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秘史

章节摘录

　　解密“倭寇”的“原始身份”　　　　做为“航海大国”的明朝，对待老百姓时却是另一种做法—禁止出海。“海禁”与“禁银”相辅相成，成为大明王朝早期的两大禁令。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严令“片板不许入海”，禁止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充军甚至死罪。正像明王朝幻想用万里长城来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样，他们也希望用茫茫大海来阻隔来自海外的威胁。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依循宋元时代的“市舶司”制度，设立了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但明代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管接待各国贡使，已然失去了宋元时代管理海外贸易这一职能。　　这样一来，中国和海外的联系就只剩下国外使节们前来朝拜、进贡礼品和还礼几项有限的活动。此外，明政府也不欢迎任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　　宋、元时代的盛极一时的开放贸易就此告终了，海外贸易顿时一片萧条，连渔业也遭禁绝。海禁切断了东南沿海许多渔民的生活来源，大量渔民被收编入伍，这样无形中就又增加了一笔政府开支。　　不过，海禁与大明的种种禁令一样，上有政策，下有政策。不许出海，但中国商人却还是可以在海处建议贸易基地，向东洋、南洋发展，照样继续与外国人做生意。　　很多年以后，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官莱佛士踏上新加坡的土地时，他发现了很多大型城堡的残迹，但是，当地的土著人却不知道这些城堡是何时由何人建立的。　　实际上，这些城堡就是中国商人在宋元年间历时百年经几代人胼手砥足建立起来的。新加坡，曾经是海外华人探索异域外洋的停泊港。此外，他们还在印尼和菲律宾也建立了城堡，这些城堡中均设有武装保护人员。商人们从中国把丝绸、瓷器运到这里同阿拉伯商人作生意，从阿拉伯商人手里换到黄金、白银之后，把一部分金银存放在这些海外基地，然后把另外一部分带回中国从民间购买出口货物。　　所以，把郑和称为“中国走向大海第一人”，这显然是不符合史事的。事实上，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许多年里，在中国的民间曾有大批中国商人走向大海，与阿拉伯商人一起开辟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后来的欧洲殖民者是最早的“武装商人”，比如后来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武装商人”早已出现在历史上，他们从宋元时代起就活跃在南洋海域，还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不过，这些海外贸易基地有很多却被郑和摧毁了。原来，郑和下西洋还有一项历史书上很少提及的使命—镇抚海外流民。明成祖招诱海外游民的诏令，正是由郑和舰队来四处宣谕的。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次年，就有八百多流民“应诏”（也是被迫）回国。　　然而，很多实力雄厚的海外侨商，尤其是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和东爪哇的华商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基业应诏回国的。对此，郑和只有兵戎相见。曾随郑和同下西洋的马欢就曾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记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三佛齐的大华商陈祖义拒绝回国入贡，于是，郑和发兵大破陈祖义部众，杀戮无算，并将陈祖义擒回中国处斩。此事据《明史》等正统史书记载，起因却是陈祖义邀击郑和船队所引发的。然而，一个小小的“商人”主动邀击郑和数万大军，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实事上，陈祖义的武装海商集团控制着西洋“朝贡”的必经海道，对明朝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必须要铲除的。　　而在上文提到的新加坡城堡残迹，正是郑和与当地穆斯林商人合作消灭了大批不肯回国的中国商人集团后留下的。对此，当地穆斯林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杀中国人？他们自然不知道，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凡是“冒禁下海”做生意的人，在当时的明王朝眼里都被视为“匪”或“海盗”。　　而事实上，早在宋元时期，在南洋就已涌现了一批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华侨海商家族。而到了明朝前期，这些海商家族势力基本上就已烟消云散了。　　当民间外贸活动完全被禁止后，“朝贡”则成为明代唯一的海外交往途径。这种“朝贡”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官方贸易”，因为很多国家的商人需要中国的商品，民间商贸途径被彻底断绝后，他们不得不借着“朝贡”的名义来中国“做生意”。　　为了避免外国商人冒充使团，明代还对“朝贡”的期限、船数、人数、贡品数……都进行严格的规定。例如，对日本，只允许其10年一“贡”，每次“朝贡”随行人员货物不得超过三船。　　自古以来，日本与中国有长期的贸易来往。日本白银产量丰富，而丝绵、医药、器皿等则长期依赖中国供应。所以“海禁”令一出，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商贸往来关系。日本自1467年起，即陷入了长期动荡、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无法按照惯例派出统一的使团。各个藩国的各大领主们为了取得“朝贡”的机会，也往往发生火拼。　　嘉靖二年（1523年），也就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次年，两位日本大领主先后派人来到中国，双方均冒充为日本国的通商使来到宁波市舶司，要求和明政府做买卖。两批使者（其中还有中国人）先是互争真伪，接着是互相殴打，趁机焚掠。　　对于此事件，给事夏言对嘉靖帝说：“倭患起于市舶”。认为如果没有市舶司日本人就不会跑来闹事。嘉靖帝认为夏言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在当年罢去浙江﹑福建的市舶司，仅剩的广东一司不久也被废止了。　　可是，中日双方不但有着巨大的贸易需求，而且两国都有一批专靠海上贸易谋生的人。随着“海禁”越来越严厉，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也愈演愈烈了。　　特别是16世纪日本发现了银矿后，中国商人纷纷想办法将白银走私进国内。最开始，政府利用严密部署的海防舰队来打击走私，但到1500年前后，明朝海军的规模只相当于开国之初的20%，而走私商人的武装势力却在不断发展壮大。　　大多数走私商人都来自东南沿海，并以家族血统为纽带世世代代以海外贸易为生，对海外贸易早已驾轻就熟。为了继续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一次次向“海禁”发起了挑战。　　渐渐的，他们被官方称为“海盗”，他们建立起组织严密而善战的海盗团伙，他们甚至向明朝海军宣战，占领明军的海防，甚至占领沿海的村庄和城镇。他们还和日本的封建领主建立了往来，甚至在日本建有自已的基地。　　自然，他们与自已的政府站到了对立面……　　但他们却有着许多难言之隐—他们并非为了逃避关税而走私，他们只是想继续从事他们世世代代赖以谋生的职业。　　后来，他们还被“中原正统”视为“非我族类”的野蛮人。被后世称为“明四家”之一的大文人祝允明，对当时东南沿海的老百姓竟然这样形容道：“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出自程朱理学华夏正统观念上的极大偏见。　　这些明代海商们身上还背负着另一个恶名，那就是“倭寇”。　　“倭寇”一词，如果仅仅是望文生义的话，可以理解为“日本海盗”、“日本敌人”。的确，有一些日本的领主和武士、浪人们在战国混战中失利，于是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但历来少有人知道的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倭寇”袭击事件，都是中国走私商人发起的。中国商人多半充当着走私活动的组织者，而真正的日本人则多是他们手下的“雇佣兵”而已。　　当年，朱元璋登基时之初确实有真正的日本“倭寇”在东南沿海武装抢劫，连日本天皇也无力管束。同时，当年曾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一些旧部在被朱元璋击溃后，也撤退到沿海的一些岛屿上形成割据势力，也构成了对明朝海防的严重威胁，明朝人称他们为“岛寇”。　　对此，朱元璋采取了“绝对化”的手段，就是海禁。正如他解决“银荒”问题时的作法如出一辙，只是一味“禁银”，却发行着没有准备金的纯信用纸币。然而，为对付“倭寇”而实际的海禁，其结果却是把中国商人硬生生逼成了“倭寇”。　　商人是奔波于钱货两端的媒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媒介。只要有利润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商人存在。与日本人的长期交往，让许多沿海富商们看到了的丰厚利润。为了应对海禁，不少沿海豪户都建造有巨型的船舶，悄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为了行动方便他们也乐意装扮成日本人，以便于同时在中国沿海岛屿和日本拥有据点。　　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令沿海的海防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复杂。《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也就是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也记载，当时发生在中国沿海的“倭乱”中，“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　　不过，明政府却仍然一律将“中国倭寇”当作日本的“真倭”处理。因为捕获“真倭”赏赐更多，明朝官兵也总是把擒获的走私者统统虚报为“倭寇”！　　特别是在“市舶司”被全部撤销之后，中国商人们手中“倭货”更加难以出手，于是，被迫“改行”专门从事烧杀抢掠的“倭寇”就更多了！　　于是，明朝政府开始连续发起大规模“抗倭”运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嘉靖帝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处理海防诸事，一场看似“抵御外来入侵者”的战争开始了……　　　　　　“广东十三行”：是“奴才”还是“外贸特许商”？　　　　时光推进到了清朝，这个朝代在其立国之初也和明朝一样，因为政治原因而厉行“海禁”。当时，明末的主要反清势力多集中于沿海一带，受到沿海地区“湖海大姓”们的财力支持，甚至当时的很多海商大族们本身就是反清复明的骨干力量。而这时郑成功又占领台湾，并将之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可想而知，入关后的清人之所以如此痛恨海上贸易，恰恰是因为海上贸易几乎是“前明余孽”的代名词。　　随着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清廷统治日渐稳定，自然取消了海禁，对外贸易也随之恢复，欧洲白银又很快重新进入了中国。以至于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发现，当时沿海地区“番银之用，广于库银”，也就是说，外国的白银又大量流入进来，比国内现有的白银还多。而此时，吴中（苏州一带）也度过了“积荒十年”的农业困境，物价也渐渐恢复正常。　　明代在海外贸易方面，曾是反反复复，时禁时开。就连“市舶司”也是时废时开，折腾了好几次。而清代在走入正轨之后，则果断地实行了一种“严格管理的对外开放”。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开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通商口岸，由这四个通商口岸“包办”了全国的对外贸易。而在“口岸”之外，中外人士不得接触。　　到了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一个英国商人故意捣乱，乾隆帝又宣布撤销另外三个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地还能和西方人进行贸易。　　虽然只剩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但清朝的海外贸易额依然大幅上升。之前，四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外国商船靠岸。而只留一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却有平均64艘商船靠岸。　　为什么口岸少了，交易量反而增多了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清朝的“外贸特权商”了。　　在明代，生不逢时的郑芝龙险些成为明朝廷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使命—像荷、英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从海外赚取足够的白银去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为自己的朝代殉葬了。那么，清朝呢？既然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实行“企业特许经营”的时代，清政府自然也没有闲着。　　清政府所看好的、令其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就是广州的“十三行”。　　“十三行”的得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历史记载，“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可见，在明代广东就出现了大批洋货行了。清朝立国后，商行的数量时有增减，康熙年间曾一度减到只有几家，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有了洋货行26家。而“广东十三行”这个名称，只是形容其中最有实力的洋货行共十三家。　　这些广州的洋货行从出现的早期就是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替政府接等外国商人，也履行着海关的职能。因为，当时外国商船来了以后要经过很多繁文缛节。　　他们先要在澳门停泊接受检察，然后，海防衙门派来被称作“引水之人”的航海船只把商船引导入虎门港。这时，轮到洋货行的行商们出场了，他们像古代“牛酒劳军”那样，先牵着牛、抬着酒，对外国商人慰劳一番，再给他们“唱演神戏”。不过，清政府只允许外商的“企业领导人”，比如外国公司的大班、二班来到客栈，并与行商讨价还价，其余的船员都只能在船上等候，因为中国士兵禁止他们上岸。　　谁让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太迷人了呢？虽则心不甘情不愿，外国商人却只能忍受这些“规矩”，因为回国以后，中国货能卖出大价钱。　　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在政府协调下，广州16家洋行联合，成立一个新机构—“公行”。　　此前的120多年前，也就是1602年，远在荷兰，正是14家荷兰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我们不免要惊叹：历史是何等相似！而我们老祖宗办事的方法也曾经很“先进”！至少不是如现代人印象中的那么落后。　　不过，“公行”的成立却马上遭到了外国商人的抵制。他们联合排斥那些在“公行”之外的中国商人，拒绝接受“测定船钞”的海关检查，并向两广总督施加压力。当时的两广总督怕惹事生非，于是在次年就将“公行”废止了。　　可见，即便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有过一些“变革”的欲望和先进的思想，但是他们在全球竞争的起跑线上已经落后了，如果不奋起直追，“洗心革面”，而是仅仅做一些皮毛上的“变革”，就必然遭遇到重重困难，更会受到“先发制人”的欧洲殖民者的阻挠。　　“公行”的成立可谓历尽了曲折，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以潘振承等人为代表的九家商人再次向广东海关请求成立公行，于是，亦官亦商的“公行”又一次复出了。此后又经过了一番反复，1770年，公行被裁撤，商人们再次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　　“公行”，到后来被统称为“十三行”，这十三位商人和他们的商行名号分别如下：　　　　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这十三人都是当时的豪商巨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广东南海县富商伍秉鉴以及他所经营的怡和洋行。伍秉鉴家族坐拥2600万银元，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之一。　　这十三人，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十七绅士”一样，是享有“外贸特许权”的商人，清朝所有进出口的货物，都要经过广东，也都要经过他们。他们拥有政府一半的权力，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比如，十三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　　广州十三行也是皇室所倚仗的最大的捐资人。1787年，清政府要出兵平息台湾的天地会起义，他们集体捐献了军需白银30万两。自1788年到1820年，政府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各种名目，向他们摊派了白银350余万两。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们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银报效。而行商们向地方政府的零碎捐资，平均每年更是超过10万两白银。　　“官吏品级商品化”是明清时代的一大特色，行商自然也在“捐官”之列。他们靠着捐献给皇室的巨款，换来了一个又一个官衔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曾捐得三品顶戴，成为行商中间“捐官”得到的最高官阶，他们也由此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由于他们要同时与皇室和洋人打交道，因而练就了精明过人、多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以及迎合朝廷的种种手腕。　　行商们有着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许多商人都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1772年，“十三行”之一的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了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当时只知道白银“值钱”的内地商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归根结底，这些所谓“浩官”、“茂官”、“正官”等十三“官”，与荷兰的“十七绅士”并不一样。前者只不过是沿用了中国古代的“捐官”做法，而后者却是以“股东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不仅如此，十三个商行的商名“某官”都有些可笑，酷似当时戏子们的艺名。当然，他们也不具备诸如荷兰东印东公司的那些特权，如代表荷兰与外国签订条约、发行货币、征兵、建立海外基地等。　　实际上，十三行不过是替清政府行使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并保证从外国人手中赚取的白银不会流落于民间而已。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贸易方式。而设立公行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保证封建王朝的税收，再有，就是“防范外夷”。　　这种交易方式所造成的结果，一来，使中国内地客商无法同外商直接接触，中国人对海外完全是闭塞视听；二来，清政府要显示自己的姿态，出于对“洋夷”的蔑视，政府官员也不出面见洋人。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商业资本与封建权力的“结合”，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十三行的总部，位于今天广州市人民南路十三行路。它和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东印度公司总部一样，都已经成为了供游人参观的历史遗址。然而，它们所代表的内容，却又是不尽相同的……　　近代西方人的先进，来自于中世纪欧洲的贫穷。狭窄的国内市场令欧洲人不得不走向遥远的大海，不得不靠冒险来寻找发展的机会。而股份制的出现，首先在于分摊风险，也就是为高风险、高利润的经营活动筹集共同的资金。　　而中国人没有必要这么做，中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利润是稳定的，商人的资金也是雄厚的，而朝廷更是享有“四海之富”的美誉。当时，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手工业品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传统文化。十三行，正是将这种种财富，装上了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　　18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清政府可一点儿不傻，他们实行丝绸的出口限制。这样，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价格居高不下。　　这下可急坏了英、美、瑞典等国的商人们，他们通过十三行向清政府“递话”，称他们都是“不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于中国的丝织品。1762年，清政会为了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顿时“欢呼感戴”。　　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唯一通道。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了180万两。十三行由此成为了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然而，十三行又是极脆弱的，它甚至不能像郑芝龙海商集团那样，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它也不得不受着清政府与洋人的“夹板气”，像个拥有特权的奴才一样勉强维持着“官商巨富”的形象。　　而到了18世纪，荷兰的殖民霸主地位也不复存在，让位给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取代了荷属东印度公司，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　　在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较量中，十三行，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前言

　　前言：真相，藏在历史背后……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大舞台，有一些“角色”从来都是躲在幕后……　　它们是从来不露面的“主演”，它们是决定着故事发展的“导演”，它们甚至被人看做神通广大的魔法师，指挥着前台所发生的一切……　　它们，其实不过是些闪闪发亮的金属而已，比如黄金和白银—但自从有地球上有了人类文明的那一刻—它们就是财富的代名词。　　它们本身并不能取代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它们的执迷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甚至于正是这种执迷的追求，造就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人类历史。　　在早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眼里，人是所谓的“经济人”，其本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实际上，不论任何一种历史力量，任何一种曾推动历史演进的势力，也都在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都尽其所能地参与着一场场关于财富的博弈。　　曾经有很多年中国人的财富始终“偏向”于白银。那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银子的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用银之国”，也是真正的“白银帝国”！　　在古代，这个国家曾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却极度缺少货币金属。然而，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开始对“新大陆”进行血腥的掠夺之后，困扰着中国千百年的“银荒”就彻底结束了。最终，制造业发达的古代中国，成为了世界白银资本最后的归宿地。　　这是古代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这也是发生在数百年前东西方的财富博弈方式。　　那是富有而强大的古代中国，那是在全球贸易中充当轴心的古代中国。　　于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白银掠夺”开始了。在殖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现代金融业，则成了这场掠夺中的利器。　　一场场真实的“历史大戏”，就这么围绕着白银上演了……　　因为白银，你会看到：忽必烈、朱元璋、朱棣、朱翊钧、郑和、张居正、乾隆、林则徐、蒋介石、宋子文、哥伦布、牛顿、李嘉图、罗斯福、肯尼迪……还有更多的帝王将相、历史名人、学术巨匠，他们，将展现出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因为白银，你还会看到：有些曾显赫一时的“大人物”，被历史所忽略、所遗忘。他们都是中国人，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但他们又都背负着千古罪名，比如“倭寇”、“海盗”、“贰臣”、“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些人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让时代和历史抛弃了他们，让朝廷和官府抛弃了他们，让他们成为历史的“孤儿”？　　实际上，他们或驱使着外国人为自己服务，或在战争中打败西方殖民者，或在商战中以八面玲珑的手腕令外国人叹为观止……这种种看似“长中国人志气”的事，又为何给他们带来诸如“背叛国家”之类的罪名？　　然而，从他们身上你又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少见“开放性”。从某种角度说，这些人正是推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先驱。　　他们究竟是谁？答案就是本书中。　　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躲在幕后的这种金属—白银，拉到历史的前台之际，它还会为你透露很多神秘的历史的玄机：　　中国，为什么没能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中国古代的金融制度，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　　究竟从何始起，中国成了全世界的“制造业出口基地”？　　明代的中国人，他们究竟是“固步自封”，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了当时“全球化”浪潮之中？　　从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域沦为饱受欺凌的殖民地。清代中国输给西方列强的仅仅是军事吗？　　金本位国家，银本位国家，在一次次“国际化”浪潮中，它们将发生怎样的“交锋”？　　为什么中国人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为什么中国曾一个时代发行几千种纸币？为什么中国创下了通货膨胀的“世界之最”？　　当罗斯福推行“新政”、带领美国人走出“大萧条”阴影的时候，为什么“选定”中国作为新政的牺牲品？为什么说美国人帮了日本人的忙？蒋介石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真的有所谓的“白银魔咒”存在吗？白银，真的是一种“不安定的金属”吗？它究竟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工具，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诚实货币”？　　……　　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与未来，你将发现无数的惊奇、无数的感慨、无数的沉思……

内容概要

江月照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士，世界金融硕士，资深经济管理类图书撰稿人，资深管理咨询师。代表作品有：《工作就是解决问题》、《轻松读懂经济学》、《从零开始做人脉》、《大滞涨》、《大失业》、《认真胜于能力》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恐高症”困扰的“前白银时代”  序幕：始于“禁银”的“白银帝国”  被逼出来的“金融创新”？  纸与银—大明帝国的困惑  永乐大帝：把“前白银时代”推向“巅峰”  郑和下西洋：失败的金银“发现之旅”？  解密“倭寇”的“原始身份”  冒险家的悲剧：不该生在明朝第二章  白银的“环球旅行”  欧洲海盗，更残暴也更“幸运”  月亮的眼泪，流淌在新大陆上  “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  白银，为何在这里止步？  张居正，“拉动内需”的设计师？  万历皇帝，“白银梦”难醒……第三章  “不安定的金属”在欧洲  白银的第一次“妖魔化”  当金钱成为历史的导演……  殖民主义与金融业的“共生”  股份公司—高效的掠夺者  革命与交易所的时代  只因国王要借钱……第四章  混沌中的“改朝换代”  中国式的“白银危机”  皇帝与大臣的“货币战争”  冤家路窄：郑芝龙对决东印度公司  “广东十三行”：是“奴才”还是“外贸特许商”？  茶叶换白银—将“顺差”进行到底  当中国“背对”世界……  一落千丈的“中国形象”  每五章  黄金、白银“总对决”  黄金与英镑的历史“联姻”  金融家？炼金士？—牛顿的秘密身份  李嘉图：选定“金块”，抛弃白银  白银失宠、黄金“得救”  1873罪行究竟罪在何处？第六章  鸦片向东，白银向西  “出口经济”的代价  被遗忘的“林则徐银钱”  从“世界首富”到“千古罪人”  烈火中的“银河”  变革时代：“龙洋”与票号  谁制造了清末的“金融风波”？第七章  大战前夕的阴谋  小心，“女巫的银鞋”  当美元向英镑“宣战”……  “弃金从银”的罗斯福  正伸向中国的“黑手”  上海的“银色迷雾”  中国的货币，列强的战场  超越“极限”的通货膨胀第八章  正在苏醒的金属  当金与银都陷入沉睡……  “信息爆炸”引发白银投机  新“白银热”的扑朔迷离  金银双本位制—艰难的“归程”  金融的硝烟中，我们拿什么迎战？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编辑推荐

　　这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财富博弈史　　这是关乎未来的东西方货币战争史　　这更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白银秘史　　有谁知道，小小的银锭，竟左右了中国和世界经济数千年的历史！　　500多年前，朱元璋就试行过不受金银约束的“纯粹信用货币”！　　充满烂漫童趣的经典童话《《绿野仙踪》，竟是在影射美国的白银自由化运动？　　金银投资日渐为时下投资者首选的热门理财产品。近来，国际金价早已冲破1 400美元/盎司，银价也节节飙升，而通胀预期愈趋明显，金银这样的贵金属长时间内依然处在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中。　　尤其是近期，由于房地产遏制政策连续出台，股市前景莫测，许多投资者将投资转移最安全、最保值的贵金属、艺术品收藏领域，金银可谓首当其冲，交易价格一路飙升。　　这一点，对大多数关注经济走向的读者均有强烈的吸引力。耳本书中所讲述的古今中外货币金融历史、轶事，鲜活生动，许多为普通读者所不了解，无疑有着较强的阅读价值。

作者简介

《白银秘史:东西方货币战争史"》内容简介：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白银帝国”。因为它是世界白银的“归宿地”，它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古老轴心。然而，恰恰是由于西方殖民国家对“新大陆”的血腥掠夺，却在无意之中推促了明清两代中国“出口经济”的繁荣。

白银的诱惑是如此巨大、美丽而血腥。于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历时百年的“白银掠夺”开始了。在殖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西方现代金融业，则成了这场“银元争夺战”中的利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美国的“白银大亨”们为满足自身利益，构筑了一个针对中国的白银阴谋。而最后的结果，却是美国的白银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无意中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在《白银秘史:大转折时代的财富博弈"潜规则"》中，你将看到一个个真实而又神秘的历史场景，一场场凶险诡谲的阴谋交锋：真的是罗斯福的竞选需要，最后导致了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吗？而白银“空心化”的中国，又将面临怎样的全面崩溃？21世纪初的世界金融体系，将面临怎样的危机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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