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章节试读

《中国通史》的笔记-第16页

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卒有犬戎之祸。“申在东南，戎在西北，相距辽远，难于合作也。举烽取悦褒姒，为怪异之说，西周之亡，盖由于政治经济情状之恶劣，一造成于天灾（西周水利灌溉较为落后，旱灾时有），一由于政治腐败，一为制度上之弱点（西周行封建，时间久远，则不复亲亲也）。幽王适当其时并促成之，其有重大责任自无可疑。周末一般人士之苟安，亦所以造成祸患也，西戎伐周，幽王拒战不胜，为其所杀，卿士多罹于难。”其说较为可信。
中国与西方之接触，古来较少。“周在西土，与西方诸国接触之机会较多。说者言周人重玉，而玉之出产地在今新疆。寺人制则受中亚民族之影响。商人分一月为三旬，周人则分一月为四分。一、初吉，自一日至七八日；二，既生霸，自八九日至十四五日；三、既望，自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四、既死霸，二十二三以后至晦，此王国维研究金文所得之结论。月分四制，系巴比伦所发明，周盖受其影响而然。三者皆非证据，作为建议可也。”
前不久读诚之先生《中国社会变迁》，言中国宗教信仰之自由，民间各有所祭，君主不加干涉，此与西方颇不相同。时深以为然。其实，中国上古便等级森严，“鬼神生活亦同于世人，其时，阶级森严，鬼神亦分阶级。天子诸侯大夫士所祭之神鬼不同，不应僭越，非其应祭之鬼神而祭之，鬼神亦弗能福。”“葬礼则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葬期之不同，由于古人以人死为鬼，生活无异于生时，葬礼故极隆重。”此貌似平等之状，与西方之“专制”相较，颇有趣。基督教虽强制信仰上帝，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民主可在西方扎根，而在中国寸步难行，岂偶然哉？
荀子褊狭。“其最大之弱点，则为胸襟褊狭不能容物，凡与其意见不合者，即遭其诋毁，甚者欲其消灭。孟子排斥杨朱、墨翟之学说为无父无君，同于禽兽。荀子排斥墨学，则为望文生义之议论。其《非十二子篇》，竟攻击子思、孟子。”
孔子问礼于老子，为牵强附会之说，顾颉刚曾撰文痛批。“楚苦县人，尝为周守藏之吏，孔子适周，问礼于聃。故事之疑点甚多，苦味陈县，陈时尚未独立国。周室东迁，复遭祸乱，文献丧失殆尽，其官为世袭，仕周当有疑问。孔子问礼为战国时人所创，不足信也。”
始皇崩而秦速亡，后人分析原因，有说其暴政，专任法家者，有说其理念过于超前者。陈先生以为，秦亡之主要原因，在于赋役繁重，而二世又偏信赵高，轻易诛杀王侯将相。又，始皇统一“天下”后，以为天下就此和平，碣石铭云：“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秦之堕城去险，以示不复用兵；决通川防，既减少水灾，又利于灌溉与交通，为惠民之政。”后竟因此而不能守城，亦出始皇意料之外。贾谊说他“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虽失偏颇，不无道理。
无为政治，向来被视为道家思想。其实，“无为而治本为传统思想，孔子曾以为言，表示人君以德化民，而民从之之意，为正统派之解说。道家主张抛弃立法制度，而返于淳朴之原始社会，树立其无为之新学说。法家亦以无为为最高原理。”孔子有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陈说颇为得当。
游侠自战国至汉初，势力皆较为强大。高帝壮时，即为一游侠。至景帝时，游侠势力仍不可小觑，七国之乱，“周亚夫之雒阳，见（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已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其势力可以想见。
言及王莽，人皆说他篡位，“吾人常以民众之利益为前提，而不必以篡位为立论之出发点……国中费油伟大之政治家，则悲惨屠杀流离死亡，盖难幸免。儒家之教育及汉代之政治，不易产生伟大之政治家，汉末人才缺乏，为一事实……即以篡位而论，对于刘氏宗族力欲保全，而刘氏之为侯者，一再叛乱，始免诸刘为民。其附事之者，仍居高官。后世篡位者，若刘裕之辈，远不及其尚有人心。其制作之九锡，亦为后世篡位者所仿行。惟莽才能不足以应付非常之事变而失败也。”
董仲舒讲天人感应，“其学说以天为万物之本，人为万物之灵，人体与天相类。其言曰：‘（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倒也能胡扯一通，自圆其说。
饮茶之风始于三国，“唐人饮茶，不与今同：先以器具研茶叶为粉，烹之吸进。古人言：七碗飘飘欲仙，以其有太重之麻醉性。日本书籍言茶者甚多，颇有助于吾人了解古人饮茶之法。今人用开水泡茶，始于明以后。茶于唐时传入西藏。十三世纪，日本饮茶者多，亦与佛教有关。饮茶解渴，其水煮后，细菌皆死，减少人民之死亡，对于人身有益，更促成瓷器之进步。”宋人蔡襄在《茶录》中说：“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有人引用，说候汤就是烧开水煮茶，其实说错了。饮茶，宋代称点茶，蒸青后压成茶饼，碾成碎末放入黑釉茶盏，以热汤点注，茶筅搅匀起沫，斗茶以沫色白为上。
中外史家，治中国通史，言及王安石变法，多不吝笔墨。《宋史》讲北宋实亡于王安石变法，诸多史家以为公论。直至清末民初，梁启超站出来讲了许多好话，正面研究及评论才日渐增多。“其改革范围之广大，转变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既足以增强国力，又改善农民之生活，实中国史上鲜有之事态；惜阻碍环生，计划不尽实现，执行机构犹不健全，兼并之家势力如故。其时，人口激增，贫民仍在饥饿线上，一遇水旱之灾，流离死亡之惨状，将即复见，安石兴水利、拓新地，固已尽其之所能为；然与社会势力相比较，则殊微末也。”为他讲了许多好话。其实，陈著之前即言，“杭州知州不肯绳犯私盐，曰：钱塘十万家，饥者八九。苟不以盐自活，一旦蜂聚为盗，则为患深矣。”王安石变法增强国力为明显事实，而改善农民生活则未必。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讲他行免疫，行保甲，刮民更甚，虽失偏颇，不无道理。
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陈先生由人口，执行机构等方面言之，都有道理，然未中靶心。今人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王安石失败之原因分析，虽有以今论古之弊，然不无道理。“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地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其言颇为得当。要之，王安石变法，实中国农业社会中之现代经济变革，不败而何？其续又云，“例如青苗钱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者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按时连本带利地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村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间的关系与责任。”此即陈先生所说“执行机构犹不健全”。
时代之变革，与时代社会变化关系尤大。宋人居家行动多求安适，士人生活有显著进步。古人席地而坐，“伸腰而股危以不安之状”，东汉始有胡床，坐姿大概为盘膝。侯景之乱，入驻京城，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为殊俗骇观，特加记录。宋代始有椅子，并一直沿用至现在。古人行路，或步行，或乘牛马，肩舆初见于东晋，唐及北宋，仅年老有病者得用，其余多乘马。“南宋仕宦皆乘肩舆。其先，藉马于金人，汴京无马。高宗南下，南方少马，诏许百官出入，乃成风俗。肩舆以人肩抬之，轿夫同于牛马，士大夫唯知享受。其时，妇女地位益低，缠足盛行。时人以妇女柔弱为美，病态为佳人之条件……女子缠足，残贼其身体，使之孱弱。论者称其影响所生之子女，为汉族不及他族之弱点……社会上之弱点增多。当与中国之衰弱有关也。”其论大是。
宋自太祖开国以来，偃武修文，不轻诛大臣。孝宗谕大臣云：“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君心择相，相必为官得人，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金史·郦琼传》云：“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都是真切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