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章节摘录

　　其二，撤销了工业、建筑业方面的各个业务部，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建立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使之成为“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由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工业、建筑业的企业，极大地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由加盟共和国国民会议组成，它接受苏联政府和加盟共和国政府的双重领导。这种改组实际上是把原来的三种工业形式（联盟营、联盟兼共和国国营和共和国国营）改为两种工业形式，即联盟兼共和国国营工业和地方工业。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联盟兼共和国国营工业，地方苏维埃管辖地方工业。　　其三，改变国家计划机构职能。根据改组方案，苏联国家计委只是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机关，应当集中从事苏联国民经济的综合计划工作，它是一个计划综合平衡的协调机构，此后它不再干预经济行政区的经济管理。　　其四，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职权，以消除管理上的过度集中。　　这次改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发挥了地区的经济优势，加强了地区的各工业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但是，改组也使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混乱。首先，地区管理体制导致了地方主义的滋长，尤其是各经济行政区经常违背计划所规定的任务而给本地区或本共和国多占有一些原材料，从而导致浪费与不足的矛盾。其次，地区管理体制破坏了统一的技术政策。再次，放权的本意是为了克服本位主义和提高经济效益，但实际上收效甚微，甚至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中央管理权力大幅度下放到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导致在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管理系统中形成了两头权力过小、中间权力过大的梗阻现象。此外，经济行政区的划分打乱了某些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地区的经济联系。由于这些“改组综合症”的出现，赫鲁晓夫又不得不采取后退的措施进行补救，于是，大部分管理大权重新收回到中央，在解决经济行政区与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区的矛盾时，赫鲁晓夫采取简单的合并，并重新设立苏联中央经济管理机构，加强对地方的集中控制。管理权限的回收和中央控制的加强，意味着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在于赫鲁晓夫的改组只是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浅层次改革，并没有击中管理体制的要害之处。在大改组中，计划大权虽然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的实质没有改变，只不过是计划制度的移位而已。其次，改革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不合理的经济关系，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只是简单地改变了一下行政隶属关系，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另外，赫鲁晓夫的大改组原本是为了克服中央过分集权、地方权限太小，无法发挥地方优势的弊端，但结果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中央集中管理和部门管理体制看得一无是处，彻底抛弃，中央过分集权虽被消除，但地方主义却又泛滥起来。因此，赫鲁晓夫的大改组就被当作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工业领域改革的失败更加速了赫鲁晓夫的倒台。　　叶利钦最终动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解除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任命基里延科接任总理，目的是想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盖达乐”以确保改革不可逆转。然而，议会中反对基里延科的呼声极高，认为他太年轻。结果，叶利钦采取威胁解散杜马的手段迫使杜马妥协。基里延科接任总理后，经济中的积极现象逐渐消失，经济形势再度恶化。具体表现为：　　其一，国内生产总值停止增长并重新下降。1998年1月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3％，2月增长0．5％，3月增长0．1％，4月增长，0．2％，5月下降1．2％，工业生产第一季度增长1．3％，4月份增长0．8％，5月转为负增长，下降2．1％。　　其二，固定资产投资又重新大幅度下降。1998年1--2月比上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5％，从3月份开始投资下降幅度明显增大，3月为-7．6％，4月为-7．4％，5月为—5．2％，6月为-6．5％。　　其三，对外贸易下降幅度加大，收入减少。1997年俄对外贸易出口停止增长，1998年第一季度转为下降12％，4月份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大到25．6％，加之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下跌，外贸出口收入大大减少。　　其四，税收状况更加恶化，债务继续增加。从4月份开始，税收征缴状况更加恶化，头5个月税收计划只完成54％，债务规模继续增大，仅外债一项，1998年已积累到1750亿美元。　　其五，金融市场动荡，正孕育着新的危机。政府更迭之后，金融市场立即作出反应，投资者对新政府的能力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缺乏信心，大量抛售国债和股票，短期国债收益率从1997年11月的19％--22％，上升到1998年5—6月的60％—70％，股票指数从年初起到5月危机共下跌50％。　　其六，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得到缓解的工资债务从1998年初起重新增加，到6月1日工资债达669亿新卢布，其中预算欠的工资债为110亿卢布，占总数的16．5％，联邦预算用于支付工资和军费的数额达337亿卢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24％。　　再从资源要素来看，由于“廉价能源时代”的结束，主要矿产开采条件的恶化和整个采掘业基地重心转移至北部和东部偏远地区，易于开采的矿产资源日益枯竭，因此，战后曾经得到迅猛发展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而使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这正是过去为了追求高速发展的短期优势而造成资源极大浪费所承担的长期代价。　　正是由于优势因素的丧失，再加上体制本身的缺陷，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正如表2—1所显示，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1981—1985年仅为3．7％；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981年到1985年依次为8．5％、6％、3．7％、3．4％、2．8％。　　由此可见，通过计划体制的行政手段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在这种体制下，通过不断增加生产要素的外延方式想维持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是难以实现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体制　　本身。　　2．1.2转轨前的俄罗斯经济体制和经济形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动因并不在于新制度提供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成本与原有体制提供的净收益之总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有体制不仅不提供收益，反而成为社会收益的障碍。传统体制不再提供收益反映在转轨前的经济形势上。1990年，前苏联经济在继近几年低速增长后出现了负增长，这使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苏联经济更加恶化，危机进一步加深。据前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公报，1990年全苏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减少2%，国民收入比上一年减少4%，社会劳动力下降3%，全苏财政收入为4520亿卢布，支出为5101亿卢布，赤字为581亿卢布，国家对物价补贴的负担加重，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约为1020亿卢布；工业生产值比上一年下降2%。农业方面，尽管1990年农业丰产，但由于许多地区不愿积极履行国家订购合同，该年国家订购任务普遍没有完成。这不仅影响了居民的食品供应，而且也制约了以农业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进而加剧了全苏消费品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全苏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完成1312亿外汇卢布，比上一年下降7%，其中出口额为606亿外汇卢布，比上一年下降22%，进口总额下降2.2%，出口贸易逆差达100亿外汇卢布，比上一年增加了两倍。1991年，俄罗斯“民主派”加紧了夺权斗争，政局动荡不安，先是“8.19事件”，后有联盟解体，一年中，全苏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经济日益恶化，经济全面滑坡，国民生产总值再次下降了9%，其中工业产值下降2.2%，基本项目投资减少11%，外贸出口减少29%，国家的财政金融状况继续恶化，消费品供应更加紧张，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基本制度的转换就是要把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在1991年叶利钦访美时在纽约大学的演说就阮扩俄国已经作出自己最终的选择。俄国不会走社会主义道　　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当时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一些理论家也并不讳言地宣称：“改革的社会经济目的可以表述为：建立私有制制度。人人都应该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而无风险并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近一千年来人们并未想出比这更合乎人性的制度。”前经济部长亚辛曾宣称：“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在有效的资本主义、无效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也说过：“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在几个突击性的年份中完成世界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作。”涅姆佐夫甚至劝说叶利钦要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立为俄罗斯的国家思想。　　制度的政治倾向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实行私有化，即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在俄罗斯建立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围绕着这一目的，私有化本身就被视为经济转轨的核心和目标。按当时的要求，在短期内70%的国有企业要实现私有化。私有化所涉及的企业数量之多也反映了俄罗斯整个经济改革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见表2-8）。到1996年，大多数预备私有化的企业都已私有化，包括以前租赁出去的。据统计，截至1996年初，77.2%的大中型企业已完成私有化，其产值占俄罗斯工业总产值的88．3%。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以价格改革为先导的，其重要特点是一次性放开物价。1991年12月19日通过了《关于放开物价措施的决定》，按照这一决定，1992年1月2日要放开90%的消费品的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1992年2月27日，俄联邦政府还通过了提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的规定，1992年3月底消费品价格全部放开（房租、公共服务、公共交通除外）；同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条件的要求，4月中旬放开燃料价格（天然气和电力仍使用调节价）。鉴于燃料在俄罗斯经济和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价格上涨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联邦政府把燃料价格的放开置于后面，且价格水平分阶段到位。规定放开燃料价格时，其价格水平只达到世界价格的三分之一；然后通过调整出口税率，使燃料价格在1993年1月达到世界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二，到1993年底达到世界市场价格水平。而房租、公共服务和公共交通在较长时间内将保持国家舜荆介，随着这些部门商业化和私有化的发展逐步取消调节价。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济转轨，通常是指原先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苏联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因此，它的转轨尤为困难和复杂，也更有典型性。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和新挑战：冷战接近尾声，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凸现；东欧国家和中国的改革大潮正在汹涌推进，但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却如一个沉疴缠身的老人，蹒跚不前，经济发展停滞，政治局面僵化，社会生活也一片死气沉沉。究其原因，症结在于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完全不适应在相对和平环境下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这个国家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便开始其改革的历程。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本意，是要打破旧的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一种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可是，改革刚一触及旧体制的表层，就遇到巨大的阻力：主要来自官僚利益集团的抵制，也有来自干百万人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习惯势力的拒斥，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举措失当和决策失误，使苏联的改革陷入困境，经济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广大民众未能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人们对改革逐渐失去信心，改革也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这种境况下，戈尔巴乔夫却转而把“克服障碍机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主攻方向，导致了一场新的更为严重的危机和混乱。在“公开性”、“民主化”口号的鼓动下，政局剧烈动荡，经济不断滑坡，民心极度不稳，重评历史问题又造成共产党威信和号召力的下降，引起政治、经济、民族、思想危机的全面进发，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地位摇摇欲坠。此刻，在内外环境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竞相提出以“休克疗法”为主要模式的经济转轨方案。显然，在缺乏必要的政治、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经济转轨是无法实现的，深重的危机最终不得不以苏共的垮台、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苏联的分崩离析为代价来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俄罗斯独立后，苏联时期的旧体制已被打破，然而对叶利钦而言，建立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并非易事。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离不开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可是，在叶利钦当政的八年，俄罗斯仍处于经久不息的动荡之中。不仅总统与杜马之间、议会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争斗层出不穷，而且经济转轨的路径和模式的选择、转轨的速度和步骤的确定、对国内外环境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决策选择等，仍处于摸索和探求之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下降，国际地位的跌落，国内政坛的动荡，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金融寡头集团的胡作非为，以及总统对权力的滥用，使俄罗斯经济始终未能走出阴影，直至1998年普里马科夫整顿后，才逐渐摆脱危机，走上复兴之路。普京上台后，既继承叶利钦时期的基本治国方略，又实行“强国富民”的新政；既坚持经济转轨的大方向，又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既打击了不法富豪的恶行，又保障了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有这些，都使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得以比较健全、有序地开展，并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书籍目录

导论1 从“改革”到“转轨”的历史进程1.1 不是改革的“改革”1.1.1 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组1.1.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经济体制”改革1.1.3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根本改革”1.2 “路标”的转变1.2.1 共识与分歧1.2.2 通往市场经济之路1.2.3 市场浪漫主义的困境1.3 危机、转机和新的危机1.3.1 中间路线的出台1.3.2 政府更迭与危机再起1.3.3 金融危机和经济全面危机1.4 走出低谷1.4.1 普里马科夫的稳健措施1.4.2 稳健纲领的延续：斯捷帕申施政纲领 1.4.3 普京的治国方略2 经济转轨的理论分析2.1 经济转轨的动因2.1.1 苏联僵化的体制2.1.2 转轨前的俄罗斯经济体制和经济形势 2.1.3 僵化体制内的短缺 2.2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2.3 经济转轨的模式：转轨模式的驱动枧制2.4 经济转轨的模式：转轨模式的维度2.5 经济转轨的模式：转轨模式的选择机制3 制度约束下的转轨绩效分析3.1 利益集团与经济转轨3.2 政治体制构型与经济转轨3.3 经济结构与经济转轨3.4 社会分化、社会整合与经济转轨参考文献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从“转轨的驱动机制、维度和选择机制”方面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分析，讨论直接影响俄经济绩效的主要制度要求。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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