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世紀」的終結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07/5/11
ISBN:9789570831498
作者:宇文所安
页数:208頁页
内容概要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長於美國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爾的摩，在巴爾的摩公立圖書館裡沉溺於詩歌閱讀，並初次接觸中國詩；雖然只是英文翻譯，但他迅速決定要和中國詩談一場戀愛，至今猶然。
1972年，宇文所安以博士論文《韓愈與孟郊的詩》，獲耶魯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隨即執教耶魯大學。1982年應聘哈佛，任教東亞系、比較文學系，現為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和比較文學系主任。
宇文所安的作品有《初唐詩》、《盛唐詩》、《追憶》、《迷樓》、《中國「中世紀」的終結》等，由聯經出版。
宇文所安性樂煙酒，心好詩歌。灑脫不拘小節，喜詼諧。常開玩笑說，他父親總是憂心他研究中國詩，將無以謀生。但現在的宇文所安，不但是唐詩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美國漢學家，並且也是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第三代學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作者简介
中國的「中世紀」和歐洲意義上的中世紀（the Middle Ages）不同，本書所指的「中世紀」，是指中國的中唐時期，作者使用一個歐洲的詞語，是?了喚起一種聯想：歐洲從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中國也從唐到宋做一個轉型。「中世紀」的稱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可以從這裡開始討論，八九世紀之交，也就是在唐貞元、元和年間，所?生的文學、文化史上的重大變化。
中唐是中國文學中一個獨一無二的時刻，又是一個新開端。在許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兩百年後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僅僅數十年前的盛唐詩人。中唐文學的特色，有特立獨行的詮釋，有對小型私家空間的迷戀，有優美的園林，也有浪漫的愛情故事和鍾愛的情人。
目次
前言
導論
特性與獨占
自然景觀的解讀
詮釋
機智與私人生活
九世紀初期詩歌與寫作之觀念
浪漫傳奇
《鶯鶯傳》：抵牾的詮釋
附錄
後園居詩(九首之三) 趙 翼
霍小玉傳 蔣 防
鶯鶯傳 元 稹
譯後記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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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唐时代目睹了一种浪漫传奇文化的兴起，它表现了男女之间出自个人选择而社会未曾予以认可的关系。浪漫传奇的兴起，与个人的诠释或评价活动的发展、与私人空间的建立，是紧密相关的。浪漫传奇想象性地建构了一个经过取舍的小世界，它既存在于一个社会主导性的世界之中，又因为情人相互之间的专注投入而与此社会主导性世界相分离。” 对rosy things，比如爱情，始终更加敏感，于是选择浪漫传奇作为开始。虽然，被定义作“浪漫传奇”与所谓“爱情”能不能画上等号还尚待商榷。我们姑且先将之称为一场情爱（love affair）。 首先，发生场地是——“风月场”，这个中文名词足够激发脑中的桃色幻想。Demimonde——“通常是艺人或具有商人背景（社会地位低于文化精英阶层）的女性世界，她们与男性有较为自由的接触。如果情感进一步发展，这些女性一般可以被纳为侍妾。这一词汇指向一个灰色地带，介乎妓女和体面受到保护的上层家庭之间”——在Stephen Owen的解说中已经明白地界定为女性的私人空间，有男性闯入的女性私人空间。灰色地带，既暗示了两情相悦这一瞬间的自主选择可能性，也是之后尴尬结局的伏笔。 其次，我们还需要一个“被击中”的瞬间，即作者所说“男主人公初见情人而为激情的潮水吞没的那一刻”。《霍小玉传》中李益“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莺莺传》中莺莺“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引得“张惊为之礼”；而李娃仅仅“凭一双鬟青衣立”，书生便“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更至于“诈坠鞭于地”；《任氏传》郑生行为则更加失常“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 接下来在我们的期望中应该是“情人结合之后，从此幸福快乐（happily ever after）”了，而正如作者随后指出的那样“文学叙述则与之相反，必须有终结”，故而自由必然遭到限制、幸福的状态必然要被限制。惊为天人的相见后，男女主人公经过短暂相谈顺利地相知接着相许。这一过程在宇文所安的诠释中是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尤其强调了女方的自主选择权。因此在这一段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超越经济依赖。浪漫传奇凭借什么超越一般风月场上的性交易呢？金钱。在风月场这样的女性私人空间里，主体做出情爱表示，背后动因是什么？金钱，还是感情？（事实上，人性复杂的构造有时并不能将这两者干净地区分开，不过这个命题就该被划进现代范围下考虑了）传奇故事的作者们甚至还过犹不及地设计了“年轻男子经济依附”的情节。这个前提寓意深刻：“这种超越了经济依赖的自由选择的关系，意味着一种深刻的觉悟，即经济依赖对情感的影响。”在一段浪漫关系里，双方必须独立，具有经济力量；情爱超越经济依附而存在。这既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身体不是迫于需要而出卖的物品，又是那个时代对身份和领属权的关怀。 发展到此处，无需外界干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风月场上演绎的情事隐藏在旖旎缠绵背后的现实伤疤： 其一，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不受约束，要求“独占”的愿望不能满足。不受约束，即情人同时拥有选择他人的权利。霍小玉“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的临终诅咒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实现了——李益终生活在对妻妾的猜疑嫉妒之中，并将这种对背叛的恐惧实施为惩罚行动。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复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加初焉。关于这一点，宇文所安给出了如下解释：“自由选择所爱的人的权力，这一浪漫传奇文化的基础，成了李益的梦魇……李益焦虑不安地接受了霍小玉出于她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交付给他的爱和信赖……这时，选择的自主——它是浪漫和忠诚的关键所在——成了可疑和危险的了。如果这些女子能够自由选择的话，她们或许会选择别人。这才是真正困扰和毁掉了李益的不散的阴魂。”这样的解释固然合理，只是未免与我们之前所认定的结论有矛盾。李益之后的妻妾已经受社会认可，而且经济依附于他，就不再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了。但是的确，自由选择，潜台词即我不是非你不可。不受约束，即我的来去自由与你无关。“男性可以自由如意地远行又归来”。Stephen Owen将莺莺解读成了一位试图扮演神女、“尤物”角色然终将不能的春闺少女，而“神女”也来去自由，“可以在夜半时分来到，令男子享有她的垂爱”。总而言之，我既因自由而选择你，也因自由离弃你。 其二，这一场浪漫情爱的真面目原本就不平等。回到一见钟情的开端，男子因女子的美貌倾心，女子芳心许的则是男子的才华。才华，如果没有江郎那样的意外将相伴一生，在岁月中越发芳华；美貌，渐渐默默凋谢。增值贬值，一开始就胜负悬殊——我爱你，且只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 其三，誓言给得太轻易太泛滥。情浓极欢之时，霍小玉表示了对两人关系的担忧，李益随即表示“平生志愿，今日获从”，永不相弃的誓言就这样发出。话语滥用、贬值，它本该是一个把自己交付出去的承诺——commitment of oneself，以致原义被发誓人自己遗忘了。 其四，“情人被赋予了无限的价值，远远超过他/她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或性对象的价值。” 基于这些考虑，我不敢贸然将唐传奇中的男女关系称作“爱情”。可以确定的是激情、沉迷，故而只能是为时不永的快乐经验。之所以产生爱情的错觉，是因为由于对情人的过高估计，主人公花费了其他价值巨大的东西——生命、社会声名、产业——来确认、确保浪漫的情爱。而我们长久以来受这“感情的证明”深深打动，脑子一热歌颂起了爱情。感情是需要证明的。例如，我们绝不会怀疑Jack对Rose的满腔爱意，是生是死漂浮在冰冷海面上我将木板留给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再比如，我们也不会质疑何以琛，他等了赵默笙七年呢，心无旁骛自伤自毁的七年，还不够吗？久而久之，我们执著的变成了“证明”本身，感情反而被忽略了。究其原因，可能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现代人少有证明友谊的机会，也不再有真正的友谊道理相同吧。 浪漫传奇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因为小说希望再现“一个社会所关心的问题”。这些由男性创作的浪漫传奇针对男性焦虑：真实社会状况下，地位、经济不平等，加上婚姻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并不基于情感，接受到女性温情表示的男性不禁产生疑虑。于是上层知识分子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诠释做出说明——产生了浪漫传奇与浪漫文化。 因此，浪漫传奇从诞生就具有社会性。“最终浪漫文化不是属于情人，而是属于阅读这些故事的社群。”在这些浪漫传奇的文本中，我们一直无法回避道德判断——社会干扰最集中体现。《莺莺传》中的张生斥之为“尤物”、为自己辩解，不过是在争取公共价值判断支持。我们读过这些传奇故事，自己会做出道德判断：批判书生变心、背弃，怜惜女子的深情空许。而哪怕就是在故事中，公众的判断也影响、介入着浪漫传奇。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我们怜惜支持的是这些在灰色地带的女性，不仅我们，当时人也是如此。李益背叛，时人皆不能忍；小玉深情，举世之共感。可见，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遵循的是一种特定的“浪漫文化的法则”而不是传统儒家道德准则。公众社会价值世界的人们，却支持浪漫爱情的私性价值。此外，旁观着的公共世界不仅做出道德判断，还完成文字再现。莺莺的故事能为人所知，是因为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以至于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在宇文所安的诠释中，浪漫传奇文化是私人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情人之间的幸福快乐被认为是神仙境界，“只羡鸳鸯不羡仙”，情人的幸福其实是对社会秩序的抗拒。抗拒外部世界，但包含了另一个个人，从而完成了“一个最小限度的社会和绝对的自主之间不可能实现的妥协”。随即作者承认，“这在实际的意义上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它作为一种观念上的力量，在传统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中，极其巨大。于是我们知道，除了情人，爱情本身也是被过高估计的对象。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是观念中的理想状态，是一个我们求之而不能的私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