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章节试读

《发展经济学》的笔记-第79页

这种制约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机制，通常被称作李嘉图陷阱：
李嘉图模型解释了低收入国家在农业停滞的状态下进行工业发展必然受到自然资源制约的问题。如果工业化初期的人口迅速增长和食品供给的增长不相匹配，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扬，会使以恩格尔系数高为特征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费用飞涨。这就会通过有组织的讨价还价以及食品骚动对工资上涨产生很大的压力。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工资上升，可能会严重地打击依赖于劳动密集技术的工业化初期的工业。
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在工业化的同时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摆脱李嘉图陷阱。……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只要遵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往的农业生产率增长方式，就能摆脱李嘉图陷阱。

《发展经济学》的笔记-第24页

制度创新，既要能够连接作为经济子系统中的“资源”和“技术”，要在建立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生产的潜力为目标”；同时要适应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否则母体排斥生搬硬套来的外来制度，反而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制度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在源泉。开发这种潜力的关键是建立一种反馈机制，借此逐步形成一套能满足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要求，且与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制度，从而提高诱致性创新的速度，同时避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灾难性的不匹配。

《发展经济学》的笔记-第9页

作者认识到自己提出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有相似之处，
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在广义上分别同他们称作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在他们的体系中，上层建筑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所谓的“生产关系”）的统治（管理），而经济基础是决定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所需的技术。一方面制度被认为是决定技术的生产潜力能否实现的因素。另一方面技术也被认为是制度建设的基本力量；制度在被构造的时候就要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生产的潜力为目标。制度形成是对经济需求的反映的观点与诱致性制度创新理论相似。
在此，作者强调了技术与制度间的两点重要内容，一方面制度被认为是决定技术的生产潜力能否实现的因素。另一方面技术也被认为是制度建设的基本力量；制度在被构造的时候就要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生产的潜力为目标。
同时，作者也并不是完全认同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社会的生产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否认与人口相对应的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不同，更接近于新制度历史学派的观点，即强调由人口增长和其他因素引起的相对资源禀赋和价格变化的影响。我们还认为，制度并不如此顽固，以致一定要用暴力革命来完成重大的制度变革。有大量的历史依据支持这样的假说，包括财产关系在内的基本制度框架发生了变化。

《发展经济学》的笔记-第21页

作者说，通过这个理论透视可以看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的速度缓慢。20世纪人口增长极为迅速，是19世纪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增长最初阶段时人口增长率的2-3倍。爆炸性的人口增长率极大地加剧了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稀缺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可耕地禀赋大大下降，导致农村人口的贫困化。由于适宜耕种的土地相对减少和无法维持新增人口的温饱，一些农民为了耕种而被迫开垦山区生态脆弱的土地，造成环境严重恶化，如土壤侵蚀和洪水泛滥等。作为替代性选择，许多人被迫迁徙到城市贫民窟，依靠非正式活动维持生存。
这种危情可以通过劳动和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和利用适宜技术的努力加以克服。为了利用技术的巨大机会，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对外国技术进行调整，需要在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劳动管理与调控、研究、培训、教育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
【注释：Hicks的理论假定有这样一种机制：当一种要素（例如资本）的禀赋相对于另一种要素（例如劳动力）变得更为丰富时，特定的相对要素价格会诱导出使用更多资本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变迁。这种有偏向的技术变迁源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用相对更丰富（因而更加便宜）的资源替代更稀缺（因而更昂贵）的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第10页）

《发展经济学》的笔记-第6页

作者论述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产权的界定
虽然技术知识的这些进展是必要的，但他们还不足以支撑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制度上所需的重大变化是建立生产性资源的产权。早期的狩猎和采集经济中的基本规则是免费利用自然资源，在该规则下，全部资源都是大家的财产而不是某个人的财产。按照这个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捕捉（或采集）和消费他们发现的任何有用的动物或植物。只要实行这样的规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得不面临着制止他人拿走他饲养的动物和培育的作物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有通过向牲畜和作物投资来开始农业生产的激励。因此，农业经济形成的前提是建立一个明确界定产权的新的社会规则，使那些生产性投资的人可以排除他人无偿使用它的生产性投资。与这种需要相对应，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产权界定首先瞄准的是牲畜和作物，然后扩大到农用地上。拥有土地产权的那些人，对改善土地质量有很强的投资激励，他们除去地里的石头和树根，围篱笆，修梯田，修建排灌设施。土地产权的形式也由部落或村庄的公社所有制进化到农户或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由于私有制的排他能力更强，因而私有投资的激励也更强。
可是建立这样的产权制度有很高的成本，要么有人破坏规则，要么有人搭便车，因此
所以借助于警察局和法庭实施社会规则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这方面，正式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伦理观念减少了实施社会规则的成本。
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不仅在农业社会如此，在之后的社会变革中也比比皆是，例如专利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每个国家沿海200海里构建的“专属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