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已远》书评

不错

以前买过<世纪风铃>,很喜欢,后来弄丢了,就又买了一本这个,是作者去世后友人重编的,不少篇目与风铃重复.

追寻的意义

读完吴方先生的《追寻已远——晚清民国人物素描》，不禁长叹。在这本书里，吴方一共写了30多个人，虽然只是素描，淡淡写来，却颇让人怅惘。正因为晚清、民国有这么一些人立于其间，遂使这个时段变得有声有色起来，让人不能忽视、不敢掠过。人物比较难写，尤其是这些丰富、复杂的人物，要把他们写出神采，不是易事。有才华的人的禀性都是迥异于俗常的，尤其是文人，书生自有嶙嶒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谁也不要想左右他。这些人物置身于这么个世运多舛、世事迭变的空间里，比在世道隆兴中人更有切肤之痛、之快。如龚自珍，诗章中多次以“剑”、“箫”意象，看起来似乎处在不惠不夷中，实际上已是满腹苍凉，危险逼近。读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不难看出，这么多人喜欢病梅，映衬出世态已进入沉沉的病疴之中，不仅是世道之病，更是精神之病。林琴南则不同，既有维新的经历，又有保守的心愿，同时清高倔强、坚硬孤傲，颇似严复与辜鸿铭。他们坚守的方向是十分分明的，对时势的态度是一回事，有自己独立的处置方式；人格的独立又是一回事，是必须持守传统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正因为如此，诟病他们保守也罢，但在人格上决不会流于屑小、猥琐，依旧可以圈点。书中的人物吴宓是我喜欢的学者之一。他不是政治家，只能耍耍笔杆，和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打打笔仗。他策划的《学衡》有一个大旨是我一直认为要持抱的，其旨曰：“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完全可以为学人之座右铭。而周作人这个人物似乎不太好写，一会儿在台上，一会儿又在台下；一会儿是演戏的，一会儿又成了看戏的了，角色不断转换，让人难以估量。当然，吴方还是把他当作文人来写，写他的“困境”，写“困境”中他的种种表现——这些人的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应该分开来说才理性一些，我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古来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过来人由衷的感叹。和上述人相比，有些人似乎会显得轻松些。如洁来洁去的梅兰芳，红氍毹上的万种风情，戏迷们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唏嘘而开颜，台上台下，感动和痴醉。丰子恺的人生会令人想起他的画，真有那么童稚之趣吗？在他的随笔里，平常中渗透着滋味，看似琐屑、寻常人事，却是最底层的真实，也是丰子恺本人给后人的真实写照。还有在历史不易把握中搁笔转向的沈从文，他不从文了，而去从事文物研究，显然不能用幸与不幸来言说——一个人不跟上时代走向，有时真是一种大幸。我在咀嚼这些有着喜剧色彩的人生时，最终还是落入伤感中——时代提供给他们的精神生存条件，真是太苛刻了。弘一大师是这幅人物长卷中最独到的一位——一个出家人，长久地被文人所记取、所仰慕，成为一种标志。出家是常人难为之事，因果不明，铮然而变，让人永远猜度不透其中的玄机，只看到出家前后判若二人。入得深了，佛门生活也充满了情调，也是需要精诚、尊严、自律、升华，力戒流俗、虚伪、矫饰。我们对于弘一的仰望，也就是精神的难以抵达——一个出家人做到了，更多的非出家人反而做不到。吴方笔下的这些人，现在真是很少了，我不是指人的学问，而是指这些人的脾性、风度、格调。那么我们追远，究竟什么值得我们追寻呢，这是值得深思的。末了，我觉得应该谈谈这本书的作者吴方。他去世已15年了，只活了47岁。扉页有一张他的照片，叉着手坐在栏杆上，眉目神情像个稚气可爱的大男孩。真让人可惜。 来自 《光明日报》2010-12-06 ，作者：朱以撒

“平常”——平凡又最难

尚在旅途——朱自清的“平常心”《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作之痕。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奥妙，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朦胧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启示什么并不须指点，它的召唤力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50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无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绿泽、水泉。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朱自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叶圣陶、夏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