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书评

对于汪精卫投日问题的分析

参见《南京政府那十年》一书，不过很不幸，这段话在出版时被删除了。=======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汪的历史评价问题，主要也就是如何看待他投日的问题，我这里可以先简单指出几点，留待我们后面慢慢求证。第一，除了崇日亲日外，汪骨子里是个容易理想化、感情用事的文人，一旦碰壁又容易心灰意冷，所以拥有“如毫无骨气，感情用事，意志不坚，时冷时热，变化无常等劣性”（蔡德金语），所以他由党的领袖竟慢慢变成了给蒋提鞋和擦屁股的了。这些是他人格方面的悲剧渊源。我对于汪的外表也不是很以为然，感觉若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就不应该如此讲究，虽然不必如王安石那般邋遢、龌龊，但如此风流范儿、文士范儿也不像政治人物的做派，与民国的痛苦民生很不相宜。当然，这也许只是本人的一种不成熟的直觉。第二，受陈璧君的不良影响。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权力欲很盛的人，她在背后不断地煽动、怂恿汪，投日之举也多半是出于陈璧君对蒋的憎恶；陈璧君一副慈禧太后范儿，在后来的汉奸群中就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即“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不能成事；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也不会败事。”【27】家庭因素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往往是很大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世人常常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反之，也往往站着一个善出幺蛾子的女人。第三，汪对时局的过分悲观及对民生的揪心。“九•一八事变”之初，汪还算是个主战派，可是他眼见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严重，各军阀相互倾轧，尤其军队战斗力极差，严重缺乏抵抗意志，虽不至于一触即溃，但也往往作鸟兽散。汪眼见张学良等人视抗战为儿戏，抗战必亡的悲观情绪也由此种下。及至抗战爆发，眼见国军主力受到重创，国土不断沦丧，人民遭遇巨大的牺牲和苦痛，汪不忍坐视，为了中日两国的福祉（他认为日本的大敌不是中国，而是苏俄，中日交战只会便宜苏俄【28】），所以他愿为两国间的和平奔走；就算达不到目的，让自己去做汉奸头子，卖国也会比那些没有气节、没有底线的真正汉奸要有限，他自认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曲线救国”。陈公博便为汪辩解称：“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的替国家打算，如何的替蒋先生负责……”第四，汪意志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尤其是能力有限，好心也不一定能办成好事，陈铭枢就批评他是“一会东风，一会西风，而且容易被人利用”。本来汪的初衷应该是和日，但是由于日人的背信，以及汪本身的妥协性、软弱性，也就成了一种变相的降日。亲历过其事的日人犬养健在回忆录中这样惋惜地说道：“本来，在陆军头脑中早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精卫是为了掩盖曾说过‘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为代理人的，因此，即使决定和平条约内容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也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这样一来，汪的处境就槽了。面对日本陆军如此严重的违约和冷遇，汪耗尽了毕生的政治本钱。”（《扬子江仍在奔流》）汪对于特务机关及军队的统驭能力非常有限，这也导致了他无法实现初衷。对于张发奎等人而言，汪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汪不是以权势拉拢人，而是以精神感召人、以主义吸引人，而且他们都是地域观念严重的广东人（据说与粤语的难懂有一定关系）。张曾说过：“1926年5月9日，汪精卫受该事件牵连而离开了广州。我强烈感觉这对他不公平。此后我对他的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演讲感动了我，我认为他是仅次于孙总理的演说家，他的品格令人仰慕。”【29】然而，汪却也是个缺乏责任心的人，张发奎等人誓死追随他的反蒋、护党旗帜，可是汪却对他们缺乏应有的关照，以至于弄得张等人逐渐心灰意冷。第五，汪的不怕死的精神。早年他就以不怕死而闻名于世，晚年又经历了1935年的那场暗杀，生命随时都可能不保，所以他才抱定了牺牲的宗旨，认定了：我连死都不怕，还会在乎什么权力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本来他完全可以不操心每况愈下的国事，更可以一走了之，像陈公博在抗战前期那样明哲保身，起码不要被千夫所指。可是他认定了某些人的抗战的“高调”是一种阴谋，民众是受煽动和愚弄的，他非要趟这个“浑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第六，前文中已经提及，汪可能是受到日本文化感染，有一种烈士情结和英雄情怀，有人为此分析道：“他一直相信自己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再度为国牺牲，甚至期待着再度成为烈士。化革命的激情为治国的耐心，本是革命者转型为政客时经常面临的困难，汪氏虽以调和妥协见长，却似乎难以抗拒“烈德”的引诱；即便已在赴欧“小休”途中，他的诗里还有“劳薪如可热，未敢惜寒灰”之句。此一浪漫而特殊的自我期许，种因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其投影，则在汪氏民国以后历次政治抉择中，隐约可见。”【30】长期以来，国共双方都将汪视为民族罪人及卖国贼，国人更指斥其为秦桧之流，可是偏偏日本学者为其大鸣不平，认为汪是个爱国人士——可不是指爱日本人的国、爱蒋介石的国哟！现在来看，汪的投日行为，也很有可能是经蒋默许的，种种迹象表明，蒋是有意放汪一马的。如此一来，就等于是国民党把注压在了两头，不管抗战前途如何，国民党都不算输家。而且即便将来政府再次如宁汉合流，汪对于权谋老到的蒋的权力也不会构成多大的威胁，何况他投日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反共。但是无论如何，汪的行为都分裂了国民党，分裂了抗战的力量，而且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还一味坚持反共，手腕明显缺乏灵活性，这就难免给国人造成一种“汉奸”的印象，给某些人的误导宣传以口实。至于他究竟是不是汉奸，是多大的汉奸，在充分地洞察过历史的真相之后，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有些人把民族尊严看得很重，有些人则把人民的安危利害看得很重。如今为汪盖棺定论一样为时尚早，不妨几十年后再看。毕竟有些真相还需要澄清，毕竟文化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法做到统一思想。毫无疑问，汪是个优柔寡断的、善变的人，以此也颇为人所诟病，陈公博也跟他相似。前面说过，孙科也以善变著称，固然有些自身利害的考量，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局势与思想观念的因素。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恤人言、不媚时俗、勇于追求道义的表现，梁启超也善变，但那是一种自我坚持、不迎合权势的探求真理的勇气：就算世人皆轻我罪我，我亦不悔，只要千百年后尚有一个知己懂我怜我。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抱负、政治责任感与政治野心等，在汪身上不易区别。野心分子善使阴谋诡计，但这明显不是汪的长处；而且野心分子大多初衷不善，但是汪也非如此。只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无疑的，就是汪的个性不太适宜搞政治，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而来。“精卫填海”虽然其志可嘉，终究无异于愚公移山。然而，汪不过是这个时代无数悲剧人物中的区区一个而已，如果说他动机纯正而方向不对的话，那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是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的。悲剧莫此为大，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

玩政治的，就要做好为团队所累的准备

汪精卫也许真的是不恋权势。他只有好名声而无权势的时候，实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美好的时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自己的势力，也就没有猪队友拖后腿。汪的好名声，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私家军，也没有掌握经济命脉。一旦他组建了南京政府，他自己倒是一片好心，可手下都是什么人呢？他本人打算顶着“汉奸”的帽子，为国民争取有限的和平，可别人呢？陈公博也许是和他一条船的，再剩下那群乌泱乌泱的下属，不过是群政治投机分子罢了。当整个团队充斥着汉奸的时候，汪本心如何，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是这个汉奸团队的最高领导人和形象代言人，他就要为这个团队的错误负责。更甚者，他的决定都可能被整个团队左右。一旦他建立了南京政府，他就属于南京政府。

摘《真实的汪精卫》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後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於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在参考资料上可能有点问题

这本书的整体脉络比较清晰，对很多历史事件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由于这本书的写作以日文资料为主，中文资料为辅，反面意见很少，正面赞扬过多，其中可资佐证的历史文献又寥寥无几（比方说那份极其重要的《重光堂密约》）。所以我认为它只提出了了一种可能，即汪本人对功名并不留恋，因此建立伪政权实是忍辱负重，救国救民之举。但是考虑到人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理，经历了那么多宦海沉浮，他对于手握大权的好处应该心知肚明。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借日本人之手排挤蒋介石，岂不很好。所以我觉得很难确认汪在那时没有贪权的动机。至于这个私心起了多大的作用，倒很难说。

历史哪有真实可言呢？

读一本书并不一定会对于你的生活有多大的帮助，但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你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就像读完汪精卫这本书，让我对于历史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历史上对于汪精卫的评价是非常统一的，汉奸、卖国贼，但在林思云的笔下，汪是一个非常悲剧另类的民族英雄。暂且不说林的描述有多大的真实可靠性，但确实对于我一直不理解的汪精卫年轻时的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气概和到最后成为汉奸的矛盾之处进行了补充和佐证，让我知道了也许这一切并不是矛盾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再说失败的人本身早已在胜利者胜利之前就已经去世，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况且是失败的死人，所以历史真的非常不可信，不管在哪儿历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单从这一点上讲：历史恰恰是真实的谎言前段时间读到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脑子里可以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而不去互相纠结打架。哈哈读完这本书让我脑子里有了两个汪精卫，我该信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