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
ISBN:9787209070829
页数:294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她回答：“有。”但她却说那不是指我们兄弟三人。 这又成了一段公案，我没有去分辩，因为我没有看到家谱上究竟是怎么写的，况且，对那段历史也不了然，只是听我父亲如此说。不过，七伯续完家谱后，于1939年在桂林八路军驻军大院，对我们家亲戚和我母亲说他去了绍兴，续了家谱，都续上了，将我们三兄弟都续上家谱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在七伯续的家谱的后页上写有大保、二保、三保呢？ 周恩来续写的家谱，完全是按照一定的规矩，严格的辈分，一一列出，丝毫不乱。连七伯周恩来“出继簪臣公为子”都写明了，完全尊重了家族的习俗。 簪臣公，即周贻淦，周恩来的小叔叔。在小叔叔重病时，将不到一岁的周恩来过继过去为子嗣，按封建迷信说法，叫“冲喜消灾”，病就会好了。结果不到半年，周贻淦还是病逝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家谱上写明自己是周贻淦的嗣子。这怎么是共产党“六亲不认”呢？周恩来在家谱上还写明：周恩来之妻邓颖超、周恩彦之妻葛少文。这又怎么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呢？ 1938年过继子嗣一事，由于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在活动中，七伯也是有意披露。过继子嗣要举行一个仪式。他请了南开同学赵光宸来主持这件事。1938年，赵光宸已是国民党的教育厅长、高级官员。当时还约请了新闻媒体报道摄影。而且仪式是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所在地——汉口大石洋行举行，而不是在私人住宅内举行。过继那天，赵光宸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我父亲也带着我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一大家子，还有宾客友好，加上新闻记者等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赵光宸按照传统的过继子嗣规矩，要求拜祖宗、磕头、设酒宴等繁琐程序进行。仪式毕，七妈邓颖超还和我们几个孩子、女眷到楼顶凉台照了三张照片留念，其中一张，七妈左手搂着我，右手揽着我妹妹周保庄。当时的情景，由于我们兄妹都太小，没有留下记忆，但在现场的赵光宸大女儿赵忠琦（现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已退休）比我们大了许多，她有一个回忆说明了这件事。 1939年我6岁了。这个世界的事物开始烙人我的脑海中。 我记得由于日寇侵略，在湖南衡阳的粤汉铁路员工家眷退到广西桂林。父亲还要坚守岗位，是母亲葛少文一人，拖着我们六兄妹走的。然而，刚到达桂林安顿下来，日本鬼子飞机就来轰炸，很多民房被摧毁，很多同胞被炸死炸伤，横尸遍野。在一片瓦砾中，到处都是老百姓在失去亲人和家园后，哀天告地地哭号，惨不忍睹。
前言
周家是个大家庭，在“恩”字辈分里，周恩来排第七，我父亲周恩彦排第十三。所以，我们称周恩来为七伯，按南方人的习俗，称邓颖超为七妈。 周济渠是我祖父，是周恩来的三伯父。 1916年，周济渠回到天津任津浦铁路局局长秘书，收入要比其他部门高，周济渠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他时常接济一些给四弟周劭纲和侄子周恩来。1917年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时，他也给侄子一些资助。 妹妹保庄曾回忆：“当走到西花厅不染亭旁时，七伯说：这个地方(西花厅)可是与周家有关的两届总理的住地。我三伯父‘周济渠’的妻兄，就是保庄奶奶的哥哥，姓钱(钱能训，清光绪年间进士)，做过内阁总理，也曾在这里住过，三伯父在铁岭的工作就是他安排的。”清朝末和新中国成立初，两届总理与我们周家有关，与西花厅也有关。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巧合，精神的默契与传承，确实应该留下一笔。 弟弟保章曾作《七伯与我们家》。邓颖超跟他传递“家书”20载，50多封家书殷殷叮嘱，传承着周家的家风和精髓。 我们家住广东。上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中期，因为公务，七伯和七妈常来广州。我们见两位亲人机会多，时常聆听他们的教诲。特别在那样一个是非颠倒的晦暗岁月，他们指点迷津，让我们清醒和觉悟，影响了我们和孩子们的人生道路。 走出西花厅，走进茫茫人海，我们和其他普通的人没什么不一样。 如果问，七伯和七妈生前曾给我们什么照顾？那就是：要求我们比普通人更严格，比普通人更守规矩。 在官场上，周恩来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受过特殊的照顾。 在我们家里，哥哥周保昌是铁路工人，弟弟周保章参军转业当工人，妹妹保庄是小学教师，我在家排三(上有一兄夭折)，七伯和七妈叫我“三保”，1979年部队转业后，我在省委纪检会工作。我有三个孩子，长女周晓瑾、大儿子周伟兵、幼子周卫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求职工作，承继七伯的勤劳和简朴。我这辈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个孩子，四间房子”足已。 在当兵、读大学、留北京工作、解决夫妻分居等问题上，这些被普通老百姓都看作可以通融解决的事，在周家却是“禁区”。周恩来的亲属更没有特权。比如：大家都在排队，周家的后代绝不许“插队”，甚至要为其他人“让队”。 1978年恢复高考后，当知青的女儿晓瑾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当她兴高采烈到西花厅找奶奶时，赵炜(邓颖超秘书)说奶奶同样担心你被“照顾”，占了农民或工人孩子的“高考指标”，专门派她查过女儿的档案。直到确认晓瑾“是自己考来的”，才肯在西花厅见她。 生前，七伯和七妈严格自律；逝后，在遗书里，还留下周家的“家规”。 1992年7月11日，七妈邓颖超病逝了。在中共中央发布讣告的同时，应她生前的要求，公布了一封信。在补充的两点中，她写道：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予照顾安排。 对亲属的关心和照顾，七伯和七妈是有原则的。他们决不顺从迁就，决不动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牟取私利。 七伯、七妈非常关心和爱护亲属。在建国初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节衣缩食，也会帮助家人渡过难关。但是，他们对我们要求很严，不能随便坐他的公车，不能白拿公家的东西，不能打着他们的名字请求特殊照顾。无论上世纪60年代，弟弟保章第一次进京忘带洗脸毛巾，还是70年代我们寒冬里借穿一件棉大衣取暖……只要是用了公家的东西，最后都要按周家的“家规”，钱，如数寄回，分文不缺。 在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七伯告诫干部子女好好学习、发奋向上、不学“八旗子弟”。七伯这里所说的“八旗子弟”，是指清末那些倚仗祖宗福荫而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七伯和七妈教育亲属晚辈时说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执政者，包括许多出色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内，他们走入“人亡政息”周期率的第一步，都是从人事上的“任人唯亲”开始的，都是从纵容子女享受特权逐渐腐败堕落的。因此，我们要彻底否定“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亲属关系，过好“亲属关”。 七伯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1998年，七伯周恩来100周年的诞辰。当记者的女儿晓瑾说广东省委党刊《党风》杂志社总编辑高凯明向我约稿。我婉言谢绝了。我跟女儿说：你爷爷不喜欢炫耀这种关系。之后，高总编辑又来说服我。晓瑾说：“爷爷已走了20多年，我们从来没利用亲属关系搞特殊。他对亲属教育的故事，鲜为人知，我们叙述于世，就是用独特的方式怀念他。”于是，10年前，我口述历史，女儿写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日子》。 这些年，回忆七伯、七妈的文章和书很多，我们却一直低调。现在为什么要写出来？ 作家梁衡说：“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连一个最普通的人该有的遗物也没有。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理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 他们是怎样的人？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 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 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多想，不能多问， 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 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 不能多想，不能多问， 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 人们在心里呼唤， 你是这样的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真善美的人格和品德，日积月累，在他们内心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造就他们高尚的灵魂。 这一生，我们有幸成为他们的后代！如同烛火，他们的灵魂，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搜集、储藏那点点滴滴的感受，回味起来，是这样的温暖，是这样的明亮…… 我想：我们应该写点什么，留下来。
书籍目录
序 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 七伯与我们家 西花厅纪事 刻骨铭心 艰难岁月 谆谆教诲 家有家规 春风化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七妈的信 严以律己严待家人 最后的时刻 送伯伯 泪别七妈 我和爷爷、奶奶 金色的回忆 婚礼收到爷爷和奶奶祝福 大无大有周恩来
编辑推荐
《年年岁岁海棠开:总理家人的亲情追忆》编辑推荐：《年年岁岁海棠开:总理家人的亲情追忆》主要写的是周总理家的亲情追忆。
作者简介
《年年岁岁海棠开:总理家人的亲情追忆》主要内容包括：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七伯与我们家、西花厅纪事、刻骨铭心、艰难岁月、谆谆教诲、家有家规、春风化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七妈的信、严以律己、严待家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