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文明》章节试读

《暴力与文明》的笔记-第231页 -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布罗茨基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写出了两卷回忆录，《绝望中的希望》和《丢弃的希望》，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由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出版，雅典娜神殿？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她都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两个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她的命运与这两个人不可逆转地连结在一起。……能将夫妻感情和与阿赫玛托娃的友情牢牢巩固，靠的是惊人的记忆力——她把无法记在纸上的两位诗人的诗歌都熟记在了心里。她越来越喜欢自己背诵的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能够代替爱，那就是记忆。记住，也就意味着再现当初的亲密无间。这些诗人的诗句逐渐成为她的精神，与她融为一体。……她的文字所体现的那种清晰和坚定在反映了她内心性格的同时，也说明她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塑造了她内心诗歌风格的影响。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她的书都只不过是对诗歌这一伟大的语言运用形式的补充。她通过背诵丈夫的作品，使诗歌成了自己的血肉。这里借用了W·H·奥登的一个说法，伟大的诗篇使他“伤心”，因此她创作了散文。……这些书阐明了民族的意识，至少是能够读到这本书的那部分人的意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这两卷著作，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对她所处时代和该时代的文学进行的一次审判；由于正是这一时代构筑了所谓的“尘世的天堂”，因此执行一次审判便更有道理。现实，就其本身而言，毫无价值，是洞察力赋予了它意义。她的回忆录不仅仅是审判她那一时代的证词，更是在良知和文化修养的指引下产生的对历史的看法。在良知和文化光芒的照耀下，历史皱缩变形了，人们也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选择：要么探索这光芒之源，要么违心地犯下人类史上的罪行。她本无意变得如此辉煌，她甚至想也没想过要拿国家体制算账。对她来说，这是一件私人事情，一件有关她的性情、她的个性和塑造这一个性的那些因素的事情。是的，她几乎和她的每一个俄国同龄人一样，太了解那列驶向未来的火车是怎么回事了：它根本没有向前，而是停靠在集中营和毒气室旁。她很幸运，没赶上这趟火车；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她把这列火车的路线告诉了我们。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72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她家中的厨房里。当时已是黄昏，她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高高的碗架柜投在墙上的阴影笼罩住了她。阴影如此黑暗，以致唯一能辩认得出的便是微微发光的烟斗和她那两只雪亮的眼睛。其余的部分——她那缩在披肩下的瘦小干瘪的身体，她的手，她那椭圆形的苍白的脸，她那烟灰色的头发——都被黑暗吞噬了。她像是一场大火的余烬，像是一块没有烧透的炭；你若是碰碰它，它便又燃烧起来。

《暴力与文明》的笔记-第223页 - 偏头痛

W·H·奥登抗战时来过中国，写过一本《战地行纪》，我书柜里有，还没看。

这个《偏头痛》的书评，标准而忠实地评论一个医生写的关于偏头痛的专著。

《暴力与文明》的笔记-第78页 - 论摄影

正是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摄影欲望缩短了我们在柏拉图所说的洞中——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囚禁期限。——P63照片可能是构成并深化我们称之为“现代”的这一环境里所有实物忠最神秘的一种。照片其实就是被捕捉住的体验，而照相机则是人的知觉处于获取状态时最理想的武器。——P64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它意味着摄影者使自己与一个类似于知识——因此类似于力量——的世界发生某种关系......比起印刷字，照片似乎是一种更危险的脱离现实世界、把它转化为精神实体的形式，它是人们拥有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面貌的大部分知识来源。——P64尽管照片是对事物的真实再现这一推断使所有的照片都具有权威性、吸引力和诱惑力，但从某种角度来看，摄影者的工作仍然是在艺术与真实之间进行着不易觉察的交换。——P65-66与本雅明的论断相反，恰恰是摄影的“工业化”使它成为艺术。“工业化”使摄影者的活动产生了社会实效，反对这些实效的力量激发并增强了摄影者把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而进行的个性化实验中的自觉意识和审美力。——P67近年来，摄影在群众中已经具有和性、跳舞同等的普及性——这意味着，与其他任何一种大众艺术形式一样，大多数人并未把摄影作为艺术活动来实践。它主要被用作一种社会仪式、一种抵抗焦虑的手段和一种表现权利的工具。摄影最早的一个广为流行的用途，是记录家庭成员或其他群体的成员所取得的成就。结婚照在结婚典礼中的地位变得与宣誓同等重要就已经有至少一个世纪了......每个家庭都有一套能显示它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照片。通过这些照片，每个家庭确立了自己的形象......当摄影成为一种家庭生活仪式时，欧美一些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家庭结构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规模较大的传统家庭的底座上凸现出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核心家庭。摄影随之而来，成为巩固面临危机的家庭生活的一个象征性手段。——P67照片能使人们在想象中拥有飘渺的过去。同样地，它也能使人们拥有并不属于自己的空间。因此，摄影与影响最广的现代活动之一——旅游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摄影能证明一个人的经历，但也能否定它——把经历转变成为一张照片，一个纪念品而已。——P68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狂热的摄影者永远都是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P68当事者无法拍照，拍照者无法干预。相机随处可见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时间是由一些有趣的、值得拍摄下来的事件组成的。反过来，这一事实又使人产生这样的感受：任何事件，无论符合道德标准与否，只要已经开始，就应当让它进行下去，并最终完成，以便能使另外一样东西——照片——出现。事件虽然结束，照片依然存在。这样，事件就被赋予靠别的方式永远无法拥有的不朽（和重要性）。当活生生的人在那儿自杀或杀害别的活生生的人时，摄影者正在相机背后创造另外一个微笑的世界——那个永存的影像世界。——P69摄影与窥淫一样，是在巧妙地——往往也是明显地——鼓励正在进行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一直把摄影当成一件下流的事情——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戴安.阿布斯（Diane Arbus）这样写道，“我第一次拍照时觉得自己非常变态。”......或许摄影的变态之处就在于这些幻想表面上看合乎情理，而实际上却并不恰当。——P70照相机与汽车一样都是作为掠夺性武器——尽可能自动化、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出售的......相机不能杀人，因此它给人的感觉是虚张声势——如同一个男人幻想着两腿之间夹着的是一杆枪、一把刀子、一件工具。但是，摄影这种行动仍然带有某些掠夺性的特点。拍摄人物便是一种侵犯——摄影者在相机后面观察着拍摄对象，而拍摄对象却无法看到自己；摄影者所了解到的拍摄对象的某一面是他本人永远无法了解到的。拍摄人像是升华了的谋杀，正如相机是枪的升华。摄影是适合在悲伤、恐惧的时候进行的软性谋杀。——P71人们或许将学会用相机而不是枪支来满足自己的进攻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一个充斥着无数照片的世界......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我们开枪；当我们怀旧时，我们便拍照。——P72摄影是挽歌式的艺术，是衰老的艺术。摄影者所尝试表现的任何主题都会引起人们的伤感，每张照片都让人联想起死亡。摄影便意味着置身于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生老病死、脆弱悲伤、无常多变的生存状态当中。照片把这些时刻抽取并凝固，以这种方式证明岁月无情，如流水一样冲刷走了一切......照片带给人们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与因阻隔反而增强爱意的人之间的思念之情相吻合。——P72欲望没有历史，它由各种各样的欲望原型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欲望是抽象的。可是道德情感却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历史的面貌一直是有形的，各种历史情况一直是具体的。——P73即便当今发生的某一事件具有拍摄价值，揭示这一事件的实质的仍然是意识形态（从广义角度上讲）。照片永远无法构成——或更恰当地说，创造——一次事件。没有政治气候，人们便无法识别那些表现历史上的杀戮事件的照片的主旨。——P74(照片与权力)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学上的距离感似乎已成为人们观看照片时的体验的一部分。时间最终会把大多数照片——甚至包括那些业余水平的照片——定位在艺术这一水准上。——P76在一个由照片统治的世界中，所有的界线都是任意指定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和其他事物分离开来。唯一必要的就是对被拍摄对象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现实变得渺小和“易于操纵”，同时也变得晦涩难懂。这是一种否定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世界观。关于照片，下面的说法可能最有道理：“这只是表面。请思考——或者感受、或者仅凭直觉猜想——它背后隐藏的东西，以及这样一张照片揭示的现实”严格地讲，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照片的内涵，人们仅仅被诱导着对照片进行幻想和猜测。——P77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世界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P77通过摄影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在于，尽管摄影能激发人们的良知，但它却无法成为最终意义上的道德知识或政治知识。就其本身而言，静止的照片传递给人们的知识将永远停留在感情用事的水平上——无论是愤世嫉俗的感情还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这样的知识将永远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照片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给本已拥挤的世界又增添了一个照片的世界，因此她无形中削弱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削弱了人们对世界产生新鲜感受的可能性。——P77-78对美好事物的热情追求、对深入事物表象以下进行探索的不倦兴趣、对世界进行挽救与颂扬的强烈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从照片中获取快乐时所表现出的美好情感。然而，一同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别的、令人生疑的欲望。——P78

《暴力与文明》的笔记-第173页 - 马勒的重现

本书事实上是《纽约书评》文章的合集。《纽约书评》的地位不必多言，从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来看，它的文章不局限于书评，而是广泛涉及文学、艺术、思想的各个领域。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苏珊·桑塔格的艺术评论，萨哈罗夫讲述自己作为苏联“异见者”的历程，以赛亚·伯林论述爱因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诸如此类，每个人都堪称大家。前日在豆瓣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参加上海书展一个书评研讨会的观感，其中提到《纽约书评》与中国传统书评的不同。国内的传统书评大多喜欢谈谈作者的轶事掌故，书的源流缘分，像闲适小品。《纽约书评》的文章则是在所评书的内容的基础上生发创造，完全是一种新的创作，这样的书评已经超脱了纯粹的评论，而是揉入了书评作者自己的思想，显示出他们的学识学养，他们在某一领域的独到的见解，这些书评本身已经成了作品。
显然，此种方式对于书评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蜻蜓点水、不痛不痒的评论可以为书商摇旗呐喊，但书评自身想要流传下去，书评作者想要有一席之地，则必须拓展深度与广度，成一家之言。

所以，这本《暴力与文明》的出版，对于书评人有着特别的价值。书中的16篇书评，大多发表于20世纪的60-80年代，过去了几十年的书评，今日读来仍有价值，像阿伦特的《关于暴力的思考》，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等更是可以列入经典之列。
不过，这本书有几处瑕疵让人不得不提。一是每页页边的书名，若干页错印为“暴利与文明”，还有一篇印成了“《纽约书评》论文选·1976”。翻译也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越南诗僧Thich Nhat Hanh的名字没翻译，保留英文名，其实网上一查，维基百科明明有“释一行”的词条。其余若干错漏之处。
《马勒的重现》，作者彼埃尔·布莱兹，法国音乐家。此文发表于1976年10月28日的《纽约书评》。
马勒的作品似乎总是在多愁善感和尖酸刻薄之间、在怀旧和批判之间摇摆不定，这可能也是它们常常给人某种不舒适感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它就像一个钟摆，像一个三棱镜，随着光线变化，某种看起来是陈腐和多余的音乐思想，在另一个角度却变成了不可缺少的新概念。……开始的时候，马勒的音乐听起来就像一些舒适的陈词滥调式的感伤的吟唱，完全像一幅印在邮票上的过去的风景画。马勒对今天人们的迷惑力毫无疑问在于他的音乐描述了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意象，这是一个充满催眠般魔力的景象——一个时代必须死去，以便另一个时代在它的灰烬中复生。马勒仿佛在吟唱一首讲述凤凰涅磐传说的诗歌。当思想朝着更深层次的创造探究时，它并不需要太多的外部附属物。创造性的思想应该尽量避免依赖表面的丰富素材，这样才可能获得最深刻的创造。在那样的时刻，作品的表达方法是完全不重要的。受到完美的控制的声音不仅显得谦逊，同时还赋予了作品最不同寻常的特性，那就是虚无。但音乐被用来表现沉思的时候尤其是如此，它就像是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声音在和自我进行着交流。……但是马勒的作品是否过于重视表现手法而对思想关注得不够呢？……没有人能够否认马勒的高超手法和技艺

《暴力与文明》的笔记-第1页

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中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P3《关于暴力的思考》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象征。P4<关于暴力的思考>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泽东提出的“枪杠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的说，马克思清醒的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统治阶级的实际力量......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的，更确切的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P5《关于暴力的思考》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能。P6《关于暴力的思考》这场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与性民主”。这一口号来自议会制总是遭到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十八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又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无论如何，正式列宁使苏维埃声势日渐最终将它的所有权利转交给了共产党。P10《关于暴力的思考》（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矛盾体现在既毫不动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以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P10《关于暴力的思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法则，这样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到了十九世纪才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信条。正式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由于大自然无法抵挡地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明确地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旧社会都蕴含着新社会诞生的因子，正像每个有机体都蕴含产生其后代的种籽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步的永久持续性的唯一可能的思想保证。P10-11《关于暴力的思考》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的东西。”P12《关于暴力的思考》官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系统，没有人承担责任——不管是个人还是精英，也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这样的统治的一个更恰当的叫法是：无人政治。P14《关于暴力的思考》权利与暴力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权利总是依赖数量，暴力却是依赖工具，而且到达某一点时连工具也不再需要......只有当我们不再可怕地把各种公共事务都归结到谁统治谁的问题上时，有关人类问题的原始情况才可能出现，或者它们真正的多样性才受到重视。必须承认，我们尤其容易把权利理解为命令与服从的问题，并因此在讨论有关政府权利——仅仅是权利的众多特殊范畴中的一个——的问题时，把权利与暴力等同起来。P16《关于暴力的思考》没有一个单独依赖暴力手段的政府曾经存在过，即使是极权主义统治者也需要权利基础——秘密警察和一个网络的告密者。P18《关于暴力的思考》权利不需要正当理由，政治社团的存在就说明了正当理由是固有的。它所需要的是合法性。P19《关于暴力的思考》暴力总是能摧毁权利，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是最有威力的命令，这种命令导致的是迅速、绝对的服从。而永远不能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是权利。权利与暴力之间的正面冲突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假如甘地采取的成功的、强有力的非暴力抵抗策略遇到的是另外一个对手，斯大林的俄罗斯、希特勒的德国、甚至是站前的日本而不是英国，其结果将不是非殖民地化而是大屠杀和投降。然而，英国在印度以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小心翼翼是有充分理由的。只有在权利丧失的时候，纯粹的暴力才会发挥作用。正因俄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权利都在减退，才导致它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解决”手段，正如欧洲帝国主义的权利的衰退在非殖民地化和大屠杀的行动中得到的明显体现一样。P20《关于暴力的思考》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无能滋生暴力，从心理学来讲这是千真万确的。从政治角度看，权利的丧失使人们以暴力代替权利（我们可以再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大会的电视转播中看到这样的过程），而暴力本身导致的便是无能......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极权统治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暴君统治和独裁统治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惟有前者不但把矛头指向敌人，还指向自己的朋友，因为它惧怕一切权利，甚至是朋友的权利。P21《关于暴力的思考》公众事务的官僚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在充分发展的官僚政治制度下，人们不知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利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官僚政治是这样一种政府形式：人人都被剥夺了政治自由和行动权利，因为无人统治并不等于没有统治，人人都没有权利的情况就是没有独裁者的独裁政治。P28《关于暴力的思考》我们知道，也应该知道，权利的每一点减退都意味着向暴力发出一次公开的邀请——因为掌握权利并感觉到它正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人总是发现难以抗拒用暴力代替权利这一诱惑。P30《关于暴力的思考》他（爱因斯坦）心目中的客观自然的概念：是一个可进行科学分析的理性秩序或理性体系。科学的目标应该是使人们掌握认识独立存在现实的客观知识，即便用以分析、描述该现实的概念是自由、任意的人为产物。P83《爱因斯坦和以色列》在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艺术家眼中，做自我的宣传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很轻视萨尔瓦多.达利。但到了六十年代，这一切开始改变，艺术界逐渐摆脱其理想主义前提和那种必然失败的感觉，开始进入了商业化的时代。安迪沃霍是变化的标志，毫不夸张的说，正是他促使了这种变化，他受到杜鲁门.卡波特的榜样的激发。P103《安迪沃霍的崛起》现代主义最坚定的信仰就是艺术能给人力量，净化人的身心，这是通过梦境、记忆和欲望的交织作用，从无意识逐渐变成清晰的图像。这个过程无迹可寻，（安迪沃霍的）画全是平的，没有任何象征意义，这种队深度的取消似乎令人很不安。P105《安迪沃霍的崛起》正如霍拉德.罗森伯格宣称的：”安迪沃霍阐述说今日的艺术是艺术市场上的商品，并拿之与其他专门市场的商品相比较。是他扫除了长达数世纪的存在于严肃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分歧。“......风格在过去被视为艺术实践真正的积淀物，如今在商业艺术中变成了它的表兄弟——时尚。P110《安迪沃霍的崛起》总之，（安迪沃霍的）这两方面的部分宣布了一个新时代：因需要而存在的美学时代的到来。P115《安迪沃霍的崛起》这种纵酒狂欢已经成了我们（德国军队）在法国进行的战役中的一项传统，德国军队每发动一次侵略就伴随着一次纵情豪饮，就像《艾达》中的众神一样。一个低级军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肆抢掠的士兵总是首先摧毁乐器。”我感觉这或许正标志着战神和缪斯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也使我想起了鲁本斯曾作过的一幅表现同样主题的巨幅花卷。“另一个怪现象是，士兵们对镜子却手下留情，毫发未伤。一个军官认为那是因为这些男人们要留下镜子以便剃须，但荣格尔认为这其中或许另有原因。P137《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荣格尔极力标榜的关于战争的信念是：残杀同类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欲望。正确的做法是，这个杀人的游戏必须遵循一套符合武士风范的规则。P139《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劳动者》（Der Arbeiter）模糊地规划了一个机器时代的乌托邦，其中的公民必须献身于某种并不确定的国家意志的”总动员“（这个词可能是荣格尔的首创）。按照荣格尔的理解，一个工人，就是一个赞成技术统治论的人。而最终，他的事物就是战争。这个人的自由——确切地说，他内心的自由意识——取决于他的生产能力的大小。他们的目的就是，用实力统治整个世界。P141《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马勒的作品似乎总是在多愁善感和尖酸刻薄之间、在怀旧和批判之间摇摆不定，这可能也是它们常常给人某种不舒适感的原因之一。P173《马勒的重现》我们很难说在音乐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如果有歌词的话，我们或许还不是太确定自己的倾向。但如果是”纯“音乐呢？
含糊或者是戏虐性的思想确实只有用可认知的、符合常规的形式来表达才可能真正被理解。P175《马勒的重现》音乐的表现方法就是在否定一切的同时又竭力去寻求存在的可能性。音乐突破了语言的表达力的限制，是一种纯粹的哲学。P180《马勒的重现》马勒的灵感的源泉——甚至是这些源泉的地理位置——在今天看来可能仍然是狭窄的，它们过多地和一个不可能自我更新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在那个世界里，马勒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反映着一种社会秩序消失的过程。正因为从任何实际的意义上来说，他的这些灵感源泉都已不复存在了，我们才能够以安详的态度去欣赏他的作品，就像是欣赏一些我们不能直接感受的事物的痕迹。P183《马勒的重现》伍尔夫眼中的偏头痛病人是这样的形象：充满野心，已获得某方面的成功，追求完全僵化的生活，井然有序，小心谨慎，感情迟钝，时常出现歇斯底里的爆发和精神崩溃，而且必定是以间接的肉体形式发作的。弗洛姆.赖喜曼同样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认为偏头痛是子女对所敬爱的父母的潜意识敌意在身体上的表现。
人类的进攻意识一定是初始的那种恐慌和无助的二次变异。正如珂勒惠支所言：”恐惧是所有令人困惑的事物中的一份子，它把人导向愤怒。“
这样的病人（具有冷漠或歇斯底里等病态人格的病人来说）一定会赞同马克思的说法：”解除精神折磨的唯一手段就是肉体的疼痛。“P220-223《偏头痛》如果有什么能够代替爱，那就是记忆。记住，也就意味着再现当初的亲密无间。P232《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现实，就其本身而言，毫无价值，是洞察力赋予了它意义。洞察力有等级之分（意义也相应地分为不同等级），那些通过最精密、最敏感的棱镜获得的洞察力级别最高。只有以语言为主要工具的文化与文明，才能赋予一个棱镜这种精密度和敏感度。通过这样一个棱镜对现实进行的评估——在这方面的收获正式人类的目标之一——因此也就更准确，甚至也可能最具有正义性。（那些紧随上文描述情况出现的发自各个地方、尤其是当地大学校园的”不公正！“和”我们需要精英“的呐喊根本不必加以注意，因为文化只是在其定义上具有”精英“意义，民主的原则如应用于知识领域则会导致把智慧和愚蠢相提并论。））P235《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苦难创造更伟大的艺术”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谬误。苦难使人丧失感知能力，它常常是对艺术的破坏和扼杀......从跟上上讲，天才是不需要历史的。P237《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爱是所有感情中最高级的，但它只有在文化环境中才能获得立体的实质和敏锐的知觉，因为爱更多地体现在信中，而不是床上。离开这一文化环境，爱就仅能维持在单纯的性关系基础上。P237《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

《暴力与文明》的笔记-第265页 - 热爱飞翔

作者戈尔·维达（Gore Vidal），作家。这篇书评是评论约瑟夫·考恩的《羽翼福音：1900-1950年美国飞行史话》。戈尔是美国航空业先驱尤金·维达之子，尤金·维达1930年代曾担任美国航空商务局局长，因此戈尔4岁时即成为第一个坐飞机穿越美国的儿童，11岁时驾机上天。文中还记述了林德伯格、爱米莉亚·艾尔哈特等航空业先驱的事迹。
那时候自行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革命性的交通工具，它的出现使男孩子们能够蹬着车轮到遥远的村庄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女孩。因此，自行车的发明使世界人口有了少许的增长，至少在优生被看作是一门科学的年代里是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