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青海去》书评

这不是一本有趣的书

书名挺有煽动性，有点像“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事实上这不是一本有趣的书，文笔甚至赶不上如今各旅游网站流行的文艺游记。要是抱着看故事的心态翻开它，一定会失望。但是书名还是戳中了我，也许是因为有过在青海的经历，所以在首图看到这本书，翻开来又看到一堆熟悉的地名，就欣喜地搬回家，一页一页翻，略有感受。作者一行五人，于1933年7月3日启程去青海，8月22日返回上海结束行程。顾和陆二人记录下路上遇到的大小诸事，并记录途中经过的每一座城市，在《新闻报》连载，后结集出版。作者喜欢记流水账，比如某地学校若干所，学生若干人，物价、田价、矿产、农产品等。有一手史料功用。但是作者的资料来源基本来自当地政府及少数士绅，跟劳动者对话较少。仅有的几次走访农民还是在甘肃境内，到了青海之后，收集资料非常依赖当地政府官员和党务官员。现在看来，调查不够深入，资料来源单一，缺乏求证。而且事无巨细必录，看得好烦躁。有一点难能可贵，作者身为记者，只是忠实记录各地资料，少有褒贬。（当然，称呼少数民族为“番人”、“蒙番”，有人也认为是污蔑性的。）比如记循化县，说当地少数民族“有病不信医药，终日向泥神磕头”。看到这儿时不禁笑出声来，几乎可以想见作者边写这句，边摇头叹息的场景。（当然这是我瞎猜的）有些地方风俗很有趣。比如记循化县有三害：风害、狗害、小儿害。风害容易理解，就是常年刮风嘛。狗害是因为城内流浪狗太多，常咬行人（@@作者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小儿害更匪夷所思，指小孩子在街巷游荡，趁人不注意时破坏新建门墙，听起来就是小流氓团伙嘛。后两者如果多加管理，完全可以消除，竟然成为地方一害，不知道城市的管理者在做什么。记化隆县，说“番民宁死不读书”，并举例说，当地回教为了促进教育，创办小学，推行强迫教育。番民就雇汉人子弟去读书，而且出金不菲，小麦五斗银四十元，相当于普通店员半年收入。不知是个例还是普遍情况。要是普遍情况的话，那番民为何如此抵触教育，作者应该去挖原因。要是个例的话，何必大张旗鼓地写在书里，为了迎合上海洋场读者的猎奇趣味么？记互助县，一大特点为农民嗜酒，不禁想起当地人喜爱的互助头曲。“沉于酒酿之间者，比比皆是”。当地民风淳朴，村民善饮，连少年小儿也不例外。记得支教时，一个男生描述理想中的生活：天气好的时候和伙伴拎几扎（一扎为九瓶）啤酒或几瓶白酒，去山里，划拳，喝，喝醉后躺下睡，睡醒再喝，喝醉再睡，直到天黑再回家。（听完以后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除了会早死之外没啥缺点。）据说，清明端午时，山里随处可见醉倒者，酒瓶扔得遍地都是。20世纪30年代，互助的主要输出商品有两种，一种是烧酒（每年15万斤），一种是青油（每年6万斤）。记共和县，民风剽悍，户口调查无法推行，调查者会被村民打出来（为啥？作者没写原因）。于是警察们扮作商人，走乡串户，联络其他的商人，才调查了个大概情况。记大通县，专门提及衙门庄1932年建立高级小学一所。（我就想是不是民中上边那个小学啊）大通的风俗是——赌博。不过戒赌的原因也很务实。“全县人民，向嗜赌博，现因连年歉收，民生凋敝，此风大减。”没钱还赌啥。但是，吸鸦片之风不减。按照作者列出的数据，吸鸦片人数占到全县人口1%左右。看青海教育一章列出的各种数据，乐都县教育水平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超过了省内其他县市，仅落后于西宁。看来传统还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作者在记青海各县人口状况时，总有一项游民乞丐数量，而且把这个数据作为评判该县工作的指标之一。十几个县里游民乞丐多则四五百人，少才十几人。数据来源不详。难道当时户口普查，游民乞丐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而存在么？最后吐槽一下这个版本的排版，不忍直视。每篇文章分为大标题、小标题和正文，居然是三种字体。而且大标题字号极大，和正文对比鲜明。想问这本书的责编：这样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