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坡旧事》书评

我们需要这样的叙述史

对于大多数像我这样出身农村的80后来讲，教科书培育了我们最初的历史观，这一观念的核心被老师高度概括为一句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简称“群众史观”。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我们虽然见识了群众的力量，却始终觉得波澜壮阔的历史表象下，隐隐潜藏着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江湖。那是一个关于“人”而不是“群众”的江湖，有公卿将相，有贩夫走卒，有庙堂之上，有江湖之远，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每一个都具体实在，一如此刻敲击键盘的我。所谓“历史”，不过就是这些“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民间叙事”而不是官方修史的理由，对那些以小人物之命运反映大历史之变迁，透射时代转变和文化递嬗的个体记事，我每每会沉醉其间，与书中人物共浮沉，同甘苦，通过用心体悟认识那个更接地气的“乡土中国”。 沈博爱老人的《蹉跎坡旧事》就是这样进入我的视野并把我彻底征服的。30多万字的大部头，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民间文化史，更以其结构之宏大、史料之详实、情感之浓厚和叙述之质朴，透射出半个世纪以来家国命运的跌宕起伏和湖湘文化的历史递嬗。浸淫于这样的文字叙述中，仿佛置身于三湘大地的老屋瓦檐下，面对水墨青山，倾听一个邻家爷爷讲述如烟的往事，那一生命运的播迁，那哀而不伤的情感，那苦尽甘来的欣慰，那人生迟暮的淡泊……作者出生于1936年，幼时丧母，婴儿时便被过继给同族没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生逢乱世，记忆里的童年是“祖父挑着篾子萝，小脚祖母提着索头布袋子牵着我‘夺兵’”的痛苦。异族入侵下的中华大地，“逃难”成为那一代人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乱世飘零中，他渐渐到了“发蒙”的年纪，祖父母像中国一代代热衷于“耕读传家”的农人一样，希冀他“多少要开一下眼”，哪怕只是识文断字，知书识礼，做个体面的“乡绅”先生，也是极为光彩夺目的事情。于是，在地方绅士潘魁梧的大厅里，沈博爱遵循古礼，对着中堂挂起的孔子像三跪九磕，开始了自己的私塾生活。然而也只读了7天的《集韵增广》，这种生活便随着潘先生“违背孔夫子克己复礼的宗旨卷入‘驼子兵’”而寿终正寝了，他在宝桥祠堂的淳化初小完成自己的启蒙教育。朝代更迭在这个有着两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国家从来都不新鲜，而1949年这次“天翻地覆”的政权交接以及由此发生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都是一次心理和生理的巨大冲击，对其一生命运走向发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沈博爱以一个底层知识精英的视觉记录了风云变幻下的中国底层政治生态。“土改”那一年，他15岁，辍学在家，被推选为儿童团的团长，亲历了新政权建立后以农村为主战场的第一场“暴风骤雨”，60多年后回望当年“镇反”情景，依然让我们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恐惧感：自对门屋立了土改临时法庭，打屁股的可怕消息暗地里传开。加之陈鸣凤、喻名生同时自缢，拖出补枪的消息外露。气氛日益紧张，接着，或听到陈岐凤和雪谈子押到新安铺枪毙了，或听到畅胡子押到冷家巷枪毙了。或听到某人脑壳冲个稀烂，或听到某人不敢去收他父亲的尸……。他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斗争雪谈子（陈振湘），“他被反捆着跪在台前的中间，两边还有几个陪斗的。有个较高大的叫什么老板的人，每斗一条事实就大声问一句：“确不确”回了“确”之后就诉第二条。如果争辩，就扇一下嘴巴子。直到说“确”为止。有的事他拒不认账，就把系在他背上的棕绳扯起来，吊在半空中，叫掉边猪。当他死声大叫“哎呦”时，又问“确不确？”几次吊边猪，几次掉断棕绳，倒在台上，再几次扇嘴巴之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才连说“确确确”。等一切事实承认后，民兵把他押回云公祠谷仓里。此后没看见他上台挨斗，大人说他这个支前主任已经押到新安铺冲（枪毙）了”。关于“土改”的残酷，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其回忆录《四院 沙滩 未名湖》中记录了她当年从北大被派往江西农村参加土改时亲历的一个故事，从侧面印证了沈博爱老人“此言不虚”，兹记录如下：“我被派为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我当时不过19岁，经常为如此重要的任务，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我们村已按照《土改手册》划出了八个‘地主’，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我们的、当地一位副县长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来就是恶霸村长的‘黑窝’，一定要狠批狠斗。……由于总感觉我这个‘女组长’极不得力，后来终于亲自出马，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我们村，宣布第二天开大会，八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我争辩说《手册》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盼死刑，他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又告诫我要站稳立场。我无话可说。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请，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这些血淋淋的文字，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然猛烈地敲击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即使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了能够发明“原子弹”和“计算机”等高科技玩意的21世纪，如果没有建立其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法治社会，人类“野蛮”的一面还会不时露起狰狞的獠牙，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以“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的政治文明。当然了，这些文字对我最直接的感情冲击还在于，一个政权，无论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也不论曾经取得了怎样的历史功勋，为巩固统治而“草菅人命”，为清算异己而“暴力镇压”（已经放下武器的阶级敌人），多少显得不够人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当我们振臂高呼，要为实现“中国梦”奋力前行时，首先应该铭记的还是，只有把人的生命尊严和幸福作为检验发展的价值尺度，我们的“中国梦”才因释放出人性的光辉而彰显出政治文明的进步。如果说“土改”对沈博爱只是一种视觉和观念上的的冲击，随着新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清算的开始，已身为青年教师的沈博爱则未能幸免，其一生命运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向。其“罹祸”的原因很简单，几个昔日的同学出于共同兴趣，自印了一本小小的《求知通讯》，作为业余文化生活的一点“点缀”，虽然只印了“三期”，但已改变不了触及“红线”的事实，两年后，22岁的沈博爱不仅因为给同事的大字报画插图成为“极右”分子，还因为这个松松垮垮的文学小组，被指控为组织“反革命组织”，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五年。我们可能会纳闷新政权为何会如此风声鹤唳，以至于连这本小小的文学期刊都能成为“反革命”的理由。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提到“辩证法的紧箍咒”，：“辩证唯物主义（根据斯大林的理解，按：原文如此）既能反映变革，同时也能指导这种变革，在其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人们除了适应“需要”，就再也不会写作，也不再擅长于思考了。同时，这种‘需要’是要得到认可的，因为除了‘需要’之外，再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除了自身“需要”，新政权不会容忍那些独立思考者发出任何一丁点不被“需要”的声音。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别说办杂志，就是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也都会因隔墙有耳成为“下狱”的理由。就这样，沈博爱经历了五年的“牢狱之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简直是祸不单行，妻子离他而去，改嫁他乡，一生劳苦，亲如慈父的祖父凄苦离世，甚至连从未谋面的幼女也不幸夭折，只留下孤苦伶仃的祖母在大地坪昏暗的老屋中，扭着三寸金莲，每天望眼欲穿，数星星盼月亮的等着孙儿快快归来……这不是一家一姓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显微镜，放大了整个社会的病态，“斗争”思维主宰下的社会治理，夹杂着浓厚的反智主义倾向和运动式的行动思维，引发了一拨又一拨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并终于导致了1966文革的总爆发，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更显混乱，文攻武斗，戾气横行，更多的人间悲剧轮番上演，作者在书中引述了其就读浏阳师范学院时的一位老师回忆其妻——同为该校老师被批斗时的场景：“我眼巴巴看着她挨骂挨打，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到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会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订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扣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没有人会质疑这一场景的真实性，问题只在于假如没有这些亲身经历者的个人叙事，我们如何了解这令人发指的历史，如何记住曾经在我们国家发生的这些令人沉痛的往事，那腥风血雨下泯灭人性的儿童，那以革命的名义对生命的凌辱和对尊严的践踏，我们更悲哀于当年那些年轻的凶手，今天大多还深掩着那段“罪孽”的青春，不敢勇敢的出来，为自己昔日的无知和残忍而真诚的道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感激作者记录下一段历史真相的同时，又不无担忧这种尚未彻底清算的“极左”思维会在某一时刻可怕的借尸还魂。1982年，浏阳县人民法院拨乱反正，宣判沈博爱等读书小组4人无罪，沉冤24年后，终于一朝得雪，只是因为一个时代的荒谬，人生最宝贵的24年已被剥夺殆尽，牢狱之灾，妻离子散，祖父归天，巨大生存压力，世人异样的目光……一幕幕的悲痛往事，岂是一纸宣告无罪的公文轻易化解？读到这样的文字，人之常情，难免会替作者报答一番不平，可是让我尤觉可贵的是，即使叙述的主题如此沉重，作者却全无悲愤之声和哀婉之气，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一种哀而不伤，挫而弥坚的积极力量，宁静淡泊，优柔大度，处处都充满着智慧、练达和从容，波澜不惊中潜藏着一股中国农人特有的生生不息之力。这种力量，还体现在作者面对命运的每一次打击，不屈不挠的抗争。在狱中，他凭借自小练就的“画画”本领，帮助监狱画一些展览图片，并因此获得了些许自由；在劳教所，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吸压土水泵，并因此参加了省劳改积极分子大会；出狱后，他立下“日出而作、日末而息；食足衣丰，自食其力；力尽三余，荷耒自习”的座右铭，苦练“三皮”，成为的数一数二的“好劳力”，养猪崽，织草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养家糊口；续娶之后，又跟着妻子学裁缝，夫妇二人跑街串巷，吃苦受累，硬是将五个子女养育成人；平反后，重执教鞭，教学成绩依然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真正让我心生感动的，却是他带领“一家班”在蹉跎筑建新居的画面：“每天早上我扛着三齿锄头挖掘好大堆土方之后，就和妻子上门去做缝纫或出农业工到了晚上就挑灯担土，“除老四、老五和祖母在家外，我俩带着三个女儿上阵，孩子们把土扒到簸箕里，我俩就把土担走。”为了给新屋粉刷石灰，“‘夜光精’们默无声息地，像蚂蚁搬米饭一样，严密分工各执其事，老祖宗提着马灯站在大门口照亮终点站，老三、老四在晒场把石灰块装进撮箕里，妻子和老大、老二搞肩挑运输，我还是推我的土车子，老五在前面拉车子，上坡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终于一夜把一千二百斤石灰运到新巢地坪里。”这是70年代末蹉跎坡无比感人的一幕，一个尚未平凡的“右派”忍辱负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浓浓的亲情、奋斗的豪情和相濡以沫的爱情在那样的画面里交织、升华，折射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同时“筑新巢”又作为一个时代的隐喻，象征着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新时代的到来，那些苦难的岁月终将过去，人老了，历史却依旧年轻，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孩子们立业成家，都有了第三代，花萼相辉，却又特别遗憾的看到，那个和作者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同舟共济人”却不幸离世，多少让掩卷回思的我们内心增添了一份无奈的感慨……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字里行间传递出强烈的文化道义，作者自幼博闻强记，虽只读了七天的古文，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传承，使作为乡村知识精英的他自然成为文脉赓续的传薪之人，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底色，特别是出狱后拜祭祖父，他仿效古人做了一首骈体祭文，情感至真至诚，在坟前读后焚化，其文其行，无异于古代文士。书中多处叙及作者或作古诗诗追忆旧友，或撰写楹联凭怀舒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骨子里的文化担当，在商品经济泛滥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历史学家雷颐先生在其《逃向苍天》一书的序言里，曾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的。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蹉跎坡旧事，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十年命运播迁的一种象征，何尝不是几千年“耕读文化”浸淫下底层文化生态的一种自然反映，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背景下一代中国农人对“家国命运”的朴素思考，面对一世扰攘和浮华万象，我们太需要这样一部叙述史，让我们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捡拾起行将遗忘的历史，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奋然前行。

中国农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1、农村知识分子：首先这是一本中国农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各种政治运动更多地是冲击了知识分子队伍，在县乡这一级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博老提到大约占了右派总量的80%。反复的运动毁灭了文化传承以及民间对知识的敬重。对右派来说在大饥荒时还倒不如在监狱中，建国初的监狱管理相对还是严格的，犯人分组劳动，重视有一技之长的犯人，例如医生、画家等，让他为犯人服务为监狱服务。即使饥荒也保证犯人不会饿死。到农村后，除非是大右派，否则只要谨言慎行，运动也很少会波及自身。2、文化：农村在建国初年还是有很浓重的传统底蕴，乡绅们以及乡村读书人是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人们大都重视读书。各种仪式都要用到类似诗歌这样的体裁，例如婚礼、丧礼、盖房相关的各种民歌，都体现了浓浓的传统文化味。随着破除旧习俗等反文化运动的进行，以及旧式文化精英的消亡，农村已经成文化沙漠。3、政治管理：建国后的政权控制力无远弗届。靠挑起阶级斗争维持统治层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土改时划定个人成分（按个人表现、职业分）和家庭成分（按阶级出身分）。如果被分成地主，财产就要被充公均分。手工业者也是被歧视的，土改后该行做农民。为了加强对底层控制，主要是两个行政管理手段，一是派工作队，自上而下控制监督，二是建立生产队控制体制作为最底层的生产队干部四人：队长、出纳、会计、保管。管理的手段之一就是鼓励人民告密。告密本来是令人不齿之事，但是新政权却把这样的事情塑造成向党交心的美德。例如文革中，五类分子被集中关押，集训。出身不良的人要避祸不能在一起，博老的几个熟人甚至结伴看看风景，都被人密报为反革命活动，无端被关三十多天。博老生了男孩，用酒招待大队干部。过了227天，突然被人告发——拉拢干部。于是博老成为塔台批斗的对象之一。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中央的决议都会层层下达，直达村民耳中。开会都会去听，因为算工分。博老讲了个笑话：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叛逃事件传达到农村时，有人说林彪坐三只飞机走了，有人说林彪偷了三只鸡走了。4、劳作：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劳作，个别从事手工业。集体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方便控制民众的手段。通过记工分分配劳动成果。（）不过偏僻的山区相对管得松点，能够在集体地外弄点副业，种点私人农产品。如果以手工业（如裁缝）为生，除双抢等重要农活外，其余时间可以干私活，但还是要做手工业之余做夜工补足农活工时。要交投资给生产队，即外面挣来的现金，必须按工日计算购买工分。外出做工也是从早忙到晚才能温饱，直到除夕夜还要干活。怀孕照样干活，有时是上午工作，下午就生娃。生了娃带则带去上工。一切都有管理管控：例如博老作为裁缝到田里出工有记工员证明，做衣有市主（东家）证明。这样的生活年年欠钱，饮食以红薯丝饭为主。一直到了80年代才改善。1981年包产到组，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全面推行。作者分到七亩六分地，共收获9000斤稻谷，每亩上交40斤征粮和定购任务外，余粮有了200元收入。第一次感受有余钱余粮的滋味。5、平反平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78年3月9日，浏阳革委会下发文件摘掉右派帽子。但这并不是撤销右派分子成分，只是不参加改造会，不出义务改造工了，仍然时右派。9月接受大队书记的请求去小学当民办老师。不久收到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文件（浏摘办10月14日），决定“重新录用，安置任教”，月工资39元。还有一类是“重新归队”。这距离1958年3月13日被捕20年，从22岁走到了42岁。10月19日，通知：参加学习，统一分配。参会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还不到右派总数（561人）的6%。小组讨论会上没有一个人象二十年前那样口若悬河了。到了公社，分配到某校初三理化。1979年3月，收到《原划右派给予改正的通知》，不再属于重新路录用教师，教龄从1956年算起，工资提级。1982年4月14日，法院判决1957年组织读书会无罪。法院给予一定的补偿。6、教育学生老师有农忙假，共有142天。小学的农忙假往往时看天气放假，中学路远就做不到了。对小孩来说，放假就是劳改，因为要帮大人干活，非常辛苦。教育质量水平非常低下：1980年上期，龙伏公社初三物理竞赛冠军是43分，轰动全公社。地理统考平均分7分，已经是第二。其他，本书文笔不佳，重复啰嗦之处太多。可以和《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参看》。《蹉跎坡》反映的是南方农村入狱右派男犯人生涯，《我》则回忆北方城市入狱右派女犯人遭遇。

大历史中“弱者”的力量——评《蹉跎坡旧事》

《读药》第116期：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解读《蹉跎坡旧事》 专题地址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6/ 大历史中“弱者”的力量——评《蹉跎坡旧事》文/陈新（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相信不少读者读过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的名句：“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何兆武译）每一次读到这句话，都不由得感触，人的渺小与伟大，是如此惊奇地结合于一体。2013年11月，我在参加新历史合作社举办的历史嘉年华活动时，旁边就坐着《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沈博爱先生，他是湖南浏阳人，我是江西萍乡人，我们的故乡仅一界之隔，习俗相近。沈先生于我是父辈，恰巧我的母亲赖施娟也写作出版了个人史《活路》，同时，个人史写作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比较长辈们经历的异与同，引发出我们交流的许多话题。正在我们畅谈之际，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在台上开始了演讲，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言辞“我是一个严肃的个体！我是一个高贵的个体！”这不正是对于每一个书写自己历史的小人物的深深赞美吗！一个人，不论他/她的身份如何，不论是正常之躯还是身有残缺，都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更不用说一个会思想的个体。就算我们是一根苇草，只要你会思想，你就可以进行表达，而那个宇宙，不论它是自然界的还是人文界的，不论它用自然力还是用权力，都不能阻止、压制思想的蔓延。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个人史”（或称“平民史”、“小民史”、“公民史”、“私人史”等）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仅仅从写作形式而言，从古到今，个人写史的传统都不曾失去，尤其在西方历史中，这个传统一直有着完整的脉络。例如古希腊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历史作品可谓之个人史，古罗马的凯撒《高卢战记》、奥古斯丁《忏悔录》等等也可列入这个谱系，更不用说中世纪、近代迄今汗牛充栋的个人史作品。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我们要突出个人写史的主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日记、叙事史，难道不是一种切实的个人史写作么？例如胡适、蒋介石等各色人物的历史，我们如今都能够读到，从中探寻历史的真迹。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些是名人、精英的历史，他们往往是大历史变局中的组织者，在传统媒介方式下会有表述的能力，而那些大变局中小小的人，那些长在水边在狂风暴雨中挺立的弱者，只有在当今的新媒体生态系统中，才真正开始获得向公众表达的权利。《蹉跎坡旧事》是一本纸质书，读者仍可以将其视为传统媒介。然而，此书的畅销，其原因不仅仅是它的曲折内容，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媒体在近些年的发展，不断令我们领会到小人物的力量，不断推动我们实现个体表达的愿望，不断帮助我们解构基于各类权力的宏大叙事，不断创造保护个体自尊和自由的新途径。当我们的目光从虚幻的，或者用更通俗一些的词来说是“不靠谱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的、鲜活的、可以用我们自己身边人物的历史经验来加以类比的历史叙事时，即便是一本借助于传统媒介的作品，也可以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我相信，这种成功只有在新媒体或自媒体烘托、构成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传播生态中才可能实现。沈博爱先生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之后被判刑劳改、发回原籍监管，这在《蹉跎坡旧事》之都有记录。这样的经历，对于我辈中年，多少有所了解，而对于我的学生辈，那已经是他们出生前30多年前的事，几乎无知了。如果这只是一个个体的离奇经历，阅读这样的对自我生命之尊重，坚信、坚韧的历史，就只能够具有励志的意义。在此之前，我还读过另一位沈先生的个人史，浙江湖州沈泽宜先生在他的个人史三部曲中，也记载了1958年在北大被划为右派、流放陕西、发回原籍湖州监管的历史。从1958年到1980年，两位沈老先生历史的情节结构基本相同。任何一位读者，当你读到两个故事，时间吻合、空间易位，情节相同，我们都会不由得对于时代和命运进行反思。因为，每一位读者，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里，思考个人自由意志与情境决定论之间的相关度。个人生命中的悲欢离合，都能够被记入历史。作为历史叙述者，如果在历史的现场没有记录，我们的回忆中通常会留下那些当时颇感新鲜、印象深刻的故事，尤其艰辛容易写得令人感动，而幸福不易激发读者反思。另一方面，这些故事的意义，对它们着墨淡浓，常常与书写者的现状处境有关。十年砍柴在去年这一批个人史作品出版时总结，说到这些个人史的作者，不少是教师出身，其写作也不少得到亲人的鼓励与推动。我曾经希望我的父亲也写作一部个人史，但他答复了一句话“不堪回首”，所幸我的母亲完成了这项工作。相信还有许多父辈小人物，他们将苦难深深掩藏在心底，每一次回忆、写作，都会有揭开愈合伤疤的疼痛。重新面对历史创伤，的确需要勇气。对于自我、群体、民族的痛苦的经历，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处理，如强迫遗忘、回避、美化，它们构成了各种历史解释策略。德国史学家吕森曾谈到，如果是历史中的创伤，让那个伤口轻易地遗忘或愈合，那会令我们在未来面对新的伤害。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个伤口在历史文本中敞开着，把这种经历传递到现实中，这样才不致忘记那种伤痛，才可能避免新一轮致命悲伤。如果宏大叙事做不到这一点，当今的媒体环境恰恰可以越来越多地提供类似途径。一位位小人物，把自己的伤痛经历写出来，这些历史回忆会构成一个历史集群，以集束的力量在公众历史意识中爆炸、震荡。不仅仅是教师，任何一位可能正常表达的老人，都能够通过声音、文字进行述说。这些历史，不仅是个人生命的记录，也构成我们当代集体历史意识的一手文献。蹉跎岁月，沈博爱老先生就生活在一个真正名叫蹉跎坡的地方，写下了这部令人掩卷沉思的个人历史，也以个人视角记下了一个民族的艰难岁月。作为这批个人史写作的代表，沈先生们让晚辈读到了最亲切的历史，为民族保留了最富有价值的记忆。对当前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从夹边沟到浏阳，从北大荒到云南不知名小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都发生过情节结构近乎相同的离奇故事，这种离奇往往超乎理性、逻辑和日常想象。作为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的读者，沈博爱先生们的个人史记载，需要我们更加仔细的阅读、思考：苦难的发生，是“伟人”的性格缺陷，还是历史特殊情境的产物，或是文化基因片断的缺失？对于民族历史的类似反思，在1980年代前后的联邦德国社会公众与学界内部曾激起争辩，如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讨论？如果这样的讨论是一根根苇草的汇集引发的，那我们每个人就更能够知道，弱者的力量在于面向公众表达思想。写作个人史，恰是这种行为如今最现实的实践方式。《读药》书评人介绍：陈新，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公众史学。目前已是中国公众史学领域的带头人，在公众史学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

在苦难中诗意地生存

　　有一句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据说这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其实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话中的意味，因为这世上大多数人，真的就配不上他所遭受的苦难。想起这句话是因为最近读到了一本书，书名叫《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是一位名叫沈博爱的退休乡村教师的回忆录，这本书很厚，但据说这还是砍掉了一大半的精华版。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写书了，不是为了表达或是名利，而是为了交代，交代他一生所遭受的苦难。作者可能没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但是这本书却在诠释这句话。对于有这样觉悟的人来讲，写作成了一种使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书写具有一种硬性、永久的特质，是言说所没有的。”一 评价的惶恐　　知道这本书，是看了我的偶像彭远文老师的书评，彭远文推荐这本书的态度堪称是诚惶诚恐：“我像一个娴熟的推销员，突然碰到了一件真正的好东西，却变得笨嘴拙舌，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惹得顾客不高兴。我很少在一本书面前如此惶恐。”这样的评价，已经足以让我把这本书当做必读书目了。我们继续看其他牛人的评价，旅美作家林达为这本书作序，序中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作者非常特别，他罕见地在填补这个空缺。”其实倒不见得很少有人讲述，恐怕一来，那些讲述者往往不是地道的农人，二来，也不是每一个农人的著作都有机会出版，因此我们得说，作者很幸运，他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这本书的后记是历史作家十年砍柴写的，他同时也是这本书的编辑。这个分量不言而喻。就好像我以前去书店买电影教材，最后在两本中间选择，一本的封面上印着：台湾电影人焦雄屏倾情推荐；另一本封面上印着：焦雄屏译。买哪一本这还用想吗？当然，对于这本书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资深媒体人石扉客，沈博爱老人正是他的父亲。不过我要讲一句公道话，这些文化名人们的鼎力支持只是加速了一本杰作的流传，这本书的内容，对得起这份幸运。　　这本书讲述了作者大半个人生，以及他故乡的人和事。蹉跎坡是湖南浏阳北乡龙伏镇江美村的一个山坡，本地人称茶蔸坡，作者取谐音称之为“蹉跎坡”，有寄情于山水的意思。这书写得无比细腻，如果把它比作一部历史著作的话，它所表达的显然不仅仅是政治史，还有经济史、文化史，音乐、美术、建筑、方言、风俗无所不包，蔚为壮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心灵史，这才是个人传记的核心价值。　　不得不说一句，以我的阅历和境界阅读甚至推荐这本书，都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准八零后，我既不了解作者所描述的那个年代，也不了解作者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我如同一个懵懂的旁观者，审视着一个似懂非懂、如幻似真的世界，于是我感受到了远超彭远文的惶恐，我如何让自己的表达看上去真切、湿润、具有质感？我很担心，因为自己的浅薄而搞砸了读者与一本杰作的联系。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也只好凭我所能，写我所感，如果显得空洞粗鄙，请读者诸君担待。二 历史曾如此荒诞　　读这本书，仿佛在读现实版本的《活着》，在那样一个年代，人的遭遇际合，就像小说一样荒诞。在张艺谋的电影《活着》里，有这样一个情节，葛优扮演的富少福贵嗜赌成性，输光所有家产气死父亲，被迫靠变卖母亲首饰租间破屋过活。然而谁也无法预料，在解放后土改划成分的时候，他们一家因此被划成了贫农。而那个赢了他财产的赌徒，则作为土豪劣绅而被判处死刑，临行前他看到了围观的福贵，于是大喊：福贵，我是替你死的！随后几声枪响，把福贵吓得尿了裤子。这样荒诞的情节，就真真切切地在这本书里上演了。比如书里有一章叫“金圆券”，说的是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作者的祖父母们，为家里的几十匹棉布犯难了，这些布是作者的祖母千梭万梭织出来的，是家里的一笔财富，如果真的被共了产，祖母的劳动成果就白做了，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这些布脱手。祖父来回走了四百多华里旱路，辗转了几个省，终于把这批布脱手了，换来了厚厚的一沓金圆券，谁知道只隔了几天，这些让一家人欢喜一时的金圆券就变成了废纸。祖母为此哭了几天几夜，最后只好宽慰自己这是破财免灾。这话可谓一语成谶，在土改划成分时，有人检举作者家里有多少田、多少布、多大的房子，可以划个地主。经过土改工作组清查，人均田亩不够划地主，家里也没有几匹布，更没发现啥可分的胜利果实（金圆券已经烧了），于是只好划了个中农。　　这样的“反转剧”在书中不断上演。比如有一个成分被划为地主的人，本来是一个皮匠，做手艺赚了一点钱，他怕钱贬值就置了地，然后运气不好赶在土改时妻子儿子都死了，一个人的田土就超过了村里人均田土的几倍，于是也就划上了地主成分，如果妻子儿子不死，就只会划个中农成分。还有一个人，家里有九口人，本不会被划为地主的，然而要把他哥哥划为地主，怕他疏散哥哥的财产，索性一起划成地主。政策荒诞一至于斯，人的命运就变得叵测起来。记得二战时美国有个生物学家，因为是近视眼而被免除了兵役。他对此颇为感叹：如果在自然界，有这样生理缺陷的结局注定是被淘汰掉，然而在人世间，却会发生这类阴差阳错的现象。当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茫然、虚无、冷漠，长远的规划，彼此的信任都会遭到摧残。三 礼失求诸野　　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印象十分强烈，那就是制度对于文化的摧残以及文化本身的顽强生长。看作者和他身边的人，周身透着“耕读”二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向往者和传承者，很多人的旧学功底极为扎实，吟得一首好诗，写得一笔好字。他们重视传统价值，重视家风，重视宗族传承。如今我们又开始讨论家风的存续，开始谈论道德的建立，而在这本书里，让我相信了一句老话———礼失求诸野。可惜这藏之于野的“礼”，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回过头来看，无论这些传统价值是精华还是糟粕，我们处理它们的方式都太过简单粗暴了，以至于到了现在，礼失求诸野这句古话，恐怕变成了一句空话。而且我个人觉得，对于乡村士绅文化造成摧毁性打击的，是两次制度性的决策，而这两次决策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打击士绅文化，士绅文化被摧毁，只是连锁反应而已。　　我们经常说打倒土豪劣绅，不过在斗争的过程中，土豪劣绅的比例恐怕有些太大了，成分基本上按照人的财产而不是行为划分的。但有一点可能是真的，那就是民国时期乡村的土豪劣绅的确要超过以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恐怕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换句话说，废除科举制度，是对乡村自治、士绅制度的第一次摧毁。首先我们都低估了科举制度的价值。相比于如今的考试制度，科举的选拔是极为苛刻的，因此功名具有极大的价值。一朝得中功名，即使是秀才和举人，即使还没有做官，在家乡便已经成为统治阶层，不当差、不纳粮、见官不跪。也是这些人，成为了乡村士绅的中坚力量，他们是知识阶层，是话语权的掌控者，是乡村的实际领导者，所谓皇权不下乡，正是他们在起作用。那么什么力量在约束他们呢？一个是制度约束，一个是功名本身所赋予他们的荣誉感，让他们自觉成为礼教的维护者。而出仕的官员们最终也基本上告老还乡，加入士绅阶层，这是对乡村最重要的反哺。　　科举废除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学者郑也夫总结说：“其结果是，文化上有优势的人都离开乡村，到城市读书、谋职、找前途；乡村政治的角逐开始“武化”，凭势力、钱财，巧取豪夺。废除了久经考验的选拔优秀领导人的程序，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以致谁能聚众作恶，谁就能上台。一言以蔽之，废科举后乡村领袖的真空被土豪劣绅占据。因为中国乡村从来是自治的，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秩序的败坏，它为反叛力量的动员做好了铺垫。”而对士绅文化的第二次打击，可能就是解放后的各种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无差别打击，那基本上连孩子和脏水一块泼掉了。被泼掉的不仅是文化，还有人性，互相检举，各种斗争，让人心离散，人性失衡，或暴力或犬儒，丧失的，是尊严，是诚实，是荣誉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丧失，然后就真的像余华小说表达的一样，已经无法奢谈活着的尊严问题，活着本身成为了最大的问题。四 面对苦难的态度　　同样的环境，并没有把沈博爱塑造成《活着》主人公福贵那样的人。林达说他是一个特别的人，那么他特别在何处呢？我想就特别在他面对苦难的态度。他有三个身份，农民、右派、教师，他曾被判刑5年，直到“文革”之后才平反。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我们在他的书中能够读到悲伤、读到彷徨，却读不到仇恨、读不到偏激。而更为惊喜的是，我们还能读到快乐、读到幽默、读到诗歌，读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他的人生就像诗人荷尔德林所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们读过很多作家笔下的乡村，海德格尔的乡村，梭罗的乡村，那都是诗意的世界。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只是旅客，他们只愿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他们不会去体会农人的艰辛与困苦，即便去体验，他们也随时可以抽身而去，乡村并没有成为他们命运的枷锁，羁绊一生。相比之下，一个无法逃避这一切的人，却能做出如此的表达，更为珍贵。　　对于沈博爱老人来说，苦难不仅来自于生存的环境，还有命运，经历过战争、经历过运动、被批斗过、被判刑过。在他蹲监狱的日子里，祖父去世了，女儿夭折了，妻子离开了，只留下祖母，靠着相信他清白的信念活着。何其悲惨的命运。在书中，作者读李密的《陈情表》，读到“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一段时，潸然泪下，我们旁人观之，也有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感慨。即便面临这样的命运，这本书仍然透着平静、豁达的情怀，对文学的向往，对快乐的回忆，对尊严的找寻，仍然贯穿文字始终。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我在伊朗长大》里的那位老祖母，在主人公第一次出国前，祖母给了她几个忠告，其中一个是：“一生当中，你会碰到许多混蛋，他们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愚蠢，你不必因此回应他们的恶意，世上最糟的就是自卑和报复心理。永远要维持自尊与诚实。”这是最宝贵的价值观了。你也许无法选择苦难的伤害，但你可以选择不让那些愚蠢和恶意侵蚀，你可以选择坚守内心的尊严与诚实，你可以选择直面这惨淡的人生，而不是沦为仇恨和偏激的工具。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在想，是什么样的信仰撑住了他的生活，我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这力量可能仅仅来自于作者的本心，来自于人的本性。说一个在影评人老晃那里听来的事，在美国，你会遇到很多宗教人士传教，一般他们不会问：你信教吗？这么问突兀而又冒犯，无神论者会冷冰冰地回答，不信！他们这样问：你觉得你所经历的苦难有意义吗？我想很多人会沉思之后回答：有意义。这时候宗教人士会对你说，你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人。你看，不需要你具体去信仰什么，只需要你能够理解你所经历的苦难，并对得起它。如果一定要说沈博爱老人有什么精神支柱的话，也许他的老宅芸香居门上那句陶渊明的诗能说明一点问题———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一部乡村百科全书

书未到时，虽期待感强烈，但内心怀疑更多——民间自述，对于一个急切而势利的读者，需要付出多大耐心来沙里淘金呢？但十分意外——在北方的夜晚，一个南方人，数度读至泪眼朦胧，难以终卷。这是一本几乎完全意义上的乡村生活百科全书，特别在近一百年里。类似的阅读体验，只有高尔泰《寻找家园》、郑念《上海生死劫》可以相比。本书留下两个经典形象：祖父与祖母。建议语文出版社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朱自清《背影》应当休矣。

一生蹉跎半世梦

重提旧事便是故往，历史的轨迹也在这被称之为故往的过去里呈现，作为过去的历史已然发生便不可更改，但记录历史的真实我们总是可以为之的。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写史都是官家书写，当然他们会根据官家的喜好而作，这“正史”也常常是褒官贬民而十之八九的，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却又是另一个样子，于是这“野史”便生动、丰富、具体得多了，甚至大大地掩盖了“正史”的风头也是常事。不过，这“正史”也罢“野史”也好，其实本来也并没有一个所谓黑白对立的二元结果，不同的态度也不过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的那一个点的真实的呈现而已，所谓立场决定事实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就是这一个个不同的点的集合，“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也就当是如此了，而这就是我们为旧事而作的原因之一了。《蹉跎坡旧事》是语文出版社策划的“草根知识人列传”（其中已出版的有《雨打芭蕉》，待出版的有《我的传奇婚恋》等）系列中的一本，讲述了一代中国农村底层知识人一生的坎坷命运，展示了一个真正的以平民视角书写的个人史，并告诉我们在正常社会迷失之后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又能做什么。在那个大时代，作为一个以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似乎所有的历史都跟农人割裂开来，更没有人出来讲述农人自己的故事，这不仅囿于农人自身条件的不具备，也因袭了一贯对个人史的漠然，但《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沈博爱老先生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缺，也为我心写我史开了一个风气之先，并从乡土史、民俗学的角度作了国史的补充。作者沈博爱老先生，湖南浏阳乡村退休中学生物教师。1936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农家，1952年考入浏阳师范（1953年并入湘潭师范，作者1955年毕业于此）。1958年被划为右派，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1962年释放回原籍监管，以务农和做裁缝为生。1980年划右得到改正，反革命案宣告无罪，复职从教至退休。他生活在湖南乡村的最底层，但禀赋奇异、记忆超强、能写善画、关注细节，有天生的历史感，而他的年龄恰恰连接了那个各种动荡摧毁的传统社会，以及被经济大潮淹没了的一段五十年的重要历史时期，故而我们在老人的笔下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那个大时代的脉络和轨迹。蹉跎坡，是沈博爱老先生一直生活的地方，壮年时他在此耕耘劳作，晚年时他在此怡然自乐，而这里未来也将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在蹉跎坡，老人一生的故事都在这里，所有的悲喜忧愁、苦乐酸甜都化在那“磋磨能励志，耕读可传家”的门联里，它不仅是老人个人一生的追求，更是一代湘中农人共同的梦想，更是一代中国农人理想追求的缩影，而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书写。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里，农民是最古老最多的群体，从古至今他们都守着土地繁衍生息，辛勤劳作换来衣食无忧是他们最美的愿望，抚养儿女子孙满堂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他们的希求总是朴实而简单。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战争、贫穷、饥饿、运动、浩劫……无一不充斥在他们的生活里，而作者沈博爱老先生更是亲历了这所有的一切，它们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痕迹，伴随着他从孩童到青年到壮年再到耄耋老人，历史的车轮就这样在他的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滑过，生命之光却没有因为绝望而黑暗，因为他依然坚信“有人就有世界”。在这本书里，作者以时间为分段、以个人经历为线索纪实书写了当时当事，真切地再现了曾经走过的岁月，以及经历过的那个大时代的社会变迁，尤其是那一个个左右普通人命运的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而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些曾经真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多么不可思议，诸如因为“读书会”而把一个好端端的老师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并被送进牢房劳动改造；或者因为一句话而成了写大字报批斗的对象，更无端地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甚至还因为各种阶级斗争需要的理由而生出了许多新的名词，像“新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对于生活在田地里的普通农人来说，也许从开始到结束他们都很难明白是为什么，但却被这腥风血雨的残酷的政治运动裹挟进来，以至于最后精神失常甚至生命休矣。其实，他们的生活里从来没有想过政治，更不知道政治为何物，但那些空洞的政治符号却最终成了人与人互害的借口，甚至演变成了一个不需要理由的整人筹码，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被动接受的可能，于此生命的价值在社会的集体迷失中就变得更加弱有弱无了。然而，他们没有放弃生的希望，因为他们的生命里还有微弱的信念在，与家人一起的坚持和携手就是阳光，也许社会的洪流让他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坚信生命还在希望便还在。作者经历了社会大动荡的五十年，除了这些苦难的历史当然也还有普通人生活的美好，而这份美好是如此的温馨、如此的让人羡慕，也许不只在那个年月里甚至在今天也一样。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作者与祖父母的相依为命，祖父母对孙儿的教育和信任，童年里手工自制的玩具和玩过的游戏，以及作者与祖母可与唐人李密祖孙相比的感情。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作者与第二任妻子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浓浓夫妻情，对孩子们不遗余力的培养和教诲，以及对代表岁月沧桑的信件、物品等的保存和记录，这所有的一切都包含着作者对家庭超乎寻常的责任感和对历史真实的使命感，最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不但是一个好裁缝、好老师，更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忠实的社会记录者。《蹉跎坡旧事》是一本记录个人史的书，更是一本记录社会史的书。作者用平实的语言和真实的数据记录了那一段历史，同时还附有多幅作者当年手绘的实景画作，以及那些明显带有时代烙印的实物图片，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社会下个人命运、家庭变故和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其实，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这本书的评论文章已经不胜枚举了，他们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读了这本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书，其中包括了宋石男的《一个人要对得起他经受的苦难》、彭丰文《民间〈春秋〉乡土〈史记〉》、赵雨《生死蹉跎坡：20世纪的古礼》等等。与此同时，这本书还被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凤凰网读书频道、新浪历史读书频道等多家媒体推荐，并入选包括《光明日报》等媒体的“2013年十大好书榜”候选名单、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奖。如今，我再作这些文字似乎有锦上添花之嫌，但我只是为了表达一下读过此书之后真实的心之所感所想罢了！2014.8.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