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坡旧事》章节试读

《蹉跎坡旧事》的笔记-第111页 - 全书

我们需要这样的叙述史
——《蹉跎破旧事》读后记
对于大多数像我这样出身农村的80后来讲，教科书培育了我们最初的历史观，这一观念的核心被老师高度概括为一句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简称“群众史观”。
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我们虽然见识了群众的力量，却始终觉得波澜壮阔的历史表象下，隐隐潜藏着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江湖。
那是一个关于“人”而不是“群众”的江湖，有公卿将相，有贩夫走卒，有庙堂之上，有江湖之远，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每一个都具体实在，一如此刻敲击键盘的我。
所谓“历史”，不过就是这些“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
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民间叙事”而不是官方修史的理由，对那些以小人物之命运反映大历史之变迁，透射时代转变和文化递嬗的个体记事，我每每会沉醉其间，与书中人物共浮沉，同甘苦，通过用心体悟认识那个更接地气的“乡土中国”。
沈博爱老人的《蹉跎坡旧事》就是这样进入我的视野并把我彻底征服的。
30多万字的大部头，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民间文化史，更以其结构之宏大、史料之详实、情感之浓厚和叙述之质朴，透射出半个世纪以来家国命运的跌宕起伏和湖湘文化的历史递嬗。
浸淫于这样的文字叙述中，仿佛置身于三湘大地的老屋瓦檐下，面对水墨青山，倾听一个邻家爷爷讲述如烟的往事，那一生命运的播迁，那哀而不伤的情感，那苦尽甘来的欣慰，那人生迟暮的淡泊……
作者出生于1936年，幼时丧母，婴儿时便被过继给同族没有血缘关系的“祖父母”，生逢乱世，记忆里的童年是“祖父挑着篾子萝，小脚祖母提着索头布袋子牵着我‘夺兵’”的痛苦。异族入侵下的中华大地，“逃难”成为那一代人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乱世飘零中，他渐渐到了“发蒙”的年纪，祖父母像中国一代代热衷于“耕读传家”的农人一样，希冀他“多少要开一下眼”，哪怕只是识文断字，知书识礼，做个体面的“乡绅”先生，也是极为光彩夺目的事情。
于是，在地方绅士潘魁梧的大厅里，沈博爱遵循古礼，对着中堂挂起的孔子像三跪九磕，开始了自己的私塾生活。然而也只读了7天的《集韵增广》，这种生活便随着潘先生“违背孔夫子克己复礼的宗旨卷入‘驼子兵’”而寿终正寝了，他在宝桥祠堂的淳化初小完成自己的启蒙教育。
朝代更迭在这个有着两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国家从来都不新鲜，而1949年这次“天翻地覆”的政权交接以及由此发生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都是一次心理和生理的巨大冲击，对其一生命运走向发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沈博爱以一个底层知识精英的视觉记录了风云变幻下的中国底层政治生态。
“土改”那一年，他15岁，辍学在家，被推选为儿童团的团长，亲历了新政权建立后以农村为主战场的第一场“暴风骤雨”，60多年后回望当年“镇反”情景，依然让我们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恐惧感：自对门屋立了土改临时法庭，打屁股的可怕消息暗地里传开。加之陈鸣凤、喻名生同时自缢，拖出补枪的消息外露。气氛日益紧张，接着，或听到陈岐凤和雪谈子押到新安铺枪毙了，或听到畅胡子押到冷家巷枪毙了。或听到某人脑壳冲个稀烂，或听到某人不敢去收他父亲的尸……。
他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斗争雪谈子（陈振湘），“他被反捆着跪在台前的中间，两边还有几个陪斗的。有个较高大的叫什么老板的人，每斗一条事实就大声问一句：“确不确”回了“确”之后就诉第二条。如果争辩，就扇一下嘴巴子。直到说“确”为止。有的事他拒不认账，就把系在他背上的棕绳扯起来，吊在半空中，叫掉边猪。当他死声大叫“哎呦”时，又问“确不确？”几次吊边猪，几次掉断棕绳，倒在台上，再几次扇嘴巴之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才连说“确确确”。等一切事实承认后，民兵把他押回云公祠谷仓里。此后没看见他上台挨斗，大人说他这个支前主任已经押到新安铺冲（枪毙）了”。
关于“土改”的残酷，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其回忆录《四院 沙滩 未名湖》中记录了她当年从北大被派往江西农村参加土改时亲历的一个故事，从侧面印证了沈博爱老人“此言不虚”，兹记录如下：
“我被派为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我当时不过19岁，经常为如此重要的任务，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我们村已按照《土改手册》划出了八个‘地主’，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我们的、当地一位副县长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来就是恶霸村长的‘黑窝’，一定要狠批狠斗。……由于总感觉我这个‘女组长’极不得力，后来终于亲自出马，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我们村，宣布第二天开大会，八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我争辩说《手册》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盼死刑，他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又告诫我要站稳立场。我无话可说。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请，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
这些血淋淋的文字，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然猛烈地敲击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即使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了能够发明“原子弹”和“计算机”等高科技玩意的21世纪，如果没有建立其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法治社会，人类“野蛮”的一面还会不时露起狰狞的獠牙，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以“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的政治文明。
当然了，这些文字对我最直接的感情冲击还在于，一个政权，无论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也不论曾经取得了怎样的历史功勋，为巩固统治而“草菅人命”，为清算异己而“暴力镇压”（已经放下武器的阶级敌人），多少显得不够人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当我们振臂高呼，要为实现“中国梦”奋力前行时，首先应该铭记的还是，只有把人的生命尊严和幸福作为检验发展的价值尺度，我们的“中国梦”才因释放出人性的光辉而彰显出政治文明的进步。
如果说“土改”对沈博爱只是一种视觉和观念上的的冲击，随着新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清算的开始，已身为青年教师的沈博爱则未能幸免，其一生命运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向。
其“罹祸”的原因很简单，几个昔日的同学出于共同兴趣，自印了一本小小的《求知通讯》，作为业余文化生活的一点“点缀”，虽然只印了“三期”，但已改变不了触及“红线”的事实，两年后，22岁的沈博爱不仅因为给同事的大字报画插图成为“极右”分子，还因为这个松松垮垮的文学小组，被指控为组织“反革命组织”，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五年。
我们可能会纳闷新政权为何会如此风声鹤唳，以至于连这本小小的文学期刊都能成为“反革命”的理由。
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提到“辩证法的紧箍咒”，：“辩证唯物主义（根据斯大林的理解，按：原文如此）既能反映变革，同时也能指导这种变革，在其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人们除了适应“需要”，就再也不会写作，也不再擅长于思考了。同时，这种‘需要’是要得到认可的，因为除了‘需要’之外，再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除了自身“需要”，新政权不会容忍那些独立思考者发出任何一丁点不被“需要”的声音。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别说办杂志，就是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也都会因隔墙有耳成为“下狱”的理由。
就这样，沈博爱经历了五年的“牢狱之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简直是祸不单行，妻子离他而去，改嫁他乡，一生劳苦，亲如慈父的祖父凄苦离世，甚至连从未谋面的幼女也不幸夭折，只留下孤苦伶仃的祖母在大地坪昏暗的老屋中，扭着三寸金莲，每天望眼欲穿，数星星盼月亮的等着孙儿快快归来……
这不是一家一姓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显微镜，放大了整个社会的病态，“斗争”思维主宰下的社会治理，夹杂着浓厚的反智主义倾向和运动式的行动思维，引发了一拨又一拨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并终于导致了1966文革的总爆发，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更显混乱，文攻武斗，戾气横行，更多的人间悲剧轮番上演，作者在书中引述了其就读浏阳师范学院时的一位老师回忆其妻——同为该校老师被批斗时的场景：
“我眼巴巴看着她挨骂挨打，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到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会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订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扣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
没有人会质疑这一场景的真实性，问题只在于假如没有这些亲身经历者的个人叙事，我们如何了解这令人发指的历史，如何记住曾经在我们国家发生的这些令人沉痛的往事，那腥风血雨下泯灭人性的儿童，那以革命的名义对生命的凌辱和对尊严的践踏，我们更悲哀于当年那些年轻的凶手，今天大多还深掩着那段“罪孽”的青春，不敢勇敢的出来，为自己昔日的无知和残忍而真诚的道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感激作者记录下一段历史真相的同时，又不无担忧这种尚未彻底清算的“极左”思维会在某一时刻可怕的借尸还魂。
1982年，浏阳县人民法院拨乱反正，宣判沈博爱等读书小组4人无罪，沉冤24年后，终于一朝得雪，只是因为一个时代的荒谬，人生最宝贵的24年已被剥夺殆尽，牢狱之灾，妻离子散，祖父归天，巨大生存压力，世人异样的目光……一幕幕的悲痛往事，岂是一纸宣告无罪的公文轻易化解？
读到这样的文字，人之常情，难免会替作者报答一番不平，可是让我尤觉可贵的是，即使叙述的主题如此沉重，作者却全无悲愤之声和哀婉之气，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一种哀而不伤，挫而弥坚的积极力量，宁静淡泊，优柔大度，处处都充满着智慧、练达和从容，波澜不惊中潜藏着一股中国农人特有的生生不息之力。
这种力量，还体现在作者面对命运的每一次打击，不屈不挠的抗争。
在狱中，他凭借自小练就的“画画”本领，帮助监狱画一些展览图片，并因此获得了些许自由；在劳教所，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吸压土水泵，并因此参加了省劳改积极分子大会；出狱后，他立下“日出而作、日末而息；食足衣丰，自食其力；力尽三余，荷耒自习”的座右铭，苦练“三皮”，成为的数一数二的“好劳力”，养猪崽，织草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养家糊口；续娶之后，又跟着妻子学裁缝，夫妇二人跑街串巷，吃苦受累，硬是将五个子女养育成人；平反后，重执教鞭，教学成绩依然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真正让我心生感动的，却是他带领“一家班”在蹉跎筑建新居的画面：
“每天早上我扛着三齿锄头挖掘好大堆土方之后，就和妻子上门去做缝纫或出农业工到了晚上就挑灯担土，“除老四、老五和祖母在家外，我俩带着三个女儿上阵，孩子们把土扒到簸箕里，我俩就把土担走。”
为了给新屋粉刷石灰，“‘夜光精’们默无声息地，像蚂蚁搬米饭一样，严密分工各执其事，老祖宗提着马灯站在大门口照亮终点站，老三、老四在晒场把石灰块装进撮箕里，妻子和老大、老二搞肩挑运输，我还是推我的土车子，老五在前面拉车子，上坡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终于一夜把一千二百斤石灰运到新巢地坪里。”
这是70年代末蹉跎坡无比感人的一幕，一个尚未平凡的“右派”忍辱负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家园，浓浓的亲情、奋斗的豪情和相濡以沫的爱情在那样的画面里交织、升华，折射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同时“筑新巢”又作为一个时代的隐喻，象征着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新时代的到来，那些苦难的岁月终将过去，人老了，历史却依旧年轻，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孩子们立业成家，都有了第三代，花萼相辉，却又特别遗憾的看到，那个和作者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同舟共济人”却不幸离世，多少让掩卷回思的我们内心增添了一份无奈的感慨……
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字里行间传递出强烈的文化道义，作者自幼博闻强记，虽只读了七天的古文，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传承，使作为乡村知识精英的他自然成为文脉赓续的传薪之人，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底色，特别是出狱后拜祭祖父，他仿效古人做了一首骈体祭文，情感至真至诚，在坟前读后焚化，其文其行，无异于古代文士。书中多处叙及作者或作古诗诗追忆旧友，或撰写楹联凭怀舒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骨子里的文化担当，在商品经济泛滥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历史学家雷颐先生在其《逃向苍天》一书的序言里，曾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的。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蹉跎坡旧事，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十年命运播迁的一种象征，何尝不是几千年“耕读文化”浸淫下底层文化生态的一种自然反映，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背景下一代中国农人对“家国命运”的朴素思考，面对一世扰攘和浮华万象，我们太需要这样一部叙述史，让我们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捡拾起行将遗忘的历史，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奋然前行。

《蹉跎坡旧事》的笔记-童玩 - 童玩

祖辈的童年可以无法无天的玩，纵情所欲的玩，太多时间是在自然界里玩，与水玩，与泥巴玩，融合在整个大自然里。而且都是在群体中玩，没有孤独，没有歧视，没有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所以我的童年，可说是上树可攀桠，下水可捞虾，进山挖窑打灶，掏鸟捉蛇钓蛤蟆……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在群体中有时也打架，也赌气，但很快又融合在一起了。因为童心是很单纯的，受的家庭影响也是很朴实的。……我只能把祖辈童年的玩具和玩法做个粗略的分类和注释，使孩子们知道祖辈们的童年是原始的，是落后的，但也是自然的，自由的，或许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每年三十夜，我总是要道伯伯（邻居、纸扎匠沈道吾）扎个鸡蛋灯笼架，自己糊纸画上青蛙虾子之类，装上一盏菜油灯，右手提着灯笼，左手提一个小索口布袋，几个人一串去辞岁。好户子有油泡米面皮子、大豌子、黄豆等。

《蹉跎坡旧事》的笔记-第1页 - 1

1. 他（焦七海）后来对我说，倒霉人的嘴巴像庙后的乌鸦——开口就是祸。
2. 她（妻子）见我写诗写字饶有乐趣，也发了练毛笔字的瘾，于是从书柜里找到一本“黄自元楷书九十二法”的字帖。这是清代书法家黄资源根据汉字结构的规律总结的方法，每种方法有范字四个，并有文字说明。这种有棱有角的正楷很适合初学者练习。
祖母毫不厌烦地说：“只要有人在，我就高兴。有人就有世界！”
3. 我觉得祖母真会想，也真会讲。她只读了增广贤文，没读过幼学。难怪人们常说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4. 靠厅堂一面的墙上曾挂着一副写着“双手推开窗前月；一石击破水中天”的婚联。
5. 她（祖母）说这是酢了几年的旱鸭肉，鸭肉都融在米粉里去了。我忽想到一句俗语：儿子留给父母吃的只留一昼，父母留给儿子吃的要留臭！确实如此！也是跛足道人说的不错，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6. 阳哥说吃了那一钵饱饭，一世年都记得。真是，五十多年一场梦，无齿儿童尽白头。
他（潘培根）本篾匠出身，工农两行都不想干，自称”卡农“，上不得下不得。这样，”坯分子“和”卡农“就广为传开，成了培根的代称。
7. 划个人成分就与划家庭成分无关，有时也一身两任。例如被枪毙的雪谈子是贫农，个人成分是恶霸；陈完武、陈纪松、沈印望都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二流子；陈汉清是贫农，划了兵痞。
8. 我明白了，镇反就是镇压，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
9. 凡是做事不干练，说话啰嗦，不抓紧时间的人，都叫烂皮官士。俗话说：烂皮官士来了，椅子都要坐断一只脚。
10. 这两笔账是钱落了英雄手，米进了叫花子袋。
11. 我是无神论者，更是自然科学爱好者，加之我本人也是”鬼“，在建屋十八年前就打入了”牛鬼蛇神“异类。料想，鬼不会害我，我也不怕鬼。真正的实鬼不存在，虚幻的鬼在人的灵魂里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