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

出版日期:2015-7-1
ISBN:9787214158116
作者:柏文莉
页数:332页

内容概要

柏文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1991),现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宋宋元时期的性别、妇女与家庭史。论文有《宋元墓志中的“妾”在家庭中的意义及其历史变化 》、《贞操的想象:从贞妓到节妇》等。

书籍目录

中文版前言
鸣谢
前言
第一章 历史变迁与史学转型
第二章 权力先兆:宰相的出身
第三章 权力维系:宰相的后人
第四章 权力角逐的伙伴:宰相的婚姻
第五章 有权有势之人:两个个案研究
第六章 逐名逐利:婺州地方精英的出现
第七章 维系身份地位:婺州后人
第八章 地位分享:婺州的婚姻与姻亲关系
第九章 婺州当地士绅:两个个案研究
结语
引用书目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本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以宋代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三者交互联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从唐朝以来的贵族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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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4条)

  •     文/俞耕耘柏文莉的《权力关系》无疑是一部具有启示意义的史学论著。它的视角眼光,巧妙摆脱了政治史研究的惯常窠臼,伸向了家庭、性别与社会变迁的历史细节。在很大程度上,此著也为国内学术界研究宋代社会史、家庭史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理论范式:权力关系分析。它全景化揭示出家族亲属、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之间的联动关系与潜在线索。这一思路搭建起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模型:权力关系(家族、地位与国家三者紧密相关)任何维度的轻微变异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形态的定型。从而,作者建立起一套“关系本体论”,研究宋代社会实质就是要梳理三种关系:家庭的亲属关系(父系亲缘、婚姻姻亲)、社会的地位关系(社会地位如何衡量、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双向塑造)、社会与政治官场关系(仕途与亲属及社会关系的双向影响)。在方法策略上,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一种福柯风格:话语“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完美结合。事实上,作者所言的历史变迁与“史学转型”,正是对不同历史期“知识型”论述模式转换的阐释。因而,权力关系的变易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以翔实且无以置辩的原始文献(墓志、谱牒)、史料细节考证出几大社会转型潜流,实现了微观方法与宏观视野的完美结合。这几大转换,既是观念上的(存在于精神意识)、又是实践上的(作用于社会变革),成为全书论述及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首先,宋代墓志重现了父系亲缘和婚姻姻亲所构建的家族亲属关系网。它直接表述着社会价值与意识转型。唐代墓志浮夸的远绍先祖、标榜家世、强调名望功业的书写态度已成明日黄花。宋代更加注重务实、细节与当下利益。书写重点的转移意味着对墓主后代的关注多于祖先,对姻亲关系的兴趣也逐渐提高。同时,寒士与孀妇的形象更揭示了宋代对财富和女性家庭角色的观念转变,贫困带有了道德清白的属性,女子价值不在于夫妻生活。教育子孙、维系宗族发展才是女子意义所在。通过墓志话语模式的嬗变,本书挖掘了权力关系基石的倒置转化:它从出身决定道德,变为道德行为决定身份地位。作者对宰相出身的论述,则揭示出权力关系在空间上从中心化到散点化、在地理上从中央都城到地方州县的重大转向。地理归属(定居都城对于经营政治关系的意义逐渐消退)。因为都城与地方的关系纽带越来越多,官场与学术、婚姻与荐举网络使地理中心不再具有吸引力。作者看重制度建设对权力关系扩大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决定性意义。柏文莉分析了科举对于吸收新兴、后进权力阶层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看到荐举与恩荫也能确保政治精英维系家族的地位优势。全书发人深省处,莫过于展示宰相后人、及婚姻在维持权力关系中的家族智慧。作者独具慧眼,认为宰相家族在党争中很少受到毁灭性打击,是因为宗亲关系在后代中难免没落,旁系支脉往往凝聚有限,很难有持续性政治关联。同一宗亲关系的不同后代,政治生命往往大为相同。相反,婚姻构建的姻亲关系则更能带来实际利益。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宰相怎么选女婿?其实也说明当今婚恋观背后依旧有强大的家族潜话语:是否能门当户对、利益对等、完成权力交换?这些都对构建家族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宋代相门间平行的相互通婚,后代世婚,与皇族上行的攀附都是常态。而选取出身寒门的高中进士,这种下行方式表面看是种冒险,实质依旧是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它符合“岳父官高爵显和女婿前途无限的模式”,女婿可以在未来对家族延续起到推动和庇护作用。直到今天,穷女婿与权威岳父这对形象,依然承续着莫名的“知遇之恩”,这也正是中国婚姻的深深负重。难得的是,柏文莉的书写完成了普遍与特例、中心与边缘、政治因素与地理区位的兼顾统一。这得益于选取分析样本的科学性和技巧性。在高级官员里选择宰相群体,由于其活跃在政治顶端,且具有明晰谱系;在地方士绅中选择婺州区域,这基于它是四位南宋宰相的家乡,也是几个北宋显耀家族在南宋的家。这种选取有着深刻用意,它力求找出两宋政治生活、社会地位与家族亲属的“互动”与“交叠”,只有通过权力关系的交错流变,才能描绘出宋代社会更为恢弘的网络谱系。家族网-婚姻网-官场网总是紧密同构,三位一体。时过境迁,我们毕竟不是史学家,不会对繁杂史料抱有考据热情,但阅读《权力关系》依然引发共鸣,惹人深思。这大抵因为宋代浓缩着中国社会精神的内质、基因与密码。它甚至积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象征。那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情结、仕途做官的首位选择;婚姻重组社会资源的利益考量、就业奔赴北上广深的机遇寻求——这些难道不是宋人给我们的“遗传”?当掩卷深思,喟然一叹时,我们反思的正是自己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与当代迷途。(如欲刊用或转载请豆邮告知作者本人)
  •     本书的英文版问世距今已逾十五载,此间大量关于宋代家庭、社会、政府的研究陆续出版。因此当刘云军教授表示学界对本书的中文版仍有兴趣时,我既讶异又欣喜。与刘教授合作完成中文版的《权力关系》,我深感荣幸与愉快。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其间涉及的远不止于字面上的转换。翻译英文写作的中国研究著作尤其如此,因为欧美该类作品的目标读者与中国的殊异。譬如,在面向美国读者的中国史著作中,作者通常必须详细解释一些对成长于中国的人来说不言自明的术语和文化行为;若对它们做字面上翻译,则会略显笨拙。更有甚者,一些表面上看来相互对应的术语,实际上在两种文化中的指代迥然不同(比如说“家”和“family”)。若非译者对文字敏感,误读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本书而言,刘教授还必须面对我颇为另类的语言风格,其中的旧式措辞和用语即便是以英语为母语者也不非常熟悉。因此我十分感激刘教授对本书准确且流畅的中文呈现。此外,我也感谢他对本书史料的精心覆核。正如他对注解的修改所示,他的努力有力地提高了本书的准确性。最后,我还要感谢刘教授在漫长的数月中耐心等待我校对译文草稿。我的博士生林珊在校对期间大力协助,在此亦予以感谢。我们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将特别复杂的长句拆解为语意清楚明了的译文,这是个令人愉快且获益良多的过程。我要再次感谢刘教授亲切地采用我们的意见。在我甫就本书主题展开研究的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恰刚刚可以访华。自彼时以来的数年间,中美宋史同仁有幸能频繁会面、交流。这些互动大大提升了美国宋史领域水平,也从各方面丰富了我本人的生活。为此,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中国的同仁,也希望此类的翻译能够进一步加强中美间的学术交流。柏文莉2014年8月于加州戴维斯
  •     从晚清以来,面对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社会的看法。这种看法最初被包裹在进化论的外衣之中,而后又在五四时期的文明论战中广泛呈现,最终在教科书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第发展的序列中得到最为有力的论证。起码至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被看作是日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呈现的面貌为千年未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还附随着讲求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儒家礼教。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且不说春秋战国的和战变动,也不论中古的动荡和佛教化,更不提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以经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而后受到海内外汉学界广泛响应的“唐宋变革论”而言,便极其有力地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看法。在这一论说中,宋代被视为近世史的开端,科举制及相关选官制度的普遍化提供了超越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经济中心的南移、坊市界限的突破代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盛,而南宋兴起的新儒学则提供了不同于两汉儒学的世俗化精神来源,甚至那种为应对辽、金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兴起“夷夏之辨”观念,也饱含着民族认同的人我之分。可以说,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堪比欧洲现代性的兴起,可谓为多元现代性的一种有力论证。“唐宋变革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富含多种复杂面向,相关的研究也不胜枚举。新近翻译出版的柏文莉(BeverlyBossler)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所聚焦的是宋代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呼应了从郝若贝(RobertHartwell)到韩明士(RobertHymes)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而背后至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就来自“唐宋变革论”中关于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转型。郝若贝在198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中,认为这种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型实际发生在两宋之际,北宋政府仍然是由一小群“职业精英”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级把持,只有到北宋后期、甚至迟至南宋,由于党争和政治动乱,富含乡土气息的“地方精英”才最终取代“职业精英”,获得政治权势。而韩明士在关于宋代抚州精英的著名研究中,则修正了郝若贝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地方化的趋势确实不容置疑,但带着部分世袭成分的“职业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州的个案中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其间阶层的递嬗和变迁需要更为细致的厘清。从总体上说,柏文莉在本书中的研究并没有突破郝若贝和韩明士所塑造的格局,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深化、细化甚至是推进了二者的看法。她通过对两组人群——两宋的宰相家庭和婺州地方精英——的考察,细致勾勒了婚姻、科举、家族、经济等因素对于不同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响。一方面,她延续了韩明士对于移民和婚姻模式在两宋精英地方化上的作用,侧重探讨精英的政治活动与其社会活动,特别是婚姻关系的互动,而非仅仅注目于党争等政治面向。另一方面,她对郝若贝关于“职业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区分,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补充。在她看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精英内部,非常精细的身份等级塑造了社会生活,人们重要的社会决定(其中最显著的是婚姻)均基于该等级”。但同时,“社会地位作为一个连续体在运作,阶级差别并没有将高级官员独立于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也没有将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与家境一般、目不识丁的乡党分开”。这也就说,宋代社会一方面注重门第等级的区别,但同时由于科举制、婚姻关系以及南北宋之间的政治动荡,稳固的世袭士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官吏与业儒,甚至是与寻常布衣之间的自由流动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中,个人或者单个家族并无法单凭自己的实力确保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稳固,而只有通过多种手段,或者以科举致仕,或者与显贵联姻,或者到了南宋后期以道学见长,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维持地位于不倒。就此而言,柏文莉揭示了宋代社会一个为人所习焉不察的面向,那就是宋代实际上承接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阶层流动传统:一种是中古至唐代的注重等级门第的传统;一种是由唐代开启而在宋代勃兴并在此后的明清达到高峰的以科举制为中心的饱含平等意识的传统。一方面,宋代已然无法围绕“世家大族”维持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它也还远未达到明清的宗族繁荣程度,作为一个群体的“士绅”仍在孕育之中。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家族关系在宋代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资产,但历史悠久的家世出身不再左右政治影响力,并且逐渐丧失了社会威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于个人能够影响家族命运潜力的全新认知,用宋代的说法,个人可以‘以进士起家’”。这种认识促使彼时人日益重视后人的教育、联姻对象、社交网络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在那样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中权势转移的重要因素。祖辈位居权贵,并非全然可以福泽子孙;布衣起家之人,也一样可以苦读而平步青云。在柏文莉以一半篇幅处理的宋代宰相地位流动的研究中,那些万人之上的相门子弟虽然可以通过恩荫、别头试等方式获得步入仕宦的机会,同时在荐举制度中获得特殊待遇,但若是个人无才无能,仕途也不免荆棘丛生甚至戛然而止。倒是那些潜力巨大的新科进士,由于有着非凡莫测的仕途前景而备受青睐。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潜力,往往招来“大家著姓”的目光,成为权贵们检择乘龙快婿的对象,从而快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飞跃。借着联姻,一方面那些老牌权贵分散了因子弟无才而带来的家庭没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新贵们也得以通过最快的速度摆脱因出身贫寒之家而造成的闭塞局面。科举制与联姻互相配合,共同维系了两宋的等级流动和阶层转型。在一个没有世袭贵族的时代,显贵与贫寒不再有此界彼疆的不可突破的界限。宋人的科举制度和联姻关系(在柏文莉的书中还描述了更多因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趋平民化的社会,没有人会永远是权贵,也没有家族会永远籍籍无名。这似乎暗合了“唐宋转变论”的题旨,也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荒谬。但是,阶层等级真的不存在吗?也许那种世袭的、稳固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但一种流动的、脆弱的等级制度却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贫寒子弟、地方没落精英们硬着头皮往上爬,期待一朝获得功与名。另一方面,那些功成名就的达官显贵,又何尝不是在苦心经营关系网、婚姻网,谨小慎微,期望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要被时代的洪流冲击,而达致稳固的位置。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在两宋社会的过渡时代,每个人实际上都“流露出对于生活和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之情”。原文载《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9月09日10 版),作者:王鸿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     267/原206韩明士:捐建寺庙标志精英身份
  •     姑妄言之,费力不讨好。
  •     我只想说我有译者签名版!!!
  •     由身份、地位、婚姻關係最終回應社會流動、社會整合等經典問題
  •     从婚姻、人际和经济联系入手,探讨两宋时期权贵阶层保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既有宰相家族整个面上基于宏观统计分析的定量论述,也有基于婺州地区精英阶层典型个案分析的定性研究。海外汉学关于宋史研究的又一本好书。
  •     没法不把这种视角下的一类研究和标题为“孤独是可耻的”“抱怨是罪”之类大讲人际关系学的通俗作品归在一起看成是我们时代的表征。接续郝若贝开启的“职业精英”“地方精英”之划分的传统,在韩明士的拓展、戴仁柱的批评之后,整理大量宋人传记材料,对这种划分提出质疑。手法大概可以叫深描,在社会史的框架里仍使用叙述/解释来展开。于是正好回归传统历史学,和传统的唐宋变革论,宋代不再有世袭贵族,精英家族有起有伏,勉力用婚姻关系网来维持巩固自己的势力。地方研究正好选在浙东婺州,用了好多范浚、吕祖谦、陈亮、叶适文集里的材料。
  •     刚开始读,云里雾里,因为确实收集太多材料,显得繁杂难读。然而越往后,越清楚作者的构架后,觉得确实是下功夫的社会学著作。从士人的社会身份转变视角揭示唐宋变革论。
  •     居然真会有人去研究宰相的女婿是宰相这种课题。调查比较细致,就是结论逻辑有点凌乱。
  •     果然還是對這類研究興趣不大。
  •     “个人以进士起家”
  •     算是从婚姻角度来论证“精英地方化”吧,有想要摆脱这一模式的努力,但不太成功,所以导致前后逻辑有些矛盾。社会史如何从个案上升到整体,尤其宋代,真是头疼。
  •     才发现之前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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