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记》章节试读

《场记》的笔记-平静叙述，刺耳尖叫 - 平静叙述，刺耳尖叫

【这是部分杂乱的笔记。展现了一些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技巧。】
即便对于初次前往德国的旅行者来说，发现绊脚石也不是件难事。在常被视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几乎很难不去注意它——在有关柏林的一章，绊脚石的介绍被放在一个醒目的灰线框里。
“我们现在并没有负罪感。”包括戴姆尼在内的不少德国人都这样说。他们已是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有谁的手还在战争中沾过鲜血。
“两个孩子，两条狗，这看上去不错。”她最终报出了一个与此几乎不相关的美国梦。
这两个“保质期就快结束”的姑娘，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拉雪兹公寓里，有些面容平凡的人，肚子里装着的故事却无奇不有。
她丈夫死在这里，而她则在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
要命的三十岁，就像一个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藏在这个家庭某个荫蔽的角落，足够让人心惊胆战。
但可以肯定的是，仍有无数的男人女人将在这个战场上继续挣扎。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个世界上总有些角落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人必须得结婚”，“天哪，她居然还没结婚”。
此外，如果你仔细辨认，你会发现她的表情和神态完全是美国化的。
虽然说不管在哪种文明的生活里都会有崛起和沉沦，但明眼人不会回避如下事实：拥有更好生活条件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世俗的成功。
以我们接受的文明法则来衡量是一个并不一定准确，但相对更为稳妥地做法。
但有一些东西是无法分出优劣的，我们只能用“不同”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去形容它们。
对那些走在拉雪兹公墓里观赏风景的人来说，死亡很难被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它实在太过寻常。
可谁都知道相亲市场的潜规则——一些被社会习俗暗暗建造的、难以逾越的规则——女孩展示自己的相貌和贞洁，男孩则展示自己的财产和能力。
照片中的她，带着与两岁这个年纪极为不符的凝重神情，她仿佛知道人生的开端是多么糟糕。
贝雅被紧紧地捆在一张被子里，躺在阳光照射下的色彩艳丽的地毯上挣扎着渴望自由，开始了漫无目的的一天。
“谢谢，留下了最漂亮的样子。”老人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眨着，喉咙不断抽动，泪水落下来了。
当被问起“有什么不放心的想问妈妈吗”时，她想了想，小声问：“我想问他们家吃鱼吗？我很爱吃鱼。”
甚至直到乐评人离开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还在“长久地回味这场演出带给我们的冲击”“关键不在于委内瑞拉的孩子们如何演奏这首曲子，而在于他们在演奏中如何将自身投入音乐，令一切迥然不同。”
在这座位于巴黎闹市的死亡寓所里，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王尔德墓碑上重重叠叠的唇印，也不是普鲁斯特被游人环绕的简肃碑文。而是花朵盛开，阳光明媚，老人和年轻人带着温和宁静的笑容回忆死者，就像在谈论一次无比寻常的道别。
伊莉莎·梅尔克死于21岁。即使凭借时间的强大力量，要抹去这个女孩的短暂一生也不容易。直到如今，几十年之后，还经常有个陌生男人坐在那小小的墓碑前，阅读上面印刻着的人生片段。
“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他曾经这样说，但他从未想过离开这片“战场”。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愿意相信，在每一块土地上，“音乐都代表着快乐、和平、融合、希望以及无尽的力量。”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场记》的笔记-第4页 - 太平轮一九四九

片名：《寻找太平轮》
导演：洪惠真
片长：55 分钟
国家/ 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
拍摄时间：2005 年
　　太平轮是一艘渡轮，它也的确曾寄托着无数人对“太平年月”的想象。1948 年，时局动荡，它从上海起航开往基隆，再从基隆返航回到上海。不知有多少人搭乘这艘名字吉利的船，逃离大陆，奔赴台湾， 以为那里有杳渺的安乐生活。
　　但太平轮与“太平”实在没有半点关系。它装运的，大多都是离散、逃亡的故事。那些在内战的阴云里背井离乡、拖家带口逃亡台湾的人， 哪里有什么太平可言？
　　更何况，在1949 年年末的一天夜里，它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一同沉入了大海。
　　作为一艘渡轮，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也停了刊。距离它沉海已经过去60 多年，许多人已经在用“旧事”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
　　它只是一个战乱年代的悲惨注脚。如今，当我们谈论政治、战争和党祸是非，那些随它沉没在水下的小人物的命运，还有几个为人知晓？
　　《太平轮一九四九》里面能记录下的寥寥几个，是人们在多年以后经过苦苦追索才得到的。台湾女人张典婉花了10 年时间，忍受许多拒绝、白眼或呵斥，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尽量拼凑完整。
　　这是一代人的流亡经历，也是衡量一个年代是非的标尺。别忘了， 战乱中，每个人都是太平轮上的乘客。
　　起航
太平轮上兴奋的乘客
　　当16 岁的王兆兰跟着母亲， 带着3 个弟弟妹妹离开豪华的上海楼房到台湾寻找父亲时，他们有很多选择。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时， 太平轮意味着他们逃离的希望。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历史叙述还没有形成，普通人所能体会的，只是炮火之下日渐衰落的中国大陆。很多人离开了，太平轮是他们的渡船。
　　太平轮于1948 年7 月15 日第一次起航，每周一班。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 艘，太平轮载重只有2 050 吨， 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渡船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载人， 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
　　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 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起程。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象。张典婉曾听人提及，船开离上海，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一边唱着“夜上海”，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景色优美的台湾”，就此告别故土，再也没有回去过。
　　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另一些故事也被流传下来。比如， 某位小姐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并最终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他的母亲疼得大喊大叫时，才请来人帮忙。
　　轮船所连接的，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在此之前， 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车厢里挤满了，就往车顶爬，车顶也人满为患，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有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躺都躺不下，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 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最后一班航程是在1949 年1 月27 日开始的。第二天就是除夕， 这是旧历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许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
　　慌乱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儿见到父亲，最终赶上了太平轮。和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以及其他1 000 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以及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 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 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报纸。
　　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 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 000 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起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4 点半才开动。
　　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 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准备换钢板，调船壳，并加以修理。不过， 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
　　风平浪静，太平轮晃晃悠悠地离开上海，进行它的第35 次航行。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他在入睡前还相信，等他和家人睁开眼， 就能“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
　　沉船
　　60 多年前，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 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正值佳节，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耐不住寂寞，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为了这趟航程，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咖啡、培根、海蜇皮、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天气很好，幸存者在事后回忆，当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 无雨，也无雾”。
　　在这样的热闹中，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23 时过后，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 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反复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 手足都冻僵了。”
　　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抓好妹妹!”从梦中惊醒时，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但很快，温度越降越低，呼救声逐渐变弱。叶伦明趴在一个木箱上，熬到天明，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张典婉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比如，有人曾回忆，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王兆兰活了下来，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也再没见过母亲和的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 000 多名乘客，只有36 名获救。
　　命运在展示它的力量。有一户人家，因儿子发高烧，只能满怀遗憾地退掉了这班船票。另一个自叹倒霉的家伙，因为没有挤上火车， 结果误了船。
　　还有些故事，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回忆，祖父原本订到了船票，全家9 口人，9 张票，但因有事走不了，就转让给了邻居家，也是9 口人。他说，这件事，祖父直到死还在念叨，念叨了半辈子。
　　寻找
太平轮的幸存者
　　张典婉在饭桌上听说太平轮的故事时，年纪和渡轮上的王兆兰相差不大。
　　她的养母，一个上海富商的女儿，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了台湾，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
　　这段经历成为张典婉记忆中家庭餐桌上的固定话题。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她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
　　在台湾，养母嫁了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不过，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 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
　　直到2000 年养母去世之后，张典婉才逐渐领会到，她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养母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号码的小本子。
　　本子上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但那个年代的气息却透过这些号码扑面而来。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 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3 万多。
　　她往返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她曾经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 翻开了从1949 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
　　为此，她流过很多眼泪，不过还是坚持下来。她在自己同名的著作《太平轮一九四九》中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那一艘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轮船上，其实有着比电影《泰坦尼克号》更真实、更感动人的事情发生着，不分阶级、省籍、年龄、性别， 他们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直至灭顶。”
　　命运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在60 多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上千人的死亡终结，但张典婉相信，对许多与太平轮发生关联的人来说，那一夜之后，命运故事才真正开始。在纪录片中，张典婉引用了一段证词，提到了太平轮的船长。“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
　　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 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她。有的通过博客，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也许是因为他们血脉里都有漂流的因子”。
　　王兆兰也辗转与她取得了联系。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她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当年16 岁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满头银发，并在灾难之后，又凭着坚强和努力度过了大半生。但是，在位于台北家中的客厅里，讲起太平轮上发生的事时，她仍然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放声痛哭。
　　60 多年里，她几乎闭口不提自己的往事，太平轮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她一辈子。而对母亲的愧疚则在心头压了60 多年——她没有拉住妹妹的手。
　　当年那个手脚勤快的叶伦明，则靠做小手艺养活着自己，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长跑，拿了无数的奖杯——这是他用来纪念那次灾难的方式。
　　对亲历者来说，那场可怕的灾难也许深及骨髓。一个幸存者曾在事后无数次对儿子谈起那次灾难和逃生的经历。但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
　　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男人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坐在客厅里一整天，各自喝茶、看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 年。
　　他的父亲名叫葛克，1949 年时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这个故事让张典婉记忆犹新。
　　但张典婉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等待”的故事。
　　当时，只有8 岁的黄似兰离开母亲，被提前送到台湾，并欢天喜地地等着母亲来过春节，结果却等到母亲身亡的噩耗。
　　有一张照片记录下黄似兰在上海度过的快乐童年。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面带笑容。但那样的好日子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到海里了。遭遇变故后，黄似兰被家人带着，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奔波，经历过“文革”，挨过批斗，也目睹过家人争夺遗产的明争暗斗。
　　这样的故事，张典婉收集得越来越多。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 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但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被后人记住的，还有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的遭遇。当时，周家的住所被愤怒的遇难者家属砸毁，又因为保险公司宣布破产，不得不举家赔偿。周曹裔的后人只记得，他们房子越搬越小，母亲把金首饰也卖掉偿债。后来，中联公司名存实亡，周家搬到台湾定居， 据说周曹裔老了以后，很少讲话。
　　随着时局动荡，太平轮沉船案的审理和赔偿事宜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与这场悲剧相关的档案和资料分散各地，逐渐湮灭。但张典婉觉得，她所找到的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 一生都在等待”。
　　等待
　　关于太平轮的故事，当然并未被人完全忘记。1951 年，由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在台湾基隆港立起。从此，每年都会有人在这里祭奠。
　　在沉船的舟山群岛附近，关于太平轮的记忆还散落在很多人心里。在附近的白节山上看守灯塔的周文华始终忘不掉，当年24 岁的自己曾透过灯塔上的望远镜，亲眼看到太平轮渐渐沉入海中，当时水面上一片火光。
　　而在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76 岁的陈远宽一直信守着一个关于太平轮的承诺。在报纸上看到张典婉的消息后，不会说普通话的他托亲戚给张典婉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这是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岛上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在张典婉到来的前一天，他整晚未眠，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没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
　　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
　　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据说， 在这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 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 岁。第二年，父亲去世之前，把他叫到身边， 一遍遍地叮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他们把她的尸骨移回家乡。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60 年，从一个少年等成了老头儿。如今，他几乎已经和1949 年时的父亲一样老了。通往埋着张桂樱尸骨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两座坟地周围早已长满了丛生的灌木和杂草。
　　没有人知道，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张桂樱一定确信，自己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