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
出版社:新文豐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ISBN:9786661704396
作者:劉子健
作者简介
中國文化從南宋到清末，陷入長期保守，從而導致墨守成規，故步自封，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關鍵。北宋中期在學術上，儒教思想上和政治演變上都有承先啟後的影響，而歐陽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活躍和開創的精神，本書的目的不僅是對於歐陽修作一個有系統的分析，還希望進一步的來了解當時思想上的蓬勃生長和政治上的錯綜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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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读陈寅恪读到《赠蒋秉南序》，在“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的慨恨之后，笔锋一转，“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少年读史，为之困惑。寅恪先生推重司马温公和《资治通鉴》，谈及欧阳修和《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处并不多，何以到自作定论时，却悬为标准？寅恪先生的文章，暗蕴欧洲史学的影响，表彰“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又在何种意义上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通？近读欧文，读刘子健先生半世纪前的旧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尝试逐渐进入欧阳修的世界，才略微感受到一点他独特的魅力。我的隔阂，或在于欧阳修式的人生做派在此后千年历史中的湮没。《五代史记》作于夷陵。五千里的贬谪路，欧阳修是自己求来的。范仲淹被贬后，眼看朝政为之闭塞，欧阳修致信言官，痛斥失职，“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激其弹劾自己。但他意不在博一时之誉，当汴京传说范仲淹、欧阳修等“四贤”，甚至影响及于契丹时，斯人独自在安静小县细思过往。处理夷陵政事，取读旧存文档，欧阳修震动于地方政务不易。刘子健先生认为这导致他在后来的庆历改革中趋于稳健的作风，也形成了注重行政改善而非政治、政策的大变动的政治理念。我则更注意此后他在文章与政事间的选择。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但自此之后，“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或是因为亲身行政，益知行政对于践行儒家理想的重要，与百姓的息息相关，同时深感行政头绪之多，善政之难，必须通过“谈吏事”不断勉励、教导同道。向他请教的人都希望受到道德文章的启发，声名固然重要，但他更希望从自己的关怀中而非顺后学之意得之，于是宁可放一放博得大名的文学，谈一谈琐细乏味的行政。这是欧阳修又一次从文人气向士大夫气的迈进。对行政的体验与作《五代史记》同时，使得欧阳修叙述、析论史事愈加透彻切实。如果不奢望政治的大改变，行政的改进就责在具体的技术和官员的道德，他对儒行的关注遂更为迫切。对于五代的历史，他很奇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他认为，人而不廉就将无所不取，不耻则将无所不为。身为大臣者若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一定大乱，国家必然败亡。于是，就在反思议政轻率的同时，他在道德的严格律上却更进一步。施政之慎行和为政之高洁，在这里合流，相互为用，欧阳修的人生意态丰满起来。庆历改革中的表现处处印证着中年欧阳修的变与不变，稳健与激越。与韩琦、范仲淹等其他改革派相比，他不那么热衷于改革政策的拟定和主持，在改革濒于失败时却写出一篇《朋党论》，使自己一时成为守旧派攻击的焦点。在《五代史记》中，他已详切点出“朋党”是小人攻击君子的利器；改革之初，他就曾提醒仁宗预防小人攻讦。他身边的同道，也并非都像范仲淹那样率性，明说君子、小人未尝不各为一党。韩琦就“不自以为君子”，也不与“小人”计较。但是当朝臣以朋党攻击改革派时，《五代史记》中的历史教训不能阻拦他的激越，《五代史记》中的道德优越感却让他一身是胆。欧阳修力言君子朋党之益，指出小人绝无真朋党，因为他们“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以此同为修身之道，共为事国之心，是为“真朋”。传统中国尚无今日之社会分层分类办法，乃是采取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而各群类内部亦有析分，其所反映的社会界限和矛盾不一定较四民之间为弱。如民的内部可按品质而分为良莠，按经济状况而分为贫富，按籍贯而分为土客，按生活安定程度而分为有业与游民，民众内部的冲突往往即因这彼此间的矛盾而起。承孔子“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诲，士内部以“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划分为向来之准绳。较诸官位的有无与高低等标准，这也是当时最具道德引导和群体自我约束的划分方法。欧阳修的辩争，乃是希望以“君子”“小人”之分抵消朋党有无的指摘。他的心中，应有对仁宗信任君子的期待，但明知渺茫而仍以道抗势，乃是道德的勇气在作支撑。用“君子”之美来冲破政治的姑息和朋党的大网，庆历改革派的言行和《朋党论》中彰显的君子情怀成为士大夫群体追求儒家理想政治的历史典型，为王安石变法所不及。在宋代的政治史、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欧阳修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他以参与庆历改革而将“以姑息为安”的政治推向王安石变法；以提倡古文而上接韩柳，下开一代文风；以“庆历正学”而从唐代经学注疏传统通往王安石的新学和朱熹的理学集大成。这些发展史统统绕不过他，后来者却也指摘他。受他提携的王安石，当政后阻扰神宗召他回朝参与变法，说他不知经，不识义理。朱熹也批评他经学造诣不高，并且不能躬行实践。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检讨中国文化的年代，刘子健先生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作宏观趋势的评判：“从欧阳的经历，看到经学兴而求致用，古文兴而议论更犀利，士大夫权力提高而反不稳定。总之，儒家思想虽已部分实现，而官僚政治的纠纷，反因而逾变愈坏，至于不可收拾！”可是当推崇宋学的陈寅恪要托一位先贤来表明心迹时，只找到了欧阳修。他曾将自己的议论比于曾国藩和张之洞，到“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的时候，这两个人却还当不得他一生的旨趣。正是欧阳修高扬儒家君子的理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型塑、引出了宋代的优秀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家的“空文”乃是有益于“治道学术”的，这也是陈寅恪回首平生所学，从自己事业中找出来的人生支撑。生逢一个活泼时代，欧阳修活得波澜跌宕而又丰富多姿。王安石、朱熹用经学不深批评他，却都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好，欧阳本心也未必把文学看得低于经学。他还作艳词，广为歌妓传唱，这是道学家攻击他不重实践的原因之一，今天说起来却让人更觉得欧阳的自由与可爱。欧阳修喜欢酒，他不仅以“醉翁”自况，同游诸君也多是爱酒的人，连称赞诗僧，也是在“酒友”的语境中豪阔道出的：“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美文、美人、美酒，若止步于人生快意，欧阳修也就是个烂漫文人，在如此快意中，他对衰老的惶惑更见生命经验的厚度。庆历二年，正是事业的上升期，欧阳修却由亲见朋友的生老盛衰，而自叹“余亦将老矣”。面对衰老，他也“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他本是继韩愈起而排佛老之说的，而立时寄希望于“不朽”，最后却对佛教生出崇敬之意。放纵、疏阔、消极，凡此所思所行，不仅不与儒家君子的追求矛盾，反让我们看到君子的意态并非“假道学”的刻板印象，而是儒释道共同证成，丰满、终极而深沉，还有一点侠义。欧阳修的豪气也一边在生命的惶惑中徊磨，一边又在世俗之美与信仰思考中淬炼，最后，在进退的大问题上顽强地绽放儒家道德的灿烂光芒。六十五岁的欧阳修“以论政不合，固求去位”，当时还未到归田的年龄，故“天下益以高公”。史传评欧阳修一生“可谓有君子之勇”。君子之勇，即是道德之勇。士大夫学术和政治一身二任，但皆以道德统驭之。陈寅恪作那篇序文时，士大夫已然解体，士而不仕之后，惟余立德、立言两桩志业，也就只剩下载有道德的“空文”了。今日不以道德为然者，乃取功利为标准，以功利造福社会为历史评价之说辞，陈寅恪所谓“空文”也有这一层所指。当道德的勇气或将让位于破坏道德的自得时，陈寅恪想到了欧阳修，应该也想到了“君子之勇”。烈士暮年，谈何容易，但却是一代史才毕生的期许。陈寅恪先生曾言二战时坐困香港，身处战乱而观世态人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原来不解处顿时为之明白。我现在自觉稍为能读懂一点欧阳修，是否有相似的道理呢？（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补正再版）
精彩短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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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常伺候月子，重读此书，收获良多，遂再读。 -
开政治文化之新风气，却给人一种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感觉。 -
赞同楼上所言，言学术处不甚奇，言从政处方现真功夫 -
上编讲学术并不见奇，下编讲从政，则能够以欧阳修一人带动北宋中期政局，第六章“朋党与言官”尤其切中要害。 -
朋党 -
用欧阳修的话评价，此书“简而有法”。
对宋代政情的全面把握，细腻准确的，依我看，近代以来也就三五人而已，先生当之。
另外，读毕此书，我的硕论至少有三成要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