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 身影 沉默》书评

【笔记】故国 身影 沉默

采访结束已近黄昏，临别时，在他们家的救灾帐篷外，我看到一根竹竿，中间绑着一块红布，我随口问这是什么，那个父亲说，广播里说哀悼日要下半旗，村里找不到国旗，他自己找了红布和竹竿捆扎起来，下午2 点28 分，他和妻子在旗下站了一会儿，想想死去的儿子不会孤单，他和那么多人在一起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 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 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 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 年、1962 年、1972 年和1979 年，共计56 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 个省市自治区、62 个市（县）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 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 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 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 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 个是他的亲人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 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 位的富豪中，有40 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能开上校车，说明你不仅车技好，而且人品好，是个信得过的老爷们儿，再不是什么‘臭开车的’了。”张连明斜靠在床板上，点上一根烟，颇为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