政权来自于兵变，“扬文抑武”一向是宋朝国策。睡榻之侧，宋太祖赵匡胤不容他人鼾睡；庙堂之上，宋高宗赵构又怎忍看岳家军武运昌隆。更何况，赵构心里的小九九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假如真的迎回徽、钦二帝，他赵构又将置于何地？当初沦落金营的二十五天，同时沦落了赵构残余的勇气，他的余生都不敢且不能与骁勇残暴的金军作战，他只想不惜代价一天一天当他的太平皇上。绍兴十二年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揭开帷幕的。夏坚勇以冷静的笔调，以十二个月份为章节，不疾不徐地述说这一年临安城的大事小事。笔触不时延宕开来，涉足古今文化制度，旁及民俗风物掌故，优美的散文情韵令人恍然有品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之感，在残酷的历史争斗中有节奏地放缓了读者的阅读心境，这是本书的一种可贵的创新写作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涵、增添了阅读乐趣。当然，历史始终是全书主线。岳飞被害之后，国事已不复可为。朝堂之上，胡铨等少数人凭一腔热血挺身而出，然而这寥寥的敢说话的几个人也很快受了报复，为岳飞鸣不平的声音几不可闻，代替的是另一种声音，贺秦桧大寿献文纷纷，名单包括“爱国词人”范成大、张元干、张孝祥以及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君王高卧，朝野噤声，宋金和议了，武事消弭了，文人的脊梁折断了。天地有正气，正气浩荡于民间。小民无知，小民忠勇。狱卒隗顺偷得岳飞尸骨，葬于北山之麓，隗家后人世代静默守护，青山有幸埋忠骨，史册留名照汗青。这便是历史的可恨又可爱之处，它在你苍凉的心上，播撒的那一丝熹暖，足够在漫漫的长夜里燃起一星灯火，映透那铁幕背后的人性的复杂与不息的求索。绍兴十二年，仿佛无大事。但史官记叙不得停，所叙者不过是皇家宫闱。于是我们读到了高宗皇帝对于礼仪的重视，殿试礼仪、节庆礼仪、封王礼仪，还有日常生活中各种琐事规矩，连孔子都说过：“不学礼，无以立。”可见“礼”之于一个王朝统治的重要性，赵构的皇帝宝座本来就有些不明不白，自然更要强调“礼”无小事，关乎正确之仪、祖宗之制和天下秩序。赵构挂在心头的还有一件更大的事，那便是继嗣传承，当年金戈铁马惊吓了正在女人身上驰骋的他，自此后床笫不兴血统难续，对他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大的呢？对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还有什么比皇位大统更大的事儿呢？至于其他的，不说也罢。

专家热议《绍兴十二年》余秋雨“躺枪”

专家热议《绍兴十二年》余秋雨“躺枪”2015年07月01日16:13 新浪读书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观照整个南宋以至中国封建社会都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夏坚勇新作《绍兴十二年》正聚焦于此。近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主办，江阴市文广新局承办的夏坚勇《绍兴十二年》创作汇报活动在南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和江苏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交流。　　以下为参会人员发言纪要：　　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　　这部作品全局的细节很有张力，文字很有质地和重量。所谓张力，到底什么是张力，我的理解就是让人看了有很多话想说，但又说不出来，无从表达。比如说一开始，杀岳云和张宪，监斩的杨沂中是杨家的后人，我觉得这一部分就很有张力，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敲打你的心。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非常棒的作品，是2015年出版的一部非常好的书。向夏坚勇致敬，在这样极速发展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沉静地写作的作家。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这本书确实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超过了文学所能承载的东西，对我个人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夏坚勇这本书最大的好处是做了还原的工作，将历史还原到具体的生活场景，生活细节，生活画面，因此由没有温度的那种历史变成丰满的、风情万种的，充满生活细节与密集的知识的丰满的历史，世俗的、政治的、经济的东西都包罗进去，超过了文体本身的边界。这本书确实体现出夏坚勇对历史叙事的功力，我们知道新历史观认为，历史没有客观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叙述者的历史，夏坚勇作为叙述主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　　《绍兴十二年》确实是今年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好的一部作品。这本书最成功的是将历史上的大人物和小人物的群像和命运都写得很鲜明，写出了历史伟人，也写出了历史小人。连一个收殓岳飞遗骨的小小狱卒都描写得耐心、精彩。另一个层面，这个作品是指向当下的创作，是“有我”的书写，写到的内容对于今天有借鉴、警示意义。它溢出了文学价值所在，不光是文学性的，更是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好看的作品。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绍兴十二年》没有那种历史文化散文往往有的陈腐气息，而是充满了生机与生气，长满了历史的青枝绿叶，得力于夏坚勇对历史的烂熟于心以及他语言的掌控力和带动力。这部作品没有简单地拼接历史史料，而是赋予了历史鲜活的骨血与生命，从中看到了一个王朝的历史气象和政治气象，也看到了一个王朝的人文气象和人性气象。对历史的、政治的解读与思考，丰富而有深度，赋予了作品现实的意义，显示了作品深厚的语言功底，读来有声音有颜色，使作品的基调丰沛充盈，有灵性有力量。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院长)　　《绍兴十二年》是历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最大限度的结合。在绍兴十二年这一年的叙述背后是对整个宋朝历史的稔熟于心，对某些个历史细节点的放大见功力；在行文上摇曳多姿，是宽细的结合。这部作品基本结构是按照时间性的，不靠情节和戏剧冲突，内在肌理的细腻和散落其间小小的悬念使得阅读起来非常吸引人。夏坚勇对历史人物心理的揣测很到位，表现出文学家对人物人性复杂、软性的，内在回旋式的评价。这本书给我的阅读感受是，心越读越凉，有绝望的感觉，当然这不是书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了。　　陈歆耕(《文学报》原主编)　　我看完后写了一个书评，书评的标题是《文贵有气而性情摇荡》，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自有其过人之处，甚至有《万历十五年》不及之处，那就是作品始终有一种澎湃在字里行间的气，文因有气而性情摇荡，史实史料借气而灵动飞翔起来，气携史实史料而有了力量，有气而又有力，这文章便好看而又好玩了，这文字便翠华摇摇起来，诗情与史实便就浑然天成。一切历史皆当代史，我的理解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穿透历史，从而探寻到走向未来的路径。在这一点夏坚勇无疑做的非常到位。精辟而具有警示性的文字经常如电击般刺痛眼球。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自《湮没的辉煌》后，夏坚勇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这部新作。书中组合的历史故事，像小说，有发展有高潮；其外，作品具有深厚的思想穿透力，穿越历史，直指当今，是一部充满人文激情和人文价值理念的作品。这本书虽然和《万历十五年》同样选取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但不同的是对人物、人性复杂性的文学性表达，对还原当时社会历史生活风俗的描写，所涵盖的人物内容，上至天文地理、皇亲贵胄，下到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工农商学兵”无所不写。此外我最激赏的是，文中处处有文眼，句句扣题。作者在书中是在场的，“我”是一个判官，常常跳出描写做批评，这是一种鲜明的批判立场的体现，穿透历史现场，掀开历史帷幕，从而引起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思考。艺术上来说，语言是严谨和通俗的结合，修辞上是高古与俏皮的结合，调侃、讽喻的词语很多，这种语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构成的反差和落差给人的阅读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许多地方“兵不血刃”，作者不用一个脏字，却将人物性格描写的入木三分。　　吴功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历史史实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中，融入江南特有的社会风俗人情，小中见大，很具有美学价值。结构和叙事方面，民间生活和宫廷生活穿插进行，语言方面，文字好文笔好文情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并不浮躁喧闹，始终保持着文化散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　　范培松(苏州大学文学院文研所所长)　　夏坚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文化散文创作，时间跨度二十多年，每部作品创作姿态始终如一，是一位处江湖之远的文化悲情主义者。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激发了他俯视古今历史兴亡的激情和欲望，把批判专制作为己任，以显示自己在文化上的追求和品位。夏坚勇是一个有脊梁的文化散文作家。《绍兴十二年》不中庸、不忽悠，一副斗士的姿态，把制造专制的“赵构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作者站出来点评历史的画外音令人读来很爽快，借助历史发声，反映了现实的呼声，散文的厚重感也从这一方面显示出来。　　潘向黎(作家、《文汇报》记者)　　我在读了几十页之后，就想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散文，长篇散文还是小说。但是，《绍兴十二年》可以取得豁免权，不必纠缠于它到底是什么体裁，因为它融合了小说、戏剧甚至是电影的一些元素，很精彩，有力度。对读者起到了扫盲的作用，读来爽利。不妨放下文体的问题，评价它本身。它可以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　　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首先，我替王尧教授带一句话，他说：这本书写得比《万历十五年》好。我完全同意。无论小说、散文、戏剧，任何文体面对历史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手中的尺度，你如何评价历史。有人一直对南宋的评价很高，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人民安定……老夏不是，他是以现代民主制度的理念来评价这段历史，也可以说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评价——那是一个不民主的时代，是一个蔑视人权的时代，夏坚勇是站在现代政治文明与常识的高度来审视，这就是这部作品胜于《万历十五年》和余秋雨作品的地方，《万》只是讲故事，余秋雨是匍匐地膜拜历史的态度。为何选择绍兴十二年？正是因为它并不是波澜壮阔的一年，这年最大的事是杀了岳飞之后，一个一百多年“苟安而平庸的时代开始了”，虽然也繁荣，但却是以精神上的压抑作为代价换来的繁荣。作者对南宋的历史评价反驳了很多主流的历史学界的观点。夹叙夹议、绵里藏针的表达方式，平实而富于韵味的语言，议论很精彩。在散文中，我认为作者观点不需要隐藏，要见作者的真性情。总之，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描写出南宋偏安王朝，这样一个帝制、集权、非民主时代的基本政治本质和政治表现。　　费振钟(作家、评论家)　　我想强调的是，研究历史的人很少具备历史叙述的能力，做文学的人对历史的研究又往往准备不足，写不出好的历史文学作品。《绍兴十二年》提供了写好历史文学作品的经验。好的历史作品要面对历史人物惯常的评价，例如忠奸正邪等都很明确的一些概念，做出自己独特的处理。夏坚勇的作品在如何辨别对历史人物惯常的评价以及面对历史时，是以史为意或以意为史这个问题上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夏坚勇选择这个历史的节点，为什么如此选择？它包含了怎样的历史密码和对历史的思考。我想到有一部书可以拿来对比，法国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与《绍兴十二年》中的描写南宋日常生活的部分对比，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的分界在哪里看得很清晰。一到十二月不是简单的时间变化，在时令、节气、气候、典章制度中，夏老师耐心地写了日常生活中一切照常一切如故的东西，普通百姓的日常悠闲与背后大变革即将来临时那不安定的东西相照映。　　贾梦玮(《钟山》主编)　　历史文学的虚构是带着镣铐跳舞，在不能违背真实的框架筋骨下填充“血肉”，这和小说的纯虚构不同。历史学家写作着眼点在历史的硬成本，而文学家要探讨的是人在历史中付出的情感、心理的软成本，这才是文学要表达的东西和努力的方向。　　王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绍兴十二年》这个文本为我们碎片化阅读时代提供了一种反叛，它是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写作中，梳理这段时期的历史内在肌理时，观察仔细有史可依。更重要的是价值立场，夏坚勇是有温度有热血的散文家，自《湮没的辉煌》以来的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一以贯之，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文本非常具有张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个角度都进行了解读，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无论对于帝王生活的表现，还是日常的风俗民情，都是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王振羽(评论家)　　我认为这本书最可贵的是作者的见识，夏坚勇对这个偏安王朝中很多历史细节的描写，在见识上超过很多迂腐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我们的许多记忆是被选择的，我们的很多目光是被调整的，有了夏先生的这个文本，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的文人如此无行。还有一点，书中描写的历史细节非常丰富，这建立在作者考证功夫的基础上。《绍兴十二年》不是读书笔记式的零敲碎打，不是解读有关史料的散漫感想，和《万历十五年》，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相比毫不愧色，是一部不可多见的、值得称道的散文杰作。

《绍兴十二年》与《万历十五年》

本月月初，收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新书《绍兴十二年》的样书，第一时间阅读后，觉得写得着实不错。这本书从南宋由战转和的关键一年切入，通过描写这一年发生在这个国度的大小事宜，剖析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既有宏大叙事，也有细致入微的民俗生活描写，兼及对帝制社会运作奥秘的解读。由于书名跟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的相似性，很多研究者和评论家自然而然将其跟《万历十五年》联系在一起。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关于该书的研讨会上，两位王姓的评论家和研究者甚至认为：《绍兴十二年》写得比《万历十五年》还要好。这样的论断，引发了我比较这两本书的兴趣。下面，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做一点简单的分享，不正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先说说书名。就我个人人文社科书籍的阅读积累来说，以某一年作为横断面解剖大历史，并且作为书名，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应该是首创，或者至少是中国史写作方面的先驱者之一。在《万历十五年》问世之后，这类的书名和写法便不断被借鉴，层出不穷。比如王树增先生的《1900年》《1901年》，比如高王凌先生的《乾隆十三年》。夏坚勇写《绍兴十二年》，从书名和写法角度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借鉴《万历十五年》的意思。从这一点上来说，《万历十五年》是处于创新者的位置，而《绍兴十二年》则身为模仿者。当然，这种位置的不同，并不构成写作水准高下的理由。同样是借鉴雷蒙德•卡佛的书名格式，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价值，就不见得比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书来得差。虽然都是写中国历史上的某一年，但在具体写法上，《万历十五年》跟《绍兴十二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万历十五年》是以人物为章节，这些人物上到帝王、首辅，下到猛将、狂生，基本上涵盖了大明王朝当时统治阶层里的各个主要角色。通过讲述这些代表人物在这一年里遇到的种种困境，来分析大明王朝中后期的时代特征，进而阐述中国帝制社会的种种顽疾和末路景象。而《绍兴十二年》则采取的是以月为章节，分别讲述这一年里十二个月发生的主要事件。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接近于纪传体的话，那么《绍兴十二年》更多算是采取的是编年体的写作方式。这两种写法本无优劣之分，但是在客观效果上来说，《万历十五年》的讲述和分析在深度上显得更胜一筹；而《绍兴十二年》的叙述就显得比较散，正是因为每个月都要自成一章，个别月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无故轻重，让人感觉有凑数之嫌。在《绍兴十二年》的研讨会上，来自南京大学的某位王姓研究者声称：《绍兴十二年》是采用现代民主理念来批判地看待那段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在讲故事，余秋雨的作品则充满对历史的膜拜，因而前者要比后两者写得好。作为一位知名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如此轻佻的论断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对于历史的分析与论述，本来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境化分析，即从当时的环境、氛围和认知水平出发，还原历史的原本状态；一种则是去语境化分析，即以当下最新的思想观念分析判断历史人物和事件。后者或许就是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理由之所在。这两种分析与论述方式并无高下之分。《绍兴十二年》固然写出了帝制时代，专制的残酷与黑暗，以及文人官僚的种种扭曲的状态，但这些评判更多是基于现代所谓普世价值的常识得出的论断，在历史观和历史视野上并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而与作者的现代民主理念相伴的，则是其语言的现代化：这本书中，类似现代网络段子的语言，以及过于俚俗、调侃式的话语比比皆是。作为一本严肃历史散文著作来说，这样过于俚俗化、现代化的语言方式，有把作品下拉到网络文学层次的危险。由于主题的严肃性，相信这本书能吸引的读者大多应该是人文社科严肃书籍的爱好者。语言的随意和不严肃不但不能扩大本书的读者面，反而可能会引起目标读者的反感。这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对一段历史，尤其是对本国的历史，无论是赞赏，还是贬损，都应该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抱一种起码的温情与尊重。因此，我并不觉得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中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在批判和贬损的同时，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敬畏，则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这样的感觉，跟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地位带来的文化自卑一脉相承。应该来说，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中对传统帝制社会的批判还是有节制的，但部分章节的论述中，仍然会感受到这种因文化自卑带来的过度贬损，有一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毛病都用“独裁专制”这一个词来概括的感觉。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就绝对不是上述王姓研究者一句轻描淡写的“只是在讲故事”。黄仁宇在这本书里没有像夏坚勇那样对于传统社会过强的批判情绪，而是以一种冷静、客观，兼具历史感和诗意的笔法，讲述了大明王朝中后期难以为继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系；简单、易行的小农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无成熟民法，商业、社会、政治现代转型几无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读者通过黄仁宇富有春秋笔法的讲述自己感受到的，而不是像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里那样，自己站出来用现代政治名词，直接给南宋的历史状况做评判。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万历十五年》的论述水平还是明显要高出一筹的。相信连夏坚勇先生本人，都不敢说出自己这本书写得比《万历十五年》还要好这样的话。《万历十五年》的各个分章节，无论是讲述力图改革的张居正，倡导无为而治的申时行，还是讲述模范官僚海瑞，抑或异学狂生李贽，其论述重点都是在为分析上述明代中后期，乃至整个帝制社会难以为继的时代特征而服务。比如写张居正力图有所作为，但却脱离中国实情，丧失基层士大夫和官僚支持，这显然是在佐证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制度，因而无法自发现代化的论点。写海瑞将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作为行政要诀，恪守帝国法令的最高限度，最终被整个官僚体系提防和排斥，显然是讲述传统中国一旦忽视潜规则，便寸步难行的事实。又如李贽，他既想提出一整套新的哲学来反抗旧的伦理道德和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但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却又与所处的时代，与旧的哲学和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矛盾正是人人无法逃脱一元化社会政治体系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选择南宋由战转和的这一年进行详细论述，其选择的大部分事件都是与战与和转折的这一关键节点对应的，但是其所做的许多论述都是在批判帝王专制制度的黑暗，以及带来的官僚人性扭曲。应该说，这种批判跟战和转折点的主题是相脱节的，显得过于宏大，缺乏根基。从这一点上来说，《绍兴十二年》跟《万历十五年》相比，也有明显差距。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其实，我是相当肯定《绍兴十二年》这本书的价值的。作为长篇历史散文，文笔优美，考证详细，兼具历史感和文学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已经到了能够超越《万历十五年》的地步。同样也向批评家、研究社和出版方提几句建议：对一本书不能过度吹捧和赞美，更不能把赞美建立在贬损经典的基础之上，否则在广大读者已经具备高度鉴别能力的时代里，这样的宣传往往会适得其反。2015.6.17晚作于竹林斋（本文首发于本人的原创微信公号：蓑翁论书，微信号：wengonbooks，欢迎关注。）

一个繁荣的时代和一个落寞畸形的官场现形

都说宋朝繁荣富强，GDP远超其他国家，东京夜色繁华，百国来朝。那么从市井到皇都，都是怎么样的情境呢？这本书仅仅讲述了一年的历史，却像正在生活一样，像是今天拿起了日报，从政治、文娱、民生，上至官家，下至寻常百姓的心理活动一一展现。开篇讲述高宗决议杀岳飞，分析武官权重对他的心理压力。后续到处理相关人员等，都深刻地剖析了他的心理活动和政治动机。处理好了武将，接下来是议和。因为议引起朝臣、国民不满，但这不影响官家的政治治略。在这一年的科考题目中，也以发展经济、安民隐忍为前提，讲述了一下自己议和之初心，成功筛选出未来政坛的马屁精。关于议和，北宋灭亡，一路风餐露宿，仓皇南渡。其余皇室被掳，之后堆砌奸淫掳掠，连皇帝的亲妈以48岁高龄都难逃欺凌，想来金人口味也蛮重的。自己的妻女、母亲不仅受人凌辱，还将细节道尽，编成书册，供人玩赏。即便如此，官家依然对金人俯首谄媚，简直可耻。唯一的既得好处也就只有哥哥被掳，自己虽然偏安，但仍可为一朝天子。从除夕到上元，民俗中的、宫中的庆典一一细数。婚丧嫁娶，连接历史背景，十五六岁婚嫁年纪正是一路逃窜中出生的一代。能偏安婚嫁已经是十几年来的宽慰。文中还讲了和尚尼姑的度牒是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宋朝即便偏安，疆土不足，税收却是唐朝的4倍有余。所以军费果然是最烧钱的。还讲了宋代的马政、耕种、航运……现在看到8月，韦太后回銮。不得不说，韦太后心机颇重，所以有这样一个擅于玩权的儿子。当时在上海吃得上吐下泻的橙酿蟹，竟然是高宗给太后准备的。那道菜的风味已经全然不记得，甚至好吃不好吃都不知道了。只是再次证明，不要一起吃水果和海鲜。韦太后是东京人，竟然吃这个没问题，想来还是我享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