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章节摘录

书摘                            领导权：新政治逻辑的艰难浮现    在此有必要澄清两重真空之间的关系，这些真空出现在第二国际的实在论话语以及构成政治反应的领导权争论这个特别混乱阶段之中。让我们以详细说明那些双重真空的特征开始，这将使得它们与领导权缝合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①首先，真空以二元论的形式出现：它的创始话语并不寻求确定在社会地形学中有效性的不同程度，而是要建立每一个地形学结构化规定和接受能力的限度。因此，这种表述就像“基础结构并不决定一切，因为意识也干预历史”或者“一般理论不能解释具体情况，因为每一个预言都有语形学的特征”一样。二元论是通过未确定的本质构造的，作为未确定，逃脱了结构控制的本质被理解为结构的否定性反面，这就是构成二元论双边关系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个回答根本没有结束结构的控制，它只涉及到结构决定作用的限度。例如，它完全可以既讨论逃离了经济决定论的广大社会生活领域，又可以讨论它的影响起作用的有限领域之中经济活动必须按照决定论的典型来理解。但是这一讨论显然存在着问题：为了确证某些事情绝对地受到决定以及在这些事情和非决定的事情之间建立明确的分界线，建立决定的特殊性是不够的。它的必然性特征也必须得到断定。由于这个理由，被信以为真的二元论实际上是伪造的：它的两极不在同一水平之上。决定的一面，把特殊性建立在必然性之中，限制了不确定性多样性；不确定的一面因此被还原到只是决定性的增补。①    其次，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表面化的二元论是对下面事实的反应：结构决定没有给在其中斗争能够被立即发动来反对分裂倾向的政治逻辑提供基础。不过很明显，惟一允许那个逻辑特征被思考的领域已经从下面这个图画中被抹去：因为每个理论中的决定性特征被归于基础结构领域和其决定的阶级体系，任何其他的逻辑消失于偶然变化的一般领域，或者交给了逃脱理论决定的存在，例如意志和伦理选择。    第三，最后，在第二国际的话语之中，社会代表的阶级统一依赖于镜式游戏这一更弱的基础：经济分裂不能构成阶级统一并且把我们引向政治重组，而政治重组不能发现社会代表的必然性阶级特征。综合发展与偶然性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出现在第二国际理论话语中的全部分歧与领导权概念要缝合的断层。佩里·安德森①曾经研究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出现的领导权概念——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它，葛兰西通过共产国际获得了它——而且他的研究结果是清楚的：领导权概念填补了危机带来的空白，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阶段”概念来看，这一危机是普遍历史发展。由于这个原因，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那里，主要的问题一直是工人阶级立场的分散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统一受到损害。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与出现在俄国环境下的领导权理论相对照的是，资产阶级文明不充分的发展逼迫工人阶级冲破他们自己，承担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任务。问题因而不再是确保阶级统一，而是在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的偶然性历史中，把他们的任务确定为实现工人阶级斗争政治作用的最大化。    我们来分析领导权概念是怎样一步步出现的。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作品中，领导权这一术语被引用来描述这样的过程：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进行他们“正常”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迫使无产阶级果断介入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任务的阶级本质与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分裂，产生了一个非决定性的空间，它的维度极大地多样化了——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最少的，在托洛茨基那里它们被最大化地扩展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个空间是非常多样化的，从它那里各个革命的方向被区分开来。俄国革命，反对“资本”的革命，像葛兰西所说的，必须通过最大化地扩展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来证明它的策略是正当的。结果是在内在必然(与“正常”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任务)与外在偶然(在一个给定时期他们必须承担的全部任务与社会代表的阶级本质背道而驰)产生了对立。    正统典型的历史错位与我们在西欧发现的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两者之中，错位导致了置换。但是尽管西欧在同一阶级内包含着从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的置换，由于在俄国它出现在两个不同阶级之间，这一置换比西欧更为彻底。除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形势所表现出的阶段错位，在西欧，我们遭遇到同时存在的典型结构要素的分裂。因此对分裂的思考不能像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采取叙事的形式。最后，尽管典型的分裂和危机在其他情形中是消极现象，但是在俄罗斯却成了积极现象：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垫脚石。由于同样的原因，欧洲的错位形式不能通过归结为必须被克服的消极范畴——短暂无常和偶然性——被纯粹地概念化，但是在俄罗斯的情形之中，由于错位本身表现为允许无产阶级发展的积极性的危机——把自己渗入历史的某种方式——使无产阶级与它必须在特定时刻承担的不同任务之间表现出新型关系具有特色就成为必然的了。这种不规则的关系就被称为“领导权”。    现在我们必须仔细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话语中领导权关系的特殊性。事实上，在这里，“领导权”比一种关系更多地指明由不同关系之间的张力所控制的空间：(1)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2)被领导的任务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果在不严格概念形式下这两种关系的共同存在足以给“领导权”概念一个有关的空间，它们逻辑连接的明确规定构成了“领导权”转换成理论范畴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观察到它们没有任何逻辑联结，必须细心分析这两种关系。    首先，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提出资产阶级的任务在被无产阶级承担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任务。阶级的同一性在生产关系上构成：对于正统，正是在基本结构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形成。由于其运动是矛盾的而且倾向于自我取消，这一基本结构像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叙事”——那样把自己组织起来。在这一叙事的结构化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就是情节，而人物，作为完全被指派的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历史的透明性被不规则的出现所破坏：资产阶级不能完成他的角色，而且必须被其他人物取代。我们可以用考茨基的术语一不断革命——称这一角色替代为第二叙事，这两种叙事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什么？简短地了解一下策略的讨论就足以使我们确信，它们在理论领域出现的连结是由第一个的优势标志的，三个方面的考虑足以证明这一点。(1)任务出场的顺序没有被第二叙事改变：假如资产阶级不能实现“他的”任务，这些任务就必然交给无产阶级——然而，如果人们承认整个进化计划在第一叙事水平上构成，过渡的必要性就是明显的；(2)任务的阶级本质并没有因为它们被这一阶级或别的阶级承担的事实所改变——甚至当它们的历史代表是无产阶级时，民主的任务仍然是资产阶级的。(3)正是社会代表的同一性是由他们在第一叙事中的结构立场所决定的。因此在两种叙事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领导权关系增补阶级关系。用索绪尔所说的差别来看，我们只能说，领导权的关系永远是言语(parole)事实，而阶级关系是语言(language)事实。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丛总序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我曾经从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几个主要方面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进展。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198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大讨论，1990年代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界的空前活跃和繁荣。然而，“热点”的频频出现和快速更替、新领域的相继开出和转换、新术语的不断涌现和流行，在推动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开掘和理论的厚重建构。    令人欣喜的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我们在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看到了某种“学术回归”的迹象。其标志之一是学术研究的心态开始走向平和与深沉。从对宏大的理论框架的追求转向细微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的深度探索。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开始把积淀多年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一些深度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其标志之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和学术交流开始成为可能。如果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希望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态，即文化批判层面上的批判性的对话和反思活动。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之争，1980—90年代--又经历了逐步的对外开放，并且在世纪末汇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并没有开展起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包含许多层面。一般说来，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相对快一些，以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足球、牛仔、卡通等消费文化符码为标志的大众文化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并很快形成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共处格局。然而，理论层面的真正的跨文化交锋和交流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     就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相对封闭地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学术和理论思潮。无论是对西方思潮不加区别地一律冠以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加以彻底拒斥和无情批判的年代，还是以我们固有的理解框架对国外各种思潮和理论加以剪裁并批判地借鉴的年代，甚至在普遍进行翻译、介绍和研读的对外开放的年代，我们与国外学术界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单向度的“独自”的状态，常常是既未进入西方学术思想的语境和文化关联，也没有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更谈不上直接的对话、交流和交锋。在国际学术领域，我们往往自我“边缘化”。    基于对上述状况的清醒认识，目前中国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开始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直接的、同时代的、近距离的、甚至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并通过一些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一些有远见的期刊的海外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刊发，特别是通过对同时代的国外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新著的高水平翻译和文本解读，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在这里选译当代著名理论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关于国家、民主、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著作，包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著1985)、《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拉克劳著1990)、《民主的悸论》(墨菲著1996)、《批判的国家理论》(巴罗著1993)、《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雅索普著2002)等。此举的宗旨也是推进一种直接的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的确立。    ……

内容概要

作者：（英国）拉克劳（Laclau Einesto）  （英国）墨菲 译者：尹树广 鉴传今恩斯特·拉克劳 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曾经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牛津大学，从1973年开始在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授课，并且一直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以及多所拉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NLB，伦敦1977年），曾经发表过多篇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文章。

书籍目录

中译者前言

第二版序言

导论

1、领导权：概念的谱系

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

危机，零度

对危机的第一个反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形成

对危机的第二个反应：修正主义

对危机的第三个反应：革命的工团主义

2、领导权：新政治逻辑的艰难浮现

综合发展与偶然性的逻辑

“阶级联盟”：在民主与权力主义之间

作为分水岭的葛兰西

社会民主：从停滞到“计划主义”

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

面对结论

3、超越社会的实证性：对抗与领导权

社会形态和多元决定

连结和话语

“主体”范畴

对抗和客观现实

同等和差异

领导权

4、领导权与激进民主

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和新的对抗

反民主的攻势

激进民主：新左派的抉择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当前左翼思想的危机？在何种程度上它导致了对支撑马克思主义和许多其它社会主义潮流的那个“社会整体”观念的怀疑？“领导权”这个概念意味着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本质主义思想的新逻辑吗？新社会运动的增殖已经怎样改变了传统政治空间概念？它允许我们以激进和多元民主绘制新左派的前景吗？本书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沿着19世纪后期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的讨论到出现新的对抗和斗争形式这一发展过程，本书追溯了当前危机的系谱。

---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