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涯五十年

出版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国77年10月
ISBN:SH15235-175
作者:金雄白
页数:520页页

内容概要

金雄白(一九零四——一九八五)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是个资深媒体人,一九三零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亦当过律师。一九三九年投靠汪政权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曾任《中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以罪名被捕入狱,一九四八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一九七三年曾创办《港九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病逝日本,除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另着有《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册)、《黄浦江的浊浪》、《乱世文章》(五册)、《女特务川岛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金雄白也是最早把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事件公诸于世的,他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此书是由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印行,现已绝版,数年前台湾曾出现重印本。

作者简介

金雄白晚年写的另一种重要的书是《记者生涯五十年》。1974年,金氏应香港著名文史杂志《大成》主编沈苇窗之约,在杂志上撰写其平生文字生涯的经历,最后结集了这本30万字的个人自传。这本书是作者五十多年笔墨生涯的总结,尽管在序言里,金氏仍一如既往大冒酸气,说“这是本多余的书,是作者自己觉得写得最失败的书”等等。其实,这本书还是蛮好看的,由于作者交游广阔,往上直达庙堂,往下则三教九流,红粉优伶,无不交接,里面的史料和掌故都非常精彩。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这本书中有很多可以采信的史料。
诸如作者的家世、民初上海洋场和光怪陆离景象。北伐、清党、军阀混战,作者均以记者身份都亲身经历过。孙传芳做五省联盟司令时,金氏在采访途中差点被孙的大刀队砍了脑袋。
1929年,蒋介石前往北平怀柔会张学良和阎锡山,金雄白以《京报》采访主任的身份随行采访,在火车上结识周佛海,嗣后一直追随周氏。1939年他因周氏的怂恿,正式下海加入汪伪政权。在周氏的支持下,金雄白创办了《中报》,以后又自办小报《平报》和《海报》。抗战时期,重庆特工对汪伪报纸从业人员一直暗杀不断,比如穆时英、刘呐鸥等人都因附逆横死街头。金氏外出往往由七十六号派荷枪实弹的保镖护送,其居住的洋楼和报社的办公场所,以致外出的汽车都装上防弹装置。如此气派的报社老板,在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作者对新闻界非常熟稔,书中有关新闻界的内容和资料异常丰富。如上海早期的新闻界人物如戈公振、毕倚虹、狄平子和黄伯惠等的轶事;《民国日报》时期,上海望平街的报业巨子和从报社走向政坛的新闻人物的行藏,如陈布雷、潘公展等;作者和国民党高层如汪精卫、于右任、潘公展等人的交往;汪伪时期的报业和撰稿人员,其中就有很多在新政权下仍获恩宠的名记者和报人;香港上世纪《天文台报》、《港九日报》的兴衰、五十年代的南下撰稿人的艰辛和趣事。如落魄香江、最后自杀的汪精卫侄子汪希文,每次交稿时,必在稿件上写上“此大作也,此必传之作也”。
这本书里掌故俯拾皆是,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八卦。如清党时上海总工会领袖汪寿华的变节,海上三大亨的崛起;蒋介石在上海的婚礼,写的很不厚道且居心叵测;对布衣公卿吴稚晖的狷狂和前监察院长于胡子(于右任)的风流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对风流艳事,尤爱津津乐道。如记述名女人周炼霞的名句“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的出处;对苏青和陈公博、新艳秋和曾仲鸣、丁默邨和郑萍如之间纠葛和缱绻更是不惮笔墨,大肆渲染。金雄白似乎非常不喜欢张爱玲,在书中对张诋之甚力,说张“专为袁殊所办的《新中国报》写稿,瘦骨支离,容貌一点不美,但常自诩其先人为巨宦,而以此自傲”,又说她“貌仅中姿,雅喜修饰,奇装异服,见者侧目,自称为李合肥之甥,遂诩有贵族血液,与人落落不群,报界同业,时或以此揶揄之,仍厓岸自高,实则摽梅已过,而居处无郎”,这些都足以令如今的张迷看了痛心疾首。
金雄白还有一本有趣的书是《春江花月痕》,这本书煌煌四十万言,简直是旧上海三十年代风月场所的大写真,足可以为中国娼妓史近代部分补白。作者对风月场所的情形了然于胸,叙述起来如数家珍,不是经常出入欢场的老手是很难对那些名目繁多的门槛会那么熟悉的。对旧上海妓院上至长三堂子、书寓,下到台基、咸肉庄,细节描述无不丝丝入扣。此书所写主要对象是妓院和名妓,同时也连带述及舞场、交际花、影星优伶和名女人。风流公案,深闺隐事,吃醋争风,活色生香,穷形尽相地刻画了旧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金氏比较虚伪,总是撇清,说到自己在欢场的经历时,每到关键时刻,必抽身而退,不及于乱,简直有如出淤泥的莲花,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金雄白一生主要是报人,他的发迹是从报纸开始的。他于1925年进入上海《时报》先后担任出勤记者和采访主任,此后,一生和文字打交道,和报纸相始终。借助于报纸这个平台,和达官贵人交结,在政治上覆雨翻云青云直上。也正因为爬得太高,交结的人品类复杂,最后一个筋斗摔下,以至后半生流寓海角,晚年孤独地埋骨东瀛岛国。
——何家干《金雄伯與<記者生涯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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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节选于我的新闻史作业,这是一个仓促、粗糙而有诚意的开始。)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在研究记者和政治关系时曾经谈到:“记者记录政治,也介入政治。记录时代是记者的天职,但新闻与政治关系太密切,记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媒介和权力结构像跳一支探戈舞,领舞的总是权力结构,跟舞的总是媒介,领者和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但是,新闻与政治关系过分密切,权力结构引领媒介格局。记者记录政治事件的同时也可能有意无意间被卷入事件进程;政权建立初期当局强化宣传弱化事实报道;新闻检查和管制束缚记者言论自由;新闻报道的尺度掌控在政权领导者手中……动荡时局拉伸了民国报人新闻生涯的坐标轴,剧烈政治变革加速其中一部分记者的角色转换,从网罗市井民生转向搜寻政局动态,直接参与历史现场。报人在其位见证甚至亲历政治变革,书写历史第一份文稿。同时政治变革亦深刻反作用于报人的新闻生涯。当民国报人开始介入政治,个体、报馆和时代这三者便彻底连为一线。民国上海滩新闻记者“四大金刚”之一的金雄白,就职于上海《时报》期间(1925年—1929年)与当时政治变革产生深刻联系。这一时期恰好也是国民党北伐前后上海新闻业遭遇巨变的转折阶段,上海滩先前较充分的新闻自由度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军阀和工会的舆论混战、国民党抵沪后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因此《时报》时期的金雄白,“是那一代上海报人在新闻自由与新闻统治的夹缝中生存和挣扎的剪影”。《时报》作为金雄白就职的第一家报馆,近四年中报社经历和上海报业震荡对金雄白新闻生涯乃至一生命运都产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一. 金雄白初进《时报》:“大时代”前夕的自由成长1925年6月,由于担任上海《时报》总主笔的伯父金剑花的推荐,21岁的金雄白来到报馆云集的望平街,进入时报馆从事“练习校对”,之后又先后担任助理编辑、外勤记者等职务,自此开启他未来数年的报人生涯。金雄白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时报》是他进报坛服务的第一家报馆,因此对这张报纸印象最深刻。回顾金雄白一生报海浮沉经历,可以发现《时报》对他个人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一方面这张报纸培养起金雄白扎实的新闻采写基础,另一方面,他供职四年期间恰逢“大时代”的来临和动荡,这促使金雄白视野从社会新闻延展到政治新闻,个体与变革时代迅速产生密切联系。上海《时报》创刊于1904年6月12日(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1939年9月1日停刊。《时报》首位发行者是留日学生狄楚青。狄楚青个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支持者,热衷于社会变革运动,因此《时报》创办之初富有浓郁的时政气息。有研究者指出,《时报》以“东方泰晤士”自居,发刊词标榜其主张“适合于时,随时而变,而又无过不及”,实际上报纸定位“专讲平和,专讲立宪”。“康门十三太保”之一的罗孝高主管报纸言论部分,简短而有力的时评和政论令《时报》在当时上海新闻界大放光彩,因此这份报纸颇受当时知识阶层热烈推崇,胡适曾撰文称自己沪居六年,没有一日不阅读《时报》。清末时期,《时报》在报坛影响力不可小觑,它与《申报》、《新闻报》三足鼎立,并称为旧上海的“三大报”。 《时报》较为浓厚的时政色彩在1921年黄伯惠接管《时报》后渐渐淡薄。袁义勤研究黄伯惠主持下的《时报》特点指出,前期《时报》“遵循文人论政的道路”,后期注重新闻照片、体育新闻、社会新闻,《时报》是首家走“小报新闻路线”的“上海大型日报”。黄伯惠接手《时报》时 早期骨干陈景韩、包天笑等实际上已脱离报纸,他重用的负责人之一正是金雄白伯父金剑花。以上为金雄白入职时报馆基本背景,这份报纸以政治导向起家,后期渐渐转向软性社会新闻,北伐前后因时局在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之间摇摆。报社这条发展轨迹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奠定了金雄白初涉上海报界的职业基调,以及新闻生命遭际的浓重政治色彩。在总主笔金剑花的严格精心栽培下,机敏过人的金雄白凭借才华迅速在报馆中站稳脚跟,1926年已担任外勤记者一职。“不敢说我是中国报坛上第一批的专任外勤记者,不过当时其他各报,在我之前,也并未有过专职的外勤人员。”金雄白在回忆录中如是写。虽无前人专业经验,但金雄白很快走上外勤记者采访正轨,抓取独家新闻得心应手。此时,上海社会大环境对他成长也相当有利,上海报坛拥有中国其他城市都不具备的充分新闻自由。但是,对这位年轻报人而言,这是政治“大时代”降临前夕最后一段自由生长的珍贵时间。 二. 北伐军抵沪前夕:个人转折点和上海报坛困境(一) 变革前夕 民国报人离政治最近,真实的纸笔书写是联结普通民众与政治风向的纽带。这种亲密距离是时代赋予报人的责任,要求每个报人都迎面冲向政治浪潮。金雄白新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就落在1926—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出师北伐,大变革时代步步逼近,按照金雄白的说法,“……正如春雷惊蛰,终于惊醒了八十多年来上海人的沉迷春梦。”向来安逸平静的上海十里洋场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望平街的报人们也被日益浓烈的军事气息所感染。“由于军事一天一天地逼近上海,担任外勤记者的我,也感到责任一天重似一天。然而要发掘新闻,又苦于各方面既无布置,更无联系,这就完全要依靠自己去暗中摸索。更不幸的是,在天曙前的一段黑暗时期中,却受到了双重的压迫,每天都在彷徨无计、胆战心惊中工作。”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第141页根据金雄白这段心境的回忆,可以得出两方面信息。一方面,当时上海新闻界许多报人虽然已被临近的变革气息所感染,但先前平稳自由的上海新闻环境让他们缺乏危机意识,准备不够充足,此时此刻依然感到措手不及。尤其对于金雄白这种本性并不关心时事政治的年轻报人来说,政治新闻显然是一片苍白的新领域,并且时局逼迫他必须尽快转换角色,融入政治报道一线。另一方面,金雄白所说的“黑暗时期”、“双重的压迫”高度概括了当时上海新闻界所面临的混乱局面: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抵达淞沪前,各方势力交错混战,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势力快速壮大,军阀陷入末日恐慌,于是运用强权逼迫对上海各大报馆施加压力,严格控制舆论。因此在北伐军抵沪前夕,上海报坛上方已笼罩了一层最初的阴影。(二)走向一线的外勤记者虽然面临重重压力和难度,天性乐观大胆的金雄白还是决定勇往直前,不辱“第一代外勤记者”的新闻使命。金雄白开始正式踏入政治新闻场域,这个阶段可从个人与上海报业初陷困境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上海本来很少有政治新闻值得去采访,即偶尔有一两个重要人物的莅临,不见记者,早成惯例。”金雄白写下这句话,是他迎来政治新闻采访的第一位对象毕庶澄——前来上海增援军阀的张宗昌部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指挥初设立在停靠北站的一节花车中,金雄白连去十多天都被守卫士兵赶走,可他不惧垢辱,屡屡前往北站寻找机会,终于等到采访机会。金雄白自认为这次专访毕庶澄并无特别之处,但从中可看出金雄白初试政治报道的毅力和果敢。这种性格特质在后来他实地采访军阀大开杀戒消息的过程中有更加充分的体现。听闻孙传芳部的李宝章大肆屠戮镇压,大刀队出动搜查“乱党”,金雄白为证实消息雇人力车冲往老西门现场,被大刀队拦下搜查,侥幸脱险,九死一生。纵观回忆录中金雄白对自己在《时报》从事政治新闻的描写,可以发现他对突发新闻表现出较为灵敏的反应速度和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以报道为先,不畏战乱险境和当局强权。但如他评价当时自己“没有政治头脑”“感觉迟钝”,《时报》前同事顾执中也评论金“不关心政治”,金雄白对时局判断和预测较为狭隘,例如北伐军抵沪后他采访蒋介石,就完全没听出“清党”这一重要隐藏信息。(三)在夹缝里求生的上海报坛当外勤记者金雄白大胆走向一线报道时,上海报坛也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压迫。首先,军阀垂死挣扎,运用强权暴力控制上海各大报馆。金雄白“刀下逃生”后不久,他和各报馆负责人被集体召集,军阀恐吓各大报纸不允许“刊载对于乱党有利的消息”,并强迫他们签字。“这样重要的一场战争,前线没有记者,各地的通信员又不发电讯……我们只好就近在上海发掘,但护军使署所发布的,又决置难信,无路可寻,仅靠外国电讯中所获得的一片鳞片爪,加以改写搪塞之计。”——《记者生涯五十年》(上)152页被迫集体签字事件给金雄白等急需报道政治新闻的外勤记者乃至整个上海报坛都蒙上一层阴影。到1927年初春政权变更前夕,上海这一全国新闻中心已进入中共领导的工会和军阀两方斗争的白热化阶段。军阀用暴力对报馆施加压力、束缚自由,而工会则开展积极宣传战,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随意改动删减内容,否则就发动工会和群众在望平街上烧毁所有报纸。挣扎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报馆负责人们左右为难。终于,《时报》的总编辑金剑花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日之久。《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当时对此深感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三. 国民党统治:新闻检查制度拉开序幕1927年3月21日,北伐国民革命军正式抵达上海。先头部队抵达龙华的当日下午,金雄白再闯险境,穿过铁丝网进华界,一路向龙华飞奔而去,沿途“丝毫看不到半丝战争的迹象”。最终金雄白成功采访到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两位师长薛岳和刘峙,第二天在《时报》刊出独家新闻,金雄白回忆录中写当时自己很是喜悦,“可以说是五十年记者生涯中,在毫无竞争下首次做出的微末贡献”。青天白日旗的到来使上海变更了政治局面,同时也为上海报坛带来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上海是中国的新闻中心,控制了上海的新闻舆论,将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国民党开始加强对上海报馆的全面控制和整肃,1927年6月起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上海办事处”,专司上海新闻统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局开始创建新闻与宣传审查体制,把“新闻检查”写入“训政”时期的条令中。国民政府在上海最早制定地方性新闻法规,也最早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当局对于租界以内报纸的管理,采取了消极与积极的手段双管齐下。所谓消极的手段,即是实施了新闻检查制度。”“……最受不了的时所有官方机关,责令各报案日刊载其送来的工作报告,不许删节,当然更不许修改。”——《记者生涯五十年》(上)179、181页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新闻检查制度,金雄白提及《时报》迫于政府压力不得不实行的“专桌检查”,即在报社编辑部办公室特设一张“专桌”,供市政府、市党部与警备司令部派出的三位检查员审查新闻。其间报社和检查员常因新闻删减发生言语冲突,报纸出版时间也因此被拖延。其后,市政府又下达“不准开天窗”的命令,报馆被删减的新闻必须用其他报道加以填补,以此掩盖政府新闻检查的痕迹。更令金雄白厌恶和痛恨的是,政府强制要求报纸不断刊登他们的工作报告,长篇累牍、千篇一律的文件占据版面,工会等民间团体随后也纷纷效仿,油印稿件送至报馆。本埠新闻版面充斥海量官文的报纸令上海读者深为不满,纷纷来电斥责,报纸销量也大幅度下降。严苛新闻管控和萎缩报纸销量令以“无冕帝王”自居的上海民国报人的生存苦不堪言。四. 新闻整肃下的社会新闻:另类的抗争“仪表甚好,天资尤高”,“不修边幅,举止轻浮”,这是前《时报》记者顾执中对金雄白的初印象,金雄白迷恋跳舞和打麻将在报社人尽皆知,但工作态度也相当端正,所以常给旁人一种分裂感。面临报纸销量由于新闻管控而日益下降的现状,金雄白决定出手相救,努力寻求补救之道。蔡登山在《金雄白与汪伪政权的前因后缘》一文中指出,就中国新闻业内部的组织与人事而言,《时报》实为设有采访部的第一家报纸,而金雄白是出任采访主任的第一人。面临经营困境,主管采访的金雄白联合本埠新闻编辑吴灵园进行一番悉心谋划,两人分工,吴负责政治新闻,金主导社会新闻,所有政府传来的“官样文章”照样刊载,但社会新闻版块则搜罗民间各种奇闻异事,再加以生动渲染,从而达到减轻版面官文枯燥乏味之感的效果。于是《时报》本埠新闻开始源源不断出现小说一般情节丰富、笔触煽情的社会新闻,主题以男女桃色新闻为主。金、吴二人此番“改革”后的读者热烈反响甚至远远超乎他们预想,尤其是报道“汪世昌与马振华的失恋自杀事件”、“黄慧如与陆根荣主仆恋”这两则社会新闻时,金雄白回忆录中写,当时读者们已然将新闻视作小说,“每天清晨还是曙光初透,而望平街上早已是万头簇动,人山人海,等不及报贩的分派,群以先观为快”。《时报》销售量因此也一路直线飙升,随即在上海报界引起效仿的热潮。后来不少研究者把黄伯惠时期《时报》的社会新闻和黄色新闻划等号,视其为上海新闻史上的一种奇异现象。有研究者研究《时报》黄色新闻,引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帕克的城市学的角度,认为黄色新闻“的确使阅读变得更容易和更流行,的确给一个单一的读者圈带入了更多的人、更广泛的兴趣和智识”。《时报》的黄色新闻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只是博取读者眼球、渴盼销量的“堕落”之举,很少有研究是从政治变革、社会背景层面去探析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然而,透过金雄白的回忆录和相关研究,可以发现1920年代末尾《时报》大量近似黄色新闻的社会新闻喷涌有其深厚的政治背景影响,即国民政府对报馆实施管控,为维系日报销量,金雄白等人在报社困境中选择了这条“补救之路”。金雄白写道,此举“虽为环境所逼成,我更不得不歉疚地自承为是一个始作俑者”。这的确为他引来一些不良后果,例如有人在国民党南京的中央全会上举报,认为《时报》大量社会新闻有“诲淫诲盗之嫌”,应当勒令停刊。金雄白作为始作俑者被派往南京听训,他生性桀骜不驯又能言善辩,所以面对政府新闻处长的斥责,据理力争,还举出欧美报纸重视社会新闻的案例作为佐证,最终风波侥幸化解。在《时报》主导距黄色新闻仅一步之遥的社会新闻,这也成为金雄白的人生争议之一,置于社会背景框架,金雄白此举有对国民政府控制新闻采取另类抗争的意味,但从一位记者个人新闻生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不免带有悲剧和讽刺色彩,热衷于政治新闻的“无冕帝王”只能以推销软新闻来对抗强权,某种程度亦体现了这位报人个性中的软弱。不仅实行新闻检查,国民党政府也从源头上对政治新闻报道进行深入管控,限制记者采访自由。上海新闻自由的黄金时代彻底终结。 五. 政治变革对金雄白新闻生涯的影响1929年,由于“太上老板”陈景韩的不容之意,伯父金剑花劝金雄白主动辞职,离开《时报》(之后黄伯惠依然会时常请金雄白回去帮忙,客串报道,最后一次帮忙是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做《时报》代总编辑)。1929年,辞职后的金雄白担任陈立夫在南京创办的《京报》的采访主任。同年,蒋介石前往北平怀柔会晤张学良和阎锡山,金雄白以《京报》采访主任的身份随行采访,在火车上结识周佛海。1939年金雄白在周佛海的怂恿下正式加入汪氏政权。1925年—1929年,金雄白在《时报》从“练习校对”一步步成长为外勤记者、采访部主任,因出色的新闻采写能力而被称为民国上海新闻记者“四大金刚”之一,此后一生都与报坛相伴。 他为《时报》效力期间,以一名年轻报人的身份见证和亲历了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国民政府对上海实施严苛新闻检查制度等政治事件,而这些时局变革亦对金雄白本人的新闻生涯产生深远影响。从《时报》和政治变革的关系来看,《时报》创刊之初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黄伯惠接手后报纸重视社会新闻,世俗意味浓。1926—1927北伐前后上海政权易手之际,报纸对政治时局的关注明显增强。国民党执政时期对上海报坛实行新闻管控,《时报》为改善销量又增加近似黄色新闻的社会新闻,但尽管如此,总体上1925—1929间《时报》比较贴近政治新闻前沿。从金雄白与《时报》关系来看,北伐前《时报》给予金雄白相当自由、顺畅的环境来培养基本的新闻采写技能,使其达到成为一名报人的标准。北伐前后时局混乱,金雄白依靠《时报》平台得以开始接触政治新闻,性格坚韧勇敢,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后期主张社会新闻路线帮报社摆脱经营困境,但此举和冲动天性让他未能在《时报》久留。基于前两个关系分析审视金雄白和政治变革之间的联系。金雄白论性格和才华都适合做记者,本性不关心政治,爱好享乐,在社会新闻上颇具天赋。然而时局变化让这位缺乏政治头脑的年轻报人迅速转变职业角色,加入时代变革的一线报道,虽然对政治信息不够灵敏,视野较狭隘,但仍能凭借其性格优势捕捉独家新闻,感知政治风向。北伐前夕各方势力混战的乱局,国民党统治上海新闻自由萎缩,这都深层次转变了金雄白的角色定位和新闻志向,为其新闻生涯及人生走向奠定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金雄白性格里的冲动、爱享乐及政治视野狭窄等因素,又令他和政治的关系充斥着矛盾和模糊的色彩,纵观1925—1929年金雄白和政治变革的互动,他基本表现为一个立场动摇的报人,安于现状,追随政治,但不完全信任政治,有新闻理想,但没有明显的政治抱负。参考文献:[1]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报人报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蔡登山:《金雄白与汪伪政权的前因后缘》2009.6《书城》[3]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年版[4]袁义勤:《上海与<时报>》,《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03期[5]傅国涌:《“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书城》2003年第8期[6]邵绿:《从“参考”到“表达”:黄伯惠时期<时报>的黄色新闻与上海的都市化》,《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7]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改完论文回来贴书评。
  •     寫這本自傳的時候,金雄白年逾古稀,旅居日本。於是我在日本的地下鐵車廂里、在路旁的咖啡館裡翻閱著這本書、玩味著作者的字裡行間時,也想象著他寫下這一段的時候,周圍是否也是一樣的風景——日本的街道很乾淨,而秋日的乾爽空氣中,只聽得見黃葉遠飛的颯颯聲,日本人說話也是竊竊的輕聲細語,仿佛怕驚動了這種祥和。可是那畢竟是異國他鄉,再怡人的景色也難免陌生,那涼颼颼的秋風一吹,這位流落東洋的老人能不憶故鄉?4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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