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生活》书评

生活中的诗人哲学家

（刊于深圳《晶报》深港书评·壹周2015年9月13日A11版，有改动）文/俞耕耘多克托罗，这位20世纪后半叶美国伟大的犹太裔小说家，以其毕生才华做出了两个选择：在现实主义的海岸扬起新历史主义的风帆，以后现代的虚构观念想象城市生活的密度质感。约翰·巴斯曾感叹，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袋子竟能装进如此多风格迥异的作家。多克托罗被装进去不是因为他光怪陆离的不好好讲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会玩文本迷宫的小游戏。他像一个幻术大师做着混淆历史与虚构的精彩演出。也许你会说，这不就是在历史与小说中和稀泥吗？也不全是，因为虚构是一种姿态，它想象着更高的真实。如果说，多克托罗是城市生活的歌者，那是因其难以掩饰的音乐造诣带来的天生韵律。小说集《诗人的生活》所收短篇，带着摇摆乐的短促力度、蓝调的无名忧郁、爵士的荒野强力，与《纽约兄弟》、《世界博览会》史诗般的交响调度形成鲜明反差。同名小说《诗人的生活》并不“好看”，因为叙事者抛弃故事，没有线索，靠搜集其他夫妇琐屑素材堆砌自己的婚姻空间。作品无序混乱的形式正是对中产阶级空虚经营生活的戏仿。《流浪汉》初看会以为作者大搞行为艺术，在谋篇上拼贴、剪切、连缀等技法层出不穷。动机却只有一个：用手法暴力造成故事断裂，拆解中产阶级自我放逐的执狂与疏离反抗的孤寂。《威利》或许更能代表整部结集暴力的古怪莫名、狞厉狂乱。它表面上是一个告密者的故事：男孩向父亲告发母亲的淫荡通奸。实则挖掘了儿童的破坏欲与性意识的转换游戏。威利报复母亲时的虐待欲望，完全源于对母亲的占有幻想。他想替代那个通奸者。厌恶与恶心都基于占有的失落。《家族的作家》与《世界博览会》让人想起风月宝鉴，一阴一阳，正照反照，情感结构却惊人相似。祖母与母亲的怨恨、母亲对父亲的抱怨、母亲对大姑姑的反感高度一致，相互贯通。即使将二者视为姊妹篇，也未尝不可。它或许恰好满足了读者意犹未尽的追剧情结。只不过《世界博览会》并未像《家族的作家》以最后一封反讽之信宣泄不满，而是以参观博览会的一抹亮色维系了家庭温情。多克托罗是迷人的，他的文字里内置着温度计、晴雨表，叙事中悬挂着情绪线。很难想象，凡俗的家庭碎戏能写出什么新花样？是不是只有加些猛料：骇俗的不伦之恋、惊悚的罪案情节、悬疑的哥特气质、凌乱的情感纠缠才能满足读者可怜的猎奇兴致？多克托罗没有那么LOW，真的作家敢于面对凡俗的人生与无聊的本质，在无事里写出况味，在平静里见出微澜。他品味各种内在张力、静默冲突、巧妙制衡，从而找出家族氛围、宗教传统与时代语境的内在关联。小说中，家族对矛盾与疏离总是羞于承认，这是被遮蔽的密约。作家以爱的力量写尽痛苦的幽微风雨，以力的解析道出矛盾所在，“从我母亲和父亲那里展开的是家庭的双翼，它们的力量不相等，因而使我们的飞行不稳定。”日常风暴也是爱的象征。说人易，谈己难。叙事者是自传体小说处理的鸡肋，太真切不免隐私露底，太美化不免矫情浮夸。“我”（埃德加）理解能力有限，缺少分析，观察却更近真实。而母亲、哥哥和姑妈的插述补叙让小说顿时成为多乐章的大型交响，它再次彰显了作家的音乐气质。在“我”看来，父亲的形象带着优越的自信，他是生活的引领者、文化的启蒙者、城市的主宰者。“那时我就可以向成人文明的混乱状态敞开我的思想，知道他会为我找到秩序”。母亲对父亲却含着不满与烦躁，她的抱怨是对“我”的逆向增补与拆解。多克托罗自是有着福克纳的雄心，有意模拟了《喧哗与骚动》不同人讲一个故事的戏法。不过，作家有着自己的变奏和装饰音，他没有一味独白，而是以埃德加为潜在对象形成倾诉的对话。这使小说华丽不失质实，可靠富有质感。世界博览会成为作家的最终布景与秘密道具，它伏笔长、出现晚，有如相声的抖包袱与解扣儿，展示着“明日世界”这一主题对人类生活的幸福允诺。而当“我”看到诺玛表演裸体章鱼舞时的不忍与疼痛，小说也反思了城市将人低俗景观化的倾向。诺玛与梅格的相伴教会“我”尊重女性，征文比赛让“我”铭记：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与美国男孩的成长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它曾让多少美国犹太移民作家苦苦追寻，毕其一生。相较《世界博览会》的波澜不惊、悠游信步，《纽约兄弟》更具史诗气质。它以小人物的生存说尽变易苍凉，纪实与虚构、诗性与哲思、空间与时间完美凝结为历史的背景远声。小说演绎城市、想象历史、施展动人幻术，将近七十年的美国大历史圈入了私人小生活中，兼得卡尔维诺所言的沉重与轻逸。作家的非凡魄力让人膜拜，试想没有胆识，谁敢让盲人叙事，缺少视觉无异于自废武功。福克纳让疯子说话，多克托罗就让瞎子记事。这不仅是技巧上自信的秀肌肉，同时也是关一扇窗，开一扇门的好机会。霍默失明使小说用直觉换感觉、拿想象换视觉、以空间换时间，它使人魅惑。弟弟依赖情感虚构和感官想象的叠加：选择与逃避、夸大与微缩，内向性搭建起自己的诗意王国。他像一个永无图纸的设计师，没有棋盘的棋手，想象了城市的生存空间。他以触觉和气味感知人生中的女性形象，身体的肉感、忧伤的幻觉、瞬息的陶醉让小说唯美。兰利则是霍默的唤梦人，随时拆散美好幻象。他只有成为“我”的影子，才能完成兄弟相守的寓言。如果他只是一个偏执狂，那我们将把他送回疯人院，不允许他在小说里絮絮叨叨。细看他的疯癫固执，确有那么点哲学神经、文青气质，你会把他看做怪咖而不是病人，看做收藏骨灰粉而不是拾荒破落户。战争重创使兰利对传统主流采取反抗姿态。他的替代品理论正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轮回；收集癖乃是在混乱无序中寻找秩序与理性；渴望一张“终极报纸”则是超越具体意志、追寻人类一切可能的疯狂尝试。他嘲笑了战争概念本身，“它不过是人类的致命缺陷”；对于钢琴课学生（兄弟共有的精神恋人）成为宗教布道的牺牲品，他悲痛且愤怒。在小说中，房子成为演绎历史的魔术舞台。一部小说的始末，是房子在时代变迁中荒颓与自闭的慢镜头。它是一个剧场让各时代、种族、阶层的人物登台，又像一个墓穴埋葬了所有人物。说它是纽约版的小红楼，又何尝不可？家庭成员相继离去、所有女性消逝殆尽，这原来也是彻底的悲剧。垃圾充实着精神的荒芜，房子从给“我”带来享受到变为障碍。作家总是深曲隐喻着“我”感知的死亡，年华的不在。“我就像个丢失了地图的旅行者”。“我”与哈罗德不能合奏，更源于一去不返的感受力：那种即兴发挥的天赋、自信无穷的精神。逝去人物与“我”皆在时间中褪去，只有那实在的空间“距离”才是真切的。原本俗人笔下一对儿宅男变腐男的庸见故事，终究成为多克托罗的悲悯挽歌，历史传奇。一个作家的底色犹如华美的外袍：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尔维尔、德莱塞的现实传统成为多克托罗的承袭泉源。然而，脱掉华服，作家并未神伤失色。人文主义、宗教关怀、生活温情犹如领带、皮鞋和皮带，形成了多克托罗的伟大LOGO。当他在小说里发现哲学，在音乐中吟唱小说时，我们终将怀念这位苦吟诗人，诗人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