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章节试读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59页

比如在1853年，纽约仿照二三十年前的伦敦，警察穿制服上岗。许多城市的服务，如防火和交通等，第一次有计划的组织起来。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24页 - “它的商人是王子”

《圣经-以赛亚书》中记述，推罗“无人能与之争锋，它的商人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界上的最贵人”。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帕里斯给海伦穿上“由西顿妇女织的闪亮睡袍”。
腓尼基的商人和工匠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那里学来了书写符号，并把它作为记账和立法的工具。
这一书写系统成为以后希腊和拉丁字母的基础。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2页 - 中文版序言

中国的大城市就严格遵循从“宇宙模式”建造到公元第一个千禧年的后半期，中国也出现了新型城市的征兆——商业中心两到三层高的商业建筑出现了，大众文学和各种群众娱乐活动非常活跃。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82页

伊斯兰公社为各种各样的城市提供了统治秩序、行为准则和文化规范。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26页

西部地区的其他腓尼基殖民点都把迦太基视为领袖和保护人以对抗敌对城邦-这些城邦多数由希腊人建成。
这些远离母邦的联盟的产生削弱了腓尼基自身的力量。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62页 - “一切都被废弃”

到了公元7世纪，罗马变成了一座只有3万人口的城市。在大多数地方，古老的城市文明几乎都消失了。公元7~8世纪，在天主教的欧洲，只有不到5%的居民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中。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97页 - 第九章 机会的丧失

企业家的凋零 繁荣本身 专制
在马可·波罗和以后的伊本·白图泰时代预言东方代表着城市和文明的未来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到了1600年，从漳州的码头和货栈到开罗的嘎萨巴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城市的活力开始消散。
　　繁荣的弊端
　　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城市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给那些到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荣。在16世纪北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统治者看来，欧洲城市看上去渺小而落后。中国和穆斯林多数的技术、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工具远比欧洲更加先进。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灌溉和河渠系统高度发达，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西方。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城市在人口和建筑的华丽程度上看上去超过了欧洲同等的城市。1526年，蒙古人的后裔莫卧儿人夺取了印度的控制权，定都德里进行统治，伊斯兰的历史学家把这里描绘成“有人居住的伊甸园”。伊斯坦布尔这个在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城市，比当时欧洲任何城市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多的人口。
　　东方都城的辉煌进一步加深了长期存在的自傲感。尤其是中国宫廷的态度：他们认为，按距离都城的远近依次为皇室到王公的领地，此后是“被安抚的地区”，然后是“半文明的野蛮人地区”，最后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的地区”；在边缘地带末端的欧洲几乎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
　　伊斯兰世界上层人物的观点不时表现出同样的对外国人的轻蔑态度，特别是对欧洲人。公元9世纪巴格达的一份贸易调查报告认为，拜占庭、中亚、印度和中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物品；而北欧和西欧的城市的价值仅仅是奴隶和稀有矿产的来源地。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这样的态度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而这时欧洲的军事和科技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优势。
　　专制的局限
　　*专制集权的强大进一步减缓了亚洲和伊斯兰城市的发展进程。甚至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和中国长安这样宏伟的城市，也随着统治王朝的倾覆而衰落。专制体制也特别使得东方城市容易受到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所描绘的政体的自然“生命周期”的破坏。他认为大多数穆斯林世界的统治机构都是由攻占城市掠夺财富的强悍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代游牧民族——早期阿拉伯人、马格里布部落和突厥人——经常表现出建设伟大帝国和城市所需要的超凡精力和想像力。
　　阿拉伯学者注意到，在稳固的地点享受奢侈生活越久，统治者必然越快地失去尚武的精神和顽强的品质。由于纵容他们的后代放弃了马背上的生活，所以就不能指望他们的后代保持着其祖先的豪放品格。
　　当新的游牧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已经繁荣起来的城市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当公元1258年蒙古入侵者击败衰弱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军队的时候，巴格达就是这样的命运。蒙古人不仅杀掉了最后的哈里发及其大部分家属，而且屠戮了城内的多数居民。大部分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巴格达再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虽然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事例，但是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王朝。在发展初期，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当的尚武精神和强有力的统治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权日益软弱和腐败。特权贵族、官僚和退伍士兵组成的“军团”吞噬着帝国的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王朝脆弱的首都留给了新的游牧入侵者。
　　企业家受到压制
　　这种持续衰颓的过程并非亚洲或者伊斯兰社会所独有。欧洲的贵族阶层在经历了几代强盛之后也衰落下来。然而，与东方不同的是，欧洲兴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为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而且他们有能力实现政权的更迭。
　　在日本、朝鲜、中国、印度或者埃及，中产阶级力量的蓬勃兴起却不曾发生专制政权到处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伊本·赫勒敦这样评述：“对民众的财产的侵犯封杀了获取财富的动机。”
　　无论从商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重要城市越来越背离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在新儒家学者的影响下，中国限制勇敢的探险活动，使沿海的城市遭受损失。这样的决定最终将海洋贸易拱手让给数千英里外欧洲城市里的商人。
欧洲的再度兴起
　　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16世纪晚期，这里有些城市已经和东方一样富有，并且后劲不减。
　　中国、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权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在自己的体系中安然度日——统治着北非、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城市，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他们的海滨城镇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毕竟，这些人只是来自世界相当落后地区的商人，他们的产品对于宫廷和集市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
　　甚至欧洲人的高桅小船似乎也不会给人什么印象。不久，这些小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令人警惕，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具备了更长距离航行的能力。17世纪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人逐渐控制了东南亚香料产地的贸易，同时也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非洲奴隶、象牙和黄金贸易。
　　贸易中心不再重要，像开罗、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开始在商业上衰落下来。甚至最初由近东出口到西方的咖啡，也是在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生产，再由荷兰的船只贩运咖啡豆到奥斯曼的市场上出售。
　　西方人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东方。中国、印度和非洲边缘地带的小商业居住点开始缓慢地发展成为巨大的、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表面上依旧宏伟的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内陆的大都市，开始<原文开始>逐渐失去对本国国内贸易的控制。最后，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也很快消失了。城市文明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一个由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所掌控的新时代即将开始。西方人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东方。小商业居住点开始缓慢地发展成为巨大的逐渐失去对本国国内贸易的控制。以城市为透镜观察上一次全球文明竞争战略性瞬间时，可做如上描述。
城市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历史的关系？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1页 - 第四章 希腊的成就

在来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和思想的滋育之下，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在这里萌芽了。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1页 - 译者序

纽约的硅巷和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在20世纪90年代初IT产业滑坡时相继消失。他也藐视城市爵士乐迷和流浪族的生活方式。在巴黎，这些城市流浪族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高达10%。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87页 - 第八章 中央王国的城市

在伊本·白图泰之前的一个世纪，一群威尼斯商人穿过广阔的中亚地区来到了东方。同他们北非的同行一样，马可·波罗发现分布在这辽阔地区的大多数城市都追随穆罕默德的信仰。仅仅是在罗布泊地区（在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伊斯兰的影响开始减弱，而中国的影响更加显著。
最初，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伊斯兰城市的发展代表着倒退。在大约在西罗马帝国时期最为繁荣的汉朝，后来又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中国商人控制了经过阿富汗边界的利润丰厚的洲际贸易路线。然而，当公元751年与穆斯林军队遭遇时，中国人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
　　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时候，遥远边境的失败已被淡忘，更无所谓悲伤。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评述说，与伊斯兰更倾向于征服并改造世界不同，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传教热忱。中国能够遗忘遥远边境地区的失败，是因为作为伟大的“中央王国”，它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
　　中国的影响通过征服或者通过典范作用扩展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但是它的文化缺乏能被非中国文化所采用的先验性价值体系。一个人能成为穆斯林，但是他却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甚至对一个取得了“中央王国”皇位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传统
　　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截然不同，中国城市是在以农为本的文明框架内兴起的。甚至到了16世纪晚期，明朝皇帝还在王宫里举行以高度舞蹈化的动作来象征丰收的宗教仪式。
　　这种持久的农业影响也反映在城市内部。可以说，杭州、广州、漳州和北京都能跻身于世界上规模最大、规划最好的城市之列，但是城市周边的环境通常都是拥挤的乡村，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拉图雷特：前引书，第216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270页。中国的城市尽管规模宏大，却只是形成了更大的农业环境的“质量密集”版而已。
　　与古典欧洲或伊斯兰世界所常见的情形不同，中国城市根本未能对周边偏远地区施加影响。即使在最大的城市里，大多数的产品主要是为了本地的消费；而多数农业地区的需求则是在乡村得到满足。尽管拥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可是按照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中国还是不能达到同等程度的城市化水平；就此而言，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不足西欧、地中海，或者日本公元一千纪以来的一半。
　　“居天下之中，礼也”
　　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在公元前一千纪周王朝的时候，这些中心城市的普遍模式就已形成，贵族、宗教功能和军队为城市的主要角色，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活动服务于上层统治阶级，通常扮演次要的角色。
　　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时运的涨落取决于统治王朝对其位置的喜好。防御的需要或者食物供给的便利程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个或者哪些城市成为首都。
　　首都的变动和伴随而来的臃肿的政府机构，其自身就足以刺激市场经济的萌芽。公元1千纪后半期，唐朝长安的东市以“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而自豪。和希腊的市场或者罗马的市政广场一样，这里是服务行业的天然场所，印刷工、艺人、屠夫和服装商人都包罗其中。
　　城市生活由帝国官僚严格控制。市场开放和城市宵禁的时间由更鼓来宣布。每到新都规划或者旧城重建之时，首要之事便是遵循《周礼》中的礼制——古代中国控制人们生活方式、个人行为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基本礼仪。历史学家王才强评论说，每一个大都城都按着一定的规则来设计，城墙围绕，网格状结构整齐划一，其中包括市场区以及专门为皇帝、主要官员和其他与帝国王室相关的人使用的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禁区。
　　把王室同外部世界分开的需要决定了城市规则。皇城被高墙同周边区域分割开；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俯视周边的地区，这与在欧洲和近东地区所常见的有所不同。保卫王室成员所需的军队，经常占据了城市人口的很大比例；一个中国学者估计，公元1000年的宋朝都城开封大约有1/5的人口与军事力量或其他防卫机构有关
　　一些王朝不只建造了一个都城来实施统治。隋朝建造了三个都城，并且通过道路和运河把它们与帝国的行宫连接起来。公元581年建立了隋王朝的隋文帝开凿了大运河以确保传统都城长安的食物供应，这个城市很快发展成为能同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同时代任何城市相匹敌的规模。
　　都城之外是小型城镇中心组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公元前3世纪，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将以前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分成了若干个郡，或者叫做“州”。每一个郡都有自己的行政中心。郡之下形成了一些更小的行政区域——“县”。这些小城镇中心不仅起到保护帝国的作用，而且还在饥荒时分发食物并为老弱病残提供保障。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仍主要以大都城为中心。都城不仅仅是儒家传统的世俗权力控制的城市，也是“中央王国”的中心点，“居天下之中，礼也”观念的具体体现。作为崇拜的中心，他们集中了所有伊斯兰教圣地的功能，像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但是侧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穆斯林的圣地是宗教圣地，从伊斯兰历史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不再是政治权力所在地。在中国，权力和神圣可以相互切换：皇帝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圣的地方。
“若垂天之云”
　　在公元一千纪后期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出现了另一类型的大都市，他们首要的基础并非政治权力，而是商业价值。最初的商业城市繁荣于公元618~907年统治中国的唐代。通过放宽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尤其是陆路方面的限制，唐王朝促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城市商人阶层的产生。公元960年开始统治的宋朝鼓励贸易的发展，商业前进的步伐加快。
　　中国第一次作为洲际贸易强国出现。在清剿了日本和其他海盗之后，中国商人控制了远到印度的所有贸易路线。由于熟知罗盘的使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航海者，并且绘制了远达好望角的航海图。
　　到12世纪，中国已有20支船队，水手逾5 2万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亚洲广为传播，包括朝鲜、日本和大部分东南亚。拉图雷特：前引书，第186页。其中的一些海船乘载可以超过500人并存储一年的食物供给。船上可以养猪和酿酒。旅行家周去非记载，“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
　　越洋贸易的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国际性商业大都市的发展。广州是公元前100年繁荣起来的城市。公元8世纪，这里已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穆斯林贸易团体的基地。公元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立了海关衙门，并且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港口城市独享真正的外贸垄断权。公元1200年，广州的人口已经超过20万人，可列为世界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
　　令马可·波罗惊异的是急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会如此丰富多样。这个威尼斯的旅行家估计，每有一个载着香料的船只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或其他意大利港口，就有“一百艘船”到达漳州，这里是中国同南亚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近东、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药品、宝石和手工艺品从这个码头流入中国各个城市的货栈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技术和丝绸也源源不断地输出。
　　这代表了中国城市史富有潜力的新开端。在一千纪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像广州、福州和漳州这些新兴的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国际性趋势在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开罗、安条克和威尼斯也有所见。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他们生活在帝国番坊（外国人居住区）的保护之下，尤其活跃；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造就了丰富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氛围。
　　这些海滨城市同时也与庞大的国家内陆贸易网络相连接，尤其是宋朝的首都开封。皇城以外的道路“密如鱼鳞”，同林立的店铺、酒肆和妓院相连接。一些有影响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也住在城中。一些对商业的传统限制（如宵禁令）的放松，鼓励了真正的“城市文化”——两三层高的商业建筑、活跃的大众文学和各种各样的群众娱乐——的发展。
　　公元13世纪早期蒙古对中国的控制加速了上述发展趋势，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痛心。蒙古人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使中国的影响越过了亚洲到达欧洲边界。蒙古控制下的一些外国的城市，像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大不里士等城市里首次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移民。
　　虽然蒙古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他们为广阔的亚洲大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证，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一个穆斯林的观察家评述说，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一个人能够头顶着黄金盘子从日出之处旅行到日落之处，而不用担心劫掠”。格鲁塞：前引书，第252页。
　　蒙古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促进了更广泛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能融洽共存，繁荣发展。在穆斯林法官的管理之下，广州和漳州的清真寺、医院和集市以伊斯兰的商业和民事法规运作。很多穆斯林，甚至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都可以为蒙古皇帝效力。
　　多文化的贸易和联系的发展也可以从大可汗宫殿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中得到印证。虽然离海滨贸易城市很是遥远，大都市和其他主要的内陆城市却消费着大量的来自印度、近东甚至非洲的奢侈品。马可·波罗这样描绘忽必烈的首都：“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73页

必须把信徒群体聚集在一起是伊斯兰信仰的关键一环。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54页 - 罗马：大城市的原型

但是，它天才的行政管理能力将城市保障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在已拓殖的广阔地区激起了一个城市建设的新的黄金时代。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4页 - 译者序

在谈到这一点时，他注意到，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中国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的西方科学理性注意结合之下进行的。所谓安全……包括安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几乎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1000余年间，欧罗巴再无大城市。此后直至19世纪，欧洲再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市。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4页 - 古典城邦

在这种竞争精神的驱动下，希腊人创造了包含艺术、雕刻和戏剧在内的高度个性化的思想文化，显示了当今西方城市的典型特征。
亚里士多德评述说，公民就像甲板上的水手，他们的职责是确保“航行中的船只保存完好”。在雅典产生了一个更激进的理念，如立法者梭伦所言，公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
由于希腊城市规模较小，这一理念得以付诸实践。公元前5世纪，除雅典外，没有哪个希腊城市的人口超过15万。而在每个城市中只有一小部分居民是公民。甚至在雅典，公民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总人口27.5万中的4.5万。
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30-前428年爆发的一次传染病夺去了雅典军队四分之一士兵的生命。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9页

美索不达米亚社总是围绕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而埃及人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5页 - 中文版序言

结果，尽管尚未居领先地位，但5个世纪以来中国再次成为现代世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心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40页 - 亚历山大里亚：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亚历山大对希腊城市和商业文化的传播使其超越了以前的影响范围，甚至远达印度本土。经济的影响引人注目。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铸造的货币广泛流通，促进了国际贸易的飞跃发展，而主要的获利者是前希腊的殖民地，如罗德斯和叙拉古。
然而，亚历山大最伟大的城市遗产蕴藏在他和他的继承人新建的城市中。安条克、塞琉西亚，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都以合理的原则进行规划，其规模在原有的希腊城市中是少见的。规划伊始，每一个城市都设计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心广场、神庙和市政建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型公共工程有计划的系统化建设。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这些新城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在小渔村拉考提斯周围，北设计为非洲、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心。它的兴建反映出一个明显的目的：欲以此取代北亚历山大长期围困后毁灭的腓尼基城市推罗，来作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
这个雄心勃勃的设想首先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大型海港。后来，托米斯（一个马其顿的希腊家族，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开始统治埃及）在法罗斯岛上建造了巨大的灯塔，用来指引船只安全地进入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因其优美的公园和完善的公共设施--特别是博物馆和图书馆--而独具魅力，成为了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城市规划中更为实用的方面也没有北忽视：城市的道路宽阔，街道更整洁，卫生设施更完善。为了防患火灾，城市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头，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眼力山大里亚很快实现了其创造者的初衷。以则合格城市为基地的船队，同远在印度和非洲海角的顾客进行交易。托勒密王朝的官员们监管着一个复杂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们普查人口，登记货物，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地产业。这个政权也将埃及以富饶闻名的农业生产--如大麦、小麦和纸草--推进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些城市在性别问题上也出现了重要的突破。妇女拥有新权利--财产权。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获取了政治权利，这可以从7位王后的经历中得到证实。这其中包括著名的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她也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统治者。在希腊化的城市里，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和希腊统治下的南部意大利，女诗人、女建筑师甚至学习哲学的女学生都声名显赫。
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大批侨民共同生活，虽然有时也有摩擦。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里亚尤其引人注目。用历史学家迈克尔-格兰特的话说：“亚历山大里亚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化城市，是希腊文化的超级熔炉。”
国际化大都市的氛围促进了文化和科学的快速发展。埃及文化、犹太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以及其他文化都受益于希腊文化的影响。同时，希腊人获取了巴比伦的行星知识、法老时代的埃及文学和《七十子希腊文圣经》--这是受到了古代摩西文本影响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5页 - 5 美索不达米亚

这种耗时巨大的努力需要一种道德和社会秩序以及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以应对社会的复杂管理和对自然界更有支配力的关系，这是从已经维系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千年之久的家族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的重要一步。……
祭司阶层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阐释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很多往往看似无关的人们的活动。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27页 - 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

虽然巴黎和其他炫目的首都城市是先进的城市模式和富丽堂皇的典型，而实际上基本处于寄生状态，主要依附于他们的腹地。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71页 - 第七章 伊斯兰群岛

公元1325年，阿布-阿普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离开了他的故乡丹吉尔市，向东开始他的神圣的麦加朝圣。后来，为了履行在阿拉伯的宗教义务，他在以后的几乎1/4个世纪里到处旅行：在沿着东非海岸的贸易点逗留，穿越中亚大草原上商队驻留的城镇，到达印度和丝绸之路上那些流光溢彩的城市。伊斯兰世界盛极一时，极大地削弱了欧洲城市文明。并在富饶的中国沿海城市殖民。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91页

一个中国学者估计，公元1000年的宋朝都城开封大约有1/5的人口与军事力量或其他防卫机构有关。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8页

像腓尼基人一样，希腊人从来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政府架构，无法在他们中间形成稳定的联盟。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页 - 前沿

这就使我们推导出对城市的第二个命题：城市的成功靠的是什么。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是那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79页 - 巴格达：“世界的十字路口”

在公元900年，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16页 - 帝国城市征服城邦

他们逐渐丧失了城市崛起的坚固基石——城市的内部凝聚力和强烈的市民精神。意大利独立的自治城市没有能力与汲取更广泛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城市中心相抗争，此情况在他们失去了道德凝聚力之时更显突出。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3页 - 古典城邦

正如柏拉图后来所说“无需使者正式来宣战，每一个城市都同另外的城市处在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而且永无休止。”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20页

汉城这个1394年李朝设立的都市，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位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模式”。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55页 - “一个由城市单元组成的联邦”

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
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再度出现过如此安定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长安的市政建设有罗马好吗？公元98年，从西班牙人图拉开始，外省人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奥利略认为他的“城市和祖国”就是罗马。但作为一个皇帝，他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到去完成整个已知世界的“人类使命”。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15页 - 佛罗伦萨与现代城市政治的兴起

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美第奇家族的主要目标不是弘扬信仰或者是创建一个强大的帝国，而是为自己和他们的城市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46页 - 兰开夏：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英国成为多数人口居住在大城市的第一个国家。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2页 - 译者序

1519年前后当人们发现这一现象时它曾轰动一时。那么，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科特金将之高度概括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0页

埃及人的世界观并未促进自我封闭性城墙环绕的城市的发展。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6页 - 神圣的起源

大明宫乌尔的南那月神神庙是最早的塔庙之一，此塔70英尺高，俯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平线。米尔赛-伊利亚德认为高耸的塔庙构成了直接同宇宙相连的“宇宙山”。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49页 - “胜利的罗马人”

在希腊文化统治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时代，这些情结帮助罗马人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页 - 前沿

但城市的发展是普遍性的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11页 - 威尼斯：“世界的珍宝盒”

它的发家史之中看不到什么圣贤或英雄人物。可以将财富抽离出来，对比解析商业对城市的决定性影响。
只有立足于人民对财富积累的政权方能如此开明大度？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页 - 序言

神圣、安全、繁忙之地
1519年11月8日，贝尔纳尔-迪亚斯看到了一种将定格在他记忆中达几十年之久的景象。当时，这个27岁的西班牙士兵在和他同行的不到400人的战友从潮湿的墨西哥低向火山高进发，在途中发现了相当发达的城市文明的痕迹。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有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头盖骨，成排地整齐排列在当地一些庙宇顶部。
紧接着，一个城市赧然呈现在他们眼前，其规模之大几乎不可思议。这座城市高高地建在山间，环绕着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迪亚斯看到，那里有宽阔的堤坝，遍布独木舟，在其市内街道上，几乎每一种物业--从家禽到家用器皿都在出售。他也看到鲜花簇拥的住房，巨大的宫殿，在墨西哥阳光下熠熠发光的庙宇：
面对如此美轮美奂的景致，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说什么，或是简直不敢相信，在我们眼前的这块陆地上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城市；在湖泊之间，还有更多，湖泊本身布满了独木舟，在堤道上，间隔不远就有很多桥梁。在我们面前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墨西哥城……
对“这些景致”的回忆是40年后当迪亚斯成为一个居住在危地马拉的老人时落笔的，这些回忆的意义不亚于那些自建造巨大城市伊始就给人类以巨大鼓舞的那些人的回忆录。迪亚斯的经历在当时是有先例可循的，如5000年前的一位游历的犹太人看到苏美尔的城池和金字塔，一个中国地方官员进入公元前7世纪的洛阳，穆斯林朝拜者乘大篷车到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或者20世纪一个意大利农民乘轮船窥探曼哈顿岛上高耸的塔楼，均有如此感悟。
城市经历的普遍性
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确实，在今天，我们的城市在外层空间都能看到。
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从早期开始，当仅有少量人类居住在城市之时，城市就是聚集人类艺术、宗教、文化、商业、技术的地点。这种演进先是发生在少量先行一步的城市里，这些城市的影响通过征服、商业、宗教，今年来还通过电信交通，向其他中心扩散。
在人类发明城市以后的5000-7000年的时间里，所建造的城市不计其数。有些在最初不过是小村落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联合起来发展成都城大邑。另一些，则是上层牧师、统治者或者商业精英有意识策划的结果，多半有一个总体规划，以实现更大的神权、政治或经济目的。
从秘鲁的高地到南非的海岬，再到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实际上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已建造了城市。最早留下的城市永久性印记被认为是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由此起源，衍生出了代表西方城市遗产的典型城市：乌尔、阿卡德、巴比伦、尼尼微、孟菲斯、克诺索斯以及推罗。
在其他地区兴起的很多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地区无关。其中有些如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以及中国的长安，都达到了可以与欧洲同类城市相媲美的规模和发达程度。毫无疑问，在罗马帝国衰退后的数百年内，这些东方的大都邑是这个星球上最发达并且是最复杂的。尽管也反映出很多城市发展中共有的人类动因，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西方的现象，它们有自身独立的起源。因此，城市主义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要不同的探讨方法。
世界性大城市形成的地点在世界各区域不断变动。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注意到较大地点的大起大落。这位早期的睿智的观察家在游历大大小小很多城市时这样评论：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今天成了微不足道的，那些曾经微不足道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荦荦大者。所以，认识到人类的繁盛绝不仅系于同一地点，我将对两类地点都给予关注。
在希罗多德的那个时代，一度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如乌尔、尼尼微都已经无足轻重，成为历史遗迹，只留下一些曾经是兴盛城市见证的风干的骸骨而已。巴比伦、雅典和叙拉古那时正处于极盛的时代，不过几百年后，它们也被更大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所取代。
希罗多德时代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究竟是什么使得城市如此伟大？又是什么导致他们渐渐衰退？正如本书将论证的，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全面健康的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
神圣之地
宗教设施，如庙宇、教堂、清真寺和金字塔，长期以来支配着大型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它们向人们宣示，这些城市也是神圣之地，直接与掌控这个世界命运的神祗之力相连。
在当今这个世俗化导向日渐增长的时代，城市寻求通过高高耸立的商业建筑和有灵感的文化设施来重新产生神圣地点的感觉。此类做法激发了市民爱国主义或者敬畏的感觉，尽管没有神祗指引的令人宽慰的提示。历史学家凯文-林奇提示说，“一个突出的城市景观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在这个轮廓之中，城市居民营造着他们“全社会的重要神话”。
安全的需求
防御体系在城市演进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注意到，很多城市最初或是作为逃避游牧民族的掠夺，或是逃离在整个历史上全球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不守法纪现象的避难之地而形成的。当一个城市保证安全的能力下降时，诸如在西罗马帝国行将结束时或20世纪末犯罪侵扰时，城市人口就会退避到内陆地区或移居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城市“堡垒”。
商业的作用
但是仅有神圣和安全还不足以产生伟大的城市。牧师、士兵和官吏可以为城市的成功提供先决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不能产生足够的财富来维系大规模人口长时期的生存。这就需要有活力的经济。这一经济是由技工、商人、劳工支撑的，在历史上乃至晚近时期很多地方还要靠奴隶，这是令人悲哀的。这些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大多数，自资本主义出现伊始，就已经成为城市自身的主要缔造者。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页 - 中文版序言

唯一未曾中断的古代城市文明她有别与欧洲和美洲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其延续性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与之媲美。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07页 - 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

唯有天主教会知识分子传统的严谨根据描述公元8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维罗纳的史籍记载，这是一座“用厚厚的城墙保护和48座醒目高塔包围的”城市。城市与国家，先有鸡？先有蛋？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躲在安全的城墙后面，他们享受到的独立性是东方城市居民所无法想象的。东方城市（专制帝国）没有所谓城市精神！！！从其城市创立，它的形态，它的活动诸方面分析。意大利作为城市主义复兴的焦点崭露头角。何为城市主义？意大利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早期就成了terra di citta，或曰“城市的地域”。全球化后，还有独立城市精神需超脱于国家意志之下吗？有独立之城市吗？千城一面如何发展城市个性？这些意大利城市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其规模，即使到了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或者博洛尼亚等城市的居民人数还不到10万人。相反，文艺复兴城市最大的财富在于超强的商业精神和接受古典城市传统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创造力。城市即国家：雅典
城市构成国家：中世纪意大利
国家拥有城市：中国（帝制国家）
城市+城市+……；帝都+分支+分支n
这与帝制文明下人们一味追求巨大而致自食而肥的巨大形式反差。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8页 - 中国：永恒的城市秩序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范例。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内生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实际上，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
周朝及后来的汉和唐创造出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洛阳、长安、开封等历代都城皆跻身于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行列，逾千年之久。都城的重要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王朝的位置。根据儒家经典《周礼》的记述，“惟王建国”。其他不管是规模较大的行政中心还是地方征服单位，抑或是县，城市都以帝国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
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其他亚洲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日本最早的主要城市--大阪、藤原县和奈良是从中国皇城长安有意借鉴而来的。公元794年，日本人在平安（京都）建造了永久性的新都城，其人口超过10万。这个城市以皇室为中心，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是日本正是首都。
与其相类似，汉城这个1394年李朝设立的首都，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位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首都”。汉城模仿古代中国的模式，以行政中心的方式布局：由王室官僚统治，四周有城墙围绕。
注释：1、保罗-惠特利：《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1971，第7、182页。
2、章生道：《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趋势》1963年6月滴53卷第2期。
3、马润潮：《中国宋代的商业发展与城市变革》1971.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60页 - 人之城与神之城

基督教义的主要创建者保罗正是罗马城市世界的典型产物。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73页 - 穆罕默德的城市视野

必须把信徒群体聚集在一起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关键一环。他的信仰体系——伊斯兰教既是宗教活动又是对社会正义和秩序的呼唤。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7页 - 希腊人向外拓展

据希罗多德记载，伟大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将典型的希腊中心广场描绘为“在城市中心集会的地方，他们聚集到一起发誓诅咒，相互欺骗”。农业专制帝王无法理解商业的价值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20页 - 西班牙人的崛起

新大陆最终以探险家亚美利加·韦斯普奇的名字命名，他曾经是佛罗伦萨麦迪奇家族金融利益的代理人。郑和何在？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4页 - 权利的映射

萨尔贡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征服了美索不达米尔的诸城邦，建成了最早的都城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3页 - 译者序

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的独特的、内生性城市进程，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一位美国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在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兴起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一致”的现象。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1页 - 印度和中国

也是从商代开始，我们看到了祖先崇拜模式的出现，祖先崇拜在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虔诚的信仰和宗教习俗对于征召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来建造城墙和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正如一首中国古诗所描述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奉行天道”的原则。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138页 - 世界资本主义之都

伦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将伟大的首都城市的优势与荷兰和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才干相结合的能力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27页 - 腓尼基人衰落的根源

在古代世界，为商业而设计的都市远逊于为了征服而建造的城市。建基于利润和狭隘的自我利益上的意识形态远不能抵抗帝国的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统治了近代来临之前的城市史。

《全球城市史（典藏版）》的笔记-第46页 - 第五章 罗马——第一个大都市

然而，罗马人创建的法律、经济和工程方面的成就使这个庞然大物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近500年之久，这是他们永远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