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4
ISBN:9787511101624
作者:[美] 威廉·H. 麦克尼尔
页数:228页
章节摘录
插图：其他疫病方式的重大变化也出现于欧洲，或者作为1346年后鼠疫肆虐的结果，或者作为新疫病随着蒙古帝国的铁蹄在亚欧大陆向西蔓延。最突出的现象是麻风病发病率的减少，而这是黑死病时代之前中世纪欧洲的重要疾病。当然，那时的麻风病是一个集合名词，用来描述以显著而可怕方式感染皮肤的多种传染病。今天该词所指的特定疾病，是挪威医务工作者阿穆尔·汉森于(Armallei Hansen)于1873年第一次确认的细菌传染病。为把这种传染病区别于原被称为“麻风病”的其他疫病，有时也使用“汉森病”这一术语。汉森病大约在6世纪已落脚于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此后，与被视为麻风病的其他传染病一道，一直到14世纪仍然十分活跃。麻风病院在数以千计的中世纪城镇周围建立起来，到13世纪，据估计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达19000座之多。黑死病所导致的死亡肯定使许多麻风病院的病人减少，但认为该病随着所有患者的死去而消失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实，麻风病仍以相当规模继续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规模较小；但麻风病人的数目已与1346年以前已无法相比，麻风病院只能转做他用——或者改为医院，或者像在威尼斯那样，成为收容疑似鼠疫杆菌携带者的检疫所。不容置疑，导致欧洲麻风病人急剧减少的生态环境已无法复原。最近的医学研究表明，可能与维生素C在食物中的含量有关，因为维生素能够抑制麻风病菌侵蚀人类肌体的某个化学过程。但黑死病之后，欧洲饮食即使有变化，也似乎不足以解释麻风病发病率广泛而突然的降低。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假说，是关于疾病竞争模式的变动。这个假说认为，欧洲麻风病可能因肺结核发病率的日渐增多而减少。其理由是：结核病菌引发的免疫反应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与麻风病引发的免疫反应有所重叠，以致宿主接触了一种传染病原，提高了对另一种传染病的抵抗力。在这种竞争态势下，结核有明显的优势，结核杆菌夹在感染者咳嗽和喷嚏的飞沫中，进入空气在宿主间传递，比其对手更富流动性。
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内容概要
威廉 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87年。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攻世界史（universalhistory）.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1996年，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获得伊拉斯谟奖（Erasmus Prize.奖励那些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下为欧洲的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其著作《西方的崛起》（TheRise oftheWest}荣获196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探索旧世界文明如何相互影响.西方文明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的巨变等等，对史学理论发展有莫大的影响。尤其不同于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关于文明是个别、独立地发展的主张.麦克尼尔强调文化之间彼此融合。
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A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人类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权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等。近年的作品有与同为历史学者的儿子J.R.麦克尼尔合著的《文明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以及个人回忆录《真理的追寻》（The Pursuit of Truth：A HistorianS Memoir）。
书籍目录
引言
缘起
关键概念
第一章 狩猎者
人类与寄生物
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
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农牧业的兴起
新生活方式与疫病
儿童病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出现
上古瘟疫之影响
第三章 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
瘟疫阻遏帝国扩张
《圣经》等古籍中的瘟疫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印度的看似富足与实际贫弱
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
四大“疾病圈”的出现
疫病交流的开始与影响
地方病的出现与文明疾病模式的新演进
第四章 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
蒙古人横穿欧亚大陆
关于中国等地的鼠疫
欧洲鼠疫的大流行
欧洲其他疫病方式的变动
新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
鼠疫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
第五章 跨越大洋的交流：1500-1700年
新大陆遭遇新疾病
天花与欧洲人的胜利
印第安人加入并影响旧大陆疫病圈
欧洲大陆的新疫病
人类疫病的均质化
新疫病模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第六章 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年-
传统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出现
近代世界人口的成长
天花接种的出现与传播
新疫病模式与欧洲历史
霍乱流布世界
霍乱对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的促动
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
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
历史的启示
附录中国的疫情年表
注释
编辑推荐
《瘟疫与人》：国际环境译丛
作者简介
《瘟疫与人》内容简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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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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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个理科生，却跟我一样非常喜欢历史。但让我汗颜的是别人已经写了很多本书了，而我还只是对“社会史”处于积累资料的阶段（说得好像也会有传世大作可以搞出来一样，哇哈哈！！）我们有著名的黄仁宇写出的不同风格的历史，风靡至今；盖黄仁宇是工科生，演习经济、政治，所以看问题的视点当然容易跟狭隘的文科生有所区别。而该书作者是生物学家，看问题就更加“尖”，从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角度跟天下大势联系起来。——天下大势本来就是跟很多小事息息相关的，只不过大多数人没那个能力找到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罢了。——他入手的一个“尖”而薄弱的地方是：历史上发生的瘟疫。他从疫病史的角度来联系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件，包含有著名已有公论的（《枪钢菌》中的美洲）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也有语焉不详的雅典、斯巴达战争，还有部分具有史实，但是具体影响有多大却无法再现（至少在时空极其发明之前无法再现）的普法战争。作者的某些观点接近贾梦德的“地理发生论”，不同的是贾梦德的思路更宽广一些，而该作者则太着眼于细菌了（还有粮食、动物驯化呢！），这方面并不比贾梦德更高明。但是具体到结论上来，究竟是疫情导致了社会的动乱，继而引发历史大事件（改朝换代、新旧交替、侵略攻伐）呢，还是历史的事件引发了疫情，作者并无法确切地说服每一个读者。但毫无疑问地，疫情深远地印刻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也即是社会的组织方式——，部分地，人类对自然的抗争（不是征服）史，就是同疫情制造者，我们看不见的敌人斗争的历史。所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微生物知识，并且衍生了有一定效率的对付疫情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感谢巴斯德、科赫！以及死在前面的人！！）、这样的地方（非热带，疟疾横行、艾滋泛滥；疾病的传播模型跟社会的崩溃是有函数的）、这样的人作为我们的祖先、父辈、同辈以及后辈（帮我们用身体演化了抵抗机制，用脑子演戏了传播规律，用汗水实现了抗争、平衡的一套体系；还有，不乱交的文化也很有益，若非HIV，美国人晓得收敛么……？非洲那些人类是时候学会用套套了！否则就把自己开除“球籍”了）。 -
疾病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22 作者:维舟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历史中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却只是一种傲慢的人类中心观：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人类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员，与动植物、微生物一样受到整个生态网络的支持和制约。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然，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灯光第一次照到历史舞台上人类以外的诸多角色，例如《瘟疫与人》中所讨论的，传染病对历史也有着深远影响。任何人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处生活，必然都得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点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变得尤为关键。农耕定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展，技术和人口都飞速进步，但正如后来人们取得的任何进展一样，它也伴随着一个“但是”——— 人类从此更易于受严重疾病的侵袭。定居使得垃圾和粪便的处理变得困难，与家畜的密切接触加大了人被五花八门的细菌寄生的可能性，而人口的密集又使得疾病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禽流感等，都是由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随后迅速在密集人群中暴发。直到现代公共卫生医学创立，人类长期都没有摆脱这个老问题的反复困扰。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温带的生态平衡容易被人类破坏和控制，麦克尼尔说得对，至今“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起源于非洲，但所有伟大的文明几乎都不处在热带地区，因为在那里人类社区首先就将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热带疾病——— 长期以来这一直令人谈虎色变。这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有一种观点认为，正由于传播昏睡症疫病的采采蝇在西非肆虐，使得当地不可能生成任何封建主义制度，这种苍蝇会攻击马匹，并使人无法定居生活，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骑士阶层。而印度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上之所以能有效重创来自西北境外的入侵军队，常常也只是因为当地的热带疾病瓦解了入侵者的力量。直到近代，印度仍是英国总督的坟场：在1796年至1820年期间，总计有英国1444名军官到印度上任，却只有201名平安归国。甚至正是因为印度在主要文明中热带疾病最猖獗，所以才产生了一系列“必然的伴生现象”：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则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麦克尼尔在本书提出这一见解以来，学界已达成这一共识：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极少数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抵御入侵者携带的传染病而大批死去，而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更系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何欧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灭、征服了当地土著，但在非洲，他们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几乎没有定居成功过。答案很简单：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欧洲人的疾病，欧洲的动植物在美洲也能顺利生长，但这两点在非洲都不存在。仅仅疟疾和热带疾病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热带非洲和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一样，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也使疫病传播变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仅造就了欧洲人的霸权，也编织成一张全球疫病网络。没有传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面：一个使文化、贸易、政治得以统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个疾病圈，疫情传播的模式常常与这个区域内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流同步进行。而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也常常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证实，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人口流动，而军人的密集共处常使得军队途经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因而古代在大军过后，常常不仅是武器造成的破坏，更多的还有瘟疫传播留下的累累尸骨。与现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前现代城市都非常肮脏，恶劣的卫生环境极容易滋生传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触又远比乡村频繁复杂，使疾病传播能迅速蔓延。西欧城市中弥漫的恶臭要等1775年抽水马桶发明后才逐渐好转，但即使如此，19世纪英国一些工人贫民窟的卫生状况仍是令人作呕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近代作家笔下适宜治疗结核病的旅行地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从当时生态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实在不难理解。直到18世纪后，现代医学才逐渐开始“驯服”流行病。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为人们强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为疾病被认为是“天谴”)，而对传染病的控制使得人们放松了对身体的控制，一如本书所言，“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可在机械方面，而且也可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同时，城市第一次能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能自我维持人口规模，城市变得从未如此干净———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洁过度的城市环境又导致人们免疫能力下降，同时全球交流愈加频繁，以至于现代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史无前例的流行病的威胁，一次SARS或禽流感就能使全球为之紧张。《瘟疫与人》笔调流畅，视角独特，无怪麦克尼尔自称这是他最受欢迎的著作。但如果以为这只是“趣味历史”，那就不免宝山空回了。它事实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鼓励人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类历史，《病菌、枪炮与钢铁》等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它启发，其影响所及，使医学史、卫生与现代性等课题如今已成学界的新领域。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当然最容易对本书中涉及中国史的部分感到遗憾。中国史显然并非他最熟悉的领域，虽然他谈到了天花及种痘在欧洲的历史和重大影响，却没有谈到清朝的著名案例：康熙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幼年在天花疾病中幸存。对于中国历史上瘴疠阻碍中原政治、文化力量向南拓展时所起的作用，以及瘟疫引发的谣言心理、政府职能和权威通过疾病控制过程得到扩张(古代政府基本不承担公共卫生职能)，他也都几乎未予触及。此外，他屡次强调医疗技术改进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但却并未意识到环境的变迁有时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云南瘴疠区域的缩小是开矿、冶炼、开垦、运输等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使汉人移民更好地适应了云南的生活，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医疗手段有何飞速改进。说到底，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两个世界的相遇某个清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昆虫似的外星人。他们来历不明，无法沟通，而且充满敌意，有着奇怪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性武器，短短两周之内就将人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迅速走向崩溃，幸存者沦为奴隶。正在濒临绝境之际，这些外星人却纷纷倒地而亡——— 原来他们是在火星的无菌环境中进化出来的，完全缺乏对细菌的免疫能力，对他们而言，地球上的细菌便是最强大的生物武器。这个故事情节出自H·G·威尔斯1898年的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虽然这个著名桥段被设置在未来，不过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只不过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其结果是倒过来的：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一小群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当地土著无法抵御西班牙人所携带的病菌，死亡率惊人，而幸存者则屈服于西班牙人的霸权之下。尽管现在公认病菌是当时新旧两个世界相遇时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却仍未严肃地看待这个观点。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率先从这一角度来解释那一时期的世界史，进而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大结果之一是：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病菌、植物品种都交流互换，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这一视角与传统史学观念大异其趣，他当然不免也受到先知常有的被人误解和冷遇。此书辗转延宕几年后，到1972年才终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受到如潮的批评，另有些甚至不屑一顾懒得评论———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堪称经典的著作。《哥伦布大交换》写得流畅易懂，并不代表它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兴起后，白人后裔之所以能成功地殖民美洲，而在非洲和热带亚洲却几乎完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适应美洲的环境，相反，热带疾病却使非洲大陆成为“白人的坟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印第安人容易感染疾病，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寿命常常不到一年，他们被白人视为“差劲的”奴隶，而非洲黑人却具备抵抗这些疾病的强健体格和种植、采矿的知识，因而适应在新大陆从事强迫劳动，这反倒成了黑人悲惨命运的祸根——— 数百万黑人被贩运为奴送往美洲。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的大交流，使得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两个美洲和两个非洲——— 美洲和非洲的食物和文化，都相互输入对岸。新旧两个世界的相遇，不妨看作是两个巨大而相对封闭系统的交汇——— 就像一条运河凿通两个湖泊之后，必然使生活在其中的不同鱼群相互游动。开放可以带来积极后果，但如果两者差别悬殊，那么首先带来的或许是灭顶之灾。复活节岛在病菌打击下的悲惨命运，就是典型缩影。说到底，人和任何生物一样，许多能力都是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一旦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可能迅速崩溃——— 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了呼吸氧气，到一个没有氧气的外星空间，几秒钟内就会丧命。本书中所提出的病菌传播和免疫能力进化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和隐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两个巨大而陌生的系统相遇时的危机、调适再到平衡的过程。被欧洲白人携带到美洲的病菌，其最突出的、也是决定性的一个特点是：它和白人宿主已经完全相互适应，也不会伤害宿主，但对缺乏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它却是致命的。这就像现在人们已渐渐熟悉的生物入侵：小龙虾、一枝黄、美洲白蛾在原产地都很普通，但它们被引进到中国后，却在一个缺乏天敌的环境下到处繁殖蔓延，破坏生态平衡；而中国人喜欢吃的大闸蟹，随着船只“偷渡”到英国后，也称霸河道，变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头痛难题。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看来可怕的病菌或入侵生物，它在原产地都必定有克制它的天敌。在原产地，各种生物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而到了一个没有这一机制的新环境中，即便一种看来温和无害的生物都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给当地带来毁灭性影响——— 想想看，当年连兔子都能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地理大发现时代新旧大陆的相遇，肯定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个巨系统之间的交汇，而其中最积极的后果之一就是玉米、南瓜、西红柿、马铃薯、番薯、花生等美洲粮食作物输入旧世界。它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也养活了更多人，因为马铃薯的单位亩产通常超过任何其他作物，其结果使它成为了穷人的保命食物。从爱尔兰、东欧、俄国，直到中国，这些美洲食物都使人口增长有了基础性保障。何炳棣曾雄辩地证明，正是由于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从明末清初起，福建、广东、汉江流域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山区都被开垦出来(因为番薯和玉米不挑剔田地)，为人口大增奠定了基础--当然，它也带来一个消极后果，即当地水土流失的加剧。在南部非洲，木薯和玉米革命性地改变了食物生产形势，立刻引起人口增加，并进而在许多地方导致国家级政治制度的兴起，因为人们已有足够多剩余食物来供养统治阶级。两个世界的相遇，也许由悲剧开始，但最终还是能以喜剧告终。当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达成，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更多元的环境。只要肌体健康，病菌和入侵的外来生物终将在一个新环境下走向稳定状态，去除危害，更多的毕竟是开放交流带来的益处——— 其实国家间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封闭的国家走向开放，它对外界涌入的许多新事物、新观念也是缺乏免疫能力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打开窗户，让户外的空气进来，但是，很多的细菌也会进来的”，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生物学隐喻，如他所言，“这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一个最强健的系统就是不断达到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 -
昨天吐槽说，不懂微生物学、植物学和环境史的人类学家不是好的人类学，今天想起来，还要再加上一个气候学，以报复偶这段时间恶啃的那么多自然科学的书，以及临时抱佛脚抓版友来帮我看看写什么岩溶吖植物分布吖等等是不是扯淡扯得靠谱。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学科，多少教科书上都是如此说。why and how？在回答这2个问题上，答案却很模糊。动植物学、气候学、海洋动力学、空气动力学到底与人类生活有啥关系？考虑等书稿交出去了之后改写一个自然与人类生活的版本出来。在序言里，作者指出，为什么非洲不能形成一如亚洲、欧洲等“文明古国”的国家结构。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有利于人类最初的成长，但是同时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系统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出的尝试仍然未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每周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得落后（IV）。生态环境与家族、国家等等的关系，在人类学里有努尔人的经典民族志。书不在手边，懒得去check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努尔人养牛，而牛蝇的肆虐，使得努尔人必须不断地把牛群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使得“大型”的社会结构不能成形，而小结构的kinship单位反而更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另外还在哪一本关于应用人类学与发展的书上看到过一个关于撒哈拉沙漠居住的一个族群的生活，也是因为撒哈拉的环境，使得他们的种植生活必须以小结构的家族为单位进行。到底是生态决定人类生活方式，还是人类生活方式适应生态，这是一个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问题，暂且按下不表，而我要说的是，生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多大吖，Scott老是在论证金三角，一直延伸到云贵高原的游耕生活是mountain tribes所“选择”作为对国家控制管理的一直规避方式。可是，会不会更是因为这一带多“瘴气”，多“致病微生物”，加上历史上的多次血战到底，使得国家管理在这一地区不能实现呢？尤其是对比云南和贵州的情况就非常有趣。不过捏，没有人是门门精的。但是可以站在人类学的领土上，打望其他学科的发展，以更好地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对我们自己的理解。btw，听了一天的红歌改书稿，突然觉得这歌也挺适合献给人类学嘛~~把XX党改成了“人类学”~~哗啦啦啦啦啦啦~~《跟着人类学走》 沙洪词 王久鸣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伟大的世界人类学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精彩短评 (总计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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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的视角是如此特别 附加 台湾 刘士永 的书评瘟疫与人 大概很少有著作像本书一般，刺中历史研究的弱点，但也为读者开启一扇窥探历史的窗户。麦克尼尔利用流畅的笔调和文明史中较为人熟知的个案，重新描绘人类历史的转折与疫病间的关系，瘟疫对麦克尼尔来说，不仅是造成人类死亡的原因，也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动因。人类主观上的聪明才智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要素；作为生物界的一员，人类在过去数千万年以来的点点滴滴，亦受制于最基本的生存法则：生病与死亡。随着人类移动范围的扩大，原来局促于特定区域和人群的某些疫病开始扩散交流，因而造成历史上数次的大瘟疫。这些瘟疫就如同摆弄傀儡的丝线般，操弄着某些文明的兴衰与人类历史的方向，在麦克尼尔的笔下，人类和瘟疫间的生物性关系，要到十七世纪因为新式的卫生学、病源论和药品产生后，才略微扭转了人类在对抗疫病时的被动地位。 然而，麦克尼尔精练的写作手法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既是本书成功的柱石，也是一种限制。作者用缜密的叙述逻辑和精心排比的史实，引导读者「发现」作者想要呈现的主题。问题是，当时历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尚未完备，作者如何能概述并总结历史上的疾病经验？其实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此外，因为欧洲与近代美洲史方面曩究成绩较佳，作者似乎回避了某些与其推论相左的著作；...但在资料和研究都显然不足的亚洲史上，则又强调了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和研究之代表性。事实上麦克尼尔在发表本书时，亚洲医学史，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研究其实尚称贫乏，这是作者无法摆脱的时空限制；但在二十年后读者阅读本书时，这却是必须了解的事实。许多专业历史学家之所以把本书视为经典，其理由不在于书中是否呈现出历史真相，而是麦克尼尔提出了一套值得玩味的研究角度。 一本好的翻译书应当完整地把原著呈现给读者，这包括了优点和缺点。翻译并未过份地追求中文的流畅，因此译本或许并不如原著明显易读，但更忠实于原著的安排和本意，因此过去各界对于本书的褒贬，对中译本的读者来说仍有参考价值。而且，或许是因为译者与审订者都有生物学及医学的教育背景，因此在专业领域内的翻译可谓精确而恰当。相较于过去片段的翻译引用，中译本在病理征候乃至于传染模式方面，一般说来也比较符合作者的原文。译本的这个长处诚为可贵，只是在历史名词方面乃有改善的空间。 麦克尼尔的原著在近二十年后终于有了中译本，在翻译上些许的误差或许有待改善，但如何了解本书的优点、超越原著的局限，才更是读者在享受译者心血结晶之余应该深思之处。 阅读更多 › -
翻译也是个专家，各种注释超级棒 -
本学期最后一本书……相对轻松的，有启发。提供了新的角度，至于史实材料方面，还需推敲。有些材料，比如宗教相关并到一起看会很有意思。 -
理论建构的价值掩盖其考据的不足…启发意义很明显…有一点很好奇…为什么喜玛拉雅会成为早期疫源…它对于所谓东亚和印度两大疫区起到作用怎么却又感觉隔绝打于兼控？ -
到底是病毒杀死了人，还是人类侵占了病毒的世界？ -
书中不光讲了病毒细菌在人上的微寄生，还讲了统治阶级在农民上的巨寄生，还讲了人在自然上的寄生。对历史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叙事很宏大。 -
瘟疫对历史的影响，有时候是关键性的，这给历史的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
这书的译者很不错，他把涉及中国的内容都纠正了一遍。 -
麦克尼尔从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解释了疫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
巨寄生VS微寄生，有点象《枪炮》的前传 -
很少有历史学家如此宽深的视角阐述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适应环境而走过的心路，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也是这样。瘟疫的发生与动物的迁徙活动有关，并非随机现象。即大规模的迁徙给微生态环境造成冲击，为了迎合变化的新环境，以及由于不同环境区域的微生物的交流机会增多，导致微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使一些微生物为适应环境而快速变异，人类免疫系统防不胜防而发生众多人群在同一时间段的严重感染。因此，人类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与人类活动的规模、频度密切相关。 -
精彩的视角和专业的译者、评注造就一本耐读的译著。由此对麦克尼尔的其他书也非常感兴趣 “疫病模式的改变、美洲粮食作物的扩展和大炮与帝国官僚的共存，是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三大因素” -
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现代医学的发展，究竟会在多大的程度上限制瘟疫带来的冲击？03年sars和今年“好7难搞”或窥见一斑 -
就理论构建必要之事实支撑而言，精准度远逊于另一著作《竞逐富强》。 -
不能算是写的深刻的书籍。薄薄的一本。入门级的读物 -
是本好书，但我相关知识储备太少，导致读得囫囵吞枣。但从传染病的角度看人类发展史是一个极佳的新视角，非常有开创性，意义巨大。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中国人啊，慢慢赶吧。四星半。 -
医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整个医学社会学研究最基础的理论，开创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和研究视角 -
有些观点蛮有启发。有些场景，例如中世纪农民家庭长期陷于极度贫困的情景，颇让人震动；而此情景的前后演变，却又与生态、动物、建筑、人口、经济、农业和家政的变化互相作用，一环扣一环的推动社会变化。
但是：本书的理论“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倚重于构建和推论（甚至推测）， 实例史实则显得单薄生硬。
译注在中国内容上不时反驳质疑咔咔。译注中时而援引译者自己的著作，我这才注意到原来余新忠不是专职翻译，而是搞“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于是又扯出一堆想看的书嘿嘿 -
已瘟疫的角度探查人類社會歷史這個視角很有意思，並且很有解釋力 -
讀 瘟疫與人 之前，認真讀讀 全球通史 會更好 -
历史学家不常研究瘟疫史并不是因为忽视了它，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不敢太重视它。毫无疑问，瘟疫能对历史有巨大的影响 ( which has already been interpreted elaborately in the book ) , 但瘟疫的发生和结束完全是随机的，它没有办法解释，只能作为一个现象进行描述，因而显然不可能在历史著作中占据太大的篇幅。更危险的是，这种随机性极有可能造成历史研究的随意性，比如，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衰落的时候，即使这个国家的确受到了瘟疫的侵袭，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证明究竟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因此，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就会一句话说，是瘟疫造成了国家的衰落，这种 oversimplification 的确可以使一个人的理论自圆其说，但其历史真实性有多大？瘟疫就好像一个工具一样，人们想让它在什么地方发生，它就可以在什么地方发生，想让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它就可以在什么时候发生，因而，拿瘟疫来解释历史的结果就是解释了半天跟什么也没解释一样。当然，这不是否认瘟疫研究的价值，我想说的是使用瘟疫来解释历史事件必须要相当谨慎，要有足够的的证据时方宜使用。它可以做辅证，而非一个假说的理由。 -
麦克尼尔教授的名著 -
将寄生物和传染病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历史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尝试，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算不上太成功，论点太多太大，证据太弱太少。翻译非常好，译者是医学史专家。 -
几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历史中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却只是一种傲慢的人类中心观：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人类只不过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员，与动植物、微生物一样受到整个生态网络的支持和制约。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然，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灯光第一次照到历史舞台上人类以外的诸多角色，例如《瘟疫与人》中所讨论的，传染病对历史也有着深远影响。 任何人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处生活，必然都得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这点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变得尤为关键。农耕定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展，技术和人口都飞速进步，但正如后来人们取得的任何进展一样，它也伴随着一个“但是”——— 人类从此更易于受严重疾病的侵袭。定居使得**和粪便的处理变得困难，与家畜的密切接触加大了人被五花八门的细菌寄生的可能性，而人口的密集又使得疾病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禽流感等，都是由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随后迅速在密集人群中暴发。直到现代公共卫生医学创立，人类长期都没有摆脱这个老问题的反复困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温带的生态平衡容易被人类破坏和控制，麦克尼尔说得对，至今“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起源于非洲，但所有伟大的文明几乎都不处在热带地区，因为在那里人类社区首先就将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热带疾病——— 长期以来这一直令人谈虎色变。 这对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有一种观点认为，正由于传播昏睡症疫病的采采蝇在西非肆虐，使得当地不可能生成任何封建主义制度，这种苍蝇会攻击马匹，并使人无法定居生活，这种情况下无法形成骑士阶层。而印度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上之所以能有效重创来自西北境外的入侵军队，常常也只是因为当地的热带疾病瓦解了入侵者的力量。直到近代，印度仍是英国总督的坟场：在1796年至1820年期间，总计有英国1444名军官到印度上任，却只有201名平安归国。甚至正是因为印度在主要文明中热带疾病最猖獗，所以才产生了一系列“必然的伴生现象”：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则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麦克尼尔在本书提出这一见解以来，学界已达成这一共识：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极少数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印第安人无法抵御入侵者携带的传染病而大批死去，而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更系统地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何欧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灭、征服了当地土著，但在非洲，他们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几乎没有定居成功过。答案很简单：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统无法抵抗欧洲人的疾病，欧洲的动植物在美洲也能顺利生长，但这两点在非洲都不存在。仅仅疟疾和热带疾病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热带非洲和新几内亚低地定居的企图。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蒙古骑兵征服欧亚大陆一样，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实现“全球化”的同时，也使疫病传播变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仅造就了欧洲人的霸权，也编织成一张全球疫病网络。没有传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另一面：一个使文化、贸易、政治得以统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个疾病圈，疫情传播的模式常常与这个区域内人口流动和商品交流同步进行。而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也常常成为瘟疫传播的重要因素。曹树基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证实，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人口流动，而军人的密集共处常使得军队途经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因而古代在大军过后，常常不仅是武器造成的破坏，更多的还有瘟疫传播留下的累累尸骨。 与现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前现代城市都非常肮脏，恶劣的卫生环境极容易滋生传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触又远比乡村频繁复杂，使疾病传播能迅速蔓延。西欧城市中弥漫的恶臭要等1775年抽水马桶发明后才逐渐好转，但即使如此，19世纪英国一些工人贫民窟的卫生状况仍是令人作呕的。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近代作家笔下适宜治疗结核病的旅行地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从当时生态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实在不难理解。 直到18世纪后，现代医学才逐渐开始“驯服”流行病。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为人们强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为疾病被认为是“天谴”)，而对传染病的控制使得人们放松了对身体的控制，一如本书所言，“由此，真正的进步出现了：那种认为人类的智力和技巧不仅可在机械方面，而且也可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理了”。同时，城市第一次能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能自我维持人口规模，城市变得从未如此干净———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洁过度的城市环境又导致人们免疫能力下降，同时全球交流愈加频繁，以至于现代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史无前例的流行病的威胁，一次SARS或禽流感就能使全球为之紧张。 《瘟疫与人》笔调流畅，视角独特，无怪麦克尼尔自称这是他最受欢迎的著作。但如果以为这只是“趣味历史”，那就不免宝山空回了。它事实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鼓励人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类历史，《病菌、枪炮与钢铁》等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它启发，其影响所及，使医学史、卫生与现代性等课题如今已成学界的新领域。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当然最容易对本书中涉及中国史的部分感到遗憾。中国史显然并非他最熟悉的领域，虽然他谈到了天花及种痘在欧洲的历史和重大影响，却没有谈到清朝的著名案例：康熙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幼年在天花疾病中幸存。对于中国历史上瘴疠阻碍中原政治、文化力量向南拓展时所起的作用，以及瘟疫引发的谣言心理、政府职能和权威通过疾病控制过程得到扩张(古代政府基本不承担公共卫生职能)，他也都几乎未予触及。此外，他屡次强调医疗技术改进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但却并未意识到环境的变迁有时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云南瘴疠区域的缩小是开矿、冶炼、开垦、运输等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使汉人移民更好地适应了云南的生活，而这并不只是因为医疗手段有何飞速改进。说到底，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 -
疾病史的开山之作，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缺点是成书时间较早，很多地方论证不够严密，而且不够生动，和《逼近的瘟疫》、《枪炮、病菌和钢铁》、《疾病之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
给解释历史一个新的角度 -
疾病史的维度是我们思考历史问题时可尝试加入的维度。 -
他覺得還可以 -
传染病角度阐述人类文明发展史，像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补充，看完查了查才知道，这两本书关系被我搞反了，枪炮是受其影响下的作品。 -
翻译挺严谨，但是句子太硬不易读。这本书成书虽早，内容却不过时，作者生物医学水平相当可以。本书把国家视为宏寄生，病原视为微寄生的观点挺有意思。后记里写得更明显点，都是组织进化模式。 -
数据和史料分析有时不太准，不过作者将人类宏观历史进程与疾疫史结合的视角确实赞！ -
这本书要精读 -
被前面的評論欺騙了，要么也可能是翻譯的問題，總之，比較難看，不僅內容上面沒什麼吸引力，講的東西太雜，也不是很新穎，遣詞造句也很奇怪。。。 -
枯燥 -
瘟疫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是今天防疫措施如此进步的我们很难想象的 -
大家就是大家，提供了框架和视角，供大家继续探索和论证，也提示后人，研究历史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有些是很重要的，不是能随意忽略的。 -
翻译不行 -
读了1700后的部分。关于传染病与启蒙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印度霍乱相关的讨论有一定启发价值 -
很有趣的书籍，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历史。 -
#t# 罗新老师推荐的书。瘟疫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可能被大大低估了。感觉论证略不足，但确实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
传染病流行史永远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
作者从另一个视角观看人类历史，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更值得人去深思 -
到头来，只想到底什么决定了什么，人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都不是白白产生的，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弥补我们生命缺憾的那一件事，我们会怎么样？陷入恐慌，选择相信上天之力？只感觉世间一片虚无… -
终于遇见一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译者，真难得。 -
独辟蹊径、角度独特，此书出版于1976年，作者梳理史料，第一个钩沉出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一直被忽略而却非常重要的因素-疫病。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相结合重新解释了人类行为和历史进程，如西班牙600人不到却征服了数百万人的阿兹特克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的失利、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印度种族制度的形成、中华文明为何迟迟不往长江流域发展等。当然这是一本并不易读的学术专著（200多页的书有50多页的注释），引用事例并不是为了加强结论或是引人入胜，只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微寄生和巨寄生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 -
发人深省的开拓之作，关于“梯度寄生”，疫病与军事、朝觐等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关系，疫病与城乡的关系，以及疫病与宗教、人口增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假说。 -
震撼心灵的一本好书 -
环境史、疾病史著作之开山鼻祖，技术性太强，跟之后的那些作品相比略枯燥 -
理论建构弥补了资料缺乏，对历史进程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分析。从各类病毒对不同时期不同社群的微寄生、不同社群之间的“梯度寄生”(parasitic gradient),推导至人类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巨寄生，以及这两种寄生之间的互动性与相关性。不同层面上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相互调适，并且最终通过适当的生物和文化调整达到相互容忍程度的动态平衡。瘟疫与人，人类对大地母亲而言何尝又不是一种瘟疫呢？ -
思路很好；但有点拿着论点找论据的意思；而且类比unprofessional。 -
这一批环境译丛是很难得的一批好书，当当网上貌似不全。希望有英文原版出售。 -
文化背景的关系，作者在一些有关中国医学的史料引用上是有误差的，但思考角度确实很不同，很有启发。很有趣的一件事，今天的中国研究者在进行东西比较时，常常强调异，外国学者反而要求同，百年前的情况似乎是正相反。 -
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摧毁了印第安人原本想要阻止的抵抗；而回馈给欧洲的，即是梅毒。新视角理解世界文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