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

章节摘录

　　通过好的社会设计和合理的人性管理克服和化解犯罪问题，需要一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式监督与非正式监督相结合的“柔性监督”形式。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法律等正式社会控制越来越强大，而道德、舆论等传统的非正式社会监督力量越来越趋于弱化。社会变得越来越机械、刚性和物质化。包括犯罪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增多都与此有关。一些西方学者面对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犯罪状况，开始追忆传统农业社会的美好，开始呼唤重新启动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发挥重要社会控制功能的非正式社会监督机制，如邻里监督、道德谴责等。这的确发人深省。较之西方社会，我国有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非正式控制资源，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非正式控制资源，本应当成为我国社会控制的一个强项。不过，也必须看到，在现代社会，过分寄望于公众的自我约束或者以群众运动式的手段来解决犯罪问题，肯定也不行。我们需要在不废弃非正式监督和刑罚威慑这一正式监督形式的同时，寻找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有效而经济的“柔性监督”形式。我想，政府适当的公共决策就可以起到“柔性监督”的作用。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而实现对社会的“柔性监督”，是一种“德政”，这种“德政”，与刚性的刑罚以及诸种有效的非正式社会监督相结合，将构成一种完合理顺畅的社会运行机制。“柔性监督”与我国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国治理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针，它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综合治理的关键和根本究竟是什么？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没能找得很准，这一方面使综合治理过于“专门化”和自成系统，完全孤立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计划之外；另一方面又使综合治理缺乏可靠的支点和明显的可操作性，因而流于形式或者动听的“口号”。笔者认为，从制度犯罪学角度看，综合治理真正的关键是政府的科学决策。　　……

书籍目录

引论一、选题原由及意义二、本书的基本命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知识工具三、两个基本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问题四、关于公共政策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特别说明五、本书的结构第一章 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第一节 “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基本含义第二节 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一、概说二、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相关性的具体表现第三节 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相关性的证明一、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相关性的哲学证明二、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相关性的中国证明第二章 政府治理与犯罪第一节 政府治理一、治理、善治与治道二、治理与治安第二节 政府失灵与犯罪一、政府失灵的概念二、政府失灵的后果之一：寻租与腐败三、政府失灵的后果之二：政府威信丧失与社会治安秩序乱象第三节 政府违法一、问题的提出二、政府违法的概念及表现三、政府违法的恶果第三章 立法的道德代价第一节 社会的道德资本一、社会资本的概念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第二节 立法的道德底线一、社会基本道德立场与立法的道德底线二、“良法”与“恶法”的分野第三节 立法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代价一、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犯罪率高低具有相关性二、迪尔凯姆的失范论与芝加哥学派社会解组论的启示第四节 关于我国几则立法的道德分析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全责制”二、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三、《物权法》四、总的评论第五节 立法的机会成本一、成本与机会成本的概念二、道德代价是立法最为重要的机会成本第四章 制度犯罪学：作为决策科学的犯罪学第一节 犯罪学的政治献策功能一、作为经验科学的犯罪学二、作为决策科学的犯罪学（国策之学）第二节 传统犯罪学与公共政策之间“两张皮”现象一、传统犯罪学理论范式：发展及贡献二、“两张皮”现象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第三节 制度犯罪学一、犯罪学知识与公共政策知识的结合二、什么是制度犯罪学三、制度犯罪学研究可能面临的诘难结语：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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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其含义是：犯罪同题与公共政策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二者互为变量、相互影响。公共政策的变动会引起犯罪现象的变化，犯罪现象的变化则又迫使政府通过调整政策来对犯罪问题予以适当的政策性关注和政策性应对。

作者简介

赵宝成所著的《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制度犯罪学初论》从公共政策视角思考犯罪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抑或从犯罪学视角评价公共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利弊得失。

    “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这是《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制度犯罪学初论》的基本命题，其含义是：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二者互为变量、相互影响。公共政策的变动会引起犯罪现象的变化，犯罪现象的变化则又迫使政府通过调整政策来对犯罪问题予以适当的政策性关注和政策性应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包括立法），犹如一只“有形之手”，不仅引导着社会的变动方向，而且是影响犯罪状况及其变化的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因素。社会犯罪状况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国情或日基本国情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当政府如此认识和对待犯罪现象时，犯罪现象便会反过来成为影响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一个特殊因素。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或共变性，在现代化背景下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围绕上述命题，本书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研究领域——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并由此构造出一种新的犯罪学理论——“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在本书中，“制度”是指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涵盖了国家和政府制定的全部公共政策（包括立法）。所谓制度犯罪学，即对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进行的犯罪学分析，或者说，是对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和分析。制度犯罪学的主旨在于探求在现代化背景下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和伦理之道，它力图将作为科学知识的犯罪学理论与作为权力知识的公共政策相融合，让科学以及包括犯罪学家在内的科学家、科学精英所拥有的科学威信与政治学、政策学以及政治家、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政治权威相携手，以促成政府对社会的善治和“知识型治理”，借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化解犯罪问题。制度犯罪学研究拓展了犯罪学的研究领域，它理应成为犯罪学理论的“第四支柱”（传统犯罪学理论有“三大支柱”，分别是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制度犯罪学研究使犯罪学获得了有力的政治献策功能，犯罪学因此而可以成为一门决策科学或日“国策之学”。

    应当通过公共政策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是由“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这一基本命题导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制度犯罪学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要求通过好的公共政策和好的政府治理（善治）来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这样做不仅最为科学合理，而且效果最佳），要求政府在避免或解决犯罪问题中担当主要责任，而不能将这一任务完全诿之于个人或社会团体，或者完全寄希望于一两场“运动式打击”而毕其功于一役。把犯罪率控制在较低的或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实现社会的安宁与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了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政府决策必须科学民主，政府自身必须清廉、高效、守法，政府在进行每一项政策选择时都必须充分估计其在道德以及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和代价。基于此，政府失灵、政府违法以及立法的道德代价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制度犯罪学讨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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