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荣耀
出版日期:2016-8
ISBN:9787532160556
作者:[美] 查尔斯·马什
页数:653页
内容概要
查尔斯·马什 Charles Marsh，“没有一个想要认识朋霍费尔的人可以绕过查尔斯·马什的书。”（朋霍费尔密友贝特格语）。作者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亚市，毕业于戈登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宗教研究教授，是德国洪堡大学朋霍费尔研究问题访问教 授，2010年美国古根海姆奖获得者。
书籍目录
序
1 思念永恒的孩子（1906—1923）
2 “意大利真是无穷无尽”（1923—1924）
3 大学的学习（1924—1928）
4 “斗牛士的问候”（1928—1929）
5 “浑身披戴着传统的苔藓”（1929—1930）
6 “在黑人教会我听见福音被传讲”（1930—1931）
7 “在恩典的约束下”（1931—1933）
8 神学冲锋队在行进（1933）
9 旷野中的呼喊（1933—1935：伦敦）
10 “一种新的隐修主义”（1935—1937）
11 “我必须成为一名寄居者和陌生人”（1938—1940）
12 “废墟中的圣诞节”（1940—1941）
13 杀了那疯子（1941—1943）
14 “通向自由之路上的盛宴”（1943—1945）
15 致谢
译者后记
索引
作者简介
“没有一个想要认识朋霍费尔的人可以绕过查尔斯·马什的书。”
这是迄今为止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最为全备的传记，他被称为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二战时期屈指可数的清醒者，影响至今的思想家，他先知性地预见了欧洲的今天。通过首度解密的大量资料、精致的细节处理、冷静且深情的笔触，作者为我们描绘出朋霍费尔生动的一生以及他深邃的思想。举国纳粹化的狂潮下，作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神学家，未随波逐流，且实际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之中，最后殉难。查尔斯·马什为我们捕捉到了这位在欧洲最黑暗时期仍然持守真理之人的一生。从他在柏林顶尖学府的求学生涯，到他在美国思想发生的转变，以及他放弃前途，因为对真理的跟随再次返回德国。我们见证了他对真理的执著。当他选择站在犹太人这边时，他是站在了整个纳粹德国国家权力以及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对面。人性中的瑕疵，内心里的挣扎，作者带我们认识了一位真实且复杂的人，也带我们走上了这条陌生的荣耀之路。他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沉重的肉身，一样的怕与爱。他留给我们一系列看似简单，却无比重要的问题，拷问着我们的良心去回答：人之为人，其意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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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霍费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的学识和精神、坚定和智慧，如一道亮光，在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照耀着世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提供给这个世界的代表人物，似乎越来越多地取了商人的形象，要么是跨国公司老板式的牧者，要么干脆就是跨国公司老板。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基督教不再有圣徒，更不产生殉道者。许多人知道朋霍费尔，是因为他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而被捕，并在盟军解放前夕死于纳粹之手。从这一点看，他好像一位殉道者。我相信，朋霍费尔当时确实做了好为福音牺牲生命的准备。在与纳粹进行教会斗争的过程中，他比许多人表现得更有勇气，也更有智慧。不过，用简单的殉道者标签并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他显然不是彼得和保罗那样的殉道者。围绕朋霍费尔的行动和神学，都发生了不少的争议。他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日趋复杂的现代，已经不再有一条简单的成圣之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因此，有这样一部深入细致的传记，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简单地给朋霍费尔贴标签。正如死于纳粹之手并不能据此给他贴上殉道者的标签，他与巴特的密切关系不能使他成为新正统人士，《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也并不能表明他属于（美国意义上的）福音派阵营。出于常理，我想大部分的读者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可能没有译者和编辑多，所以，译者作为最早的读者发表感受，或许也有一些价值。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神学研究者，对于现代神学缺乏系统掌握；我也不是纳粹德国史研究者，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也有限。我只是就我所知，对一些引起自己关心的问题，谈一点理解。一、他的神学朋霍费尔进入大学的时候，德国神学界是自由派的天下。在德国，自宗教改革以降，圣经研究从属于大的古典（语文）学范畴，强调文本的校勘、考据，反感教会传统。到十九世纪，高等批判学开始盛行，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文本，结合考古、碑铭方面的研究，发展出“历史批判法”，重点是研究考证“历史上的耶稣”。学术研究并不接受教会认定的信条和神学的指导，而希望以“客观和理性”的方法确定圣经时代的历史事实。阿道夫•冯•哈纳克也属于这个传统，他的专长是早期教会史，他否定约翰福音的可靠性，提倡“无禁区”的自由研究。他也是近代大学研修班制度的发明者，是那一代人中的精英。朋霍费尔家住在柏林格伦沃德的时候，与哈纳克家相距不远，他一生都极为尊敬这位老教授。朋霍费尔跟随过的几位教授，包括霍尔和希伯格，虽然治学的领域和路数各有不同，但都属于坚定的自由派阵营，自然也不会接受“圣经无误”这样的教会信条。朋霍费尔早年所受的学术训练，就是自由派的教会史和教义学，他也从未表示脱离这个传统或阵营。另外，在德国语境中，“福音派”这个词基本上等同于新教，当德国人表示朋霍费尔属于“福音派”时，与美国语境中的含义有很大差异（中国教会未曾经历自由派直接产生的严重神学纷争，对此也不甚敏感）。当然，朋霍费尔在柏林显得有些异类，那是因为他对巴特及其神学的兴趣。巴特开创了新正统主义，他的神学试图回应自由派脱离真实信仰生活、将基督教降低到知识层面、再以理性主义加以规制的潮流。自由派取消上帝的超越性，否认神迹，否认基督的超自然性质和作为，巴特则试图恢复这位上帝“神性”的地位。巴特指出上帝是人类理性不可认识的“全然他者”，强调人与上帝的“相遇”，令自由派人士大吃一惊，因为那看起来完全“不科学”。哈纳克视巴特为仇敌，因为自由派毕生的事业就是要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圣经和上帝，或者说，给上帝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巴特确实希望回归到对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超然上帝的信仰。不过，巴特的“新正统”之所以为“新”，自然有别于基督教正统。他也并不接受圣经作为成文启示的可靠性，转而强调这位超越的上帝在人类生活中超越、不可知、不能预期的行动，今日这位上帝仍然在各人的生命中工作，每个人也必须个别地“与上帝相遇”。朋霍费尔一度看起来夹在两者之间。在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中，已经在尽力节制自己对巴特神学的欣赏，并通过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缓和，以期避免触怒本系的教师。而在他的教师资格论文《行动与存在》中，他貌似对巴特的神学提出了批评。朋霍费尔在这篇论文中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上帝的启示。巴特的立场是这位超越的上帝有完全的主权（今日仍然）通过介入人生活的行动作出启示，而朋霍费尔指出巴特在这一点上过于极端，认为上帝也通过人类的存在本身提供启示。不过，朋霍费尔强调的是人类的存在，即通过世界和亚当的受造而不断持续、固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圣子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而有的人类存在。所以，除了上帝今日仍然有主权作出的个别性启示之外，从已经有的普遍（受造界）和特殊（基督）启示同样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朋霍费尔似乎尝试在自由派和巴特之间作某种调和，但这篇论文至少在表面上，是在部分肯定的基础上对巴特提出批评，而用于批评的思想武器则来自于自由派背景的神哲学。在此之后，由于时局的变动，朋霍费尔实际上离开了学术界。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则全面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这在当时并不是例外，站在队列之外的是朋霍费尔。另一方面，朋霍费尔与美国自由派神学也有不少联系。他在自由派的大本营协和神学院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必须说，在学术上，朋霍费尔对美国自由派学者是看低的，因为当时他们的水准确实无法与柏林大学神学系相比。朋霍费尔对美国自由派教会的评价也不高，作为旗舰的河滨教会被他指为“没有福音”。朋霍费尔在美国受到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介入社会的现实主义态度，尤其是尼布尔身体力行的社会福音，另一方面则是黑人教会活跃的敬拜气氛和团契生活，大约这与传统路德宗教会的风格大相径庭，其中的热情令他很是向往。朋霍费尔在狱中曾经向贝特格透露在神学上的新想法，提出一个“无宗教的基督信仰”的概念。这个说法后来被人加以敷陈，以至于认为朋霍费尔是二战以来新派神学的先驱。但是，由于朋霍费尔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写成著作，甚至连一篇像样的短文都没有，有一些文稿可能被毁，只留下一个语焉不详的提纲，我们实在很难评估朋霍费尔在神学上的新思想究竟会走向哪个方向。并且，由于当时的环境十分极端，朋霍费尔也已经明白自己在纳粹掌中九死一生。因此，诸如“成年的世界”和“无宗教的信仰”这类说法确切含义如何，如果事后离开这样的极端环境，他会选择如何发展和表述自己的思想，是无法确定的。或许只能确定一点，就是他认为（至少从德国的情况看）体制性的教会已经穷途末路，但接下来所谓“无宗教的信仰”究竟意味着彻底放弃体制性教会，还是重建和更新，以何种方式放弃，或者以何种方式更新，我们都无从知晓。在朋霍费尔的神学思想中，有一个重点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他对于教会的强调。虽然哈纳克曾经很希望他从事教会史方面的研究，但朋霍费尔选择研究教义学的希伯格作为论文导师，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则直接讨论关于教会的教义学问题，同时又融入了哲学社会学的方法。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朋霍费尔就开始承担教会的牧职，在巴塞罗那、柏林和伦敦都做过牧师。纳粹掌权后则深深介入教会事务，成为认信教会的重要发起者，后来更是成为认信教会地下神学院的院长。他的名著《团契生活》是在芬肯沃德神学院教牧实践中产生的。最后，在他的《伦理学》遗稿中，随处可见对教会的讨论，甚至专门讨论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令人疑惑之处在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教会观，他对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那种热爱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的思想来源和生活经历，很难能发现明显的线索。德国的体制性教会，在纳粹上台之前已经日渐衰微，很缺乏活力。迪特里希的母亲相当敬虔，但父亲并不信基督教，对信仰的态度倒是符合康德的路数：为了道德和教养的缘故，可以容忍有宗教，但不接受其作为可经理性检验的生活方式。迪特里希青少年时很少上教会，他的宗教生活限于个人性的祷告灵修，以及家庭内的聚会。在大学中，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影响能解释他日后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愿意为了教会赴汤蹈火的热情。如果一定要找一些资源，或许有几点。一方面是迪特里希的游历，尤其是早年在罗马接触到天主教。他在复活节期间留在罗马，为圣周的各种礼仪和庆典倾倒，后来始终保持着对天主教的兴趣，在巴黎、在巴塞罗那，都是如此。尽管他并不接受天主教神学，但在罗马他第一次经历到了教会的宏伟壮观，以及公共崇拜和礼仪能够如何引导人与上帝亲近。从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后来他为何积极加入到普世合一运动中。另外，他的教牧经历也可能是一种促进因素。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受聘在巴塞罗那的德国人教会担任牧师助理，因为当时的大学神学院还是教会的人事来源。朋霍费尔在与教区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发现了牧职的意义。这只是一种较牵强的解释，今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平时不怎么去教会、在自由派大学拿到神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担任牧师职务而被激发出对教会的热爱。无论如何，我很难从朋霍费尔的家庭、经历和教育背景找到明显能解释其教会观养成的原因。同有一位敬虔母亲的兄弟中，另几位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接受同样神学教育的学者，投入到纳粹的怀抱；同样担任牧师的神职人员中，也有缪勒和海克尔这样为纳粹服务的主教。我只能说，这是上帝主权之下恩典的工作，颂赞荣耀归于全能的上主。二、他的工作性质与上面提到的教会观有关，在与纳粹发生正面对抗后，朋霍费尔的重要工作是围绕教会展开的，由于纳粹的统治，使其他的工作看起来都不怎么重要，或者无法离开教会而谈论单独的意义。当纳粹政府发布“雅利安条款”，将犹太信徒驱逐出教会时，朋霍费尔认为此举已经在根本上违背福音，必须为此竭力抗争，否则就不能称为基督的教会。朋霍费尔的立场被普遍认为过于极端，甚至连巴特都认为他太着急。似乎只有朋霍费尔和极少数朋友认同这时候教会已经来到了一个值得死在上面的山头。他保护教会工作的难度可见一斑。而这个环境，并非纳粹一夜之间造成，而是有相当长期的历史发展。宗教改革发起于德国。在马丁•路德的不懈攻击下，已经日益丧失社会基础的天主教会终于陷入全面失败。路德强调的“因信称义”固然回归圣经本源，但他发起的改革进程也永久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景观。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是构成社会基底的结构，在此之上才有政治、经济和各种共同体。路德在反对教廷的斗争中，曾经寄希望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并不成功：帝国的普世性结构与天主教会更契合。随后，路德自然地受到了德国地方贵族的支持，萨克森选帝侯成为他的保护者。事实上，这个宗教改革的进程，与德国世俗国家的形成处于并行的轨道中。路德是一位神学家，但当这样一个宗教改革进程启动后，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政治性议题。路德曾在许多场合下提到“两国论”。最初，这种“两国论”的神学意味更浓。路德相对简单地将（真）基督徒组成的团体称为属天的/属灵的国度，而非信徒构成的则是在地、此世的国度，人在天国中可以有完满、自由的行动，而在地上国则需要受法律规范的规制。这样的论调会有一种基督徒不受任何律法约束的倾向。在德国爆发农民起义之后，反对路德的人自然将之归罪于他所释放的魔鬼。路德则公开谴责造反的农民，表明不服权柄并不是他的意思。此后，路德关于两个国度的论述也有了变化，他将地上国描述为同样属于上帝恩典颁赐的规范范畴，虽不完全，基督徒在世仍需顺服国家的实在法。随着德国世俗国家的不断进展，路德对国家权柄的强调也日益加重，将世俗统治者描述为上帝的代理者和在世共同体的慈父。事实上，嗣后统一的德国也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景象，皇帝成为了人民的慈父，享有极高的权威。（路德的两国论后来被纳粹利用，他的反犹言论被利用得更多。）宗教改革之后，紧接着是破坏性极大的三十年战争。在社会基底结构和意识形态被破坏之后，这是必然可期的混乱，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最终确立“谁的领土、谁的宗教”原则，并奠定了现代欧洲的政治格局。到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驱逐，原先以此世的普世性反映属天超越性的能力大为削弱，而以确定、内向的领土和民族为界限的世俗国家成为了统治性的结构。路德宗教会成为了国家教会，教会神职人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教会所需的资金也由国家供给。虽然，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教会基本上还是以地方教会联盟的形式实行自治，在帝制和共和国时期都没有改变。但从结构看，教会对国家的依附相当强，在纳粹上台后，这样一个教会—国家结构实际上使教会难以抵抗国家的不断扩张。纳粹德国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理念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以至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居然试图通过纯粹工具理性的方法幻化出一种提纯的实际：一个由纯粹的“雅利安”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其中其他种族将会成为奴隶，甚至，在肉体上被完全消灭。从这个逻辑出发，以“科学”的方法改造人群变成了顺利成章的措施：禁止与“低等”民族通婚、优生选育、杀死残障人，最终发展到以工业化屠杀为日常工作的集中营。在本质上，纳粹当然是反基督教的，只是希特勒在政治上十分实用主义，一向以实际效用评估政策，他常常压制着纳粹党内部那些妄想全面建立北欧异教的成员，在表面上维持基督教会。而大部分基督徒则未能看清纳粹的意图，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使许多人将国家视为终极意义的实现。那一班经历过一战失败的神学家，甚至可以将国家命运纳入基督教神学框架进行解释：德国的战败和被辱等同于基督的降卑和十字架，如此，就必定有复活，也就是国家的全面复兴。（甚至朋霍费尔自己早年在巴塞罗那的讲座都有这个味道）。这就是朋霍费尔身处的战场。在这样一片战场上，要坚持基督的福音，对抗邪恶的帝国，是极为困难的。在这场战斗中，朋霍费尔所依靠的资源，实际上主要不是他所受的学术训练。他当然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这是抗争的基础，但是，他能够像先知一样先于别人看清许多问题的关节，可能另有来源。简单讲，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如果将笃信基督教信仰的人整体视为理想主义阵营，他必定列在其中。只是，他在教会斗争中的表现，带有更多实践性政治智慧的成分。他不是一个迂腐的基要主义者。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来，周围人一片欢呼时，他也跳起来敬纳粹礼、大唱党歌，他拉起贝特格，在他耳边说的是：“我们可以为许多事情牺牲，但用不着为这个愚蠢的敬礼牺牲。”这一类实践智慧，首先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整个家族，从一开始，就完全反对希特勒。不只是他，而是这整个家族，早就看穿了纳粹。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将带领国家走向战争，并由此带来毁灭。他们从第一天起就盼望着纳粹政权的崩溃，并为希特勒居然如此好运、没有早日失败而感到惊奇。他们也从很早就开始参与到颠覆希特勒的活动中，为此，卡尔•朋霍费尔夫妇最终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婿。因此，在迪特里希还没有正式加入阴谋活动的时候，他虽然在为认信教会而斗争，但同时也自然地将其视为（或者感受为）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当希特勒上台时，迪特里希在电台发表的那一次“先知性”的讲道，与其说从属于教会斗争，不如说是一位牧师在以自己的方式发表政治评论。另一方面，他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与尼布尔的交往，使他不能将自己局限在纯粹的教会视角中。尼布尔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广泛参与，对朋霍费尔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当迪特里希从协和归来之后，完全无法忍受柏林大学神学系那种埋头在象牙塔里、不问人间疾苦的气氛。黑人朋友分别时所说的，“去向德国人传扬我们的境况”，也始终在他耳边萦绕。当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他一定想起了美国黑人反抗压迫的斗争。所以，马丁•尼莫勒著名的事后反省， 朋霍费尔很大程度上在事先就避免了。他直指教会必须为犹太人说话，否则就是背离福音。他的这个立场，在当时很难被人接受，从纯粹神学角度看可争议之处颇多，但却是真正有智慧的政治行动。因此，在纳粹上台之后，牧师和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每一天都在作出政治判断、执行政治行动，尽管他最初所做的限于教会范畴。既然在这片战场上教会事务与国家政治难以分离，那么当教会发生斗争之时，仅从神学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实际的政治考量。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教会唯有正视自己的政治行动，才可能捍卫教会必须持守的信仰立场。朋霍费尔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工作，需要从这个角度观察才更有意义。三、关键时刻无论如何，我们都想要问这个问题：曾经表现出强烈和平主义倾向的朋霍费尔，如何加入到阴谋刺杀希特勒的活动中？朋霍费尔早年的和平主义立场有迹可循：家庭气氛不支持战争，经历兄长在一战中的创伤（一死一伤），受天主教吸引，在美国结识了和平主义者拉塞尔，参与普世合一运动，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朋霍费尔的和平主义立场。在芬肯沃德时，许多学生对德国恢复军事荣誉持欢迎态度，但朋霍费尔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和平主义立场。但是，朋霍费尔二次去美，在协和经过激烈的内心争战后回国，随即加入了地下反抗组织。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我们需要尝试理解和平主义在朋霍费尔那里的意思。在朋霍费尔的《伦理学》遗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伦理学观点，重点在于“责任”和“环境”。朋霍费尔的立场主要不是从规范性的诫命出发，这与他的神学立场一致。伦理要求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人，而上帝在个别环境中对人有特殊的责任要求。人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而在具体环境中的决定将非常灵活。他不同意有适用于所有环境的诫命，或者说，同样的诫命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或应用。朋霍费尔的这一立场，与他的实践性政治取向也有关联。人必须在自己的环境中作出智慧的决定。同时，人始终处于难以两全的艰难环境中，无法避免犯罪，但此刻正是福音的意义所在：人的罪由耶稣基督的代赎赦免了。因为基督，人才可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勇敢地做出决定，好像路德曾经说过的“勇敢地犯罪”那样。上帝固然命令不可杀人，这是和平主义的依据，但在特定环境下，人可能必须杀人，才能真正持守这一诫命（比如有人发疯，驾车撞向人群，杀死此人就成为正当的道德决定）。朋霍费尔并不否认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是（宗教或伦理意义上的）犯罪，但这样的罪因基督的代赎而被赦免，使信徒得以被称为义人。朋霍费尔通过姐夫杜南义加入军事情报机构，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被纳粹征召入伍。他之所以坚决不愿入伍，并非泛泛地拒绝使用武力，而是不愿意为纳粹军队作战。他深切地认为纳粹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拒绝以“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为理由而逃避更大的责任。要知道，当时许多并不认同纳粹的德国人，正是以此为理由慨然入伍的。在能够出入狼窝的海夫腾提出他是否应当暗杀希特勒的问题时，朋霍费尔冷静地告诫他必须仔细考虑此举的政治后果，不是凭一时的血气之勇，而最终，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朋霍费尔的处理与他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所处的环境中，深思熟虑（尤其是从更大的政治影响考虑）后，勇敢地做出决定，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朋霍费尔在协和神学院的“先知室”里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令他最牵挂的，是他的德国弟兄们，在芬肯沃德结成团契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认信教会的形势糟糕，内部无法坚持一致的立场，外部得不到普世运动的有力支持，而他亲爱的弟兄们则正被一个个带到前线送死。在这个情况下，朋霍费尔所与之连结的那个教会，一同生活的那群圣徒，处在极度危险的状态中，因此，他就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些事情来帮助他们。到这个环境下，撰写信条、发表宣言已经不能使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应负的责任，他必须做更多。德国的体制性教会已经完全失败，也不能为朋霍费尔在自己的艰难处境中提供支持，他必须寻找其他资源。朋霍费尔家族享有内部信息源，不断传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表明，纳粹政府蜕变成了一个全然邪恶的政权，对此不得不动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对抗。由此，朋霍费尔加入了“国防军”中的地下组织，他动员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不仅是神学的、教会的，比如信条、灵修传统、教会观，还包括家族的人脉，包括了德国贵族传统下的责任感。教会已经不复存在，这位坚毅的牧师自己缺乏被牧养，况且他原本可以依赖的团契中的弟兄们境况恶劣、接连死去。这恐怕是为什么到末了的时候，朋霍费尔会诉诸于德国贵族的责任感，会觉得与那些反叛集团中的非信徒同志更有亲密感。朋霍费尔的选择当然会引起争议。在当时的处境下，躲在家里不做任何事，可能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而当绝大多数人都这样选择时，自然也不会有人来质问，为何任凭门外巨浪滔天。阿伦特大约就是从这里看出“恶的平庸性”。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勇敢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不需要一个被世人认可的虚名来维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安全感，他每一天都在直面上帝，那位众光之父。关于朋霍费尔的神学，以及他的行动，一定还会有争议，但是，我必须说，他处在一个真正极端的环境中。我们不妨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少货色——神学、灵性、德性、爱心、智慧、坚忍，所处的传统，乃至个人的品性——可以拿出来用作武器打这样一场仗。四、人际关系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怎样看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以及他与未婚妻魏德迈的关系？朋霍费尔是一个相当内向、敏感的人。还有，他出生的时候是双胞胎。他与妹妹萨宾娜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他们在一起长大，心灵交融，彼此信赖。他非常爱萨宾娜，最后也亲自开车送他们一家逃离纳粹德国。所以迪特里希很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亲密感的人，而带来这种亲密感的人又必须与他非常契合。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与一位学长的关系已经表现出这类型的模式。后来他与贝特格的关系，也属于这个类型，非常亲密、信赖。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他与贝特格在芬肯沃德神学院认识，当时，他正在通过开办体制外神学院的方式，继续为认信教会工作，对抗纳粹的官方教会。他已经认识清楚，大学的神学系已经不能作为教会牧者的人才库，而必须在大学以外开办专门的神学院，用于训练和培养教会可用的牧者。这个工作绝非易事。问题在于，朋霍费尔要如何组织这样一种神学院？在当时他没有传统可以依靠。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英国时要托贝尔主教引介，大量考察当地的神学院和机构。不过，最终他选择用自己长久以来想要尝试的方法来塑造这个神学院：源自新教敬虔主义和天主教灵修传统的新式修院生活。他强调个人的灵性操练以及弟兄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幕在教会史上并不鲜见，每每体制性教会陷入困境时，敬虔生活似乎可以用作最后一道防线和发起反攻的立足点。在芬肯沃德，朋霍费尔与贝特格一见如故。我们不能忽略，朋霍费尔自己同样需要接受牧养，尤其在这样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环境下。他在普世运动中的朋友或许有一些帮助，巴特或许有一些帮助，贝尔主教或许有一些帮助，但贝特格的地位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尽管贝特格是他的学生，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牧者。他请贝特格做告解者，正是这个意思。在如此艰难的时代，这两位弟兄一同扶持着走过一路。或许，朋霍费尔在与魏德迈恋爱之后，对贝特格的依赖少了一些。这位智识过人的牧师、神学家，勇敢的战士，此前没有正式的恋爱史。毫无疑问他们真心相爱了，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一点。我想，如果没有纳粹，他们会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一对。朋霍费尔遇难后，魏德迈到弗洛森堡寻找他的遗体未果，成为这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最后的一幕。基督徒撰写的“圣徒传”大约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文体。这种文学有许多益处，能够记载下榜样来鼓舞人。不过，这类撰述似乎与圣经对人物的描写不那么吻合。圣经中当然也记载了榜样，但同时也明白地将他们的失败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看到杀人的摩西、犯奸淫的大卫、教子无方的撒母耳、临阵脱逃的彼得，他们失败过，存着对上帝和永远拯救的信心死了，安息了。这部传记或许有类似的功效，在作者的笔下，朋霍费尔变得生动起来。我们知道他出身富裕家庭，穿着时尚，喜好到处远游，还会把脏衣服寄回家清洗，私下里他也会有暴烈的怒火，他也有不读圣经的时候……正是这些可信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一位上帝忠心的仆人。他不是完美的，在他的时代，他尽了一切努力，现在安息在上帝手中。这位上帝在众民之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愿朋霍费尔一生的事迹也成为我们自己需要英勇战斗时能够动用的资源。我需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雅琳，使我有机会翻译这本书。感谢为我的工作和事奉祷告的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尽力完成，愿荣耀都归于你！徐震宇20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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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很少有书能够迅速将一个读者带入一种深沉的情感，但查尔斯·马什的《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却是这样的一种书。这当然首先和书的主题、和传主有关。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2.4—1945.4.9）短暂的一生思想深沉高贵，行为大义凛然。他很小就内心渴望上帝，凝思永恒，他的天赋也是极高，教养很好，学业优秀，前程远大，本来是可以成为学院中一位非常杰出的神学教授和学术大师的，却不幸劈头遭遇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惨烈的“流血政治”——二次大战，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残酷压迫，从而激发了他的精神斗志。他试图以其微薄之力力阻时代的狂潮，乃至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等直接行动。43年4月被捕入狱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大量思想深邃的书简，最后在二战结束前夕从容赴死。而传记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什也以丰富的事实和冷静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朋霍费尔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朋霍费尔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是相当优越的，也富有人文气息。他父系的家族16世纪初从荷兰迁往德国，三百多年后这个家族在德国已大获成功，其成员在法律、医学和宗教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除了才华的原因，大概还有干劲。朋霍费尔的祖父是位法官，他坚持认为，六十公里以内的旅程采用步行方式更好。其父亲卡尔则是位著名的医学权威，做过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讲席教授和医院院长。父亲也继承了祖父的严谨和高冷，对孩子并不亲昵，但责任感很强。延伸到孩子们，家庭的男性可能大都有这个特点：即对他人行为的动机“较少出于对这个人的爱，而更多是出于作为自己存在之本质的责任感的需要”。而朋霍费尔的母亲则是贵族出身，开朗自信，感情深沉，但也并不轻易外露。 她和丈夫都不为时髦的“家长要做孩子亲密朋友”之类的建议所动。她（他）们不体罚孩子，如果孩子对某项决定有疑问，会鼓励他解释自己的观点——然后严格照着做。虽然母亲比父亲平易近人，但她也有不可轻忽对待的权威。那时上层家庭的教育还是颇为老派的。朋霍费尔6岁的时候，父亲到柏林的大学任教，后来购置了一栋三层楼的帝国创建期风格的大宅子，既能享受都市的便利，又可满足乡村生活的风味，同一条林荫道的两边住着科学家、政治家、学者、制片人和电影明星，他们及其孩子在社区的社交活动中打成一片。朋霍费尔家里的仆从好像一支小军队——女仆、管家、一名厨师和一名花匠、大孩子们各人有一名女家庭教师、小孩子们有保育员。朋霍费尔的绝大多数物质方面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甚至到了成年的时候，有些生活习惯还显示出某种自小的优越：比如他在外地的时候，衣服脏了，邮寄到家里去洗涤，然后再邮回来。那个时代看来也还是一个优越者较多生育、繁衍后裔的时代。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母亲在10年的时间里就生下了8个孩子，且正好四男四女。迪特里希排行第六，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与他是双胞胎的妹妹和另一个妹妹。这些孩子们个个天赋出众。大哥卡尔—弗里德里希生于1899年，他极其轻松地就掌握了复杂的科学。同年出生的二哥沃尔特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和博物学家。生于1901年的克劳斯是与迪特里希年龄最接近的兄弟，兼具自由精神和敏锐的分析思维，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律专家。他的几个姐妹也都成绩优异，获得学位。然而，这些孩子们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就承担了20世纪的命运。她（他）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却有一个不幸的成年。她（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兴盛的年代，但却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她（他）们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却并不拥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世界。1918年，大哥与二哥都参加了军队，两个人都受了伤，而二哥伤重不治。大哥回来成了社会主义者。三哥则属于魏玛自由派，后来也因反对希特勒被处死。二姐夫亦因参加秘密抵抗组织而被捕。胞妹则因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被迫全家偷偷逃离德国。当然，除了共同的命运，朋霍费尔一开始就呈现出他个人的一些强烈特点：他喜欢孤独。很小的时候，他就有时候会“藏到玫瑰花棚和院子边缘之间、杂草丛生的一个小花园里。保姆站在走廊上反复喊他吃饭，迪特里希完全没反应。他丝毫不顾热浪和不断昏暗的光线，一个人呆在花园里的隐秘处，心满意足。”在意大利与他哥哥克劳斯一起游历的时候，“有一次，克劳斯在晚祷的时候走进一间小礼拜堂，尽快退了出来。而迪特里希则是退入到晚祷中的小礼拜堂，全神贯注地倾听圣咏的每一步节奏。”同时，他又强烈地希望总是在学校争取第一。二哥沃尔特死后不久，迪特里希就宣布他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神学家。他那时还只有十三岁，此后他对他选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再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其实他的音乐天赋也很高，视读能力极强，家里人还谈论过他是否要以钢琴演奏家为业。但他的确在许多方面的学业成绩都是很优秀的。17岁的时候，他就申请参加高考。在几乎所有科目上都得了高分。他还流利地掌握了三门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而在欧洲主要语言方面：除了德语，他还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长期学习或实习和工作过，也多次游历意大利等地。在朋霍费尔就读图宾根神学院期间，不仅“在学术上成绩优异，同时还有时间以令人艳羡的轻松方式从事音乐和体育活动。”他不仅对高度专业化的系统神学课题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也相当轻松地跨专业阅读哲学、社会理论和心理学。“不过，他在其间来去最自由的学科，还是在家里餐桌上的讨论，与父亲、兄弟姐妹和姻亲们、甚至格伦沃德的邻居们在日常中的谈话；他们是些医学和自然科学家、法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柏林学术精英日常谈话的所有科目。”1928年2月，朋霍费尔受邀去西班牙担任巴塞罗那德国教会的助理牧师。在那里的工作中，他再次展现了他在学业中展现的过人才华。这种过人才华常常让其他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才能有多么微薄，甚至有可能冒犯他们。作者写道：“正如朋霍费尔对自己的阶级出身并不羞愧，他也不会故意贬低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不过，他也不会夸大。后来，随着骄傲的罪成为一生不断的挣扎，他逐渐学会克制自己，以使他人觉得舒服一些。不过，他绝不会否认出身带来的优点，或者假装已经超越了那些。他会坚持说，那是一种贵族的自信，帮助他看穿宣传的伎俩，并拒绝沦于平庸。”1930年9月，朋霍费尔接受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岗邀请前往美国，。在那里，他阅读了几乎全部的威廉·詹姆斯著作，以及杜威、罗素、怀特海、桑塔亚那等人的主要著作。但影响他最大的还是可能正在写作自己的名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后来在1939年夏天，当朋霍费尔发现自己处于命运十字路口的时候，也正是尼布尔邀请他到纽约避难。有意思的是，这个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的柏林人，在当代思想资源上受到的最大影响，却是来自两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一个是尼布尔，另一个则是瑞士神学家巴特。但是，随着30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崛起，社会掀起了狂潮。朋霍费尔的生命开始进入一个与希特勒相冲突的轨道。1933年1月，柏林的大学生们在午夜时分跑到广场，用排山倒海的“希特勒万岁！”向这位新任帝国总理致敬。5月10日，夏季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学生和教授们加入歌剧广场举办的篝火晚会。集会者将数百本从图书馆、犹太会堂和教会没收来的书投入大火。年青的大学生们却充当了愚昧和野蛮的先锋。到1933年底，柏林大学神学系90%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朋霍费尔的大多数同事都在翻领上别了铜质的纳粹徽章。系主任希伯格——他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的导师的儿子——在林登路这座灰色城堡的前门挂上了一面卐字旗。党员身份和对党的忠诚成为在神学系获得教职的决定性标准。德国大学里一些很少数的反对者被剥夺了教席。极权主义就等于独裁者和大众的结合。有鉴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朋霍费尔在43年入狱前写下的“十年以后”一文中那样推崇品质而不是数量。但他的反战和反纳粹的思想的发展的确也有一个过程。他年青的时候也说过赞许德国民族爱国主义和战争的话。他在巴塞罗那担任助理牧师时，还曾热情洋溢地谈到鲜血、土地、祖国、以及向旧式日耳曼战神效忠等等。甚至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尽管他厌恶政府明显操纵形象的做法，也还是忍不住对奥运会本身感到发自内心的激动。即便到了他的反纳粹立场和反战思想确定之后，他也有过犹豫和动摇。比如他没有应一个犹太基督徒之邀去主持葬礼，这一拒绝带来的羞愧和内疚感一直持续到他死的时候。他也明确地表示，任何想要驱除犹太基督徒的人，也就是想要驱除基督。比巴特更进一步，他甚至主张和与纳粹合作的德国国家教会完全决裂。客观上或许是一个缓冲。1933年9月，朋霍费尔到伦敦东郊工作了一年半，担任这里的两个德国教会的主任牧师，并致力于推进普世教会的工作。但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在柏林西北一百公里处的芬肯沃德主持一间不与纳粹合作的小型神学院，过一种紧密的团契的生活，写下了《做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朋霍费尔后来告诉家人说，这个共同体生活的实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丰富的时间。他和支持这家神学院的克莱斯特—雷佐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亲密感。他很赞赏她作为一个普鲁士贵族的鉴别力、真诚、以及强烈的独立性。与朋霍费尔的母亲和许多其他德国贵族一样，克莱斯特—雷佐看穿了新政权的诡计，并认识到“其根子里的败坏”。然而，她唯一的女儿在柏林读书期间却成了狂热的反闪族分子，她的女婿和四个外孙也都死在了俄国前线。时局日趋严酷，这家神学院后来也被解散。随着认信教会运动的被禁，朋霍费尔试图进入到一个新的行动领域，他与柏林抵抗组织的成员会面，将他行动主义的重点从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转向极为世俗性的抵抗运动。而当战争的阴云密布，朋霍费尔可能在一年内被征召入伍，而拒绝应征者则将被监禁和处决。尼布尔认定朋霍费尔避免牢狱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立即飞到美国，他为朋霍费尔找到了工作的机会和居留的许可。于是，1939年6月，朋霍费尔第二次来到美国。但他在美国期间很难将思绪转离德国。在反复焦虑之后，他认定：“德国的基督徒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选择，要么情愿自己的国家战败，这样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么选择国家的胜利，这样就摧毁我们的文明”，而在这样一个宁愿自己的祖国战败的极其艰难的时刻，他必须和德国人在一起。这样，他又离开美国回到了德国。回国之后，朋霍费尔为了逃避征兵，利用他与军队上层人士的关系，以及盖世太保与国防军之间的对立，通过迂回的途径最终被授予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职位。在这一职位的掩护下，他却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同时，他还在紧张地构思和写作他的《伦理学》一书。尤其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无论是住处、办公室、还是在火车和飞机上、在酒店房间里、在退修或在各种隐修处，朋霍费尔都在撰写《伦理学》。尽管他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警语：“一名伦理学家不能成为一个在关于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上永远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人”。他还是觉得这本书像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我觉得今后的某个时候，基督教将仅仅存在于少数已经无话可说的人之中。” 正如传记作者所指出的：《伦理学》标志着朋霍费尔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它既大胆又深刻，思考了最困难和最紧急的问题。比如在特殊环境和例外情况下，在道德上有责任的人是否需要采取“极端的行动”？为什么相比基督徒，有更多的人文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面对剥夺人性的技术，要如何保存人的正直？这部三百多页的著作，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朋霍费尔最成熟的作品，并且也在每一个方面带着时代的伤痕。《伦理学》是一部带着复杂雄心的作品，最重要和直接的就是为抵抗组织中的人们提供神学资源。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费尔终于被捕，系狱两年之后，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被匆忙判决处死，走上了绞刑架。他临终的遗言是：“这并不是我的终点；这是生命的开端。”和17世纪法国的一位圣徒似的人物帕斯卡尔相比较：他们都只活了39岁。虽然帕斯卡尔倾心的教派也受到迫害，但没有如此艰难的政治选择，他通过“三次皈依”越来越仰首向天。他还有科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广泛建树。帕斯卡尔是处在欧洲文化上升的时代；而朋霍费尔所处的时代却可能是欧洲文化开始由盛转衰的时代，且一切都转向政治、集中于政治。而我们还可以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思想的主要倾向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仍然有力地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塑造。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深度使现代世界不那么肤浅自大；保持着一种高度使现代世界不那么沉溺于功利；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疑问和反省使现代世界不那么志得意满；或者说，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古典的精神传统而使现代世界不那么“现代”。我现在想大概介绍和讨论一下朋霍费尔最具特点和创造性的有关道德与宗教、上帝与人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见于《伦理学》和《狱中书简》。在这方面，他和过去流行的基督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伦理学》中谈到，过去教会经常宣讲的是，为了寻见基督，一个人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像圣经中的税吏和妓女；但现在必须说，为了寻见基督，一个人必须首先寻求成为义人，而这些为正义、真理和人性斗争和受苦的义人，不仅仅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换言之，道义现在成了一个先决的基础。必须首先关注人间，关注道德。人与上帝的关系必须立足于人间来考虑；必须立足于此岸来考虑；必须立足于道德来考虑。最重要的是道德。而且还不是谨小慎微、洁身自好的道德，而是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道德。朋霍费尔还肯定人间的“欢愉”，这种“欢愉”是表示一种勇敢，以及一种“鄙视世界和大众观点的意志”；人通过活出“坚定的信念”，通过工作，就为世界带来了某些好东西，“即便这世界对此并不喜悦”。他也重视属人的能力以致“成功”，说“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认识之不完全。”“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能够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我们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生活。这或许是朋霍费尔在内心深处为谋杀暴君这一教会并不认可的手段辩护。这种暴力可能的确是恶，但如果因此能挽救随后千百万人的生命呢？而追求“成功”也就是追求某种好的结果或避免很坏的后果，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伦理”。所以， 朋霍费尔不赞成脱离社会的“拯救人的灵魂”，甚至不想赋予“拯救灵魂”以太重要和优先的地位。他问道：“拯救人的灵魂，这个个人主义式的问题还没有从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心中消失吗？……旧约中出现过拯救人的灵魂这个问题吗？难道上帝的义和在地上的国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吗？……重要的并不是超越性的事物，而是这个世界，它是如何被创造和保存的、如何被赋予律法、和好、更新。” 朋霍费尔认为，今天的人们必须面对一个上帝不在的世界，因为人类已经成年，他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近代以来，上帝越来越被排挤出这个世界，乃至将走向一个不仅宗教不可逆转地淡化，甚至没有宗教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信仰者如何谈论上帝，如何保持自己的信仰呢？他们首先要担负起对尘世的责任，要在自己的力量中、在自己的生命和成功中谈论上帝，而不是把上帝一个因为人的苦难和罪孽而需要投靠的上帝，那是基督教信仰者和不信仰者都会做的。但是，理解到今天的上帝是一个苦弱的上帝，是一个隐退的上帝，分担的苦弱，参与上帝的受难，保持自己的此世性，承担自己的责任，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才会做的。那么，在现实的社会中，是那些人能率先承担自己的责任呢？是那些人能做“俾斯麦时代最后的贵族”来捍卫文化、人性、正义和理性呢？在这一点上，朋霍费尔诉诸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贵族责任和荣誉感，尽管他和他的共谋团体往往是属于这样的精英，但他更强调的不是出于血缘的身份贵族，而是出于责任的精神贵族。他在“十年之后：在1943年新年所作的推测”一文中如此表达自己的希望：我们目睹着社会各等级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从以前的各个社会阶级中把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对他人也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认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互相补足。 但他的确还有犹豫和不确定，他反复问道：“我们仍然有用吗？”也许这个世界就是不再需要我们了。无论如何，他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种强暴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元首和大众的结合，他不能不努力诉诸一种中间因素以打破这种结合。极权主义也是暴力和欺诈的结合，也许左的极权主义更依赖欺诈，而右的极权主义更依赖暴力。但在朋霍费尔看来，“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狱中的朋霍费尔还越来越多地读《旧约》。这也许是因为那里面的上帝更强调义，更关注人间的此世性。但是，今天上帝的干预甚至明显的存在都不再可能。另外，正如作者所解释的，也许还因为他终于认识到，如果没有植根于犹太人的历史、受苦和宗教，真正的人性将永远在抽象之中游荡，对上帝的思考就会被带入抽象和偶像崇拜。当时犹太人是受迫害、被杀戮最为深重的人类群体。朋霍费尔已无法为欧洲的犹太人做更多，只能尊重以色列的故事，将其作为对基督教会的一种教训。传主就是这样一个如此渴望上帝，而又和人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人。他是最有希望在精神上与上帝同在，在地位上与高层同在的，他对神学的研究极其深入，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自了汉”。但他却选择了如此一条充满荆棘、最后牺牲的道路。的确，他是遇到了这样一个处于险境的时代。但尽管如此，甚至不需要他再费力争取，只需稍稍妥协，或者保持沉默，他也还可能安然无恙，甚至他只要没介入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他也不会被处死。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的命”。这“命”不仅是“命运”，也是“使命”。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就这样做了而无惧自己的命运。这本传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美化他或者说圣化他。他还是写到了朋霍费尔、还有像巴特的一些弱点或者挣扎过程。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或许会一次次浮现“人，还是人”的思想。但可能正是因此，人的处境也就更加值得同情，而人的努力和奋斗也就更加具有意义。朋霍费尔在狱中写有一首著名的诗：“当人处境维艰”。他写道，在这种时候，“人们便走向神”，向神“要求救助、抚慰和食粮”，“人人都这么做，基督徒与不信者都一样”。而“当神处境维艰”、则不是人们都走向神，而只是一些人走向神，是真正的基督徒“站在神一边，在他悲痛的时光。”而“当人处境维艰”，神也“走向每一个人”。换言之，在朋霍费尔看来，当人处境维艰时，走向神并没有什么特别，信仰者和不信者可能都是一样，而如果对上帝的维护仅仅在于它能成为人们在这种艰难时候的安慰或救助的话，那并不呈现信仰的真正意义。而“当神处境维艰”，走向神的就的确把握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了，只有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才能这样做。人还需体会，当人处境维艰时还有一种爱的来临，这就是神的爱，是神走向人。但这时，人自己应该怎样呢？朋霍费尔在这首诗里没有明言，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一生这样说了：这时人更应该走向每一个人，走向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走向那些受难最深重的人们。俯身向人，这不仅是对神的仿效，也是自身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处境曾经比较优越的人们，他们负有更高的责任，也就应该更深地俯下身来。十来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弗吉尼亚大学，认识了本书的作者马什教授，还去观看过他的孩子的篮球比赛。我感觉正是在新英格兰的一些乡镇里，尤其是教堂和赛场里，更能体会到美国力量和梦想的根基，体会到规则、活力、信仰、团契对于美国的意义。我那时就知道马什教授一直在研究我也深感兴趣的朋霍费尔。他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朋霍费尔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又多次去了德国，包括长期的访学逗留。而现在他写的这本翔实传记终于问世，真是让我感到高兴。这本书不仅是建立在他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且利用了最近才通过朋霍费尔的密友贝特格的遗产获得的、有超过二十五箱材料之多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档案”。他还实地探访了朋霍费尔去过的许多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信赖这部书的可靠、严谨和新颖。而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作者生动而又冷静，深含同情但又决不煽情的叙述风格，也感谢中文译者精心的工作和流畅的翻译。2015年11月29日于褐石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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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朋霍费尔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
花的功夫不小，用了不少新资料。总体水准和学术性比梅塔萨斯那本强一些。 -
2017已读08。决定版朋霍费尔传记，作者走访了几乎所有朋霍费尔生活、旅行、工作过的地方，收集了大量一手档案，巨细靡遗地再现了他的一生，既揭示出他在思想上的诸多转折点，也还原了一位出身高贵、喜好美食华服、脾气暴躁、举止优雅的德国路德宗青年神学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