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露沙的路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ISBN:9787503922947
作者:韦君宜
页数:394页
媒体关注与评论
首次描写延安[抢救运动]的力作，继巴金《真话集》后又一说真话的回忆录。
内容概要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女，湖北建始人，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少年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4年秋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就读。第二年即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学生运动中是个出色的笔杆子，1936年3月31日北平大中学生追悼在狱中身亡的郭清同学的祭文，就出自她的手笔。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记者以及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等。这一时期。她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三个朋友》和《龙》等影响较大。
解放战争中，韦君宜曾任区委干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前夕，在河北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复刊工作。北平解放后，她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谈论青年思想的论文和随笔，这些文章后来编为单行本《前进的足迹》。此后她调任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1954年她调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
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韦君宜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带职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参加编写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离休。
作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的工作是十分繁冗的。莫应丰的《将军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均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是她排除各种困难，亲自修订，主持出版的。在百忙中，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篇小说《洗礼》（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以及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等。
1986年4月，韦君宜不幸因患脑溢血导致右半身偏瘫；1987年1月初又因摔伤右臂骨折；1989年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不慎震裂……但是身体上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挫败她的意志。在病床上她就开始用瘫痪的右手练习写字。自1986年以来，她写出了几十篇散文和杂文，还完成了她的夙愿，不但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思痛录》，而且，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抗战时期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也在1993年初脱稿。
2002年：1月26日12时33分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5岁。
书籍目录
一 思痛录
缘起
1 “抢救失足者”
2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3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4 反丁、陈运动到反右风涛
5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
结语
杨团：《思痛录》成书始末
二 露沙的路
1 到了延安
2 浪漫的婚姻
3 在晋西北的日子
4 第二次结婚
……
韦君宜小传
作者简介
在《思痛录》中，作者所回忆的从延安“抢救运动”以来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共同经历。但很少能有人像她这样把“左”的思想和毒害义无反顾地倾吐出来。1998年，《思痛录》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启发了不少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被文化界称为“韦君宜现象”。
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是回忆录《思痛录》的姐妹篇，亦是对前者的诠释，与《思痛录》一样，都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它是第一部以延安“抢救运动”为主题的小说，真实而毫无矫饰地再现了40年代延安边区的生活与种种景象。
此次“最新修订版”所增添的内容，为韦君宜生前最后勘订的；也是读者掌握全面信息和收藏的最佳版本。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9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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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痛录》，本不在我近期的阅读计划内。前一段还在续读《沉思录》，但实在太过晦涩难懂，尽管其中有不少箴言佳句，但每次读来却只能翻个几页就不能不放下，哪怕温总理他老人家把它读上一千遍，恐怕我至多也就只能读一遍。在这样的情况下，摆在桌上已不知多长时间的《思痛录》无意间进入了我的视野。这本2007年11月就已经买下的书，不知不觉中就这样“闲放”了整整两年。这足以证明，在两年前，我就已经知道这本书的“名气”了。
对于像我这种对建国前后历史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读这样的历史著作，读上了就不能放下了，如同上次读《邓小平时代》一般——尽管要复习备考，那本书还是坚持读完了。据说这本书是在“禁书”之列的，在我眼中，这正显示了这本书的价值——不然，何须禁之？这或许是禁书者所始料不及的，更是他们的愚蠢所在。事实上，读的过程中发现，这本书在那些卫“道”者、宣传家们看来，确实是应该禁的，其中有太多与宣传政策不符的内容，与历来宣传口径中那伟光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如此的背道而弛，截然不同。倘若把这本书介绍给今天那些只接触过历史教科书的中学生来读的话，恐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会相信书中的描述的，反倒有可能认为书中记述是满口胡言。
这本书，运用浅显的语言，通过平和的叙述，如讲“故事”一般，从“一二•九”到建立新中国，从划“右派”到“文革”结束，再到“胡青天”，其中随处都是反思之言，忏悔之语。尽管没有生动的文笔，只有详细的历史细节，如中学记叙文一般，在我看来，却如一本小的“断代史”，就是这样的著作，虽然理论深度不高，却从初版后就被学界不断提及，反复引用，就因为一点——韦君宜老人一直坚持在说真话。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却在历史细微处的背后，无时不显示出真话的力量，从中可以看到作家反思忏悔之真诚。
对于建国后那段“不把人当人”、过来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年轻一代今天知道得实在太少，太少。这个错显然不能都归咎于年轻一代，但从整个民族的大角度讲，这终究是不应该的，未来毕竟将会跟我们今天对自身历史尤其是民族苦难史的反思力度与深度息息相关。
读史不能缺少细节，尤其不能缺少真实的细节。这是我们建立厚重丰满的历史观的基石所在。从此点看，《思痛录》值得一读。
今天又是一个“一二•九”——“一二•九”学生运动七十四周年，韦君宜老人也已去世将近八年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喜欢挂挂长条标语，再来个歌咏比赛，却很少去仔细想想“一二•九”那一代经历的苦难，想想真正的纪念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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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彻底毁了，注定要承受今后的种种悲哀。不听父母之言，乃至今日，不知道作者当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悔恨之思？
lz所言是否太过呢？也许当时的情况下，有志救国的青年是别无选择的，因为国民d的表现实在糟糕。事实上，可能当时的中国也是别无先择的吧。 -
韦君宜的《思痛录》，读完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长的我已经快要忘记里面触目惊心的文字（可见人这种没有良心的动物是何等健忘），我并不是基于“再不说说恐怕说不出来了”此种完成任务的心态，而我真有话要说的，此刻却不知如何述说了——又是一直困扰我的“说书”的困惑。
这样一部“痛定思痛”的著作，很多人都评价过，真诚、沉痛、厚重，甚至有豆友拿其与《1984》做对比，一个真实版的1984，荒诞而压抑。当然，类似这样的荒诞，我们读的还少吗？——我们能读到的越来越多，从早前巴金的《随想录》，到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到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到杨继绳的《墓碑》，到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到顾准、到章诒和……作者笔下的荒谬情节和真实揭露已经不再是吸引我的关键，关键是作者文笔下的某种态度和隐喻——
韦君宜的文笔，显然，应该是很好的；但，文中的叙述，由于历史还原的需要，会显得很官话，这种官话，甚至延伸到作者的很多感受和心里叙述中。于是，我们在轻视“二流作家”的文笔时很容易忽略了其内在的“隐喻”。
试举一例：
“对于刘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
作者在文中一个劲儿强调她对党的忠诚和信任——这就显见“信任”带来了什么；一个劲儿强调当年她即挨整了也整人了，责人责己，不断否定自己——她否定自己难道不是在否定什么（她所深深“信任”的东西），或者说隐喻什么！
——当然，她到底隐喻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这就是“隐喻”最大的隐喻，它以某种暴力的手段干涉我们的各个领域，我们却无法说明白，甚至无法将其“隐喻”出来……我们要知道，不是“隐喻”病了，而是“隐喻”令我们病了！
……
奥威尔写的《1984》，1949年出版，1960年董乐山就读到了原文，1979年董的译文刊在《编译参考》上，虽然我们1987年才正式出版发行中译本，但作为内参“黄皮书”，之前就有很多人能读到的——尤其是一些高层人物，它只是预言了几十年后一个荒诞的世界，我们明明看到了可能的1984，为什么不去84（消毒）一下，非让它轰轰烈烈演绎一番——“一番”就是几十年——然后再来说“痛”。
痛定思痛，韦君宜也不断“思痛”——运用“二流”的官腔式叙述话语——倒像是在说，好像我们没有那么痛，而且越来越多人不再觉得痛了。我们的“痛”早就“定”了，没了，彷佛没必要思痛了，甚至我们并不曾思过痛，痛定未思痛——痛定之前未思痛，痛“定”了亦不需要思痛！
2010年2月10日
选自《隐喻的疾病——千字文选集》 -
看了一点就看不下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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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25.6/5013-1 -
很真实，所以很沉痛 -
哈哈。。普通的法西斯 -
文革是个啥？~就是一群疯子~完全不可理喻~ -
好看，推荐 -
作者记录了延安整风到粉碎四人帮这十几年中各种运动的荒诞，可贵的是责人容易责己难，作者作为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参与者更多的反思了自己，同时也对这些运动对执政党肌体带来的伤害痛心疾首。但更可贵的是虽然饱受折磨，作者在结语中依然体现出的赤诚之心。这个结语的写作之日颇为特殊：1989年4月30日，作者在结语中就写到了当时的局势“国家经济形势很不好，物价飞腾，贪官不少……”。但是作者依然清醒的认识到“我们把这一条最坏的国策取消了，这才是最大的成就。天下最笨拙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他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读完结语让人眼睛湿润。 -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我想他们大多是能够感受得到孰对孰错，但是能像作者这样用严肃的态度为我们娓娓道来当时的情况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细腻的思想以及作为高层的角度来为我们讲述，这又是了解那段历史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独特角度！ -
人之将死…… -
2007年1月9日读毕，震撼呀 -
韦君宜其夫一辈子跟着党走，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甚至冤屈折磨，但其夫都未动摇对党赤诚的丹心。当他被开除党籍时，才感到天崩地裂——信仰瞬间消失了。 -
勇敢地讲述个人和民族的痛史 -
土共从一开始就乱搞。后半部分更可看。怀疑土共在延安许多人都有性病。 -
老人恸哭，情何以堪！ -
和随想录一样，思痛录也是一本极为沉重的精神忏悔书。虽然韦老思想的局限注定她无法摆脱旧有的束缚，但她毕竟写出来了，她是在同病魔缠斗的过程中写出来的。他们那一整代青年人的悲剧命运，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老死而宣告终结。我知道，只要泥土里还有残余的灰烬，劫难还一定会重演，这辈子希望别赶上。露沙的路写得极好，如果说思痛录还多少有些欲言又止，小说则将某党在延安时期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更可怕的地方莫过于极权机器冲刷一个年轻个体精神世界的轻而易举。 -
除了大量亲身经历和感悟，最有勇气的话就是－－
“我即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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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见证的内容，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共产党员的思想和文笔，就让人不大敢恭维了。 -
同意。这文笔实在不大好。
到底是党的干部。
作者当年荒废学业投奔GD,而后来坚持了学业的同学却在学术领域果实累累。一二九运动果真是年轻人动员运动。 -
痛。才要反思。究竟這些都是爲什麽。我們今天不能忘。 -
还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的，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反思，不仅反思年代，也拷问自身。 -
购买于第三极书局 -
对文革中受难的右派，我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既受难者，但在这之前他们却是害人者。
并不能确定每个右派都是害人者. -
如果信教，你就有一个可以幻想的英明领导者了 -
痛史 -
思想解放 -
讀罷韋君宜的《思痛錄》，我心內翻騰不已，沉痛的心情不知用什么文字來表達。我對于中國的政制和歷史運動、浩劫給人民及知識分子帶來的傷痛，最初是從一本《歷史在這里沉思：1966—1976年紀實》里獲知的，后來讀了謝泳先生的《儲安平與觀察》、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以及李慎之的那篇震爍古今的長文《風雨蒼黃五十年》，才深切的感知到，中國百年的滄桑之后，人民并未完全獲得民主、自由、理性、進步的憲政生活，并未獲得“民治、民有、民享”的自由國度。
歷史沉思的時間太長了，而我們應該從歷史的浩劫中總結出些什么來呢？韋君宜用她的筆端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的噩梦和那個時代的悲劇，而整人與挨整的人們，都應該從中汲取教訓，中國不能再陷入爾虞我詐、混亂無序的相互攻訐、無端整人的淵藪了……
現在的年輕人是幸運的，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血雨腥風、鬼哭狼嚎。可他們也是可悲的，愚民教育和蒙蔽宣傳，以及流行歌曲、選秀節目的“和諧”滲透，使他們看不到歷史的真實，以及人性的可鄙。我們需要的是睜開眼睛活著，理性、自由、人文、個性的時代需要我們生活在真實的空氣中……
我很欽佩李慎之、韋君宜、章詒和、謝泳、傅國涌等人的直率真誠，以及他們秉筆直書、坦率真誠的話語。特別是李慎之和韋君宜，他們敢于嚴剖自己，也對那個時代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就單憑這一點，我們也要為他們的精神而感動！
相信讀過《思痛錄》的人都會深深的感觸到，所謂的黨是如何操縱人們的思想，鉗制人們的言論，控制人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韋君宜正是用沉痛的筆調，讓我們認識到了一個政黨的虛偽和假面！歷史會證明，理性自由的國度必將到來，而我們要為這個國度更加民主自由而勉力前行，就要睜開雙眼看看周遭的世界，而不是生活在虛妄的“幻想國”里。 -
你将思痛录与1984相对比，其实我也有同感，不过我是读韦君宜的作品在前。
中国人是善于遗忘的，“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很流行的一句话，为什么研究文革的人大多在国外，恐怕原因和鲁迅躲在虹口日租界骂人有几分相似。还是不说了，也许还是从上至下适合中国，毕竟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还是要抱着希望，才不会痛苦至绝望。 -
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更加触目惊心。因为这是一个老党员，她看到了“文革”的前前后后，甚至包括解放以前红区的“抢救运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党内就已经埋下了“文革”的引线。
如果说季羡林的经历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惨痛经历，只是北大这块“社会缩影”中的小小呈现，韦君宜为我们展现的，是文艺界一整大块的现状。很恐怖，很悲惨。这样的境地，怎不让人怀疑共产党本身，怎不让人怀疑毛泽东这个人。
每一个辉煌的后面都有黑暗，只要是光，就会形成阴影。很佩服这一群共产党员，他们完全是靠着理想而活着，但他们自己同样受到威胁，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
这是一个乱世。一直都乱。现在似乎好些了，但我相信，只要是人的社会，黑暗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像“文革”这样明目张胆的迫害和疯狂，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我们回头看那个时代，还在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样的时代。这样荒谬，这样黑暗，这样毫无理智。
其实，就像牛大勇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社会，没有人没挨过整，也没有人没整过人。我又想到朱青生老师的一句话，用理想打造的枷锁，也同样是一付枷锁。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浪漫主义，甚至表现主义，这样的行为就像“败家子”，一脸的不屑，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因为在这样的作风下面，是不允许一个人对另一个独立的人进行任何迫害的。但往往，一个疯狂时代的到来，首先打击的正是这样的人。
也许人真的是“原罪”的，是“性本恶”的。我们的灵魂中都有这魔鬼，但是，至少，不要整个社会全部丧失良心。那样，才是真正的灾难。 -
1.文革前期后期之别
2.可读性没有《上海生死劫》高。
3.能自我批评很难得，我看过的也就这个和《少年凯歌》。
3.第一次看到时候很为“相信10岁的小学生特务”感到震惊，这次了了。对那段时期，没有更低的耐受度了。
4.少年时期的信仰很重要啊，不要轻易定下来。更别放弃出去学习观察到机会。
5.同时看了http://book.qq.com/a/20111130/000023.htm和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11-11/2142368_3.html以及http://news.163.com/12/0503/11/80IUNM3T00012Q9L.html -
已觉不新鲜，不过…… -
一本可以对人进行洗脑的书，无判别是非能力者勿看！！ -
一个人的现代史 -
是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不过看来是做政治工作比做业务工作熟练些。这也是上一代文人的悲哀呀。 -
设立危机预案 -
文笔不好似可原谅，建议读读她女儿的一篇文章，记得似乎说老人当时是瘫痪之后，已不能握笔，但拒绝口述，在小学生的练字本上生生重新复习了一遍写字。 -
这是《思痛录》在大陆出的第二版，文字比较全，又和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合在一起，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力荐！ -
不同意ls诸位的看法啊，如果中国没有经历这几十年的探索，恐怕到今天都无法达到韦君宜的高度。至少现在人们开始自己思索了。 -
惨痛的回忆 滴血的心 他们吃过的苦后人难以想象 -
读起这本书是在图书馆里，这本薄薄的小书孤零零的躺在书架的一角，随手拿起翻阅，不禁让人有种人如其书的感觉。韦女士的这本书文笔不是太好，夸张一点的来说一个合格的二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写下的文字更婉转优美些，但这段亲身经历所拥有的价值，这份知识分子的良知却远远超出了文字本身的力量。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从它建党伊使就拥有的传统，从三湾到古田，从整AB团到遵义，从遵义到延安整党整军一直是中共重要的活动之一，其中延安的整风如今还时常被提起，我们读书时中学课本也有改造我们的三风的文章，但当时少年都不曾想过，在这么堂皇的理论指导下，也枉死了如此多热血爱国的人们。随着年事的增长和对近现代史的了解，也逐步懂得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用马列主义的话来解读就是历史的必然和事件的偶然的结合，也更痛心于当年的激情与热血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统的需要就被毫不吝惜的背弃，今天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其实是我们父辈用多少鲜血和泪水换来的。
作者回忆是真诚的，情感也是沉痛的，但言论的深度多少有些苍白，也许限于她常年党务领导的身分，也许是当年的语境，很多话语都是欲言又止，轻轻点到又似水无痕，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个人认为最好的章节应该是她追忆她的丈夫杨述的那一节，把一个一切献给党的忠诚党员在建国后的各个运动中的表现和困惑叙述得相当到位，但其他的章节就缺乏这样的力度了。但即便是这样的浮光掠影，也多少留下了一点真实的影像，忘却的救世主总会降临的，但付出了这么惨痛代价的国人是没有资格忘记这些历史的。 -
她女儿杨团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老照片14辑。写得不错，有杨述追悼会上廖沫沙和韦君宜痛哭的照片！ -
几不忍读 -
没有对人的尊重，什么都是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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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抽象地强调爱人民、却不知道尊重身边一个个具体人的基本权利，其实这样的人、这样的群体都是不靠谱的。 -
自我反省得虽然不是太够，但在弥留之际敢说出真话也属不易~！ -
书中记录了些延安整风的事，和那十年浩劫文革极为相似，看过后，不禁感叹：人怎么会是这样的？若在广州的话，此书可以去希圣书馆借阅，希圣书馆是文史哲共享型书馆。书馆及借阅详情见：http://www.douban.com/note/301941935/ -
2003年1月第1版 -
不错 -
不错，很不错。。 -
责人容易责己难
——读韦君宜《思痛录》
□/徐强
韦君宜的《思痛录》，从“延安整风”谈起。
王明曾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这无疑是一个失意的政客对其“政敌”的别有用心的攻击，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或者夸大其词。但是，如果不因人废言，即使把王明这句话当作捕风捉影，那一定也是有“风”可捕，有“影”可捉，这才使他抓住了把柄，并以之作为攻击的口实。
据杨尚昆回忆，“延安整风”实质上是一场“清党”运动：“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所谓“审干”，就是“审查干部”，又称“抢救运动”，意思是说，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了“红旗政策”，许多国民党“特务”都渗透到延安的共产党员干部队伍中来了，延安各机关已是“特务如麻”（康生语），他们都是“失足者”，是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内奸”、“反革命分子”，要对他们“全线进攻”、“日夜抢救”。王培元说：“抢救运动开了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清查特务的先河”，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据《杨尚昆回忆录》，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而鲁迅艺术学院则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被打成了“特务”（力群《怀念“鲁艺”生活》），这也可证王培元“大量冤假错案”之言不虚。
《思痛录》既不是从“反胡风运动”说起，也不是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说起，更不是从“文化大革命”说起，而选择了“延安整风”作为反思的起点，耐人寻味。韦君宜的反思是真诚的，她并没有简单地以置身事外的“道德高姿态”来批判别人，而是以一个历次政治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深刻地解剖自己，行文之间充满了自责与忏悔之情。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令人深受感动。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
韦君宜说：“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她在学校里，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家庭条件也很优裕，从来不缺衣少食，父母还打算把她送到美国留学，但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她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因为她坚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爱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在街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对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国民党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韦君宜一生的信仰，由此确立：“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正是在这种对党“从不怀疑”的朴素而纯洁的感情支配之下，韦君宜忘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责任。她并非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加入共产党，就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只是她对自己的选择过于自信，觉得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替她思考，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怀疑是多余的，一切只须听党的话：“抢救运动”，“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6岁的“小特务”，她没有怀疑；“镇压反革命运动”，舅父被列为“反革命”，她忙着和亲人划清界线，没有怀疑；“肃反运动”，同事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她没有怀疑；批《武训传》、批胡风、批俞平伯、批冯雪峰，她没有怀疑；“反右派斗争”，人和人之间到了需要“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她没有怀疑；一直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她才开始慢慢觉醒过来，找回了那个迷失已久的独立思考的“自我”。
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多次提到：她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她曾经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她既干过违背良心、违背党性的事，也写过违心的文章。“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为什么？因为“盲从”，因为“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
事实上，党是永远正确的吗？不是。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对“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举手齐帽向听众行军礼道歉：“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责人容易责己难，那些自责的话语，总是容易打动人心。全体听报告的人用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有增无减，奉他的话为真理，为法宝，为什么偏偏对“共产党人不是神仙，也会犯错误”这一句，记性那么差呢？假设真有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我觉得这句就是了。如此珍稀的一句话，听众竟然没记牢，大概是被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吧。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这一次制造的冤假错案，“抢救运动”望尘莫及；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一次，他再也无法把手举起来，向全国人民敬礼说：“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进行了总结性的反思，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次，不再是由领导个人代表党出面承担责任、赔礼道歉了，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承认了党的错误。
在视颜面有甚于性命的中国，一个普通人的自责是不容易的，一个权势者的自责也是不容易的，一个执政党的自责，更加不容易。韦君宜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我读《思痛录》至此，心里不禁涌起了一阵无可名状的疼痛。但愿前人血的教训，能使后人多长一些记性。我不知道，这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愿望，算不算奢望？ -
作者是个有良知的人。 -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作者韦君宜这样写道，“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
这大概也是太多当年抱着最激烈的革命热情和爱意奔赴延安的青年人的共同想法。在当时，延安意味着光明的开始，意味着未来，意味着乌托邦在中国土地上最美好的显现。北大、清华的左派学生一个接一个的从北大后门拖着理想奔赴延安。
然而在延安，“我一个人在空摇动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作者的爱人）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顾，竟不幸夭折。”“整风”不久之后，作者夫妻两人又被驱逐出窑洞，搬到了“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经过“整风”和“肃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理想、道德、信念其实都就这样崩塌了——即使还存留着大学时的美好信念，也只能保持沉默。
二十年后，作者到作协工作，也开始不得不批判别人，比如批判好友黄秋耘，比如与杨述的堂兄杨肆划清界限，再比如作者专门一节写《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由于大家不知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后，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都被蒙蔽了。”
作者写道：“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因为“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
仅这十几页的阅读，大概已可以看到作者的心路历程：从满心信仰、到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但仍存信仰，到将信将疑，到最后大彻大悟，76年开始写《思痛录》。我想这也是诸多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
1986年深秋的一天，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讲：“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拿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地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强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她还在思想。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住手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个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蹉商每一章的题目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痛彻的共鸣。所以在1997年当林文山同志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8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就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编辑《思痛录》，我尤为认真。每一篇都读，有时会讲点感想给母亲。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了别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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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老师推荐的书，觉得还不错。写的很深刻，对党自延安抢救运动以来大大小小的运动对于文艺界的影响描写的很是真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吧，至少我们不会在课本上读到这样的内容，那些对于人性的伤害与抹杀。 -
补记，一般~ -
反思文革历史很坦白，无矫揉造作，真实诚恳 -
韦君宜好像是人文社还是人民社的早期领导吧？ -
相比起作者的那本《思痛录》来，我更喜欢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只是有的时候实在不忍读下去，作者那些平常述出的语调，更衬托出历史对人生的嘲弄。
一个名门闺秀，文思才涌，放弃了家庭安排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一个人跑到延安去革命，这是怎样的境界？可事实如何呢？她初婚嫁给了一个粗俗的工农干部，这个人只知道肉欲而不知道爱情；离婚后又赶上整风运动，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保育员的疏忽而死去，却因为自己的”特务”身份无可奈何。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彻底毁了，注定要承受今后的种种悲哀。不听父母之言，乃至今日，不知道作者当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悔恨之思？
也许那些历史对我们今天这些人太过遥远，可是正因为当年的种种苦难，才会有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的呐喊，才会有对制度的深刻反思。没有对人的尊重，什么都是胡扯。 -
運動不息，折騰不已。 -
以前要看到底是多久以前了..
如果是指30-50年前是可以的,,如果再往前, 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 -
结论是肯定的，这就是跟着蠢货走的下场。尤其是错了还死不认错的所谓领导 -
像“文革”这样明目张胆的迫害和疯狂，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真的不会再出现了么？ -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也在看奥维尔的《1984》。看《思痛录》的时候，能感觉到作者的心情，很荒唐，也很痛心；看《1984》的时候，觉得十分荒诞、压抑，但好像又很合理。两本书合在一起看的效果很惊人：不知道哪本是真实的，哪本是虚构的！
《思痛录》里描写的现实如同《1984》中虚构的场面：社会的上层用各种愚民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那么混乱不堪，知识分子被打倒，思想被禁锢，“无产者”被愚弄。每次做这样的类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也痛心不已。让我不解的是《1984》在1949就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为什么，在十几二十年后，中国却要演绎这样的虚构故事。当1984年到来的时候，全球都在庆祝1984年并没有发生《1984》发生的故事，中国是否有过反省和不安？
《思痛录》里我读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该思痛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 -
其实，大家看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发展史也就清楚了。两百年前的《权利法案》明确了言论自由，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才由最高法院的判例保障起来，第一修正案的发展史不也是血泪史吗？ -
看到了我司的司训 -
历史不敢忘 -
事实已经证明，前人血的教训，后人已经忘的干干净净了 -
当我有一次无意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时，我莫名的激动不已。
“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想，我要做这样的人，如果我做不了，那我就投入他的麾下，为万世开太平。
有了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我可以不再使用自己的思辨，听他的就行了。
这在经济学上也合理，比如一件事情，一个集团有1万人，人人都有自己的结论，那么就有10000种结论，费时费力，不同的结论还会出矛盾，不若把思辨的任务交给精英领导者，下属遵命即可。这样力气往一处使，效率极高。
不过，万一领导者错了呢？整个集团是不是就像东非、美洲受惊的野牛牛群一样，慌不择路，在领头牛的带领下全部冲出悬崖，全体丧生呢？ -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鲁迅《野草•墓碣文》
按说，韦君宜作为从延安一路走来的文化界干将，建国之后不久即成为红色新贵，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享受都不缺，纵使在文革中进了牛棚，在同时代人里也不算命运最悲惨的；由她来写作这部回忆录，反思平生所见的从延安到文革的知识分子遭遇，可能未必是最合适的——初读这本书，想起何兆武先生对章诒和回忆录中留恋红色贵族生活的调调很是不满，我也曾担心她会落入这个追忆“旧时王谢”的俗套。
正是在这一点上，韦君宜显示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贵良心。在书中，她敢于直面自己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别人淋漓的鲜血，毫不回避自己曾经多年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甚至充当了别人整人的工具。她和丈夫杨述在延安蒙受冤案，却和当时的受冤屈者一样，只要M公开道歉，大家就全不介怀了。进了城，也真如作者自己所言，“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对于CP的一切宣传都深信不疑。批俞平伯时，她的感觉也是和当时的文艺界新贵们一样，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反倒是李希凡、蓝翎两位凑巧写了大家都懂的常识性批判文章，一下子凑巧出了名，真是“运气好”！接下来的批《武训传》、批《清宫外史》时，她怀揣着对党的一腔忠诚，习惯地接受上面的一切“布置”。反右时期，虽然对当时的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已经牢骚满腹，但她仍然努力说服自己。一直要到大跃进时看到更多荒诞闹剧、反右倾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她才开始略略有所触动。等到文革把她和丈夫一并打倒被批斗被下放干校，一家人天南海北不能相聚，她才能幡然醒悟，蓦然回首，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p106）。她相信自己并不孤单，她说：“我们所有的人，处于这个时代，不论多大岁数，只要真的肯用脑筋，就决不会只如一片光明又宁静的死水，一无波纹，一无思考和矛盾。”（p243）伴随着延安ZF以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步步地走向醒悟，这其实是一部真实的左翼知识分子“心灵史”。
追思平生，痛在何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批斗、被踩上一万只脚？在我们这个国度，到处充斥的是无处可诉的悲痛，最不缺少的是悄无声息的哭号。韦君宜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控诉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是在为后世留下一代人的悲剧命运记录。她能写，因为她一直在风暴眼中，并且一直在心里反思这些荒谬的运动；她能发表，因为她是延安左翼文艺界的老将，后来更担任了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若是其他人，未必比她适合解剖这页沉痛的共和国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催生了她的痛苦，促使她留下了这本不断面对自己的过去、不断审视同时代人悲剧的悲凉之书。
今天的人们整日沉浸在痴男怨女的春恨秋悲、纸醉金迷的末世狂欢之中，或许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悲剧。韦君宜撰文悼念丈夫杨述时，这样写道：“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事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p110）她要做的是替自己和丈夫这一代人留下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不让自己像丈夫一样怀抱着疑问死去。理想与现实相悖、信仰被强权践踏，她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愕然发现自己为了革命还要牺牲自己的良心，对于一个少年时期就舍弃了富贵的家庭毅然参加救亡运动的革命者而言，这才是真正深入骨髓的灵魂苦痛。
在延安时期就号称才女的韦君宜确实是文章好手，她写反右时期刘白羽的双面人格，写建国初期王瑶的天真未凿、反右时嘴上在检讨而脚底却在画不字，寥寥几笔，都让人物“颊上添毫”，瞬间就生动起来。但我以为，这本书中最动人的文字，还是作者为丈夫杨述写作的悼文《当代人的悲剧》，正是“有至情方有至文”的例证，全然肺腑之言，丝毫不用雕饰，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悲剧形象。这样的真情至文，绝对可以媲美沈复的《浮生六记》，甚至值得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了，因为要让中学生读懂这篇文章，势必要挖开很多人至今不敢面对的那一页历史。
我相信，韦君宜写作这部《思痛录》时的心情是复杂的，除去沉痛，还有迷惘。她也承认自己“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p6）。她为我们详细地记下来大跃进时期人们如疯魔一般炼钢铁、修水库、赛写诗、深耕密植以及高校大扩招、饥荒时期北京市政府考虑将厕所里的蛆开发成食物（p76）等种种荒诞悲喜剧；（大修水库和高校扩招这两件事又何止当日？）更为我们记下了从延安时期以来的 “信供逼”（p19）、“打开突破口”（p24）、“比较攀扯搞平衡”（p44）、“矬子里面选将军”（p48）、钓鱼式揭发（p49）、布置任务抓“封资修”（p102）、捏造反动组织（p107）等各种运动手段，也记录了“专政对象们”搜肠刮肚地交待自己莫须有的罪行、最后发展到除了毛选之外统统骂倒以求过关的荒谬举动。这一页惨烈的历史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犹如天方夜谭一般，然而却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韦君宜将这些记录下来，并不多做学理分析，除了她所说的“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思维方法还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p6）之外，我相信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她对这些问题的慎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左倾之毒恰如CP肌体内的恶性肿瘤，不是真正的名医国手，如何能将之与健康血肉完整切分看来？所谓“治大国”，不只是“若烹小鲜”，有时也会若剜恶疮。这当然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未悔的韦君宜们所无法想象的了。
然而，韦君宜们毕竟曾经走过历史的现场，也曾得见红墙的缝隙里透露出的幽光。凭借灵敏的心性加上严肃的思考，她也曾多次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她所听闻的毛泽东因为抗美援朝和中苏友好条约对斯大林生了两肚子气（p40），今天也早为学者沈志华、杨奎松等人所证实。而她所悟出的反右运动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p48）、“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为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铺平了道路（p90）等说法，早已成为今日历史学界公认的常识。
她写这部书，本意是在自我解剖、立此存照，却未始不会被别人当做攻击CP的例证。然而在她心里，始终认为CP是光荣伟大的；也希望CP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p6）。一首流行歌曲《领悟》里这么唱道：“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某种程度上，这几句歌词或许正可以当作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爱CP爱国的最终遭际的真实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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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
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
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颠倒了因果关系。 -
跟巴金不同 -
渐渐明白，道理是一回事，事实是另外一回事。并没有那么多的美好，更多的只是编造出来骗人的，可怜可惜的是还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会相信，以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
近些年来，许多近代知识分子研究著作已经与伤痕文学差不多。其表现为内容往往温情脉脉，避重就轻，对民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遭遇充满同情或感慨，也因此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并广为流行。但《思痛录》与此截然不同，因为作者并非研究他人，而是在痛苦中剖析自己。在我看来，这既是该书动人之处，也是最大的局限。
如何评论知识分子的回忆录？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敬佩他们说真话的勇气。经历了建国前后各种政治运动的摧残，在政治气候依然不明朗之时，能够挺身而出，反省昔日所为，无疑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的事情。因此，人们对此往往给予极高的评价。巴金更被称为中国文学的良心。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他们努力反思过去的时候，事实上又不自觉地陷入了昔日的窠臼。历史的吊诡之处莫过于是。
在阅读《思痛录》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矛盾。毫无疑问，作者的反思极为深入。在其他人尚在纠缠于反右和文革的时候，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要清算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路线失误，就必须要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应当说，这在当时是极为独到的见解。当然，要进一步追究的话，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埋下了后日政治灾难的种子。不过，把思痛的起点往前推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究竟是作者有意为之，抑或因为那是作者奔赴延安之后不幸一生的开始？因为，在书中，对于抗战伊始投奔延安的抉择，作者不止一次表达出怀疑。
由此亦可见作者之真诚。
不过，真诚或许并非由于老之将至，而是作者深痛恶绝的政治运动。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绵延数十年的政治运动，无一例外都强调要交心，向党敞开胸怀，交代一切。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像韦君宜一样来自国统区的学生是挨整的重点对象。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必须要一遍遍地坦白自己的身世家史。事无巨细，均录入案。建国后，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知识分子都耗费了十几年的人生来写各类的检讨书。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句话最突出表达了政治运动的本质，即通过反复“交心”的方法来达到驯服党员、知识分子以及人民群众的目的。
在经过数十年的驯化之后，韦君宜们已经无法摆脱加在自己灵魂上的枷锁。他们提起笔来写回忆录和反思录，其实就跟他们昔日写检讨书给党几无分别，只是方向相反。当年反思的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倾向，如今则反其道而行之。
赫尔德曾提出移情的概念,理解历史人物，不能不将之置于当时的环境之中。对《思痛录》的评价也是如此。它有极强的闪光之处，但更为可惜的是，依然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中。事实上，身在此山中的韦君宜，并无多少思考深度。对于政治运动的理解，很多时候归咎于个人的懦弱，尤其是面对历史的无奈。赞赏其勇气与真诚，但不得不指出其有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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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伤痕“ -
正是某些愚蠢的人看出了书中闪耀的思想火花害怕了才拼命的禁止某些书籍
所以 可以说 被禁的书才是真正的好书 -
他的丈夫不光自己要革命，还拉全家去革命。 -
很佩服这一群共产党员，他们完全是靠着理想而活着 -
前一位读者将思痛录与1984相对比，其实我也有同感，不过我是读韦君宜的作品在前。
中国人是善于遗忘的，“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很流行的一句话，为什么研究文革的人大多在国外，恐怕原因和鲁迅躲在虹口日租界骂人有几分相似。还是不说了，也许还是从上至下适合中国，毕竟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还是要抱着希望，才不会痛苦至绝望。 -
知识分子受到的无情压迫 -
问题是一贯正确的精英也有错误的时候。 -
看完这本书，思绪复杂难辨经纬。纵观改革开放前那充满运动的几十年，人的良心和信仰被践踏、被利用，人仅仅是阶级斗争下的一只爬虫。现在虽然比原来自由了也理性了，但是人们也越来越缺乏良心和信仰，越来越绕开是非讲理性。只有把人当人看，才有基础谈及人的性质。 -
文笔一般，看不出什么深度 -
书中讲述的是作者一生的亲身经历，在毫不知情的人看来这更是一出人间喜剧，试问仅仅凭借毫无逻辑和可信度的所谓证据，就可以抡起大帽子别无辜的人头上盖去；仅仅只是因为你出身的家庭不是那么贫困、你的远房亲戚中有一个人曾经与旧朝的政府发生过一些联系（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或临时工），你也就背上了永不能抹去的原罪，从此任人宰割？就是这样近乎于黑色幽默的现实，毁掉了成百万、千万计的无辜人的一生。这样的故事，连伟大的《悲惨世界》都相形见绌。可是它就是中国的活生生的历史，就发生在三十多年之前。这真的只能是一出悲剧，每个中国人在面对这段历史时都应脱帽肃立，来反思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
可是现实呢？现实永远是一片伟大光荣正确；现实也是这么无情，任由这样的记忆随着上两代人的逝去而渐渐的消散在风里。时至今日，从来没有任何一丝迹象表明：这段历史会被清算，悲剧的原因会被深刻反思，相似的闹剧将不会再重演。面对这一切，所有人都是毫不在意，挥一挥衣袖，转身投入的鸡的屁里。
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可见的是蝇营狗苟、龌龊卑鄙。无数闹市街头，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灯红酒绿背后，多少眼泪被无情抹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生活在这个时代，最无辜的是孩子，所有父辈的堕落、残忍与犯罪，这一切的后果都将由他们来承受；无论你给予孩子们的是溺爱还是虐待，无法改变的是，你的嚣张跋扈、狠戾不仁，都将为他们的成长烙上阴影。甚至于，成人的暴行、政府的失职会让懵懂的孩子失却自己长大的权利。想想上次毕节惨案，想想前天长春悲剧，每次对着那些无辜逝去的孩子的照片，我都想像伊凡一样对着世人大吼：
”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为什么他们也要成了肥料，要用自己去为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人们对犯罪行为应共同负责我是明白的，对复仇也应共同负责我也明白，但是总不能要孩子们对犯罪行为共同负责呀。因此只要有时间，我就要抓紧保卫自己，所以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这孩子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在臭气熏天的屋子里用无法补偿的眼泪祷告着：‘我的上帝！’所以抵不上，就因为他的眼泪是无法补偿的。我愿意宽恕，我愿意拥抱，却不愿人们再多受痛苦。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
可是，我们的时代，流行解构，蔑视伟大与崇高；我们的时代，充满自嘲与谑浪，却缺乏改变自身、改变社会的勇气与责任感；我们社会充斥的是犬儒，是将头埋在沙漠里的鸵鸟，甚至是一边吸吮先行者的鲜血，一边嘲笑他们的牺牲的华老栓。要之，举世皆浊，只见逐流扬波者众矣，而鲜屈子之坚守；厉王暴虐，天下苦秦久矣，公务员报名人数却屡创新高。我们时代获得诺奖褒奖的人，却信奉莫言以对······
现实如此荒诞，我们的雨果在哪里？我们的托尔斯泰在哪里？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哪里？幸好，我们还有这本《思痛录》 -
对文革中受难的右派，我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既受难者，但在这之前他们却是害人者。 -
这样说真话的少见，这样有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少见。读来痛心流泪，那一代人太不容易。读时不禁总在思考，究竟是谁的错？那时谁没有受过伤害，谁又没有伤害过别人？如果是自己在当时一定做得还不如这些前辈，可是到底历史该由“谁”负责？能否找到造成这些惨剧的根本原因？ -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有增无减，奉他的话为真理，为法宝，为什么偏偏对“共产党人不是神仙，也会犯错误”这一句，记性那么差呢
== 你记住这句话，就活不到今天了。谁敢啊？
心里谁不知道啊？吃五谷杂粮的，谁不知道这个啊？不就是拿枪指着你脑袋来侮辱你的人格及智慧吗？谁不会啊？今天，换任何一个走狗在我面前，我拿枪顶着他脑袋，我也会侮辱他啊。 -
《思痛录》五分，《露莎的路》三分。本以为看过巴金晚年绝大部分散文后，《思痛录》给我的震撼不会太大，但事实不是如此。韦君宜这本扛鼎之作着实非常有力量，力透纸背，真实的力量最让人震撼。《露莎的路》几乎是自传了吧？不过以小说的角度来看，其写作风格和路子还是和20世纪2、30年代丁玲之流的创作差不多。而且，反观历史，这部小说可分“抗日”和“内战”两个阶段，前者基本都是在讲延安整风运动，后者则多是类似郁达夫式的情感线索书写，然而，从后者的描写中来看，内战中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开始收敛，日子倒非常潇洒起来了，而在延安时他们的物质条件似乎也远好过憋在云南一隅的大批大师级知识分子，仅仅表现在吃的方面就可见一斑。不过想起这两本书都是作者八十多岁，克服种种病魔缠绕，凭着超乎寻常的毅力写作而成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
露沙的路，作者用小说的形式写自己的经历。更注重内心的感受。
但现实，总是将理想击碎。将天真毁灭。所有的主义，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一个好的社会，需要好的人，否则什么主义，什么英明领袖，全是自欺欺人的口号。而口号，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某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
但口号还是要喊的。假若一个人已经没有物质的美好，那就只能靠着口号和主义这种精神上的支撑才能够继续。但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他们需要口号，等到他们被口号鼓动了以后是否要不遗余力地真正给与他们需要的。这个是执政者需要思考的。不要辜负了口号，也不要辜负了主义。至少，人们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都寄托在了这些口号和主义上面。不要像澳门的大三巴牌坊一样，仅仅是一个牌坊。
中国人一直都活得太累太苦痛了。 -
着急啊，不知道对毛泽东什么看法。发表不出来，拿海外发表去啊。
韦君宜还是为自己掩饰了一下，她那个经历，当年不狠都不可能。
但是她还算坦白的，最后也算坚持的。希望再过十年能看见最后两章。 -
真直白啊。真是早知今日，何必革命啊。
常常面对是否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好犀利。 -
会在出现的。红卫兵式的一拥而上的批判，盲目迷信主义的现代性愚昧犹在，文革的祸根便在。 -
历史能够被记住的通常都很少，而现在这个时代就更少了。不过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愿景，那就是如果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勉强的记着是不是负担就太重了呢？历史需要记忆得太多，中国历史太悠久，现实的人们也越来越功利，真的是希望可以不要这些历史的负担也可以幸福的生活，但现实的状况似乎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姑且记着这些吧…… -
韦君宜的《思痛录》对于中国，是一本迟到的书。但迟到可能不是件坏事，读者可以更冷静地看待书中的人和事。它的名气不会像那时感觉新鲜热辣的巴金《随想录》那么大，但历史价值决不下于《随想录》。
韦君宜不同于巴金。巴金一直属于“国统区作家”，直到改革开放后，他还是所谓“全国唯一一个靠稿酬生活的作家”——后来才有了王朔。因此，虽然他也“要求进步”，但在执政党看来，总是非我族类，一直“控制使用”。他的苦难、忏悔，多半是横逆加于身，不能抗而违心从之，未能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韦君宜则是在“一二•九”运动中磨炼出来的学生革命中坚，是为了参加革命而自愿放弃自己的家庭、兴趣、前途的：“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就这样变成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她和他们真的是虔诚的，是相信自己正从事着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不惜为此献出一切的。因此，当她和他们猛然和不断地沦落到被怀疑，被审查，被迫害，被牺牲的境地，内心巨大的苦痛可想而知。
就内容而言，韦君宜讲述的事件并不新奇，文革结束逾二十年，类似的情况我们听说得不少了。但叙述中反映的知识分子心态史却非常值得关注。韦君宜起笔就从“延安整风”开始，将之与“反右”、“反右倾”、“文革”打通，这虽然已是学界许多研究者的共识，但“老干部”中能这样思考的，似乎不多。书前说明认为“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不无道理。
《思痛录》一开头就讲，共产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响并不大，“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的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不肯抗日，终于导致西安事变，这在给了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一个明确的指向：“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这才出现全国革命青年齐赴延安的浩大场面。作者指出，这实在是国民党“为丛驱雀”，而后来共产党内部爆发的一系列运动，同样也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整风运动结束后就有国统区来的知识女性哭诉：“我直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一盆冷水已经把许多人心中的火焰浇成满地星火了。韦君宜在书末谈到胡耀邦主持平反时沉痛地回忆：“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的经验中，是除抗日初期革命那时之外，后来再也没见过的。”于四十年的党内斗争史，算得一个总结。
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良善和大度的。在毛泽东就整风运动说出“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后，“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从此，这些“中国牌知识分子”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锻炼着自己精神和肉体的忍耐能力。
但是人心不是铁打的，一回又一回的摧残，一次又一次的劫难，终于不仅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肉体大面积地毁灭，也将他们的灵魂送入地狱。韦君宜提到，周扬和胡风的确矛盾深重，互相攻击对方是宗派主义，但也万万没有想到会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毛御笔一批，胡风万劫不复，众多文艺界的精英就完全抹煞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一点怀疑都没有地接受了，只是说“想不到，想不到”。这说明他们已经锻炼出来了，已经学会了唯上是从，不再使用自己的头脑。而在反右运动中，何其芳为了保陈涌，竟然说出“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这使韦君宜发出了惊叹：“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即使在“大肆杀士”的明朝，还有凭籍“礼法”与皇帝一争高下的“大礼议”呢；就是在文网密布的满清，还有十年不懈营救吴兆骞的顾贞观呢。对知识分子，对人心的摧残，莫此为甚！
还是不要过多地谴责知识分子本身吧。当他们面对“革命”、“人民”这样崇高的字眼，当他们自觉置身于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中时，要他们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还记得那本名为《正午的黑暗》的小说吗？忠贞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被要求承认自己叛变革命，他们竟然顺从了，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苏维埃”。韦君宜描述出了这样一个放弃自我判断，精神走向萎缩的过程，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屈辱史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原载《新快报》199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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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 -
文笔较差，无味，看不下去 -
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
参看普通的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