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集》书评

治学之道当慎重

治学之道当慎重近日偶然看到 金文明先生在06年第9期《书屋》杂志的文章——《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读章偶得》。文中，金先生指出章培恒先生在唐诗韵脚、干支纪日、茶艺文献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差错，批评他“治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比较广博，但专精的程度远远不够，知识的欠缺也很多”，要求他“今后如有述作，应当慎之又慎，做到立论周密，言必有据，不要再犯浮躁轻率的毛病”。虽然金批评章“缺乏音韵学常识”，欠缺干支纪日的常识等等，语气未免过火，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章先生的错误，闻者足戒。限于精力，只谈谈金先生指出的干支纪日错误问题。1980年，章先生在《〈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中谈到邵氏《闻见录》时，将此书自序所作的时间抄引如下：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书。（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0页）金先生指出这里的日期和干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查一下历表，“绍兴二年十一月”的“朔日”，其干支为“戊午”。再据表，从“戊午”往后数“十五”，其位置在“壬申”。这说明“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干支应当是“壬申”而不是“甲子”。指出章所据的版本肯定有误，现存邵氏《闻见录》的本子中，明钞本所署干支即作“壬申”而不作“甲子”。从干支记载发现隐蔽的版本错误，显示了金先生敏锐的眼光。此外，金先生还发现1982年章在《〈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和《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两篇论文中，引录了两处干支纪日的文字，也有问题。一处是根据施氏族谱所收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末尾所署的立碑时间：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另一处是1958年出土的施让之子文昱安葬父母的地券所署的下葬时间：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章抄引了这两段文字后说：“年、月、日无一不合，这《墓志铭》绝不是后人造得出的。”（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84～206页。）对此金先生提出两条不同意见：其一，比较两句引文，可以看出上句中“二月乙卯”后少了个“朔”字。这个字是万万不能少的。缺了它，“乙卯望日壬寅”这样的说法就让人不知所云了。其二，“二月乙卯朔”和“十五日（望日）壬寅”，其日期和干支存在明显的矛盾。“朔日”为“乙卯”，往后数十五应为“己巳”，因此十五日不可能是“壬寅”；如果十五日是“壬寅”，往前数十五应为“戊子”，则朔日也不应是“乙卯”。认为对于“这样混乱的干支纪日，章先生怎么能照抄照搬而毫无察觉呢？看来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这方面知识的欠缺。”虽然金先生的指责稍重，但是章先生对如此重要的史料中干支纪日未能细加核实，犯了做学问之大忌。这样的差错一再出现，实在令人遗憾。近读来新夏先生《依然集》中“一字之漏”一文，讲到：“十年前，我在撰写《林则徐年谱》时，涉及到鸦片战争时曾力图挽回林则徐被遣戍命运的一位人物——王鼎的卒年问题。一般旧作相沿均作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底，我则根据由他人从《显志堂稿》卷七中代钞的冯桂芬代人撰写的王鼎墓志，引用其首句记卒年为‘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乃定王照卒年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并以之入谱，自以为订正旧说，有所发现。”后来他请人代钞王鼎祠堂石刻碑文，发现“石刻文首句即记：‘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蒲城王公薨于位。’而《显志堂稿》所裁文则书‘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晦’，孰知这份代钞的冯文资料被漏钞一‘晦’字。我即用这漏抄‘晦’字的资料入谱，定王鼎的卒年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这是一种失误。如果当时我能重核原书则可发现此句本身的干支与所说的晦日不合。因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是十二日，而不是晦日，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晦日应为丙寅，又非戊申，只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才是晦日，因此也只有如石刻文首句所记‘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方能使月日干支相合。又石刻文与《显志堂稿》记王鼎生年与得年均作‘公生于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三日，薨年七十有五’。如以生年加得年则王鼎当卒于道光二十二年。石刻文无误而《显志堂稿》则误二为四。”（《依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120页。）对此次错误，来新夏先生自责不已：“书大致有三种渎法，一种供涉猎翻阅，一种备检索查用，另一种则需一字一句，认真细读的。特别是要引作论据的书则非寻行逐句地去读不可，更不可假手于人去抄资料”，得出深刻教训“抄写资料，特别是引以为据的资料必需亲自动手，万万不可假手于人，而摘录资料后不及时复查，使用时又不检核原书尤足以致误。这个教训是应引以为戒的。读书切不可一概都得其大要，否则难免被粗疏之讥。”来先生的话似乎预先为十年后金先生批评章先生打下注脚。学者治学，当如来先生一样善于汲取教训，精益求精，庶免“粗疏”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