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书评

难得认真写个书评

今天言几又是这本书的签售会，在这个实在是百无聊赖的周六我去了。晚上7点半开始交流会开始前，不想花68元买这本书，于是就鸡贼的坐在书店花两小时把书速度读完了，有些章节讲我知道的明星就认真读了，有些就跳过，虽然采访的是不同的人，但文章的内核还是相同的，读了几篇也大概明白了这本书的脉络和想要传达的东西。然后，听了一场，主持人和王小峰老师完全在两条线上的访谈，不得不说，王小峰老师有些观点和想法确实一针见血，也足够深刻独到，主持人下次要好好和老师对对问题啊，不然真心有点尴尬。最后我还装嫩提了些有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为了对得起这近4个小时（读书＋交流会）的时间，以及弥补我没花钱买书的鸡贼做法以及乱七八糟问问题的态度，我还是认真写写评论吧，看到这个评论的朋友，好好去买书，毕竟在鸡汤和文青遍地的今天难得有本还能看的讲娱乐文化的书。这本书是王小峰老师这几年在三联书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合集，王小峰老师在交流会上也说，开始他也是不愿意出这本书的，作为一个记者重视的是时效性，过去的文章再发表出来，对于这种评论性和新闻行兼具的文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他在整理时，发现有些东西还是有时效性和再发表的意义的，就出书了。单是这种想法，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对于现在文化的看法，就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发展，甚至是在倒退，因此，过去的类新闻文章居然还有时效性。王小峰老师在交流会上讲了两个点解释他对于现在大众文化的评分很低的原因。一是新媒体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艺术形式因为无法适应电视和互联网这种媒介形式而无法传承下来，二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有过很长时间的封闭和断层，所以在开放后，一股脑的学习西方文化，由于没有系统的认真的经历西方艺术的发展时期，反而学的四不像。从这两个点上来看，中国的大众文化由于失去了发展的根基，所以越走越差。因此，解释了这本书的标题，现在只有大众，文化却越来越贫瘠。因此，王小峰老师在书里收录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人的采访，作为90后，我读后最有印象的是讲周杰伦、朴树、王菲和彩铃的。周杰伦就不多说了，确实是很有代表性。朴树是因为我是朴树的脑残粉，所以哪怕他只要提到朴树10个字我都能有印象。关于王菲的这篇文章确实很有意思，王小峰老师从文化发展角度讨论了王菲红和没落的原因，认为王菲红是因为她对于大众认知敏锐的直觉，因此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新却又恰巧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比如一开始模仿邓丽君，以及后来的小红莓等。后来想来这个评论确实精彩，在大众选择贫瘠的情况下，稍微新奇点又能抓住大众心理的东西一下子就出来了。当年是对港台以及西方的好奇，现在是营销出来的物语横流的低俗爆点，比如郭美美和优衣库。彩铃那篇文章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那就是那么傻X的东西为啥还真的有人要花钱在上面。看完之后回忆起那个不停换彩铃以显示自己很潮的年代，在社交网络不发达的过去，一个彩铃居然就能表达自己了，那个年代好容易满足啊大家。所以在现在互联网上自媒体遍地的时候，彩铃这种东西真的没啥搞头了，移动和联通快找下个业务增长点吧，这种傻X东西还是不要再在上面花钱了。最后总结下我今天晚上对于王小峰老师的提问和王小峰老师的回答。凭着自己理解和记忆写的，有错的话，有本事你来咬我啊。Q：大众和文化这两个东西在王小峰老师的访谈中，是几乎完全对立的，仿佛根本不存在大众文化这种东西。请老师解释下大众文化这件事。A：“我”（王小峰老师）从来不觉得没有大众文化这种东西，只是说现在中国大众文化没有发展的土壤，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太病态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看同样的东西。而在西方，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有完善的体系和其受众，各自管各自的，古典的管古典，好莱坞管好莱坞，中年人管中年人的，年轻人管年轻人的，而中国由于有一段文化的断代史，所以，整个体系发展混乱，所有人都在看相同的东西，所以网上各种乱骂。大众文化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大家都无可选择，现在的大众文化是发展得很糟糕，很糟糕的东西不是不存在，只是没啥研究的意义。Q：既然现在大众文化那么糟糕，给个出路吧。A：年轻人多读读古典，看看55岁以上的人写的书，少看点国产电影。（PS：虽然我对于王小峰老师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是纪录下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至少对的起我自己了。作为一个喜爱刷微博，习惯碎片化知识传播的90后，我不认为商业有什么不好，低俗有啥不好，以及现在这些出来的所谓大众文化代表性东西有啥不好，存在即合理，商业才是文化发展的土壤，贩卖情怀不一样也是种挣钱的方式嘛，谁都不比谁高雅到哪里去，芭蕾舞当年不也是下里巴人跳的么。文化本来就是从一片荒芜中，在各种乱七八糟吸引眼球的事件中发展起来的，感谢互联网和TFboys，至少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让高雅去高雅，低俗的去低俗。）

王小峰：中国大众文化的死结解不开，掀起的只是钞票的尘埃

博客时代的红人“三表哥”、《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中国最具争议文化记者”都是王小峰的身份，他的文章犀利又幽默，常被读者作解馋之用。“你可以写得讨巧，也可以不讨巧，但是态度必须是严肃的。”2015年8月，王小峰出了第九本书《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反抗一个平庸时代》，该书收录了王小峰2001至2014年做文化记者期间重要的采访、报道共51篇。王小峰不仅访问了李宗盛、崔健、许巍等近百位文化圈的焦点人物，还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这个商业时代下的种种文化怪象。他的严肃批判与辛辣讽刺带来了新的视角。“我不相信那些乐观主义者对未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作为一个局外人，又常在河边走，我知道，中国的大众文化产业是在一个死结下狂欢，这个结不解开，掀起的只是钞票的尘埃。”从第一本书开始，王小峰多采用否定句式作为书名，他说可能自己真是喜欢去否定一些东西，因为当你面对一个糟糕的现实时是不想接受的，你就想去批判它、否定它。【商业时代的偶像是一种消费品】Q：在过去的30多年里，邓丽君、崔健、罗大佑等大众偶像成为了一个个时代的符号，但这种状况到周杰伦似乎就停止了。你书中的观点是，他的时髦成为一种符号。但是时髦似乎很容易推陈出新，比如韩国的明星、国内的小鲜肉，时代的偶像不再是唯一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偶像，你怎么看这种变化？A：最主要的一点，我们怎么去定义偶像，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是很像的。上世纪60年代，出了一个鲍勃·迪伦，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大陆出了崔健，台湾出了罗大佑。这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强度有关，当强度不是很强的时候，大家可能从别人身上寻找一些精神方面的寄托。当商业性变得非常非常强的时候，偶像对消费者更多是一种消费产品，仅仅是满足心理和感官上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于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了。你看韩国和日本，出来很多商业偶像，为什么没有出来一个精神偶像？实际上，这和两个国家的商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韩国在80年代中期，学生也不上街游行，国家也不独裁，社会趋于稳定，这个时候大家就不会太关注精神上的东西了。所以，你看他们出来的东西非常简单，电视剧也好，流行歌曲也好，顶多在电影上有一些艺术上的追求。韩国电影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艺术片，还有一类商业片，它也没有总说我要探讨什么样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有，但不是一个主流，已经被边缘化了，日本在这方面和韩国很像。而我们从80年代开始，在文艺上有一段自由和繁荣。那时候大家更多是反思一些东西，所以那时候大家创作的一些作品，音乐、文学、电影什么的都是一脉相承。但是彻底进入到一个商业时代，大家不用去想精神层面的东西了，大家更多地关注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我物质上满足了，精神上追求什么，我也不知道，媒体也不会去引导你。那这个时候，纯商业又安全的东西可能就变成主流了。Q：你在这本新书中引用了一个观点，娱乐至死的商业时代会让大众不假思索地消费，盲目追求快感。这似乎也是我们身处的环境。A：这个是我引用大众文化研究学者西奥多·阿多诺的观点，但我不太赞成这个观点。因为他还是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想象大众文化是瓦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个工具。他站在一个狭隘立场上去解读大众文化，但你也没办法去说他，他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因为那个时候大众文化可供参考的内容不多。我是想说我们的大众文化没有进步，他的观点在今天还可以成立，我是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在说，我们的大众文化还停留在二战之后的那个时代。如果阿多诺还活着，到中国来，就能看到大众文化基本上就变成商业的奴隶了，这是有批判的，我当时引用是这个意思。【大陆导演总爱把商业和艺术对立起来】Q：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在一片票房火爆的商业电影中特别突出，这类的文化产品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A：贾樟柯的电影也好，徐铮的电影也好，任何大众文化产品都应该有一个生存空间，但中国就不是这个样子。大家把拍电影变成像生产一个茶杯，生产一个手机，完全是按照市场的数据去分析的，完全不会考虑到一个精神层面或者艺术层面。我去过很多国家，获得的一个信息，比方说大众文化是一个金字塔，底端的种类很多，自成体系，中端自成体系，高端的也自成体系。大众文化的环境是合理的，是健康的，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律去做，而中国是下面什么都没有。12岁、15岁、20岁、40岁、50岁他们都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你不能要求一个60岁的人理解的东西和15岁的人理解的东西一样，就像现在让你去追TFBoys，你会觉得丢人吧？他们是针对小孩的，那你二十几岁你该欣赏什么层面的东西？你会发现符合你消费的内容在市场变少了，到我这个年纪几乎就没有了。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都去喜欢TFBoys吧？这样就不对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必须有这个层次，没有这个层次就不能说是大众文化了。Q：也有人评价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更加接地气了，是一次对商业的妥协。A：我对一个作品的判断从来不用商业不商业位标准，商业只是一个市场上的定位，和你个人的品味和审美判断没有关系。我看过很多商业大片，非常经典的，值得你反复去琢磨的。是因为西方人，不会把商业和艺术对立起来。我前段时间和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聊天，他在写论文的时候，这个电影叫商业电影，那个电影叫艺术电影，这个词翻译成日文的时候，没有对应的日文。然后他就请教日本人，日本人觉得特别困惑，拍电影不是都为了挣钱吗？只不过挣多挣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它给分开呢？至今，我们的很多艺术家、媒体、受众老爱用这样一种概念去判断一些东西。在西方，可能是叫独立电影，不是那种大的托拉斯投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电影公司，独立意味着导演的自由度会更大一些，他们用这样一个词来描述我们所说的艺术电影。我觉得侯孝贤在拍《刺客聂隐娘》的时候，他的心态绝不会像我们大陆导演。他肯定想，我觉得电影就应该这么拍。我们上来就是我要对抗商业，然后怎么着。实际上，我们的音乐、电影以及所有的东西，有些人就是爱标榜自己，说我是反商业的，实际上你真的给他一个商业的机会，他比谁都高兴。这种心理，是我们对商业的认识特别浅薄。你想想，市场经济才多少年，也就二三十年的样子，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没有进入骨髓里头，所以我们还带着一种乌托邦的心理。当我们面对一个商业的东西，心里还在纠结，到底是当婊子呢？还是立牌坊？Q：周星驰的《美人鱼》还在创造票房纪录，现在随便一部电影就能轻轻松松获得几个亿的票房，市场的繁荣能够缓解这种冲突吗？A：一个电影局的领导说过一句话，你们老觉得我们审查特别严厉，实际上，真正严厉的是市场。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正确，真正的审查是市场，不是把握权力的人。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所有城市的电影院都是房地产公司盖的，以前的国营的礼堂大概在10年前就改造完了。10年前，电影票房是啥样？2006年，60多个亿，非常不得了了。那时候，房地产还没有完全介入，就算介入也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开始盖电影院，但它们的地皮马上就用光，房地产商就开发三、四线城市，圈一块地，盖一座电影院，所以电影院就突然一大堆，银幕几乎是翻了倍地增长。你问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普通人，汤姆汉克斯和汤姆克鲁斯两人的演技有何区别？他根本分不出两人有什么区别，甚至这两人是谁他都不知道。三四线城市对影视审美的理解是什么呢？你别忘了，这些人没电影的时候都是看电视剧。电视剧演员用不了太多演技，为了拍摄方便镜头的切换特别简单，很少有一个30秒、1分钟的长镜头，很少有半分钟没有一句台词。电影追求一种视觉艺术，电视剧不是，电视剧就是在那说事。你看票房特别高的电影，什么《泰囧》啊，台词和表演，特别像电视剧。三四线城市的观众一看，这种电影我熟，这演员我也熟，我喜欢。中国的电影票房是靠着三四线没有很多审美的人给抬上去的，对于有想法的导演来说，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把他们给杀掉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凤凰传奇非常正确地定位在大众审美上】Q：你曾写过，邓丽君的音乐是有根源性的，继承了30年代上海的流行音乐，那现在火起来的民谣，它们表达的内容、表现的方式是否具备根源性？A：我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跟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远比二三十年前割裂得更严重，完全是两套语言表达体系。实际上，我们今天有点小打小闹的民谣，更像美国60年代的那种民谣。美国的民谣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伍迪·格斯里那时候一脉相承。而我们恰恰不是，我们是在模仿21世纪前10年的美国民谣，就是一把吉他，玩不出什么太多花样。这些音乐语言和我们传统的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不论从旋律、节奏还是和声。倒是台湾，别看只是一个岛，这个文化的延续一点没断，我们在大陆反而是彻底地切断了。Q：那在大陆，什么样的音乐保持传统音乐的脉络，还是已经一团乱麻？A：大陆流行音乐比较没有章法，今天是一出明天又一出，今天台湾有一个人是这么玩的，我也这么玩，所有的东西都没基础，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语言唱。我认为真正用自己的语言去唱的是凤凰传奇，虽然大家都瞧不起凤凰传奇，但真的是非常中国的。我经常在唱片店买唱片，就指名道姓说，我要买凤凰传奇。Q：在大众的眼中，凤凰传奇很庸俗。A：其实现在你拿任何一个现在比较红的唱流行歌的，你分析他的歌词、音乐的特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庸俗的。其实凤凰传奇一开始给人的就是先入为主的印象，旋律太通俗了，但我听起来就是中国各地民歌的精粹。再翻过去听传统的东西，是既庸俗又恶俗。我们对中国民歌缺少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真正的民歌都是唱得让你脸红的，内容都是很下流的。山西北部有种民歌叫酸曲，里面所有歌曲都和色情有关，甘肃、内蒙有一种民歌叫花儿，家长是不允许16岁以下的孩子听的。我们在音像制品和媒体上听到的民歌，都是经过几十层过滤之后留下来的，民歌必须得俗，不俗怎么在民间流行。凤凰传奇吸收了传统音乐的一些元素，但是歌词不太讲究修辞，民歌里赋比兴的东西非常多， 凤凰传奇可能就是用很通俗的语言去说一个事儿。那英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是编曲的方式让你觉得比较洋气而已。台湾的流行歌曲难道不俗吗？一样，都俗。我们缺乏一个全面的对比的时候，就特别武断得觉得凤凰传奇怎么样，我觉得凤凰传奇就是非常正确地定位在大众审美的那个点儿上，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可以否定。【其实应该补邓丽君这个时代的课】Q：你在书中引用了朱一弓的一段话，大意是，80年代大陆没有邓丽君是因为大陆没有小酒馆，没有偶遇，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只有《思念》，一只蝴蝶飞入我的窗。现在有了这种生活体验，心就不纯粹了。现在还有这样逆流而上的作品吗？A：历史发展不能违背规律，一旦违背规律就会遭到报复。历史先有什么后有什么，这个是有次序的，很多我们缺失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弥补。比如说，70年代末，中国开放了，我们是没有大众文化的，西方的大众文化肯定会进来的。按理说，1949年流行什么，应该先让它进来，这样才能和我们封闭的口子接上。但不是，先进来的是邓丽君、刘文正，这就很奇怪了，邓丽君为什么能把歌唱成那个样子，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体验的过程。台湾很多词作家有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不一样的。你在深圳生活，你感受到压力和喜悦，和山沟里头是完全不一样的。8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歌全都是描绘乡村景象的，《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歌词写得都特别好，你别看这些人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但描绘都市生活描述不出来，是因为在过去，中国的乡村和都市没有太大的区别，不是代表着现代和工业，所以写不出来。现在呢，每个人对现代生活的体验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写不出邓丽君这样的歌了呢，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过时了，应该按照潮流走，但一旦按照潮流走，还是缺一块东西。其实应该补邓丽君这个时代的课，但多数人放弃了。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2003年在上海一家KTV，我第一次听到周杰伦。就在这一年，王小峰在《三联生活周刊》写了篇文章“周杰伦：时代的符号”，开篇便说：“如果我们把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周杰伦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且告诉你，他们都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你也许会反对这个名单中有周杰伦的名字。”随后他用一万多字的篇幅立下预言：终有一日周杰伦不愧这一行列。十二年后的今天再看，王小峰预言对了。这篇文章，连同王小峰供职《三联生活周刊》十几年给自家报刊写的诸多文章，结辑为《只有大众，没有文化》日前出版，五十一篇文章，五十一万字，除了分辑页外，未见一幅插图，全是字，字号还小，最后一页之后直接封底白卡纸。“小时代”以来，这么实在的字儿书不多。按粗放式分类，这些文章都是访谈。访谈对象都是近几十年来聚光灯下最红的腕儿。列在书中第一辑的是港台音乐人，邓丽君、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等；第二辑是内地音乐人，崔健、窦唯、王菲、许巍等；第三辑是一些文化人，崔永元、马未都、陆川、北岛等；第四辑则是一些文化现象的综述，比如“校园民谣十年”“粉丝的三十种可能”等；第五辑是偏重传统民间文艺的一些述评，比如“马季：最后一位相声大师”“田连元：说书要把人说透”等等；最后的第六辑，写了作者最钟情的几个外国音乐人，鲍勃•迪伦、老鹰乐队、迈克尔•杰克逊，等等。如此不厌其烦地开列篇目，一是因为我拿到此书，光看这些题目，涉及的这些人，顿时生出强烈的阅读愿望；二是因为，作为一个写文章最怕起标题的人，看书中这些标题，直指要害却又简单平实，绝不故作惊人语，比比时下那些以抢眼球为唯一目的、一副讨好犯贱之态的标题，有点感慨。书中文章虽然归到访谈这一大类，具体却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问答体，一种是带访问的评论。评论也都有足够的个人访谈为基础，所以有根有据，不臆想，不武断，令人信服。而问答体那些文章，不难看出提问者无不精心准备，下足背后的功夫，所以每个问题都极简短，但切中要害，无不引发被访者诉说的愿望，作了充分、长篇的回答。我读时，又不禁想到今日很多记者的访问风格，自己长篇大论，妄下各种断言，最后丢给访谈对象的，只有回答个“是”或“不是”的余地，除了满足一己之自嗨，让受访者和读者都哭笑不得。无论躲在幕后提问，还是站到台前综述评论，这些文章的一大特点是视域广阔，力争在更大的背景下，谈论具体一个人、一桩事、一个现象。写邓丽君，不光写邓丽君的来龙去脉，还将相关历史事件置入一起讨论，比如李谷一的《乡恋》风波。有了这些周边事件的汇入，读者便于在一个更广大，同时又更精准的座标系里，找准邓丽君的位置。这当然得益于作者长年的积累，至少包括知识和经历两方面的积累，同时也证明了作者平日观察与思考的格局之大。这个说起来，又和当下流行的文风不同，当下这类文章，仅以我看到的而言，很多恰恰相反，爱在井底谈银河系。正因有了那些广阔的背景，辅以生动的个案，所以，这些文章单看一篇两篇还不觉得，联起来看，便凸显其威力——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它们竟然串联成一部中国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发展史。这一个个关键人物，以及一桩桩关键事件，就是这部史书的若干章节；加之作者的文风本来就有爬梳归整的特点，具体书写时可能又因为求变吧，不经意间又有了详略得当、着重点不同（比如马未都、窦唯等篇目，故事细节多；而王菲、崔健等篇目，又有意忽略故事，以评为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这本书难得的历史价值。对于成为一部史书，我猜作者大概在编辑此书过程中亦有同感，所以写了一篇不短的自序，从理论高度，总结了几十年来大众文化的弊端，他的最终结论，便是现在的书名——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令人悲哀。对此，我读完全书倒稍有不同意见——这也许只是我和王小峰这一代人、这一类人的感受吧，对于这几十年的大众文化，必定还有其它多种解读，退一步讲，即便确是悲哀，可如果在一个更大的座标系内考察，也或许是出拳之前胳膊的一次回缩？只怪我们生不逢时，遭此巨变，这个，当然又是另一种悲哀了。还是书中写邓丽君的那篇文章，里边提到曾有段时间，“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王小峰和我这些人，现在也到了“年纪大一点”的地步了，我们身上背负的“历史”说不定会有点多，有点重，所以，不妨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态，走着瞧。

没有读到书就嫌书贵的人

辛辛苦苦折腾了大半年做好的书，刚发豆瓣，就发现底下评论有一条写着“贵”，并标记读过。“这年头觉得自己的情怀和专业素养值68一本的都是自以为是的人，这么个东西10块钱买来垫着睡觉很合适，20块钱就嫌多了，居然卖到68，也是醉了。 或许唯一的用处是拿来送人的时候可以说“哇，这书还挺值钱的”，然并卵。”——首先，这书，不可能他读过，我这边刚刚下厂，一本600面的书，这位同学就读完了？对一本自己都没有读过的书，就可以写这样轻率的评论，我不知道道理何在。一个不读书的人，10块钱买来也是垫着睡觉的，也不会读。如果能够认真读完，发表评论，即使是批判的，也是我们这些编辑欢迎的。相反，如果看都没看，就写下两星恶评，那我只能理解，这才是真正的“自以为是”。

序

这本书的内容都是过去十几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采访和评论。以前曾有出版社希望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但我心里一直很抗拒这件事，一是这十几年写的文字有多少我没统计过，估计有几百万字，一想就头大，更别说再整理一遍了，而且在电脑里放得随处都是，找起来也麻烦，有些文稿因为更换电脑可能早就丢失了；二是我从来不喜欢看我过去写的文字，当初采访过谁，什么内容，我快忘得差不多了；三是这些文字大都有时效性，时隔多年再拿出来，肯定不禁看，也有些过时，甚至有些幼稚，有些观点、看法我可能早就变了，自己看都觉得矛盾；四是这些文字当初都是为了出刊，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写就的，常常是在发稿的最后一刻才写完，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所以，我心里最清楚：没有一篇让我满意。之所以还要拿出来献丑，主要是编辑罗丹妮跟我说过好多次，希望能出成书，并且给我讲了诸多道理，我才有一搭无一搭找出几篇文章看看。有些文字虽然是写人，但主题大都围绕文化、艺术、娱乐、商业、受众、审美等话题展开，说来说去说的还是大众文化。这些文字记录了过去十多年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些点与面，以及中国进入商业时代后在各种规则不健全下产生的种种文化怪象和幼稚的文化消费心理。既然是记录过程，连大众文化自身都那么幼稚混乱，我在写作过程中肯定也有局限和理解上的肤浅。再看这些文字，发现时过境迁，物已不是人已全非，但是那些大众文化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在错误的地基上疯狂地生长。虽然这些文字没有从正面去探讨中国大众文化问题，但我从事记者工作这些年来，心里始终绷着“大众文化”这根弦，试图通过每一次采访来检验自己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如果说这些文字在今天还有点可读性的话，那还要感谢中国大众文化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自身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过去它的大众文化都是在非商业环境下形成的，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伦理道德、世俗风情、处世哲学、人情世故……它的文化，都是出于一个目的—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生活。如果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对“大众文化”定义的标准，中国的大众文化过去恰恰缺少商品市场属性，它更像威廉斯形容的“生气勃勃的大杂烩，政治倾向加上大众的欣赏趣味”1。正是因为大众文化商品市场属性的缺失，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明白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为了满足精神需求才出现的，它的目的是丰富生活内容，它的方式是精神消费。当消费关系形成，大众文化才能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精神世界的实质—这才是大众文化的核心所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也仅仅几十年，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文化才和大众、商业联系在一起，才有了当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我正好是在中国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感受和见证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身处其中，多少还有点纵横的时空感，却未必能把自己从中摘出来去审视它，仅仅是以记者的身份和角度去观察和记录文化娱乐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和别人不同的是，从做记者那天起，我始终对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这也是我每次采访的出发点。这些年一路采访下来，直觉是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在无比繁荣的情况下缺乏文化含量和中国大众的精神世界在更加全球化的环境下缺少灵魂是“相映成趣”的。我们在一个没有大众文化的商业基础的环境下突然开放，所有外面成熟的大众文化产品和商业模式不分主次一股脑都进来了，我们在照搬照抄的过程中，忽略了文化也需要生态环境这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形成是有主次和规律的，次序颠倒、毫无规律的话，结果一定混乱，甚至会遭到报应。即使大众文化在中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它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一直处在两张皮的状态。最终，传统世俗的力量把本该正常发展的大众文化扭曲消解，使之变成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大众起哄，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人在精神需求层面上的低级。中国有很多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近距离研究过中国大众文化，我感觉他们只是把西方大众文化的理论拿过来往中国的文化现象上一套就算完事儿。至少，这么多年我看到的有关中国大众文化问题的书，大都是脱离现实夸夸其谈，或者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就事论事，没有从中国的传统观念、价值观以及从封闭到开放所形成的不正常的大众文化繁荣，再到这种繁荣导致的文化消费怪象，以及这种怪象对后来大众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大众文化问题。这些年我在采访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都是一片空白。这十几年，我看到的是凡是被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在中国都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清醒者感觉无奈，投机者如鱼得水。中国大众文化一直在这个残缺的状态下无知无畏地勇往直前，胡乱拼贴，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修复那些残缺，结果当代大众文化拙劣地拼贴出一幅极度荒诞的图画—热闹、低级、扭曲、丑陋、疯狂、空虚、无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无论做什么都带着忽略过程、直奔结果的投机主义心态。大众文化建设的基础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过程，但我们仍勇敢地越过去了，颇有人定胜天的豪气。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慢慢地遭到报复—音乐完蛋了，电影在票房狂飙中丢失了灵魂，文学被文字游戏替代，戏剧表演成段子，电视节目沦落为成人版的“喜羊羊和灰太狼”……但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中和被采访者在探讨时常常遇到的一些无解问题。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西方的大众文化，它有一些中国大众文化不具备的显著特征，它的大众文化产品有着严格的市场细分和不同层面的审美情趣，这让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各取所需。即使某个层面出问题，也不会波及全部。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也很清楚该向市场提供什么样的消费品，通过市场杠杆去调节文化的品种和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会出现爱情片、恐怖片、灾难片、喜剧片等类型，流行音乐会出现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电子音乐等不同风格。一方面是经过多年积累的商业供需经验，大众文化的提供者至少清晰地画出了商业市场和审美趣味两个维度的空间，分门别类针对不同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商业板块的形成是建立在前面的大众文化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的，它不是盲目和随意地制造，因而更科学更合理，具有文化自身的延续性。反观中国大众文化，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商业秩序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有序进化，它制造出的大众文化产品缺少层次感和领域化，造成了十五岁和五十岁的消费者都要面对同一类大众文化产品的现状，这自然会引发审美情趣上的冲突；同时，由于开放之后中国的大众文化迅速接受了西方商业环境下形成的成熟、完善、合理的大众文化商业模式，并且在市场检验过程中立竿见影地得到了成功验证，从而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忽略文化发展的传统、逻辑和次序。结果是，没有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够持久发展下去，没有一种大众文化的积累能够对后面的大众文化提供直接的经验和帮助。这些年中国的大众文化几乎都在“另起炉灶”的状态下进行，既没有文化进化的规律，也没有正常的市场推进逻辑。过去，我看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时，感觉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过于狭隘。他从美学和阶级两个角度把大众文化描述成抹杀个性、推广平庸，导致大众文化产品变成千篇一律的东西；大众不假思索予以消费，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文化产品，结果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反抗意识，盲目追求快感，甘心受资本主义奴役……当然，这个论调因时过境迁和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加深而作古。但是，如果把阿多诺的一些观点放到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会发现他的观点掷地有声。这是为什么？说明我们虽然可以拍一部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但是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商业操作的水准真的还停留在上世纪30年代。但我还是相信即使再糟糕的大众文化氛围，也会有一些有价值的大众文化产品和人文精神逆向而生，它的光泽被喧嚣的文化杂音所埋没。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去寻找那些被埋没的东西，并记录下来，或者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中国大众文化的问题。大概是因为自己在做记者之前已经对大众文化的规律和真相有过一些了解，一旦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反倒让我对中国的大众文化变得越来越失望，本能地想把这些经历遗忘。这就是我在重新整理这些文字时，总有一种不真实或者恍如隔世之感的原因，甚至都不记得当年还采访过他们。我理想中的大众文化不是现在这样的，它是有序有条理的，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创造出很多令人兴奋的文化产品，它大众，进而厚重。而我看到的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则少而又少，就像扔给乞丐的硬币。重新阅读访谈中被采访者说过的话，有些依然掷地有声，道理依然有效，但现实却离这些道理越来越远。中国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的工具，不仅制造者逐渐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出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消费者已变得胡搅蛮缠。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像雾霾一样窒息和麻痹着人的灵魂。如果阿多诺还健在，他那套过时的、后来常被大众文化研究者诟病的理论，几乎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伟大预言。这部书稿的文字多是访谈记录，主要是讲故事、记录事实，不是研究结果，因而没什么系统和章法，探讨的也是具体问题，比较杂碎，更像是一些案例。被采访者多身处文化娱乐行业，尤以流行音乐行业最多。流行音乐作为最普遍的大众文化，特别能说明当今大众文化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出现、发展以及死亡，每一步都能成为中国大众文化幼稚混乱的证据。举一反三，即可窥其他领域大众文化之一斑。中国的大众文化已味如嚼蜡，身处其中的人大都局限在一个天花板下，毫无远见，只有一种固态的死循环逻辑在重复。从商业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现象，它变得越来越恶劣；从文化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它变得越来越恶心。我曾经困惑，为什么一个逐步开放的国家，人们却越来越僵化、保守、封闭，凡事皆以利为先，只看结果，不顾规则？后来我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一书中找到了一些答案—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自身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文化传统。一本写于19世纪的书，居然在今天还这么显灵，让我感到阵阵寒意。我不相信那些乐观主义者对未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作为一个局外人，又常在河边走，我知道，中国的大众文化产业是在一个死结下狂欢，这个结不解开，掀起的只是钞票的尘埃。感谢本书中接受我采访的人，虽然我们探讨大众文化的话题浅显片面，甚至有些支离破碎，但至少你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把很多问题总结出来了。尤其是，你们的坦诚和认真让这些文字的分量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减轻。每一次采访都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三联生活周刊》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也感谢主编朱伟，要不是他平时的威逼利诱，大概我也不会写出这些文字，更不会有这本书。感谢当初为这本书中的文字给予我帮助的实习生（不分先后）：邓婧、刘心印、罗丹妮、童亮、郭闻捷、李媛、张萌萌、郄斯、温馨、魏玲、霍晓、马雯君、方婷婷、付婷婷、谢宁馨、林磊、南楠、宋诗婷、刘冬凌子、尤帆；同时也感谢董昕、刘芳、盛明暘、张菁在采访中给予的帮助，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也有你们的心血。由于原始文稿记录不全，如有疏漏，敬希见谅。王小峰 2015年6月

贵

这年头觉得自己的情怀和专业素养值68一本的都是自以为是的人，这么个东西10块钱买来垫着睡觉很合适，20块钱就嫌多了，居然卖到68，也是醉了。或许唯一的用处是拿来送人的时候可以说“哇，这书还挺值钱的”，然并卵。PS：有人提醒我才发现，这位作者还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来反击我嫌贵，然而他这篇评论竟然是所有评论里好评最多的，恰好说明了这本书之烂已经到了除撕逼毫无价值的地步，看来我说10元一本也是多了。

“吐槽”大众文化

（公众号 listen_ta )有些平时总在讨论、接触的东西，比如音乐、电影、戏剧等，我一直都觉得它们做得过于商业化而往往成了人们心中仅供消遣的东西。但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带来的影响远远不只是娱乐，所谓的大众文化，指得也就是这些东西。每当我们谈论文化这个词语的时候，总是喜欢带着历史背景，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一些很艺术化抽象化的层面上，我一度认为，文化就是那些陈列在博物馆里，需要很多有知识的人来解读的东西。知道最近开始了解，大众文化就是真正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东西。当下的大众文化有这样几个特点：（BY 百科）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从这几个特点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是随着现代工业的成熟，逐渐形成一套文化产业，生产给大众的文化消费产品。现在就基本属于在基本生存之余，所有的日常消费产物，听的流行歌曲，看的电影、电视、戏剧，甚至是社交网络带来的新媒体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但我感觉，中国的大众文化产业，都钻钱眼里了。去年那个《捉妖记》，在所谓的国产保护月上映，连放3个月，基本在电视上都能看到了。最后又24亿多票房，一开始我没去看着部电影，后来室友有资源，我跟着看了一下，看完之后我惊呆了，这样一部电影凭什么能拿24亿的票房。是特效赶上《阿凡达》，还是剧情超过《肖申克的救赎》，或是喜剧效果超过周星驰呢？那妖怪又算不上萌，我想了很久，我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大家想去电影院看电影，但真的没什么好看的了。《捉妖记》就靠着刷屏般的宣传，各种明星效应，甚至票房造假来博取眼球，让一些不准备看的人因为想猎奇也去贡献了票房。最近呢，《美人鱼》打破了这个记录。就电影来说，《美人鱼》比《捉妖记》要好，加上星爷的名号，在春节档期这个正是表现中国人“人傻钱多”的时候，能有这么高的票房也能理解。但后来又听说此电影也要延长放映期两个月，我觉得就算这个电影有再深刻的环保主题，但也不等于说需要这样的保护才体现出这部电影的价值。只有这个合理竞争的空间出来之后，才能让中国的电影人意识到国内外的差距，国产保护月就已经像贸易壁垒一般了。国家想阻止文化侵蚀，但也不是靠堵就能起到长期作用的，不给创作人压力这个市场就永远难以合理地进化演变。看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完全没有合理的受众分类的，基本都导向商业化的套路，所有潜在观众都只能面对同一类型的东西。15岁和50岁的人到电影院，很难发现电影之间明显的受众差别，不同层次的观众造成了很强的审美冲突，广电总局就像和事老一样，而且电影制作人在投资方的压力下，纷纷选择牺牲艺术性以求得商业性的成功。知名三联记者王小峰说：这十几年，我看到的凡是被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在中国都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清醒者感觉无奈，投机者如鱼得水。中国大众文化一直在这个残缺的状态下无知无畏地勇往直前，胡乱拼接，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修复那些残缺，结果当代大众文化拙劣地拼贴出一副极度荒诞的图画——热闹、低级、扭曲、丑陋、疯狂、空虚、无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无论做什么都带着忽略过程、直奔结果的投机主义心态。与此同时，我们慢慢遭到了报复——音乐完蛋了，电影在票房狂飙中丢失了灵魂，文学被文字游戏代替，戏剧表演成了段子，电视节目沦落为成人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但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而且中国套用西方市场的经验，获得了成功，使我们相信完全可以忽略文化发展的传统、逻辑和次序。结果是没有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能长久坚持下去，没有积累经验和帮助，几乎都在不断地“另起炉灶”。另起炉灶，就好像现在的唱片公司，不断地寻找能够打开市场的新人，但真正关心艺人长远发展的公司很少。新人一过气，公司就继续推其他人，市场流行什么，我就包装成什么。一代一代更新，就是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传承的经验，大家都在赶集，买了这波最重要，不关心下次还来不来。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越来越直接、简单、粗暴地成为一个变现的工具，不仅制造者逐渐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出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我们消费者已经变得胡搅蛮缠。但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坚持，在为真正好的大众文化发出声音。只是想在一个氛围不佳的环境下，逆向生长还是挺难的。艺术创作者往往又带有自己内心的理想和情怀，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事件。香港滚石唱片，在唱片业鼎盛时期，一度比肩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他们创造了那个罗大佑、李宗盛的鼎盛时期，这是香港音乐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时期，真正算是影响力一代人对音乐的理解。如今音乐市场混乱，唱片业难以维持生计，滚石规模也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只有十来个签约歌手。10年“滚石三十周年”演唱会在台北举行，创始人之一的段钟潭说：“滚石三十周年”台北演唱会，我在现场很平静，到了周一早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这个演唱会，而是我看到了我们的态度；看到了我们还在做创业时想做的事情，三十年前我们那伙人骑脚踏车或摩托车做滚石唱片时的那种态度；看到我们怎么去跟消费者交代，跟三十年来支持我们的人交代。再说到崔永元，因为之前对转基因的各种争议，还有网上与中国农大的对骂，让崔永元饱受诟病。这可能是因为他又病了，才失去了作为公众人物的谨慎。但崔永元从央视辞职去做《电影传奇》，确实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主要是通过纪录片的形式从一部电影开始，讲述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以及其中的轶闻趣事，并穿插这部电影的参与人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讲述其中的故事。既有娱乐性，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当时有人采访他问：从你的艺术观来看，好电影是什么？他回答：“这东西很复杂，一两句说不清楚。我是一个电影迷，你听听一个电影迷的说法：我觉得电影是讲故事，肯定不是MV，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故事编好、讲好。做电影的人都知道现在最薄弱的环节是编故事，他们当然不会编了，你知道他们怎么编吗？他们到度假村里去编，那能编出来吗？长春有一个饭馆，叫向阳屯，饭馆里墙上画的画特别好玩，每次我去吃饭，都想见那两位作者，但一直没见到，每次都告诉我他们又去乡下体验生活了。你看他画的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就不一样，非常生动，能抓住生活的细节。包括赵本山，最初我们看那么好，现在看也就那么回事，他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了。一样的，你看那时候他吃什么住什么，现在吃什么住什么。”大众文化其实就是我们觉得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它们深刻影响这个社会，也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觉得公众有必要保持一个理性思考的态度去选择这些文化产品。我们现在依旧还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如果到了最坏的结果，那也就是我们失去了对这些文化产品的判断力，想想精神生活被掌控还是挺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