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章节试读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的笔记- 城邦:希腊政治思想历史背景 - 城邦:希腊政治思想历史背景

典型的古代城邦是一个共和国，不是君主制，更不会是超出或者反宪制的僭主制或者独裁制度。共和制几乎必然地要推进人们高兴地称之为公共福祉的目标，但它也可能意味着相当不同的东西，而且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大多数政府试图扼杀政治……“这一矛盾结论，就典型地表现了近代一个独特的现象，同样也可以用来指近代所有共和制国家的变种。理论和实践之间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许会让一个古代希腊的共和派感到迷惘或者恐怖。对两者的割裂，简洁的解释就是：近代的政府是国家的一分子，一个组成部分，而城邦，就其无所不包的目标来说，可以被划分到或多或少完全无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一类中去。”
城邦政治（包括重要性不亚于正式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与近代以国家为基础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国体的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既可以从积极的，也可从消极的方面加以讨论。从积极方面，而且是其本质的方面来说，主要的区别在于，希腊的政治活动具有直接、不假思索和参与性的特点。公民本身就是城邦，在“我们"即普通公民和 “他们"即政府或者政府官僚之间没有区别和对立。确实，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城邦和前城邦或者非城邦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城邦是一个由拥有确定荣誉和义务的成年男性公民所组成的强大共同体。当然，他更喜爱的、积极参与式的公民定义可能更适合于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相应地，那些被划入公民范畴的人，因此也就是有权参加政治的人，被狭隘地限定在那些父母明确的自由男性中。他们的妻子以及其他女性亲属最多也就是个二等公民。居留的外国人，即使他们是希腊人，最多也就是成为地位低一等的外邦人。至于那些不自由的人，从定义上看，被剥夺了所有政治和几乎所有的社会荣誉。
从消极方面来说，城邦（相对的）无国家形态表明，与近代，特别是近代自由的国家共同体的条件相较，它本身缺少一系列东西。在希腊，不存在不同于政府及其机构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权力分离。在希腊城邦中，无论是谁（不管是一个、部分还是全体）进行统治，他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领域都如此。另一方面，虽然现代法学家试图从中发现法律“主权”的观念，但为公民服从提供动力的主权，如果它确实存在过，也仍然是模糊的。那里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党，所以也没有忠诚的反对派概念，没有合法的为反对而反对。那里没有适当组成的治安力量来维持公共秩序，如果有，最多只是非常有限的力量，如雅典仅有由国家拥有的西徐亚奴隶弓箭手。因此，自助不仅可取，而且必然。当时没有对公民不服从的合法公众宽容，所以〈如苏格拉底的审判最清楚地表现的那样）正直的反对者也从不诉求于这一概念。最后，那时没有个人的、天然的生命权和自由（如18世纪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法案》规定的那样），甚至作为比喻都不曾有过，更不用说以法律形式将其置于优先地位了〈如美国的《权利法案》那样）。可能存在的，最多也就是暗含的前提或者不明确的对政治授权的期望，如我们在伊索诺米亚的概念或者在民定法保护下的地位平等与特权中所见到的那样。
古代和近代共和国之间的这种差别，并非纯粹的物质生产或者技术因素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毋宁说，希腊人所以如此强调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是道德的选择。如果公民们能够控制自己，那他们就有能力和有权统治其他人（他们本人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无公民权的居民，不亚于上述的生理意义上的外人）；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自我控制，将导致对共同确定的适当行为的违反。如果这种出格伴随着暴力，他会受到非正式的谴责，并因其傲慢受到正式惩罚；而傲慢是公民犯罪中最严重的。
同样因为希腊城邦的无国家形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冲突现象的广泛流行以及理论上对它的关注。冲突的意思是公民不和谐或者公开的内战。它的产生还有另外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方面是公民集体观念上的平等主义——伊索诺米亚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 另一方面存在着特别富有魅力却没有获得（他们相信是这样）他们应得的地位和荣誉的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 希腊人对政治的典型解释是：它是竞技比赛式的零和游戏，其目标是个人荣誉的最大化。民主政治时代的雅典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功地压制了精英阶层为政治荣誉进行的公开斗争，或者说把它引导到对社会有利的方向，是相当特殊的现象。“
冲突现象发生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的经济分层化。贫穷总是伴随着希腊人，他们对贫穷的标准界定明显宽泛。除了社会一端那些非常富有的和另一端的无产者以外，所有人都被视为“穷人"。将富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标准是闲暇，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是否为生存而被迫工作。典型的情况是：思想家和实干家一样认为，富有公民和贫穷公民之间是一种永久的对立关系，其恶化的政治形式容易成为“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可是，从逻辑上说，当希腊人聚集在一起相互竞争做出决定时，冲突只是可能导致公民集体分裂的最极端表现。
冲突的悖论确实就在于此，这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现象。可是，即使考虑到希腊城邦的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避免，甚至应得到支持。"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危险一一把投票上的分歧转变成内战，所以政治冲突中两个主要的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想永远都是homonoia（一致），不仅仅是一致，或者是对少数或多数人意志与权力的被动认可，而是实实在在的“思想一致"，即在积极参与和具有政治决定权的公民中达成绝对的一致。另外一些希腊政治思想家，即使不是一相情愿地，也是更具理论色彩的人，至少从修昔底德（VIII，97 · 2）以来，讨论了“混合"政制的优点，认为它会按照理想向所有参与竞争的集团和个人提供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可是，如果事实证明一致和混合政制行不通，人们就会期待希腊公民、法律，甚至可能要求他们和自己的公民同胞进行生死决战。
古代希腊和近代早期（及其以后）西方政治思考之间的矛盾，在派别问题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从霍布斯（Hobbes）到麦迪逊（Madison），与近代早期对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憎恨相适应，派别都被视为一个可怕的古代怪物，需要从近代的、“进步的"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因此所得到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在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中，随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堀起为政治领域的强大势力，人们也只是抱怨那种敌视派别的传统，并且对其加以美化，或者以不同类型的革命化政治的名义加以反驳。与古代相反，尽管日益遭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共产 主义思想的挑战，但经常以自由民主制外衣表现出来的近代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其独特之处仍在于，它需要而且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和结构上分化的国家的存在是它们的前提。”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的笔记-第487页 - 第二十四章 西塞罗

西塞罗政治思想的内容，恰恰是由他的经历决定的，而最深刻的，乃是他经历的不断的内战。如他所见，在元老院鼎盛时期，贵族辩论决定着对外政策和内部争端，军事光荣则是对那些与罗马敌人作战者的奖赏。现在，城邦的领袖们开始把他们的私人军队用来相互争战，因此也就是反对罗马。西塞罗思想上的反应，是分析传统政体中那些赋予其稳定与和平的因素，并对其不足进行诊治。
由此产生的道德和政治理论，至少在四个具体方面植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
（1)对政治变革的分析
西塞罗继承了希腊关于政治动荡属于可怕事物的传统，而他经历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也许是间接地）那里，他了解到政治稳定需要不同利益集团相互补充的平衡。他与柏拉图（还有罗马史学）一样，对衰落进行道德分析。但与他对罗马贵族精英的失败所进行的道德诊断不同。这个阶级的职责是公共服务，尤其是提出明智的建议，但他们受到了通过战争赢得光荣的诱惑。因此，西塞罗的任务是重新把雄心和爱国主义美德体系结合起来。
（2）共和国中心论
在西塞罗的理论中，有关爱国主义的核心作用是对政治思想的独创性发展。正义的功能是要保存社会，尤其是共和国的社会。其他的美德都受它制约。个人的美德在社会的善中体现出来（我相信，即使是《论共和国》关于心理学讨论的部分流传下来，这个结论仍能站住脚）。在罗马法律和政治演说中，诉之于共和国占压倒地位的价值观是常识，元老院通过的紧急状态法授权甚至提供了证实它们的宪法机制。西塞罗利用了这种传统情感，使其成为他的伦理学体系的核心。
（3）共和国的本质
共和国是基础，但对西塞罗来说，共和国实际具有什么意义？至少是尊重法律和先例的稳定政府。但那是广泛共享的观念。西塞罗对元老院作用的关注，让他的共和主义具有了特殊的韵味。当政府由自由的贵族辩论安排时，共和国就繁荣；当暴力或者贿赂控制着荣誉和政策时，共和国就会丧失。
因此，西塞罗对彻底罗马式的尊严、权威、建议概念感兴趣，而且关注演说术。同时，西塞罗并未忽视人民的作用。他们也拥有适当的自由，忽视这些将导致灾难。可是，他们应该通过对官员的选举（因此也是进入元老院的权利），被结合到那种主要由贵族把持的政府体系中去。
（4）作为最理想的共和国的罗马
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存在于想象中；亚里士多德集合式的政体不够完善。通过把盛期罗马共和国作为可能存在的最优良政体的化身；西塞罗从内部把柏拉图传统罗马化了。这就是理论可以描述，但只有经验才能创造的城邦和政治家。西塞罗夸张的爱国主义，激励他进行政治探讨时，对历史和经验资料采取了一种突出的、非柏拉图式的信任态度。
总之，西塞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外延性的思考，完全是由当代事件决定的。内战让西塞罗知道，他只能无条件地支持罗马贵族对光荣的激情追求，无法赞同希腊哲学家对它的鄙视。此外，人民的不满，表明对政体的稳定来说，保民官具有重要地位。犹如个人书信和公共演说展示了哲学对他想象力的影响一样，他的理论创作显示，他的思想是紧扣政治生活现实的。其结果，是他的政治哲学作品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发表它们是危险的原因）。希腊哲学为他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罗马为他提供了原料。
以上所述，并不是说西塞罗的实践与其理论一致，他的政治判断一直不一贯，而他最后展示的一贯，不过是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我也无意论证他的理论是否合乎时宜，因为他没有为那个时代的弊端提供实际的补救措施。帝国早已超出了那帮喜好吵闹、相互竟争的贵族政府的统治能力，道德教育，无论多么高尚，也不可能让时光倒流。但是，君主制最后的强制建立，是以残酷的战争和对敌手无情地消灭为代价的。为恢复和维护和平提供另外一种战略固然幼稚，但可以肯定，不是毫无价值。
西塞罗所表达的个性化的、哲学化的罗马共和国精神，尤其是通过《论义务》的影响，将拥有永久的魅力。那些不了解西塞罗理论具体目的的人们，也会承认爱国主义和公共服务、勇气和雄心、施予和友谊诸主题的永久性质，一句话，是贵族政治和战争的道德主题的永久性。罗马共和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是完全熟悉此类问题的。在当代危机的压力下，西塞罗修正和详细论证了他们的洞见，从而使后代可以再利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