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心理学》书评

真的普通的没味

此书虽然以普通心理学命名，内容上却大体通过现象联系结果，对于心理层面的分析几乎为零。不过一些实验类数据，也可证实一些基本的反应与结，阅读后还是对有些常规现象有帮助的理解作用。但作者过于强调物质与物理数据，对于心理、意识、甚至个人意志消极面的回避，未免有些主观。而且过于条例式的文字，几乎没有让人感受阅读的乐趣。作者对于唯物论的引用与支持，也削弱了客观的理论性。

关于曹日昌及其心理学

这本书是盗版书摊上买的。在书店翻看了几本关于心理学总论的书，其内容与这本书差不多。所以，10元钱买这本书还挺划算。(封面和看到的不一样。我拍了一张，这里既没法上传，又没办法链接）这本书令人比较失望，起初看得还很用心，之后就随便翻翻，到一半的时候，干脆决定放弃读这本书了。这时候决定查一下曹日昌是何许人。结果一查才知道，曹先生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批心理学专家。如此看来也情有可原了。但不知书店的那些内容类似的书是否真的是一脉相承，内容没有太大变化了，真是那样，我对中国的心理学就感到非常失望了。在此并没有批判曹先生的念头，相反地，我对曹先生怀着莫大的敬意，必竟，他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开路先锋。不过，就学术方面而言，我并不太认可曹先生的理论。曹先生的理论中虽然触及到了心理学方面的大部发重要的内容，但是，曹先生对这些内容的阐述却不能令人满意。这并不是曹先生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曹先生那个时候，能认识到这些问题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曹先生虽然论及到了心理学的诸多重要问题，比如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言语，情绪和情感，意志等等，但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很肤浅，并没有阐明清楚这些心理产生的原因，当然也没办法阐明清楚其作用的过程。前面已经说了，这不是曹先生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活动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也就是说，并没有象现在这样突显那么多的心理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把人的心理活动（实际上是以脑为主要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把心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来研究，这就是实验心理学了。我也并不否认实验心理学的意义和作用，事实上，实验心理学有两个作用，一是对于脑的研究，在医学上具有医疗的意义，另一个，对于一些规律，如记忆，注意的研究，也可以指导人们的活动。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心理学发展到了今天，就有它新的目的与任务，它的研究对象不能只是放在脑，或者人的心理活动现象上，而应该放在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的根源以及心理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及影响，也就是说，应该以人为本，它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人的实际的问题。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实验心理学就非常的有局限性。心理学的研究如果不从实验心理学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就难以探知人的心理的真正面貌与规律，当然更不可能解决人的实际的心理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验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的研究就好比是从构造结构上研究人的手，实验心理学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手是什么形状，是由什么组成的，但它没办法说明手到底能做什么。又好比对电视的组成及零件研究得很透，但是没有办法解释电视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节目。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关于心理学方面也是这样。所以，要真正是研究人的心理，就要站在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问题。实际上，现在在心理学方面，世界上呈现出非常令人惊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心理学仍将发挥它自己的作用，但绝不是心理学方面的主要作用。--------------------------------------------------------------------------------以下摘自百度曹日昌（1911～1969）　　中国心理学家。1911年1月11日生于河北束鹿（今辛集市），1969年3月14日卒于北京。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94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任教。50年代中期起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主要实验研究工作有知觉、学习、识记，以及有关劳动心理和工程心理等问题。他主张心理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反映过程）的普遍规律。论著有《间隔学习与集中学习的研究Ⅰ、Ⅱ、Ⅲ》（英文）等，并主编《普通心理学》教科书。 　　到心理所后，他主要负责领导开展有关感知觉心理、劳动心理、航空心理和工程心理等方面的研究。６０年代他曾开展关于记忆专题的研究，指导有关人员一方面以实验室方法，分别运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信息理论，研究不同感觉通道（视觉、触觉、听觉）对识记的影响，以探讨识记的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教育实际，研究初中学生对四字短句、文言短文等识记方法，并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识记过程作了比较分析，力图改进教学方法。　　他一贯坚持和维护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理论观点，为扭转１９５８年心理学界开展的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的错误，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学基本理论的论文，使心理学研究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顶住极“左”思潮对心理学的袭击，抵制姚文元对心理学研究的诬蔑和破坏，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错误地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错误的审查、批判和斗争。１９６９年初，当他感到身体不适时，医院确诊已是肝癌晚期，于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４日不幸逝世。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０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倡导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　　早在３０年代末，曹日昌即提倡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建新心理学的方法，写了“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１９３９年）一文。他用宇宙事物的运动发展中三条普遍法则：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解释心理现象和心理学的发展，写有“心理现象中的辩证法则”和“心理学的辩证法的发展”（１９３９年）等文章。１９４３年他又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心理测验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剖析，发表“心理测验的几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他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作。该文首先回顾了心理测验的历史，并指出心理测验发表了４０年，之所以“没有巨大的进步”，在于“对几个原则的问题始终没有圆满的解决”。他以量与质、片断与整体、限定反应与自发表现、表象的测量与本质的理解等几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在心理测验过程中存在的重量的多寡而轻质的分析，重片断的反应而轻整体的特质，重限定反应而轻自发表现，重表象的测量而轻本质的理解等现象，从而为构建新的心理测验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辩证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张我国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应建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基础上。他坚持列宁“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人的反映过程；心理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自己的基本观点，并认为由于心理现象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因此必须并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他曾说：“在心理学研究工作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研究选题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心理学问题。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验研究中就要坚持心理是脑的活动，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论点，要从客观世界对人的作用和脑的机制来了解心理活动，不能仅以心理活动解释心理活动或把心理活动看作可以脱离现实刺激和脑的活动规律而独立的现象。人的心理是在实践活动中，也就是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也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贯彻实践的观点”。这是他晚年重要理论贡献之一。　　坚持和维护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科学方法　　１９５８年８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批判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表现的对人的心理的生物学化、生物决定论和忽视阶级性等观点，并涉及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批判中指出了在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上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也有不少错误的看法，如由批判生物学化，而认为心理学不应从进化史上研究意识的发展；由批判生理决定论而认为心理学不应当研究人脑的活动规律或心理的生理机制；由批判忽视阶级性而认为只有阶级心理，没有共同的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更进而主张心理学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任务只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和“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等。甚至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淆，造成心理学界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曹日昌在１９５９年发表了“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学界的争论”、“心理学研究什么？”、“由学术批判明确心理学的研究任务”等一系列文章，并组织心理学界开展学术争鸣。在１９６０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曹日昌在会上作了“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明确了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把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同时也不应忽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既要研究阶级的特殊心理活动的规律，也要研究人类心理的共同规律；在研究任务上，心理学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或反映的形式、过程而不是内容；心理学要研究意识问题，目的是解决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如何反映客观现实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除阶级分析外，还须并用其他方法；在学科性质上，心理学应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并提出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总目标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迅速地建立起密切结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他的讲话起到了澄清混乱思想的作用，使心理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