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章节试读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91页 -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

「奴隶社会」的实证和反证
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奴隶社会」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 它的肯定是绝对的。持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史学家则被斥为「托派」;非社会主 义史学家,则为「资产阶级史家」。把这个观点肯定得牢牢的,当首推郭沫若。 郭氏自他二〇年代执笔始至七〇年代病殁止,他对这一古代史的论断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现代史学上对这个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备的「物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实物作证。可是这些物证并不完备。例如郭氏认为最 大物证便是「人殉」。人殉绝不能证明「奴隶制」的存在。今日有待发掘的「秦 始皇陵」,将来开发时可能真的会发现殉者万人的遗骸,但是始皇并不是个「奴 隶主」。至于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黄鸟之诗》所悼念的——也不 能全是奴隶。
至于郭氏所举的文献上的证据,如训「民」为「奴」,「屦贱踊贵」以及「奴 隶的身价」等等,都嫌支离破碎。总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断难支持奴隶制的 存在这样严重的结论。郭氏死后,新起的年轻学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 但是他们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证明真理」这个原则上打转,对郭氏旧说没有作 「寻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献上找证据之外,他对「比较史学」上的证据,和「社会科学」上的证据,都只字未提。
「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在何种客观条件之下 才能存在、才能发挥生产力?这一点我们就要从「比较史学」入手了。古埃及、 古希腊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隶制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的特征,都值得我们比 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隶主通常由非洲贩卖黑奴。其实他们也曾试验过就 地取材来役使「红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贩运「黄奴」(从中国偷贩所谓「猪 仔」),都没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制造「黄奴」不成,黄人反可自相大规模 奴役而不发生暴动和叛逃现象,就不可理解了。我国古史上无「奴隶暴动」和 叛逃的记录,而「农民暴动」则史不绝书,这一两极现象,在比较史学上又如 何解释呢?
奴隶是一种不自由的劳动者和生产者。他们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 责呢?如果这种牵累、这种职责,由奴隶主代负之。则在何种生产条件下,奴 隶主才有何种盈余可赚呢?由奴隶生产便可只「盈」不「亏」,是为社会科学规 律所不许;只「亏」不「盈」,则谁又甘作亏本交易呢?根据近代美洲的经验, 近代美洲只有「棉作物」这一项才能支持奴隶制,逾此则奴隶工均为最不经济 的劳力。然我国古代黄土高原上之农作物,均可发生当年美洲「棉花称王」 (Cotton is King)的棉作物之经济作用耶?这些在比较史学上所存在的问题, 郭氏都没有加以解决。
还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规模集体农场是一种「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 的现代企业。大规模生产要有「科学的」或「相当科学的」管理。但是在人类 历史上,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还未见过科学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记录呢!总之, 这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郭沫若并没有解决。有一项问题不解决,则奴隶社会 在中国的存在则始终只是个假设。奴隶生产在古代中国确有之,至现在仍有残 余。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为生产主力的「奴隶社会」就是两码子事了。
「封建」的定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另一有关键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么是「封建」呢,我们在五四以后所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着重「中国」二字)里未找到明确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本人当年引用这一 名词时,他所视为当然的应该是中古欧洲所发生的「封建制」。这种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
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于)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本无确切之制,亦无确切之 名。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家乃把它们取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 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并且有个 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虽然这一封君建国之制早在公 元前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但是「封建」与「feudalism」音既相近, 义亦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为那只有二 百余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所幸二者音义之间,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〇年代里,当「中国马克思史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 一辞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的总 代名词。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辞汇中,所谓「封建」显然既 非中古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变成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微受苏联影响而特创的一个新名词。
为肯定这个非中非西,更无明确定义的新名词,郭沬若曾用了极大的力量, 深入考据,以证明其存在,并把它和奴隶时代的分界线划于春秋战国之间。「封 建时代」的下限则被延长到清末;「半封建社会」则延长到一九四九年。
「中央集权文官制」的形成与特性
中国自战国而后直至「解放前夕」两千数百年,是否都应归并于「封建社会」之内呢?
「中国传统史学派」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据传统的「封君建国」的定义, 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 了。两千年来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种「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种文官制度。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于此亦有同感。他们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 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所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 权」的官僚体(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与「封建制」之别在于,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 的公务员,而封君则是「世袭罔替」的一种私有土地财产的所有者。这些封君 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后,他们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 饷、力役„„等等。但是主子们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 事务。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采一国两制,「郡」、「国」并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 潮。七国乱后,海内王侯之国就徒拥虚名了。自兹而后,这种秦汉模式的中央 集权文官制,竟沿用两千年未变。直至今日国共两党在政府组织上,都还承袭 着这一古制。
毛泽东有一句诗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诗的含意大体是正确的。只 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和国共两党,对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却远不如 大清帝国正统的「秦制度」那样完善罢了。
从单纯的政府制度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 改进,到满清时代,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满清制度是如何腐 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家如平心静气的细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 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国共两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主要的原因便是历经两千多 年慢慢改进出来的制度,不是三言两语的咒骂就可以全盘否定的。要造福生民, 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一纸大纲或主义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从比较史学上看,这种中央集权文官制亦非中国所独有。英帝入侵前的印 度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所行的也是这一 制度。只是他们历史太浅,始终没有发展到中国制度那样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这儿笔者要加重说明的,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与「封建制」在历史上是两个阶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权文官制」是在历史上 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 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 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 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 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 分别了。
「重商主义」和「轻商主义」
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未能——如马克思 所想像的——产生个「资本主义」;而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秦制度」来?并且一 走两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受无数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综合支配的结果。 马克思所想像的,只是其中的一面。
人总是人。他从个体的食色开始,在团体 生活中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 活中曾产生过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 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由重商主义又导 引出个「资本主义」来。
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 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 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这样一件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8页 -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會形態發展之程序而分析之，則四千年來我民族之社會政治形態之發展，蓋可綜合之為三大階段，亦即封建、帝制與民治是也。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近現代史之階段也。
這一記從秦國開始的我國史上的第一次社會政治大轉型，發自商鞅，極盛於始皇，而完成於漢武。廢封建，立郡縣，重農輕商的經濟制度，獨崇儒術的職業官僚制，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婚喪禮俗的日常生活，中央集權的三級文官制。
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解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
鴉片戰爭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它推動了上訴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8页

其实「扫扫仓角子」（毛公名言）赔点小钱，小事也。何足挂齿？毛公之左右开弓，最后竟变成以两强为敌，几至美、苏合作，联合炸毁罗布泊之结果。毛氏之终能免此屈辱，无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无俊杰，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厦之原始计画，是单独毁灭中国之核子设备（与他们今日之对付伊拉克，简直是一模一样），然以未获苏联默许而未果行。迨布里兹涅夫亦有意单独行动时，又为企图联华制苏之尼克松所峻拒，而未达所愿。两强计画中，偶然之时差，竟免中国于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还自鸣得意，岂非天意哉？
余于尼克松访华之后，得机返大陆探母，从南到北之大小干部，无不歌诵「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闻之实不胜悲楚。盖余深知该次中美关系之回旋，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松，一手之安排。
北京之联合国席次，全系尼大总统之恩赐，毛氏得之而不脸红，还大吹其「不称霸」，亦诚厚颜之甚矣。余嗣读尼氏、季氏之回忆录，见「小媳妇」周恩来，用尽心机，内说昏君，外御强寇，以风烛残年的癌病之躯，折冲其间，「古大臣欤？」真为之拭泪也。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8页 - 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 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 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 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 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 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 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 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 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 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 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 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 科学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 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 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 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 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 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 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8页 - 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百代犹行秦法政）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 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 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 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 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 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 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 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 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 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 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 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 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 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 兵打得一败涂地。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62页

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下令解放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宫六院？”……………………
后来竟不能善终，读史者悲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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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蛋炒饭呢？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9页

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页

作者怀着深深的对TG的怨念，大体上是50年代推崇，文革之后幻灭仇恨。
解开了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为什么古代一提到废长立庶、小老婆转正就那么苦大仇深，原来春秋时候就是五项国际共识之一，大老婆政治地位比小老婆高，其背后的政治集团利益必须得到保证。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52页

其实中共政客之困死于一党，亦正如台湾政客之困死于一岛，双方皆无魄力能破茧而出也。只是双方政治资本则有天渊之别罢了。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制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一）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二）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三）摧毁「中产阶段」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3页

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
我认为，这是在当时计划经济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在邓core市场经济改革后，其实中国共产党制度是受到经济因素有所缓慢改变的。只是当下“新常态”，貌似当局希望通过种种手段来提升经济能力和实力，但这些手段又恰恰有着和计划经济类似的弊端，比如中小企业失去活力，创新能力被大型企业买断等，从而今日读来此段，愈发觉得经济改革基本改无可改，不在其他层面做出让步和妥协（与知识界、大企业分享证券），估计复苏和发展无望。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3页

唐德刚先生所述转型内容，转型时长，转型次数，转型成果，转型所耗费的社会生命值法力值。让我现在有点明白冉氏“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意思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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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1页 - 百代犹行秦法政

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无数的大小民族。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熔炉”。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遗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复，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其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是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现实”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 全书内容选摘

人類則是屬於前一類的群居動物。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個人是可以真正地離群索居的。
滿腹怨恨的媳婦，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婦。因此我們傳統社會的發展，便在婆媳之間作惡性循環，兜了兩千年的圈子！
社會的發展是生產的社會關係變動的結果
古語云：「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筆
人類歷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朧難辨的。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為八，墨別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有百種，馬有千家了。
迂迴是難免的，前進則是必然的。
盧梭說：「有權利者，如不加以限制，無不濫用其權的。」他的後輩韋伯說：「無限制權利，無限制腐化。」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采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
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
蓋人類原是「社會生物」（Social Being）；任何個體的社會行為是擺脫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會。
「反攻大陸」，說得做不得。 「台灣獨立」，做得說不得。 說而不做者，偽君子也。做而不說者，真小人也。
「不疑處有疑」，那就是一項智慧經驗上的震撼了。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
我國古代政治家陳平告訴他的主子劉邦說：「陛下於馬上得之，不能於馬上治之。」馬上得之是破壞的結果；下馬而治之，則要憑一點一滴經驗之累積。智慧與機運並用，不可憑空臆造，奢談什麼什麼主義。
民生主義」之精義亦見乎此。晚年搞「工農政策」、「土地政策」，遂專注於農民的「耕者有其田」，成為後來中共土改之張本。中山早年之說，與晚年所行，重點顯有不同，他非經濟學家，更非經濟史家，其所倡導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動性，而非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力（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孫君人物的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孫君最不滿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裡頭，不合（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
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台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至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遺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2页

不再封與他人，而是暫時”懸而未決“或”懸而不封“。就是”縣“的起源了。這我還真沒想到過。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 摘录汇总

晚清七十年

2013-07-24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畢竟是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式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見《三民主義》文言文原稿，收在台灣版《國父全集》，頁一八○至一八一）。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廢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廣西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者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遺患無窮。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2013-07-24
今日香港回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捨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嘗，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回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2013-07-24
中共在國民黨容共初期，黨員人數實際不過數十人。它是在國民黨中寄生長大的。至北伐時代，它已變成嚴重的破壞「國民革命」的力量。那時它拋開了那一階段的兩個主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題」——土地革命，社會革命。把北伐軍的後方鬨得烏煙瘴氣。有的兒子正在前方和軍閥浴血作戰，老子卻在後方被「農民協會」戴著紙帽子在遊街。當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區內尚歌舞昇平；北伐軍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階級鬥爭起來，共產黨這一鬧，一方面抵銷了國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鬧垮了國民黨的黨權，為軍人獨裁鋪路。

2013-07-24
可是抗戰勝利之後，局勢便全部改觀了。以前國民革命的兩大主題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題」現在卻變成了「主題」。這新的「主題」便是「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這一階段也有一個「副題」，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運動。關於這主題，共產黨是搞這套起家的，經驗豐富；關於這「副題」它也學了乖。並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統戰」搞得有聲有色。國民黨完全被孤立起來。

2013-07-24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道光二十年開始，我們能在民國一百二十九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采聲中，就可以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2013-07-24
據說彭德懷打完韓戰歸來，立刻就以國防部長身份，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團，他的理由是：「今天還能搞三宮六院？」這就是彭張飛，不如周管仲了。須知，咱中國從君主轉民主，這個「轉型」還沒有轉乾淨嘛！我們的主席，至少還是半個皇帝，甚或是一個半皇帝呢！皇帝猶存，你彭老總怎能「躐等」去廢除帝制政體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謂三宮六院呢？……試問哪個有權力的大男人，包括柯林頓大總統，不想搞三宮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可憐的是猛張飛不明此轉型之道。他這位可敬可愛的「彭大將軍」，後來竟至不能善終，讀史者悲之也。

2013-07-24
其實，季辛吉此人，還是外交訓練不夠。你在來華之前，就應該把「周恩來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說：「豈有鴆人羊叔子哉？」今世又「豈有不伸手之周恩來哉？」相反的，老周在見到季氏之前，連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都查了個一清二楚呢！如此，你這個小孫行者怎能跳過周老佛爺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日，季辛吉始終是周門之中，為他服務的美國博士呢！季博士，老實說，也樂此不疲。至今對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聞，蘇秦窮困時回家，「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的故事嗎？等到他佩了六國相印，再過家門時，「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伺候客人吃東西）」。蘇秦笑問嫂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嫂掩面低聲回答說：「還不是因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錢有勢嘛！」（見中華版《史記．蘇秦列傳》頁二二六二）蘇子「頭懸樑，椎刺股」，苦學成名，所為何來？還不是為著今天嗎？

2013-07-24
我們的季辛吉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筆者在美國教書，就是從最慘的紐約市大，夜校成人班開始的，授課時間是晚間七至十一時。一天工作之後，疲憊不堪言狀。因此在這樣的課室中，老師固然很慘；工讀的窮學生，尤其可憐。季辛吉早年就是一個來自歐洲的小猶太難童，白天在小商店記帳，夜間在紐約市大成人班的會計專修科上學。

2013-08-30
大陸今日已位躋「助霸」，一國之下，萬國之上，若能乘勢積德行仁，拿出更大氣魄，民胞物與，有教無類，台獨民運，一體通吃，主持正義於列國，作第一二世界之發言人，傳口碑於世界，這點是霸主老美所永遠無法取代者也。對內更應廣開政權，以最謙沖懷抱，容異議於兩岸。中國歷史發展至此，已是喬治．華盛頓呼之欲出之時，識時務者為俊傑。領導天下一家，促成華族一統，在將來「霸主」氣運不繼而交莊之時，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氣魄的大政治家，盍興乎來。

2013-08-31
「中國傳統史學派」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根據傳統的「封君建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兩千年來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種「郡縣制」。郡縣制是一種文官制度。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於此亦有同感。他們以西方中古時期的歐洲封建來比較研究，也認為中國封建制只盛於西周，而衰於春秋。至戰國已開始崩潰，最後為秦始皇帝所全「廢」。在中國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2013-08-31
長話短說。古代中國之所能貫徹其重農輕商政策，而今日美國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後有一部，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豈但是「重農輕商」？它甚至可以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搞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甚至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等，亦無往而不能。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驅之東則東，趕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

2013-09-02
就以九○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只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2013-09-04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迴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於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云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並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

2013-09-04
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保存某一段歷史的真相。傳之後世，警惕將來。歷史家應該實事求是、心平氣和。他不應為某一時代的喜怒哀樂所局限而筆端常帶感情。所以像「帝國主義」這樣的議論未定之辭（debatable subject），就應該辭簡義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論斷。

2013-09-10
所以所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這些現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麼神聖先知的告誡，或聖主明君的恩賜。它們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兩個屁撐住了」的結果。——而兩千年來，我們「漢族中心主義」所發展出來這個「國家強於社會」的模式，則始終是個「一邊倒」的模式。只是「一邊牆有屁」，則一座平等之牆就永遠不能出現，社會永遠不能「轉型」；宇宙觀也就永遠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模式裡，媳婦終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兒也未始不可點狀元……，社會也不無公平合理之處。胡適曰：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無意求變了。

2013-09-10
不過這些十年一變的小階段都是過渡性的。既然是過渡性的，沒有永恆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則每一階段的發展就必然以失敗結束。這也就說明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國出了無數個「失敗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和進步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窮則變、變則通，終於推入其「最後階段」，百川匯海，發展出一個百年，甚或千年不變的「定型」來。只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The Post Western Era）。

2013-09-10
胡適之和陳獨秀搞一國兩制，一分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鄧氏指導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為一，再辦其啟蒙後的《新青年》了。 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近十五年來，海峽兩岸社會轉型的速度是驚人的啊！按我們在海外所能讀到的數據，十五年前從零開始，大陸上的私營企業中，個體戶今已增至一千四百萬單位；集體戶亦有六百萬之多。其他如外貿的發展和總生產的累積，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無前例的。 筆者在資本主義國家教授資本主義歷史，前後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陳舊的教科書，對比一下手頭嶄新的數據，我還沒有發現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有過像今日大陸上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呢！我應該告訴我的學生們，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呢？按社會科學的定義，它應該是後者。按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遠景來看，則二者都無不可。

2013-09-10
所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發展，大陸經濟如不節外生枝，則問題不大，而且順利發展，必能合二為一，融社資於一制；拉平沿海與寶島的差距，而引導兩岸的政治合流。

2013-09-10
至若「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之實驗主義的抽象學理，豈非「黑貓白貓」哉？微黑貓白貓，焉有今日一千四百萬之個體戶？ 余訪大陸城鄉，聞工農傳語，今日之「萬元戶」只算「貧農」；小康者以十萬元起碼也。今歲春節，舉國爆竹喧天、鑼鼓動地，恭禧發財，萬眾歡騰，真是黑貓白貓不出，如蒼生何？但是黑貓宗，實胡學之正宗也。鄧子之徒或有異言曰：吾黨「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也，與胡適何有？曰：無傷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不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兩者究有什麼區別？申韓法家豈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國共又何分軒輊。分久必合，此其時矣。

2013-09-10
胡適死後，「胡適的幽靈」（胡老師生前的自輓辭）時隱時現，其遭遇和生前還是一樣的——一個思想家，昇華到「胡適」的階層，也就無所謂「生死」了。——國民黨為著「異黨」問題，竟然把胡老師的第一號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誰知現時現報，目前卻被個不講理的異黨逼得走投無路，連老夫人攜點細軟出國，也要被異黨奚落得尷尬無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最可笑可歎的卻是共產黨。「我的學生毛澤東」背叛了老師之後，把老師和老少同學們「脫褲子、割尾巴」割了數十年。誰知毛死之後，屍骨末寒，胡適的幽靈便把他的貴黨一分為二。胡老師當年要把可教的國民黨一分為二，我曾當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誰知他剖國未成，如今卻把個不可教的共產黨一劈為二，劈得如此乾淨利落！ 胡適的幽靈，不但把中共一分為二，它竟然把鄧小平也砍他個「三七分」——鄧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適，三分列寧」。「三分列寧」為的是政權也，面子也，飯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適」者，時勢也，真理也，現代化也，前途也。

2013-09-10
第一是「觀念轉型」。因為吾國吾民在三千年的專制傳統的浸淫之下，早把國營事業都辦成大小不同的「衙門」。高級領導全是「官」，低級工作人員全是「吏」。連工友雜役，都是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皂隸」。——此風至今不衰。君不見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國營百貨商店中的男女售貨員，他們哪裡是對顧客服務呢？他們只是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的傳統衙門中的小衙役、小「皂隸」而已。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怪不得他們。一位北京老教授嘆息地告訴我說：「要把我們的bureaucracy（衙門），轉變成西方的service agency（服務機構），大致還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計，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說，我國近代史上轉型期的「歷史三峽」，可能要延長兩百年（道光二十二年至民國一百三十一年），我們大致才能安全出峽。袁同禮、蔣復璁的時代，當然仍在峽中，但是他們卻是致力於轉型的帶頭人。所以國立圖書館實是我國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國人自己主持的「國營服務企業」。

2013-09-10
近代中國的「轉型運動」，是個長逾兩百年的艱苦歷程——它要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軍備西化」，通過「經濟西化」、「政治西化」、「學術西化」、「社會風俗西化」（如自由戀愛、體育活動等）、「生活西化」……到「全盤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謂「有中國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獨立現代化」，到「領導全球現代化」（如今日美國）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亞聖之言，曰：從「變於夷者也」，回頭到「以夏變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謂「華化」、「漢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連串「三百年洋東轉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轉型。——在這種銀河倒流、宇宙變色的文化大運轉中，我民族精英，參預其間，正不知有幾百幾千的風雲人物，和幾萬、幾十萬和幾百萬的「無名英雄」，捲入運作呢！——孫中山、胡適之輩，只是這一波濤洶湧的大潮流中，少數知名而幸運的弄潮兒罷了。——「時勢造英雄」就絕不是「英雄造時勢」所可比於萬一的。「時勢」是客觀形成的「歷史三峽」中的驚濤駭浪，「英雄」則只是一些隨波逐流的，主觀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們順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還有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操著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蜂擁爭先。浪捲船翻，驚險莫名。——說句老實話，在通過這個歷史三峽的龍舟競賽中，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胡適之、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等等，都是些搖旗吶喊，出盡鋒頭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諳水性，在這場接力競賽中，有驚無險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顧潮流，不諳水性，而翻了船，滅了頂，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謂三七開）。或許乾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與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擁而下的，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各行各業的無名英雄——他們才是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流」。他們言忠信、行篤敬地默默耕耘，把我們這個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現代化。——群眾才是英雄。那些出盡鋒頭，搖旗吶喊的風雲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於正作用的狗熊。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好過多了。 袁同禮先生雖然在他的本行之內，並非沒沒無聞之輩，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中，他實質上，也是那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國史回頭看，毛澤東在我國現代化運動中所造成的災害，便是把我國族中，時歷數十年始慢慢培養出來的、有科學訓練的專業領袖（像袁同禮這樣的人），誅鋤殆盡。——袁同禮是幸運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簫海外，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袁同禮」們，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殺掉了。——一個暴君，強不知以為知。在孤獨的老年變態心理之下，亂殺賢良，是多麼可怕？！

2013-09-17
劉邦，這個農民領袖，「入關」時「約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殺人者，死。」毛澤東在「大躍進」中，一下便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謀殺案，或過失殺人案，農民要判他兩千五百萬個死刑啊！潤之兄，你還想在歷史的地獄裡超生！

2013-09-17
再從另一方向看：如有「機運」而無「智慧」；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則誤國誤民，問題就大了。今日大陸上，養尊處優於中南海深宮之內的「八老」，「可能」就屬於此類。筆者此處對「八老」的評價，只敢用「可能」（英文裡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將來歷史的演變，和史家對他們作正面的評價，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膽月旦之者，卻也是根據一項歷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則為六四「天安門事變」，在今後歷史書內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後，則歷史家又怎樣去安插「八老」呢？故筆者不待蓍龜而斗膽先說之。

2013-09-17
「長征」是老百姓的血淚史 長征、長征：你這個名字多麼神秘和羅曼蒂克啊！我們每次提到你，都會想到那些美麗的名山大川，和那些英勇的革命戰士。他們不避艱險，替天行道。老百姓簞食壺漿，歡迎他們；真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多麼偉大囉！ 我們當然也知道，你是多少公侯將相的光榮背景、政治資本；和多少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兒們的富貴源泉、特權祖蔭啊！ 那些聰明的洋專家，像我的老相識索茲伯理、小同事布理津斯基，也要循著你的足跡前進，而得了國際新聞大獎，和大把大把的美鈔啊！ 但是朋友，你真以為長征是像詩人們所說的：「萬水千山只等閒」那樣輕鬆嗎？或是像革命黨所宣傳的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嗎？非也。它是由紅血和白骨鋪成的，縱橫於神州大陸的康莊大道和羊腸小徑；沿途是哭聲盈野、餓殍遍地，寡婦孤兒成千上萬呢！

2013-09-17
不特此也。那時奉華府之命，前來中國協商開放朝鮮的美國海軍司令舒菲特（Commodore Robert W. Shufeldt），日久也變成李鴻章的情報員。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鮮辦交涉的，但朝鮮王口口聲聲自稱他「本朝為大清之屬國」，外交未便作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鴻章。李鴻章對付洋人（和周恩來一樣）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國人當時對中國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變成鴻章防制赫德的顧問。

2013-09-19
公元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曆光緒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有決定性的日子。這天下午，我國第一支、高踞當時世界第八位的現代海軍——北洋艦隊，在黃海之上，大東溝海面，與日本第一支現代化海軍——聯合艦隊，發生了遭遇戰。雙方血戰四個半小時才鳴金收兵，未分勝負。當然我方的損失，遠大於敵方。 這一戰，在雙方都是破題兒第一遭。在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現代武器、現代組織、現代法則，所打的大規模的現代戰爭。除此之外，連「台兒莊之役」乃至「印緬戰場」，都只能說是一窩「爛仗」。

2013-09-19
馬克思主義，至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其它主要學說一樣，也有若干獨到之處，不可一竿子打翻。馬派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分五個「階段」前進的，而每一階段則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型態」。在這五個階段一個接著一個嬗遞前進之時，兩個階段之間，前後兩個型態的轉換，就「必然」有個「轉型期」。既然歷史的發展和轉型是個「必然」的程序，幹嘛又要去「鬧革命」、「搞階級鬥爭」呢，馬家的門徒說，鬧革命、搞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要縮短這個必然發生的「轉型期」。這種轉型現象如任其自然發展，時間可能拖得很長；甚至無限制拖下去。——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便是根據這項學說的推理，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應該以暴力催生，使社會轉型於旦夕之間，畢其功於一役。所以馬列主義者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列寧如此，毛澤東更不必說了。 當然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學毛病多著呢！各派史家，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經驗，對它加以批駁的，可說是汗牛充棟。筆者不學，亦嘗追隨群賢之末，根據我華族歷史發展之經驗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複。

2013-09-19
康有為考秀才曾三戰三北；考舉人又考得六試不售。到後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索即得，豈科舉考試真要靠「一命二運……」哉？其實考生勝敗之間，亦可另有解釋。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於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帖括」（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十二歲「進學」成秀才，十七歲中舉了。而中舉之後還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落筆無才氣就要見扼於有地方性的科場了。至於中進土、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科舉時代，不通的舉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進），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翰林則不多見也——畢竟是國家的最高學位嘛！所以康有為六困於「鄉試」，一朝「會試」，他就以「會元」（會試第一名）自許了。

2013-09-19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著眼說瞎話？

2013-09-19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當朝諸公長生不老。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將來的歷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2013-09-19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采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我們只要單挑一、二人如台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2013-09-19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同治四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傑御史。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后正式「訓政」。皇帝被幽，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並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御史，和國、共兩黨中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御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道光二十七年至光緒二十四年）。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幹部。所以變法失敗之後，他無心避難，也沒有逃難。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但是他終於陳屍菜市口，只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號，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2013-09-19
中外的賭場英雄好漢之間，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賭規，叫做「賭奸、賭猾、不賭賴」。二次大戰臨終時，史達林在雅爾塔那場「沙蟹」裡，一槍未發，便取得大戰後在遠東最大的勝利果實——外蒙「獨立」、旅大租借、東鐵分享、北韓專佔——這是斯魔「賭奸、賭猾」的結果，但是他沒有「賭賴」。民國四十六年「反右」，毛主席光榮正確偉大地提出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可是後來他盡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個個抓了起來，下放勞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陰謀」、「食言」。毛說這不是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這就是百分之百的「輸打贏要」的耍「賴」了。毛主席不賭奸、不賭滑，而賭賴者，是他老人家「坐莊」，賭本大。雖然在賭場上做無賴，為江湖好漢所不齒。但是他總算沒有「打鍋」。最後通吃全場，席捲而去。——自得其樂也。無賴云乎哉？

2013-09-22
以上都是鐵案如山的事實。筆者信手拈來若干節，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縱是一鱗半爪，亦可聊概其餘。筆者試選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說明，歷史裡面的悲劇與善惡，都不是絕對的。一個手掌打不響，兩方面各有善惡。拳亂時代我們大清王朝內的貪官污吏，昏聵糊塗，和義和團的畫符唸咒，其劣跡固罄竹難書。但是侵凌我們的東西帝國主義，也萬般混帳；不特他們的軍閥政客毒販奸商，罪無可逭；連他們專程來華勸人為善的上帝使徒，亦不無可議。如此則堅持「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中西學者，又從何說起呢？。 歷史就是歷史，故筆者直書之。知我罪我，則由讀者公斷之也。

2013-09-22
【附註】共產黨的領袖們，尤其是毛澤東，硬說「以黨治國」是國民黨專有的「反動統治」的形式。他們的政權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權」，不是「以黨治國」——這一點筆者不敢苟同。我認為「人民政權」的統治形式，也是「以黨治國」。——劉少奇、周恩來兩位革命領袖在臨終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歷史是人民寫的」。在人民所寫的歷史書中，中共今天的政權也是個「以黨治國」的政權。這一結論我想一般讀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黨專政」，「以黨治國」；以黨的「領袖」來代替國家的「元首」。那麼從「純法理」上說，則這種元首、總統、主席、大元帥……只是一種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為「黨」與「國」，究竟是兩回事嘛！

2013-09-22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們中國的政治圈內，做「偽君子」無傷也。您千萬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為在政治圈內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偽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爾虞我詐。兵來將擋，水至火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偽君子有啥稀罕？為啥要大驚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 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勳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國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原也是個第一等大政客，偽君子。不幸受了兒子愚弄，群小包圍，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變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歎矣。讀者如有興趣，筆者如有時間，當續論之。

2013-09-22
蔣、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後，還有什麼「陛下之法」呢？蔣雖視法律為具文，究竟還有一部《六法全書》。毛公則六法皆無！做了二十多年的統治者，連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沒有，卻瞎扯淡說什麼「無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筆者所強調的「轉型」問題了。——老法律丟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來，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這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壞的模式。李登輝總統今後的一切設施，「必須依法行事」。這就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鄧後大陸要做到這六個宇，大致還需要四十年。到那時中國政治社會，甚至整個文化大轉型，或可初步完成。——歷史走出「三峽」，海晏河清可待。十二億聰慧勤勞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聯合國中，掛掛頭牌、坐坐莊，這又算什麼稀罕呢？

2013-09-22
鄧小平和陳毅元帥一樣（陳原為新聞記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帶兵官，所以黨才能指揮槍。江澤民工程師未帶過兵，也要搞黨指揮槍。只在軍中施點私恩小惠，拉攏三兩位大將作肱股，以為這樣槍就服從黨，以後就不會有「苦撻打」（coup d『etat），不會有「宏大」（junta，軍人竊權）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師如果也要以文馭武，搞黨指揮槍，要學學李登輝技正也——把軍隊國家化，搞出個憲政法治來。大兵哥不敢犯法，總統主席才不會受「宏大」的威脅！君不見二次大戰時最跋扈、也是最目中無人的麥克阿瑟老兵乎？他橫眉怒目，不聽調度。一個原為賣領帶的小售貨員，竟能以短短一張紙，把他「撤職」！再有二話，就要「查辦」。——李登輝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領！而江主席尚沒有也。今為老李所取笑，豈不該三思哉？！

2013-09-22
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原是個見多識廣，能說會吹（學術名字叫做「宣傳」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說「興中會」單在南洋即有會員十萬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銀山。千萬華僑是如何地富庶多財、慷慨好義，為革命之母。三合會、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無不聞聲落膽。他與歐美朝野兩界的過往，又是如何地得心應手……。總之，這些小革命團體之所無，正是這位孫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攜手合作，截長補短，何愁清社之不嗚呼？

2013-09-22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2013-09-22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風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硃筆，再三嘆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2013-09-22
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

2013-09-22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檯」（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檯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74页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有点《潜规则》里的意思。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0页

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54页 - 第二卷 太平天国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历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
　　理由是这样的：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籅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筹，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六三四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偱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却远比穆氏当年在麦加所遇的异端，要强大的多，所以太平天国，就没有「鄂图曼帝国」那么幸运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2页

历史长河，该前进的还是前进，即使最后的结果已注定，这不是某个人能决定或能影响的。革命成功，确实如党所说是需要群众基础的，封建独裁观念还残留，民主民权思想还未成为国民基础，无论发起人多神圣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离写这本书日期有些日子了，确实思想在萌芽在扩散，多亏网络。那个最后转型的日子最终还是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一、前面
1、历史研究之路径；
2、史料陈杂纵横连通点到为止以古鉴今。
3、处处“路径”可详充史料，成为巨著，却三简二简，几行而从之。
4、以迷信、宗教开方便之门。
二、摘抄试例：
1、【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2、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盖亦如毛泽东之红卫兵、造反派，以虐杀为笑乐也。
3、笔者曾于五、六○年代之间，在课堂里告诉学生：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杀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两朝。在宋朝，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便把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更伟大，他叫陈毅去办外交；贺龙去打桌球，连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圣主明君也。--谁知言之过早。后来史实证明毛公比他的前辈们更窝囊！朱元璋等只杀杀高干，尚未殃及无辜人民。而毛公为着杀功臣，竟驱赶亿万无辜人民与小吏去陪斩，那实在是王小二过年了。可是在三千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4、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噜嗉了。
5、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至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云霄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扔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6、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说九百一十三人)，竟于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太息唏嘘，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耶？
7、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才，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等《双照楼》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8、理由是这样的：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9、「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10、在《推背图》第四十一象的「颂」中，预言者写了下面的四句：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在这四句中，除第一句仍然不可解之外（或者也可解之为「帽子乱戴，血债无头」吧），其他三句不是把毛氏对中国大陆二十八年的统治，说得入木三分？吾人如试把隐语除去，真言恢复，把这四句改写成：帽儿乱戴血（债）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二十八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延（安）州。这不是现今历史家对毛公很正确的评语吗？在延安时代，董必武颂毛诗中便有「不教佳誉出延州」之句。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把陕甘宁边区（古秦州地区）的确搞得很好，誉满国际。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只是个「方面之才」。一旦入主北京，做了皇帝，他就才有不胜，浩劫连年呢？
11、纵迟至科学大昌明的今日，天下事还是有许多不可解的。我的前辈老朋友李宗仁将军曾告诉我说，当年他的参谋长叶琪将军坠马而死之后，他曾和白崇禧等叶琪的老友，去访问一位可以招魂的巫婆，这巫婆在昏迷状态中，竟然发出叶琪的声音；并交代了叶琪生前的私事。
12、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比较轻松多了。糊涂的洪天王之外，我们向来没有为上帝流过血。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是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多年的政而不能自拔。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monotheist）洪天王。他挺身而出，向这个无神和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poly-theism）挑战。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13、胡适非不爱自由意志也；非有疑处不疑也。只是自由意志，被外来意志长期专政之后，「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如此而已。震铄古今的大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迷失于教条主义的小作家，和平凡的我辈！……或问：子不言乎，吾人不能让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牵着鼻子走，何以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奢言社会科学歟？曰：非也。吾所戒惧者，专政也。科学专政与民主专政同是死胡同。一经专政则专者与被专者，皆面目全非。--胡适圣贤也。一朝为科学所专政，则不敢妄言鬼神。晚年大钻其原不值一钻之《水经注》；而不敢稍钻其大有可钻的麻将里头有鬼。天下任何事理都是走着瞧的。一经专政或独崇，则成佛徒所说的「着相」，便走火入魔矣！所以社会科学家纵连迷信也宽容它三分。如此而已。
14、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
15、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营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长征老干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张汝南《金陵癸甲摭谈》）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他城破时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营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页五○八～五○九及所引杂书）。……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16、盾笔随闻录
17、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可爱的宋家毛毛，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之后，一条皮带可以打死七条板汉，便是个突出、但并不是例外的例子。--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一群大致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简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侯，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页五九七）。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它官私记录，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侯，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18、毛毛公主有所不知，当时她的毛伯伯、周伯伯和爸爸，腰如果弯不下去，要闹情绪，也就没有公主你了。李开芳、石达开心里又怎能「平静」？他们也是想「受改编」、「换装」啊！搞社会主义、「替天行道」的宋公明伯伯，又何尝情愿作「投降派」呢？问题是当「流寇」怎能当一辈子呢？吃一堑、长一智！二万五千里受了个大教训。抗战期间毛泽东再也不搞「长征」了。同日本人，尤其是同蒋介石，搞「持久战」（蒋叫「长期抗战」；汪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就一定要「推磨」--一古脑制造他十来个「革命民主根据地」（长征前叫「苏区」）。你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陈毅……，大小三军听令：你们化整为零，各占一山头，各建一「根据地」。组织草根、团结工农、统战走资……，老、新解放区、白区、敌区……，因时制宜，各就其便，军民打成一体；八十老妪、九岁小儿，一个不漏。搞他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一旦国民党再来「围剿」；日军前来「扫荡」；伪军前来「清乡」，诸将应「彼此呼应、各自为战」，在八阵图中，打他个没完没了的推磨大战--失掉其一，转入第二；失掉二、三再转回第一--八阵图中最后总把你七百里连营，通统烧光……。然后农村包围城市--不把你赶回日本；不叫你鼠窜台湾，誓不甘休。--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战略思想」。
19、石达开、李开芳、林凤祥和「洪大全」（焦亮）以及他们之下的许多高级僚属，都是这样被慢慢地剐死的。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对付像年才五岁的石定忠和他那刚在紫打地出生的小弟弟。按清朝刑律，他们都是罪该「凌迟」的。但是他们身躯太小剐不了三千块；皇家还要把他们养大到成人，然后才来慢慢杀死他们呢？石达开等犯了什么大罪，皇家这样恨死他们呢？清朝的刑法说，他们是犯死刑的「十恶」之首。什么是「十恶」呢？「十恶」者，一曰「谋反」；二曰「大逆」……也。「谋反」的现代化名词就叫做「现行反革命」。
20、英国人担任的中国海关税务司，在民国以后对中国的政治、军事、金融各方面的影响太大了。与他有血肉关系的中国当政者如亲英的张公权（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后来的江浙财团首脑），和亲美的顾维钧（直系军阀时代的国务总理），对笔者都有最惊人的述评，有机会再详论之。清末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起的「邮政」，读者知之否？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朋友，让我沉痛言之，我们自己管不到这么好啊！等到我们赶走洋人，由自己来管，就一塌糊涂了。--国民政府如此！人民政府也不例外啊！夫复何言。
21、马歇尔可能就是为着阻止英国在租界上玩手脚，才说动刘丽川把吴健彰释放的。马要他回来重行掌握租界和海关的管理权，但是吴健彰哪里能从虎口取肉呢？--当时中国朝野都盛传吴道台的脱险是美国公使要出去的，不过，马歇尔未曾为此居功。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22、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尤其是赣南），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
23、美国公使的见证：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九月七日），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籍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行窃）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页一三八。）
24、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25、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爷有新诗不救贫，贵阳珠米桂为薪；杀人无力求人嫩，千古伤心文化人。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文革时与老舍同一命运，被斗而死）。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不怿，实出自至诚也。
26、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27、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八百一十斤猪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吗（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28、个预算令人感叹的则是，它可用以增建十支「北洋舰队」而有余。但是「北洋」对一位无知而泼辣的老寡妇，未免太遥远了。建个园子解解孀居禁宫之闷，那才是当务之急呢！颐和园工程是一八八四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载湉已十三岁。西后的打算显然是，五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十八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一八七三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再用个大陆上的名词）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
29、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二百五十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鹏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30、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31、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 ladder of 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32、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 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33、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34、李湜源
35、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 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页一三。）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上谕>，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 「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36、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訢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行为也两模一样。-- 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37、朋友，你看过大陆上文革时代的电影吗？毛主席的义和团，和西太后的红卫兵，有何不同？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永清团、香河团、固安团、红旗、井冈山、好派、屁派……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还未见过蒯大富、聂元梓等头头所领导的北京本地的「义和团」呢！他们是遍身罗绮、眉清目秀的高干子弟。你笑他粗笨？红卫兵不是有文革小组、司令部和各级造反领导头头吗？……他们造反的对象不是「赫鲁晓夫」、刘邓走资派吗？他们各派文攻武卫，不是也曾和解放军武斗过吗？义和团照本宣科，样样齐备。六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怱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辅国公不也是文革小组的首长吗？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三〇六及《要录》页一四四。）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六月九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众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六月二十五日<通知>，载《史料续编》上册，页六一八）。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 ABC 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社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杀人放火的收场。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六十年后，十万红卫兵小将也挤在原处，为的是「造反」，为的是「兴无灭资」。红卫兵把革命对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坏、右之下，笔者这类教书匠名列「臭老九」。七、八百年前，蒙古统治阶级也把我们的社会级别，列为乞丐之上，妓女之下--八娼九儒十丐，也是第九等。义和团把他们镇压的对象，据说分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亦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而推之。红卫兵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赫鲁晓夫」（指刘少奇），揪斗刘邓「走资派」等等。义和团也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窃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统，使奕劻老叔靠边站了。据传闻则庄王载勋的阴谋更大，他计划率领众师兄入宫去把一龙干掉。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六月十六日拳众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巨商大铺（一说四千家），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毁。京师二十四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六月十八日<稳定行市事上谕>，载《史料续编》页六〇四。）义和团在北京之杀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残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页五〇。）迨教民为之赶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市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为拳民趁火打劫而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全城鬼哭神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儿童曾仿制「断头机」（guillotine）为玩具--真正的「以杀人为儿戏」。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一九九二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矶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并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脏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页一九〇，引《史料丛编》及《档案史料》上，页二〇。）抢掉商户不算，像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为义和团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抢之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当年的义和团小将，似乎比后来的红卫兵小将，还要文明一点。红卫兵打人杀人，「老道」的「太上老君」也阻止不了啊！……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摸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胡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管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四五。）
38、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档案史料续编》页六一五～六一六。）六月二十一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 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有四十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he empress dowager had long avoided committing herself to any position from which she could not withdraw, but now the states man was lost in the 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页二一九。）
39、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 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 ·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40、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41、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42、美国力量在远东的异军突起，对它国内的扩张主义者自然是个绝大的鼓励。例如美国驻厦门的青年领事蒲安臣·约翰逊（Anson Burlingame）就兴奋不已。约翰逊知道菲律宾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华侨之手；而菲律宾华侨主要来自厦门。如今美国既然占领了菲律宾，如果再占个厦门，建立一条美国掌握的菲华经济之桥，把菲律宾接往亚洲大陆，那该多美？！自此以后，约翰逊就变成了厦门的守门之犬。庚子八月当日本人正想浑水摸鱼，趁拳乱正烈之际，在厦门制造籍口，接着便派遣水兵登陆，以图占领厦门时。第一个攘臂而起大呼抗日的竟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约翰逊这个小帝国主义者。他终于伙同英国水兵，把日本人赶回大海。（见美「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及以后驻沪总领事古纳德致助理国务卿 T. W. Cridler 诸函及附件；并参阅 Young 著前书，页一〇一～一〇二，一七五～一七九。）
43、【附注】 和中国地方当局私订终身，然后再要中国中央追认，是沙俄赤俄通用的老办法。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对盛世才兄弟，对高岗，对张治中，对陶峙岳所用的手段是与韦特诸公前后辉映；高岗丢掉脑袋还不是和斯大林勾结的结果，--先提一下，以后自有篇章、再慢慢交代。
44、盛京将军增祺则被俄军所迫与占领军司令阿莱克息夫（Vice Admiral Evgeni I. Alekseev）于十一月九日签订了一项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约章》（增阿暂章）九条，允许俄人驻军、筑路（哈尔滨至旅顺）、助理军政要公、占领营口，而中方则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等等 ，其内容与后来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其后俄人即据此要求李鸿章于「辛丑议定书」之外，单独再签此项中俄密约，以为撤兵条件。中方如依议签约，则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沦为俄国的「保护地」（Protectorate）。如此则所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便全属空话。中国如拒不签约，则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满洲永远占领，中国连宗主权也不能保存。何择何从，遂在奉旨「便宜行事」的李「全权」的一念之间。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45、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时代」（Colonial Period）于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时代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富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 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过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的呢？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
46、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1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47、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 ，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48、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49、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 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50、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籍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51、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后来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袁世凯虽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岁起便身在军中，和上述美军中的鲍尔和包尔达一样，由小及大，最后身任统帅，对军中一切操作，无不里外精通。这就不是林则徐、叶名琛、张之洞等「翰林学士」所可望其项背了。--林、张等人是以文驭武；袁老四则反其道而行，以武驭文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新的「转型」的开始。自袁以后的当国者尤其是蒋、毛二公，皆是以武驭文之袁派也。有的朋友或许认为毛泽东是文人；其实连邓小平也不是文人。毛和鲍尔及袁世凯一样是行伍出身的统帅。在江西苏区时他就直接在战场指挥作战。嗣后国共内战，毛公不但亲自指挥四大野战军，还要「胡宗南听指挥」呢！「韩战」中几个重要战役，据说也是毛亲自指挥的。不用说「八二三炮战」也是毛司令员在北戴河沙滩上，右手拥抱美女，左手拿电话机指挥开炮的--「风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虚语。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党指挥枪」，岂非骗人哉？！邓小平和陈毅元帅一样（陈原为新闻记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带兵官，所以党才能指挥枪。江泽民工程师未带过兵，也要搞党指挥枪。只在军中施点私恩小惠，拉拢三两位大将作肱股，以为这样枪就服从党，以后就不会有「苦挞打」（coup d'etat），不会有「宏大」（junta，军人窃权）了。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师如果也要以文驭武，搞党指挥枪，要学学李登辉技正也--把军队国家化，搞出个宪政法治来。大兵哥不敢犯法，总统主席才不会受「宏大」的威胁！君不见二次大战时最跋扈、也是最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老兵乎？他横眉怒目，不听调度。一个原为卖领带的小售货员，竟能以短短一张纸，把他「撤职」！再有二话，就要「查办」。--李登辉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领！而江主席尚没有也。今为老李所取笑，岂不该三思哉？！
52、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53、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比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〇四〇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54、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〇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未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臣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55、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挺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宣战诏书>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56、「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9）。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11）。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12）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13）。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14）。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二三～一七九〇）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15）。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16）。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17）。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不用说了（18）。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19）。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20）。
57、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〇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44）。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45）。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46）。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47）。……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50）。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51）。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52）。
58、「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53）。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54）。……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66），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67）。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68），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69），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
59、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 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60、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61、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62、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63、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 ，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 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64、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7页

人类既是好战好杀的下等动物，在任何种的制度之下，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和四邻少数民族小国，就时常打斗，有时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丽（公元六四五年），邓小平惩越南（一九七九），也都发兵数十万。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在越南的历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华英雄」。我也告诉他们，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但是只有「抗华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们的大名，你们都不知道罢了。诸生大笑称是。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70页

“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0页 - 沒有奴隸社會也沒有資本主義

中國古代有奴隸，而無奴隸制。既無奴隸社會階段，則我國史上之封建制，實自原始公社直接演變而來。
關於封建社會之特徵，我們可以說有兩點最為重要。其一為土地屬於天子或諸侯，大貴族可以把土地封與小貴族，但不得買賣，百姓黎民不得私有。其二是居統治階級的貴族實行世襲制，黎民百姓除卻裙帶關係或結幫造反之外，決不能進入統治階層。這一東方式的封建制度發展至西周之末，可說已登峰造極，平王東遷之後，它就開始滑落以致崩潰了。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個絕對的是非。以人類古代史而論，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個絕對的是；其他的說法則是個絕對的非。是非既然絕對化，則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就被拉回到古希臘詭辯時代，從尋找真理墮入證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概念既然絕對化，只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額神學。以神學法則，再回頭來探索歷史，社會科學家就不能接受了。在歷史研究逐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二十世紀後半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就格格不入了。
根據傳統的封君建國的定義，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兩千年來取封建而代之是一種郡縣制。郡縣制是一種文官制度。
中央集權文官制與封建制在歷史上是兩個階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權文官制是在歷史上去打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級的政治形式。封建制是一種從部落主義演化出來的職責不分、組織鬆散、以封君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權文官制則是具有嚴密組織、職責分明、效率卓越、法則燦然的高級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7页

郡县制的出现并非朝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字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
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7页 -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本末倒置的xx)

反看xx呢!xx在国民党容g初期,党员人数实际不过数十人。它是在 国民党中寄生长大的。至北伐时代,它已变成严重的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 那时它抛开了那一阶段的两个主题——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集中全 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题」——土地革命,社会革命。把北伐军的后方哄得乌烟瘴气。有的儿子正在前方和军阀浴血作战,老子却在后方被「农民协会」 戴着纸帽子在游街。当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区内尚歌舞升平;北伐军解放了的 地方反而阶级斗争起来,xxx这一闹,一方面抵销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一方 面也闹垮了国民党的党权,为军人独裁铺路。结果呢?xxx在国民党内被血 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还是继续暴动,结果是流窜了二万五千里。如 果不是日本军阀侵华,中国xxx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幸免于死之后,还 得向它曾经宣布过死刑的「新军阀」、「人民公敌」高呼万岁。其所以然者,便 是他们错把「副题」当成了「主题」,不知先后。它几乎破坏了北伐,妨碍了抗 战。它是那一阶段的恶势力,不折不扣的该阶段的反革命。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68页

越来越觉得，这应该是历史书的一部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87页 - 5

周武王既削平諸侯，據天下土地為己有，當然他可任意的宰割，於是他除劃出一部最上乘的土地作為王畿外；餘下的率以封人，但為防諸侯的尾大不掉，封地既不能過大，又不願多封異姓。再者為防「不能與老兵同列」的爭執，資望不足者又不能濫封。結果可封之地多而有資格受封者少，因之有許多地方既非王畿又無適當的人可封。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 综论

·第一次社会转型：始皇至汉武耗时三百；第二次社会转型：鸦片以降二百年
·无奴隶社会
·古代外交体系以universal nation为中心，并立于西方state nation体系
·囿于一党，犹囿于一岛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 晚晴七十年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
以人类古代史而论，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个绝对的「是」；其他的说法则是个绝对的「非」。是非既然绝对化，则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分别了。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宇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段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伟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就落空了。
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
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
故行仁政是农业社会初期政治的特色。那时代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的社会，人民有绝对自由的生活，绝对自由的意志，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自为着他的快乐生活而操作；他们无求于人也无害于人。可想见当朝暾初上，荷锄头，唱山歌，是怎样的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那确是真正值得我们怀念的原始社会。
至是但有土地便不愁没人耕种，因之野心的酋长们所愁的不是寡民而是国小。彼此间争夺对象转移至土地上去。国家遂由以人民为主体一变而以土地为主体矣。国君——也就是部落酋长，为着扩张国土，不惜剥夺人民的自由以配合他开疆拓土的野心；暴虐无道的更不惜奴役人民以供一己淫乐。盖已无需乎再取欢民众，而人民虽稍感苛政的虐待，亦不敢轻言迁徙了。自是以后遂不复再有仁政矣。
迨荷兰人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向「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为郑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个海权小邦，虽曾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一四〇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二百五十年之「马尼拉邮船」（Mal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着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是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多年的政而不能自拔。
科学专政与民主专政同是死胡同。一经专政则专者与被专者，皆面目全非。——胡适圣贤也。一朝为科学所专政，则不敢妄言鬼神。晚年大钻其原不值一钻之《水经注》；而不敢稍钻其大有可钻的麻将里头有鬼。
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内之满城，将清廷之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下之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合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
洪秀全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说是吐尽鸟气，与百年后屹立于天安门上，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小学教师毛泽东，踌躇满志之情，可说是后映前辉了。至于他心中究有多少苍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
金陵自古帝王都！朋友，你如抢滩大陆，要与邓公小平来搞个「一国两府」，那你第一个应抢占的城市便是南京。南京之为国都，已积三千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彩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一切就等你黄袍加身！ 　　遥想那虎踞龙盘、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练，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回看那吱吱喳喳、烟尘弥漫的小台北政坛，相去何止霄壤？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但是朋友，你真以为长征是像诗人们所说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样轻松吗？或是像革命党所宣传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吗？非也。它是由红血和白骨铺成的，纵横于神州大陆的康庄大道和羊肠小径；沿途是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寡妇孤儿成千上万呢！ 　
纵使是颇有宗教性和人道主义（所谓「贼不嗜杀」）的洪、杨长征，你可知道他们烧毁村落，裹胁青壮，吃尽民粮，遗下老弱妇孺的后果？他们在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掳掠民船，动辄万艘！您可知道，这些民船都是贫苦船民的私产。你掳走一条，就一家挨饿；掳去万条（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则万家的妻儿都要饿死。——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一二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鲜血，来加以灌溉？
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尤其是赣南），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
朋友，我们如设想使周恩来和李鸿章，易地而处，他们二人的棋路是不会两样的。
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蓬，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 　　再搭「游十二号」火车（车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览「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一万五千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档」，隔靴搔痒也。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人总归是人。人类的武器已从石斧、弓箭进化到原子弹。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则变化不多也。余读《史记》、《汉书》，余亦读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也。标点符号打起来，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胜数也。
但是李鸿章这位慈禧太后的「周恩来」，和毛主席的周恩来，并无两样。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可是他也知道，他上面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女和周恩来上面的那个无知而专横跋扈的老泼男，也并无两样。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于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
俗语说：「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问，你当医生不能「着手成春」，你就「倒霉」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霉的前者；邓小平则是「走运」的后者——但希望小平医师有此鸿运也。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竞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据说康有为于六月十六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的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的。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
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拚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 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胡涂蛋。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
其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 1

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 晚清七十年
【附注】据说彭德怀打完韩战归来，立刻就以国防部长身分，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他的理由是：「今天还能搞三官六院？」这就是彭张飞，不如周管仲了。须知，咱中国从君主转民主，这个「转型」还没有转干净嘛！我们的主席，至少还是半个皇帝，甚或是一个半皇帝呢！皇帝犹存，你彭老总怎能「躐等」去废除帝制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所谓三宫六院呢？……试问哪个有权力的大男人，包括克林顿大总统，不想搞三官六院，其不搞者，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可怜的是猛张飞不明此转型之道。他这位可敬可爱的「彭大将军」，后来竟至不能善终，读史者悲之也。
—— 晚清七十年
这场麻将中的最大赢家和最高牌手，实在是老毛子斯大林也。他原是个最危险的德日夹攻、英美暗算的毁灭的对象。但在二次大战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国替他「抗战到底」，而化德日「夹攻」为纳粹「单攻」。何等高明？二次大战末期，他居然又透过雅尔塔、波茨坦，不费吹灰之力，不特在欧洲囊括了所谓「苏东波」半边天下，在东亚也掌握了满、蒙、北韩，最后还在满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真是锦上舔花。苏联后来之解体，实在是天亡老苏，非战之罪了。
—— 晚清七十年
毛公之左右开弓，最后竟变成以两强为敌，几至美、苏合作，联合炸毁罗布泊之结果。毛氏之终能免此屈辱，无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无俊杰，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厦之原始计画，是单独毁灭中国之核子设备（与他们今日之对付伊拉克，简直是一模一样），然以未获苏联默许而未果行。迨布里兹涅夫亦有意单独行动时，又为企图联华制苏之尼克松所峻拒，而未达所愿。两强计画中，偶然之时差，竟免中国于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还自鸣得意，岂非天意哉？ —— 晚清七十年
从单纯的政府制度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改进，到满清时代，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满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家如平心静气的细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国共两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主要的原因便是历经两千多年慢慢改进出来的制度，不是三言两语的咒骂就可以全盘否定的。要造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一纸大纲或主义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 晚清七十年
亚；且乘势穿越白令海峡而尽占阿拉斯加（Alaska），与自加拿大东来之大英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贿通美国参众两院，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之廉价（约五分钱一顷）售与内战后之美国，然其以非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 晚清七十年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 —— 晚清七十年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 晚清七十年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 晚清七十年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攖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 —— 晚清七十年
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满清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国在一八六○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 Secondopium War，也叫英法联军，1858～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他就要掉转枪头来对付那个糊涂虫洪天王了。
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he Opium War is not for 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帐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 晚清七十年
纵使是颇有宗教性和人道主义（所谓「贼不嗜杀」）的洪、杨长征，你可知道他们烧毁村落，裹胁青壮，吃尽民粮，遗下老弱妇孺的后果？他们在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掳掠民船，动辄万艘！您可知道，这些民船都是贫苦船民的私产。你掳走一条，就一家挨饿；掳去万条（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则万家的妻儿都要饿死。——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一二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鲜血，来加以灌溉？
以上所说的还是长征的「正面」——那些自命为替天行道，解救人民的革命英雄。至于被这些英雄「拖死」的官兵，那些升「剿匪」官、发「长征」财的贪官污吏，其趁势奸掳焚杀之劣迹，可能倍于「流寇」，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其可怕，就更是说不尽了。
—— 晚清七十年
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尤其是赣南），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
年轻的读者们，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是民国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长征是搞着玩的吗？它是英雄们的浪漫诗篇；它却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啊！
—— 晚清七十年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十四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十四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寃而死。——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同样的，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 —— 晚清七十年
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已述之，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现在这个「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 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 晚清七十年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满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四万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 —— 晚清七十年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三十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总之，那时宫廷中的贪污是没命的；也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这个「彭德怀」不出。可是李鸿章这位「周总理」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素礼金数千两。可是这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我们和稀泥的「周总理」，为顾全大局，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晚清七十年
「刘六麻子（铭传）打台湾」，建了大功。死后官颁谥法。礼部主持部门乃暗问死者家属，如肯多花万把银子，便可让死去的功臣，「戴一顶『草帽子』」。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处，去问问国文老师（台湾）或古汉语老师（大陆），就明白了。
—— 晚清七十年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一八九二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 晚清七十年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载（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 晚清七十年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 晚清七十年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 —— 晚清七十年
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 晚清七十年
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 晚清七十年
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他们已把一半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之接班，而继续其奸掳焚杀之余孽矣。呜呼哀哉！我们写历史的人，拿着原子笔空着急。眼看历史一幕幕地重演，又从何说起呢？
—— 晚清七十年
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 晚清七十年
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见《庚子国变记》诸书）——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的自信了。他如真能「以兵法部勒义民」，他就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在他那个时代出现，就未免太早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言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之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秉衡于八月十一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六四六。）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作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
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畿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个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俱见《清史》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 —— 晚清七十年
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因此，英国佬就要设法阻止他们来瓜分中国了。
要防止中国被瓜分，就要维持半死不活的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取消列强划定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老虎嘴里抢肉岂是易事？为此，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就双管齐下了；他们一面要积极设法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一面又要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设计。庶几阻止不成，大英帝国在华的利益，也不会落空！
为着不在瓜分行列中落伍，当法国正强租广州湾时，英国就先强占了九龙——其后遗症至今未了。在德国强占胶澳、俄国迫租旅大时，英国又单刀直入，强租了威海卫。为防德、俄两面夹攻，英国乃向德国暗示，绝不妨碍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之强入威海卫者，防俄而已。但是它又于一八九九年四月与沙俄明订条约（所谓scott-Mouraviev协定），以长城为界，把两国在华筑路特权，一分为二。互不干扰。这些都是英国为瓜分中国设伏；但是它真正的政策，则是要阻止列强瓜分中国。这样它就只有远渡大西洋去疏通对瓜分无份的美国了。
—— 晚清七十年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 American－British 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 晚清七十年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斯三人在「雅尔塔」会商支解中国时，罗氏忽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通知蒋介石呢！」斯氏莞尔说：「我们三个人决定了，蒋介石还敢翻案？」果然蒋介石不敢翻案，而蒋氏之下的几位，却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于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们不声不响的断送了。——李鸿章这个「封建官僚」，还没有这样窝囊呢！
—— 晚清七十年
【附注】那时有一对叫 A. F.Chamot 的夫妇，二人都是打活靶老手。因此夫妻二人在被围五十五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七百人。Chamot 先生有一日射杀五十四人的最高纪录！Chamot 太太亦有杀十七人的可惊夸口！见 Young 著前书，引自《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日「访问录」。那时来福枪的有效射程是二千米。前后左右四千米的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们射程之内。被射杀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 晚清七十年
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
李鸿章死于一九〇一年辛丑，十一月七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是始于「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干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 晚清七十年
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话>，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 晚清七十年
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 —— 晚清七十年
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 —— 晚清七十年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 —— 晚清七十年
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 晚清七十年
【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妒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 —— 晚清七十年
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46）。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47）。
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48）。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49）。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 晚清七十年
孙中山先生无疑地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领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笔者此篇所论。只是以行为与后果为着眼点，个人动机固不在讨论之列也。中山自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等到大家都争着来「管」，而相争之人又都是些勾心斗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这种风云诡谲的政海波涛里，「正心诚意」的好好先生是绝对无份的。既是为着救国救民，也只好不择手段了。所谓「小德出入可也」。孙公逝世后，他的老友梁启超对他的评话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业（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力（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 晚清七十年
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 晚清七十年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 晚清七十年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3页

“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man 二声 han一声）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我读 晚清七十年,发现的亮点绝对是书中一笔带过,并没有展开来叙说的那点小八卦的故事.作为一个大陆人,总是从出口转内销的书中才能一窥当代历史点点斑驳.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67页

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周末看纪录片tian'anmen，看到chai ling在广场上手持话筒声嘶力竭的喊，li peng，下台，顿时想起唐先生在书中写到康有为对荣禄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两厢对比，不禁感叹历史何其相似。。。。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读毕唐德刚君大作＜晚清七十年＞（5）掩卷沉思，从君治到民治之路，何其迂回，何其悲愤丛生。读史，我喜欢读动荡时期的那段。了解那时那史那人那思。从两晋南北朝到五代十国，再到清末民初。波澜壮阔中有发人深省。我时常问自己，若生乱世，该当何为？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62页

“老蒋只是自作聪明，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误国误已。老毛则是昏庸自大，不学有术，为着一已权位，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则罪无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目光深远，而远筹有方……”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6页 - 我國現代化的內容與特性

1.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國家形式。
2.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
3.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
4.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5.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6.民主政治。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8页

民國初年的孫中山先生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所謂五族共和這套謬論。他主張採取美國的民族大熔爐的哲學，而擴建一個包羅所有民族和多種文化的中華民族。其實在大清帝國時代，朝廷改滿洲和新疆為省；民國時代改內蒙為省，當政者所採取的也正是這個大熔爐的哲學。不幸到了人民政府時代，毛公因受蘇聯制度之影響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誤為進步，發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內蒙、關係、雲南又全部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區，而又只許少數民族在中央集權之下，享受點象徵性的自治，這樣就間接鼓勵了少數民族中的分裂主義和國際間的反華分子，或明或暗的搞其分裂活動了。這種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後來也就遺患無窮了。今日新疆的亂源即在此。
關於西藏問題，我個人覺得達賴並沒有搞分裂，達賴認為他和北京的關係，仍是內交關係。美國政客對此則頗不甘心，硬是要強迫他搞藏獨；硬要他從中國分裂出來，這就是華府政客的混帳了。達賴原不要搞獨立，而北京偏偏要為淵驅魚，硬要把和尚推入老美懷抱，口口聲聲給他戴一頂藏獨的帽子，這就是北京政客的糊塗了。
當年毛澤東等把原有的國語改成漢語，便是個自以為是的錯誤政策。今日台獨要以閩南語代替國語，也是不知後現代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君不見講客家話的李光耀，也要以華語來統一星洲方言。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3页

在公元四到六世纪之间，我国的五胡乱华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个东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一个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renovated），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目前这个从美、加开始的英语民族的新亚利安民族主义，正是一样的不可小视也。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1页 -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各阶段及其主题）

落伍之可悲,固无论矣。勇往直前的跳跃前进何以亦发生反效果呢?史实 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分阶段完成的。而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主题和 若干副题。主题便是各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而副题(可能是次一阶段的主题) 在现阶段则往往是「不急之务」。而完成这主题与副题的方法则可能是骶触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题,可能增加解决副题时的困难。但是忘却主题而 侧重副题的,则往往为该阶段所唾弃。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忘却主题而侧重副题,则是「本末倒置」,「不 知先后」。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72页

为附庸则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斯即今日宝岛台湾之国际地位也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3页

所以中国近代史上，在各阶段中，凡是从事解决“当务之急”的主题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前进的、成功的。同时凡是不知先后，侧重副题，搞不急之务的，则未有不失败的。这种搞不急之务的社会力量，在此阶段必然有害！但是如果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次一阶段，则主题与副题，俱同时变动。以前的副题可能变成主题。前一阶段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如不能随主题之变动而进步，则这一力量必然变成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力量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页

值得一读，发人深省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2页

<原文开始>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苍生了。 </原文结束>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80页 - x

整本书进行到五分之一了，还是在讲胡适之类，还没有进入正文
觉得现在人整个思维模式在大学或者22岁左右就固定了，有的变化也是对固有的加深，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看到大峡谷等，也只是对自己之前的想法的显示。对自己来说，一直养成的混乱杂序的想法，迟迟不给自己一个定型，好处是可以收纳更多在更高的地方搭建，坏处是现阶段种种想法的打架，导致自己情绪的阶段性变化。自己可以确定的是二十年种种体验养下来的一种内在悲观的方向，这是自己努力在剔除的，成效见微，希望自己倒是可以在以后可以在远方找到自己的顿悟彻悟。对于现在看起来纯傻逼的人，知道他们改不了，也心里安定许多，这到是少了份纠扰。
以上纯胡言乱语，为了30岁给自己看着笑而记录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9页

毛氏对马列主义的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

《晚清七十年 （全五冊）》的笔记-第12页 - 中國現代運動的各階段

↓洋務和變法
↓科學和民主
↓社會運動和文化改革
↓打倒軍閥，打到帝國主義
↓土地改革和社會改革
↓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