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章节试读

《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的笔记-第216页

西方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它使得市民阶层能够以一种和现实社会及政治权力结构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到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也就是说，西方市民社会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的政治国家结构的异质性。
西欧在历次社会转型过程中，即使是暴利革命引致的社会变迁，总体来说都保持着社会的理性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通过市民认同这一良好的风范限制了冲突的强度，缩小了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的差距——制约了离心倾向，并通过具有这种品质的个人对社会整体的依附，限制人们所追求的地区或集团性目标的不可调和性。

《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的笔记-第113页

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已处于全面危机之中，政府虽忙于制定改革纲领，但实际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对付社会危机之上，这时久治不愈的危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在政府威望江河日下时，公众对社会的不满首先表现在对特权阶层的不满，进而把怨气发泄在苏联现行社会制度上，并强烈要求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因此，在公众看来，正是苏联的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个脱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攫取国家财富的特权阶层。这时，公众的制度偏好开始发生转移，甚至出现像西方制度“一边倒”的情况。实践与理论不对称性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使公众的情绪不断走向极端。正是这种极端的社会情绪使公众只看到苏联社会制度的阴暗的一面而看不到其明亮的一面，相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则由羡慕到向往，由向往到采取行动去追求它、实现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西方化思潮。苏联的改革，原本是为了“坚持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挠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克服官僚主义，反对特权阶层，但结果，在西方化思潮下，特权阶层不仅没有被打下去，反而养得更肥，他们把以前被视为非法的特权变成了合法的权利。也就是说，公众抱着美好愿望的社会变革最终变成了特权阶层主导的一个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并导致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政治上出现了“权威真空”，全面西方化的思潮更是挟持着社会改革，而且，正是这种思潮促使了激进派主导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和制度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