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改革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1重建巴塞尔之塔 理论上讲，巴塞尔框架对风险敏感性的寻求具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中会产生问题，其复杂性和对可能并不可靠的模型的依赖发展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巴塞尔之塔面临着过度拟合和过度平衡的风险，现在是重新考虑其架构的时候了。 出发点可能是对监管框架中内部风险模型的作用和稳健性持怀疑的观点。这些是不透明性和复杂性的主要来源。如果使用短期样本校准的成千个参数，这些模型在未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都不可能稳健。几乎不可能判断据此得出的结果是否审慎。 对这种担忧的简单回应可能是对模型的输出结果施加严格的限制或底线。这将提供具有约束力的监管后盾，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先例的。巴塞尔Ⅱ对总资本要求提出了一个暂时陛底限，即巴塞尔I下资本要求的80％。根据《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的科林斯修正案，使用内部模型的银行的资本要求不得低于简单标准法得到的资本要求。 但这些措施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监管底线本身不能简化相关监管框架的结构。只有在监管框架去除内部模型才能实现该目标。作为一种替代的基石。基于广义资产类别的简单标准法应用于计量信用和市场风险。目前，已经向该方向迈出了一小步，2012年5月发布的《交易账户全面审议的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标准法将发挥更大作用。 这实际上是回到过去，重新将监管框架定义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后盾。法律和监管规则的变化也遵循相似的路径。在应对危机事件和案例法过程中，两者都演变成复杂的“挂毯”。爱泼斯坦在其著作《应对复杂世界的简单规则》中认为，法规毯可以被分解成6个基本脉络（Epstein，1995）。该思路可能也适用于银行业。 6.2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 巴塞尔Ⅲ第一次引入国际统一的杠杆率要求——1/N规则。从稳健性角度看，这是个好消息。不过，此举使得银行清偿力监管规则出现了清晰的层次结构，其中，风险资本要求为基础，而杠杆率仅扮演了后盾的角色，杠杆率居于次要地位。

内容概要

王胜邦，安徽凤阳人，经济学博士，银监会国际部副主任，巴塞尔委员会政策制定工作组成员，参与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起草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起草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监管规章；先后在《金融研究》、《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国际金融研究》、《金融监管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建模、计量和验证》。

书籍目录

银行正在做什么？银行应该做什么？ 杠杆率、期限转换和金融稳定：超越巴塞尔Ⅲ的挑战 影子银行与金融不稳定 1000亿美元的问题 金融体系的贡献：奇迹还是幻觉 金融监管改革：复杂性与简单性 大稳健、大恐慌和大收缩 21世纪的金融体系 去杠杆化时代的经济增长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渠道：文献综述 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传导渠道的政策效应 宏观审慎分析的模型和工具

编辑推荐

《国际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改革》的出版能给关心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学术界、业界和政府部门的人士带去有价值的信息，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关于金融业规模、金融业结构、金融业效率、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等主题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

作者简介

《国际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改革》介绍了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09）的鸿篇巨制《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认为，过度负债是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主题，无论是政府、银行、企业和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系统性风险。2012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金融过度发展》（Too Much Finance）认为，当经济体的私人部门信贷占GDP达到100％时，金融对产出增长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Arcand，Berkes & Panizza，2012）。无独有偶，2012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Cecchetti和Kharroubi的实证分析也表明，金融部门规模对产出增长的效应呈现倒u形，在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例超过100％（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超过90％）之前金融部门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携手同行；越过该点后，金融将拖累经济增长。由于上述实证分析抽象掉了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具体结论的普遍适用性还值得商榷，但这些研究表明，金融业发展确实存在一个最优规模。该结论对正处于改革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金融业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们无法准确把握中国金融业的最优规模，但应该“从邻居的不幸中吸取教训”，重新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抑制过度运用金融杠杆的冲动，更多地关注金融业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以期将来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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