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书评

英王喬治三世稱乾隆皇帝為「兄弟」 乾隆很生氣

英王喬治三世稱乾隆皇帝為「兄弟」 乾隆很生氣太大了受不了 / 2008-01-21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一書中，最有趣的史料之一，莫過於英王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書信：“我們由於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種兄弟般的情誼永遠建立在我們之間，我們會極為愉快。”作者阿蘭‧佩雷菲特不無譏諷地寫道：“自稱是乾隆的兄弟和朋友——這位惟一的天子難道會有兄弟和朋友嗎？寥寥數語中竟有如此多無法原諒的失禮之處！”他的解釋並沒有錯，因為乾隆皇帝在聽說了這封書信後的反應是憤怒：“朕意深為不愜。” 　　禮儀上的誤解，正如佩雷菲特想要表明的，顯然只是表面現象，而非深層原因。然而兩百多年後，讀者或許有興趣問，僅就這封信而言，喬治三世對乾隆稱兄道弟，是否因為他太輕率了？佩雷菲特這本書面對的讀者是西方人，所以他認為沒有必要再解釋什麼；而中國讀者不得不研究一下西方的風俗禮儀，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文藝復興後期，歐洲各國的文學逐漸從拉丁文學中獨立出來，拉丁語越來越局限於天主教會的通用語言。各國君主之間的通信，稱呼一般是“表親，兄弟”。這在倫理上大致說得過去，因為歐洲王室之間彼此通婚，君主之間姑表姨甥的連帶關係之錯綜複雜，不啻一張大蜘蛛網，常叫研究家族史的人暈頭轉向，摸不著頭腦。總之，兩個君主之間的親戚關係是免不了的，不同只在遠近以及家族的貴賤有別。而在政治上講，各主權國家的君主彼此獨立，雖然許多小國受幾個強國影響，政治上為其操縱，然而禮儀上卻講究彼此平等。作為一種貴族的頭銜，“國王”這個稱號永遠不變，就是國土已經喪失了也是如此，伏爾泰在《老實人》中就曾經寫過七個丟掉了國土的國王。只有君主逝世時沒有後繼者，或自己同意退位，國王的頭銜才可能丟掉。例如，拿破侖在打敗奧地利後，就曾強迫哈布斯堡家族簽署同意放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位繼承權的協議。這一協議在拿破侖敗亡後仍然有效，所以後者不得不建立一個“奧匈帝國”來過過皇帝的癮。 　　那時國王給臣子寫信，通常的稱呼是“親愛的某某爵爺”；“親愛的朋友”已進了一層，最尊貴的稱呼，就是“親愛的表親”了。喬治三世為了突出馬戛爾尼的地位，用的就是這種稱呼，因此完全可以按中國的習慣譯為“王舅”。國王不會隨便稱一位臣子為“表親”，這意味著對臣子地位的拔高，彷彿臣子具有與自己同等的地位。這一稱呼當然不是在向中國皇帝炫耀馬戛爾尼的權勢，而是暗示馬戛爾尼是國王的親信，乾隆皇帝因而可以放心與之打交道。 　　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名義上由帝國七位選帝侯選出，但實際上通常由哈布斯堡家族的男子繼任。但歐洲各國國王與之通信時，除德意志各諸侯國外，稱呼並沒有自降一級為臣，仍是“表親，兄弟”。因此英王喬治三世並沒有輕率，而是按他所知的歐洲風俗盡了十足的禮儀，熱切地表示了一位歐洲君主對中國皇帝的善意。

英国文学里的中餐变迁

翻一部中国的小说和一部同样题材的英国小说，你往往会发现，对餐饮的关注度反差大得让你惊愕。且不说以穷奢极欲著称，专家研究之下，都能给摆出N桌菜谱的《红楼梦》和《金瓶梅》，就是在英雄气十足的《水浒传》里，描绘武松喝酒吃肉所占的篇幅，比他打虎所占的篇幅还大得多。与此对照，被吴宓称之为“英国《红楼梦》”的名著《汤姆·琼斯》里面，洋洋洒洒50多万字，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读者从头到尾，发现主人公只吃过腌猪肉，连面包的描写都没有。那么英国文学这面不曾照耀食物的镜子，一旦接触到民以食为天的中华民族，会映射出什么场景呢？寻找中英餐饮最早、最鲜明的交汇点，我的目光投向了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率领的为乾隆祝寿的那艘船。对于中国来说，乾隆时期是饮食文化极大发展的时代。明末传来的辣椒和番薯这两件食品，此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为有了辣椒，南方菜的口味做法都焕然一新；因为有了番薯这个亩产万斤的高产作物的保障，人口峰值几千年来一直徘徊在五六千万的中华民族，猛然暴增至四亿！相对于元代来华的马可·波罗把中国饮食描写成圣诞树上的闪光苹果，还有明末清初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传教士，马戛尔尼一行可是真正享有贵族头衔的世俗使节。大家一定想知道，给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留下最好印象的食品是什么呢？米饭！这个答案确实出人意料！直到现在，大米在英美仍然只是作为布丁的原料，半生不熟得几乎无法入口。而在当时，马戛尔尼一行认为米饭是唯一可以入口，并且优于西方面包的食品。至于其他中国菜肴，因为他们不曾听说孟子“君子远庖厨”的教诲，详细地观察了制作的过程，进而对卫生产生了怀疑，一概敬辞不敏。除了为首的几位得以与皇族贵胄进餐之外，其他的成员一律与贩夫走卒共餐。在清朝人看来这种按资排辈理所应当，在当时主张平等的英国方面，却也倒了随员的胃口。种种迹象表明，这可不是一次愉快的进餐。同样的中餐，不同的西方人如何品出了不同的味道呢？在好莱坞电影中，华人餐馆并不都是正义的场所，尤其编导中没有中国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样的电影多半会贴上反华的标签禁止入境，比如《夺宝奇兵》里面那场广东式的昆虫大宴。大体上，在中国长大，或者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饮食口味也完全中国化，可以视同中国人，看看赛珍珠的《大地》里面，没有对中国饮食大惊小怪的地方；相反，在国外长期居住的华人，口味倒可能完全西化，完全以西方标准评价。比如，一位从青年时就留英八年的对外汉语老师强烈推荐英国明洁如镜的咖啡馆，认为在英国干干净净吃几片面包的人，寿命超过国内脏兮兮地吃四盘八碗大餐的。他对中餐的回忆是菜肴上铺满了绿色的苍蝇，送餐的服务员要是不揍他几下，就记不住盖上餐盒的盖子。我很能由此感悟到一个海外华人融入英国社会的急切，并且知道，这种自我开涮的幽默是在异乡愉快生活的法宝，并不能表明他不认同国内的生活。事实证明，当他回到国内之后，他的英式幽默很快和京味结合，成为最具本土风格的文字。刚才提到的那两个例子，摘自老舍的早年作品《二马》与《猫城记》。我认为把这两部书归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学里面更合适些，无论是前者的文化震撼视角还是后者的反乌托邦倾向，都符合那个年代英国文学的大潮，是用国画颜料画的西画，中国食材做的西餐。2010年社科新书目第934期 2010-5-18http://www.cpin.com.cn/Article/tulin/201005/Article_20100518093133_362185.html

一场与浪漫无关的旅行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对中国的访问，差不多是中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来访。泰西之地金发碧眼的来客，无风自动的舰船，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和钟表，这一切无不符合中国人对于善工奇技淫巧的夷人的定义。所以马戛尔尼使团自从踏上天津大沽口陆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被围观的对象。而英国人对于这古老帝国的印象，还停留在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时代。他们期待看到富饶广袤的土地、辉煌壮丽的城郭，慷慨仁慈的君主以及勤劳友好的百姓。马嘎尔尼勋爵的身边甚至还带有一封英王乔治三世的亲笔信，这位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亲切地写道：“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与另一个帝国的皇帝称兄道弟，这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不过是两国君主间最正常不过的外交辞令。当然，后来他们终于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表白，年过耄耋的乾隆皇帝在知道这封书信的内容后，第一反应是：“朕意深为不惬。”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其实还没有开始，失败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就好比两个不懂手语的聋子之间的会谈，无论双方倾注多么大的热情，发出多么大的声响，都不能听到对方的语音，因为二者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并不能就此下定论说，宾主之间毫无诚意。事实上英国人对这次出访寄以了厚望，他们不但派出了皇家海军中火力强大的“狮子号”战列舰，还为中国皇帝准备了数百件精挑细选的贵重礼物，调派了超过600人的庞大使团。这一切都表明，绕半个地球浮海而来的英吉利人，确实满载诚意。中国人是否有诚意呢？尽管在天朝统治者的心中，从来未有过“外交”这个概念，但他们并不缺乏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此时的澳门，已经有葡萄牙人盘踞两百多年，近在咫尺的广州，也有欧洲各国商人也在此开设商埠数十载。天朝官吏对这些白皮肤的洋人其实并不陌生。但在帝国的精英们看来，这些蝇营狗苟的夷人与高丽、安南、暹罗、锡兰、琉球人并无不同，不过是中国既安、四夷来服中的一员。所以他们按例把英王全权大使马嘎尔尼勋爵称为贡使，把那些旨在展示欧洲最新科技的礼品称为贡品，并且在使团乘坐的车船上自作主张插上“英吉利特使进贡”的旗帜。是的，他们确有诚意，只不过是天朝上国对附庸藩属的诚意。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访问，是一次夹杂着古怪和滑稽的旅程。某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曾经调侃英国人，说他们的膝盖上少了一根骨头，所以不能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事实上，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节不肯五体投地这件事曾大光其火，甚至一度拒绝接见。两千年大一统王朝的历史里，第一次出现了不肯屈膝于九五之尊的人，天朝的百姓只把这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帝国最有远见的精英也未能意识到两种文明的碰撞已经开始，一个还算有礼貌的陌生人来敲门时，我们选择了装聋作哑。英国人曾有勃勃的雄心，要凭借这次访问打开中国的市场，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在沿海建立若干通商口岸。此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历数十年之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这个王国变成了彻底的商业国度，向海外拓展殖民地和商品市场，已经成为英格兰人不可扭转的国家战略。马嘎尔尼也曾反复思索，如何打动这个保守的帝国，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推销员，如何叩开一座古老而陈旧的大门？马嘎尔尼所仰仗的是他带来的那一箱箱玲琅满目不同凡响的礼物：代表着欧洲天文学和机械工艺最高成就可以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各大天体的运动的天象仪；准确标注了地球各大洲、海洋、岛屿和航线图的地球仪；几门威力惊人射程可达数英里的陆军野战炮……这些礼物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马嘎尔尼希望“让看到的人对它们感到满意，并且激起一种更大的购买同样的商品的需求”。以一个合格推销员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策略是无懈可击的，有什么比展示诱人的商品更能激起客户的购买欲望呢？可惜他遇到的客户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人！那架精美绝伦的天象仪，在向伟大的乾隆皇帝展示完毕之后，只得到这样一句评价：“英国人竟敢拿哄小孩子的玩意来骗朕！”而那几尊野战炮的下场更加凄凉，天朝官员拒绝了英国人试射大炮的请求，将它们弃置在圆明园的某个角落里，直到60多年后，它们终于被英法联军发现。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细节，这些荒唐而带着黑色幽默的往事，这些覆没在历史罅隙里的涟漪，似乎只想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并非全无机会，而是我们选择了闭上眼睛！正如20年后，嘉庆皇帝第二次拒绝另一位英国使臣时所说那样：“我朝一向不贵异物，朕无取于尔国之奇巧。”确实，这个以先圣的伦理学为治国术并拥有完美官僚系统的国度，已经自足地运行了数千年。我们不需要知道地球是圆是方，土地里的物产已足够养活数亿人；我们不需要蒸汽机、纺织机，依然是礼仪之邦的衣冠上国；我们不需要知道万有引力，普天之下依然莫非王土。1793年，地球上最强大的专制帝国拒绝了最强大的君主立宪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市场拒绝了最大的商人。在帝国的朝贡体系里，没有处于平等地位的外交关系，这次失败的访问，被双方都视为一次无礼的冒犯。也许，英国人还有耐心再进行一次访问，尽管他们在出发之前也许已经预见到了结局：一个骄傲保守虚荣的主人，绝不会因为几次礼节性的拜访而纡尊降贵打开自己的大门。果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终于失去了忍耐，这次他们用来敲门的工具决不会那么友好了。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大纲》里总结近代中国失败的根源，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无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平等是外交的基础，而两百年前对国门之外的世界选择不理不睬的中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在马嘎尔尼使团人员的眼中，这是一个停滞的国度。停滞更多的意味着衰亡！只是，身处在这微澜死水中的浮萍，又怎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呢？！

《停滞的帝国》——在迷雾中航行

历史与文化告诉一个民族来自何方。在混杂了诸多不同文化的现代社会，或者说社会主流价值观缺失的如今，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寻根更应该被重视。重视的结果，希望不是更多晚7点的典型报道。以前读《中国的传统》这本书时，感觉接到几千年前远古时代的气象，找到了一些问题的解释。读《中国哲学简史》时，感慨很多细微差异是西方人不能领会的，也怀疑东方人能否领会西方人的文化。最近读的这本书却让我感觉到中国千年不变的一面。这本书的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展示了几百年里，直至文革结束，中国的不变和中国人的不变。这本书讲的是1793年英国派出使团出使中国，希望建立现代的外交使馆制度、增加贸易等。英国人看重中国的巨大市场与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但是中国（清乾隆）却将使团看成为皇帝大寿进贡的贡使。一系列的误会……当然并非真的不明白英国人的意思，而是因作者所谓的中国的不变性，一律要服从祖制礼法。这个不变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满族人作为外族对汉人统治上的考虑，当然还有所谓民族性的观点。英国使团的头头马嘎尔尼在出使中国之前，曾收到一位俄国外交官经验（看上去略显得无意义）——与中国打交道“像在迷雾中航行”。这迷雾不仅表现为中国人的含蓄，从不正面表达拒绝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包含古老巫术性质的礼仪，已经高度形式化、固定化。生活好似一部已经经过无数次彩排和演练的剧。说与做都有须遵守的套路，而且任何事物都能从中国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找到与其对应的典故。就像本书中描写皇帝给英国国王的书信含有某种自说自话的咒语的成分。一边读这书的时候，东方时空播出介绍旅美华人奋斗生活的《大洋彼岸》。对比起来，两百年的历史，真希望能看到如李将军说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本书作者的写法让我感到在读一部侦探小说：他对比了玛噶尔尼和使团其他成员的游记见闻与清代官方文书、书信等可搜集到的历史资料，通过资料对比勾勒出历史的一点。由于作者是法国人，在某些历史结点上告诉人们法国正在发生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总体上的感觉，作者是公平客观的，作者较倾向于英国渐进式的“革命”，而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激烈动荡。对于中国，作者认为其有众多众多的“不变”：比如中国民众抽烟、赌博、迷信、“幼稚、孩子气”、精打细算等等。对于中国社会，作者认为其森严的等级制度、愚民政策并未因“革命”而终结。中国的环境问题——水灾与地表植被缺失互为因果；人口问题——在清乾隆时期人均耕地面积已经到达了西方认定的警戒线，将人力众多与掌握技术混为一谈；君主的个人崇拜——每个皇帝登基便像耶稣一样展开新的纪元；宗教意识淡漠——错误极容易被扔进历史背景中解释、个人责任感淡漠；几乎没有对私人权利保障——没有世袭的贵族荣誉和财产（西方人认为这是限制君主权力的做法之一）作者还小小的批判了汉文化的自大症——别的民族好像根本不存在于世。

无限的可能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自认为笔者在书写的时候个人的意志和国家的观念没有完全的融入到文字中去，让本文显得平实公正。但是作者仍然在用细枝末节去揣测着中国，难道只能从小广告就能推测出花柳病的蔓延？难道用阿Q的比对虱子的大小就能认定吃虱子这个怪癖。我想那一切都是个由头当不得真，虽然笔者查阅了许多的文献，但是谁又能说文献写的都能如同司马迁一样呢。姑且不论清朝自称是金朝的后裔，就连烛影斧声就能令人玩味的了。我们明察的或许只能是古人的百分之六十的功过是非就已然不错，之于被隐瞒的或是机缘巧合的只能是考古学家的假设推论了。这本书中最令我遗憾的不是马尔格尼这位自认为可以当中国老师人的黯然离去。而是礼品那些原封不动的大炮完封不动的放置在颐和园，在颐和园被洗劫又完封不动的运回去。这些可真令人玩味啊。恐怕乾隆还会指指他的爷爷康熙。至少比康熙在尼布楚销毁的军械要强的多。最近经常有人谈钓鱼岛，动不动就是辽宁号。政府怎么样国家怎么样，我不完全认为国家无能，首先想谈谈抵制日货，这是第几次了真有兴趣查查，可是我们做的只是表面文章，不知道全面禁止日货一年2年又会发生什么，至少最受伤的应该是中国，因为我们的机械大多日产，汽车和医疗的设备恐怕趴窝不少。想想古巴的客车就明白中国还离不开日本。我们可以进口美国的欧洲的，可是重新进口可不比变法要费事的多，钱也是个问题。有人说咱们气节高些，学学韩国，动不动就切腹断指，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做到，但是三瓜俩枣的是掀不起只买黑白电视就是不买小日本彩电的热潮。在谈谈辽宁号，苏联解体的空壳子，在路上耽误了许多年，白花了许多冤枉钱，估计不比俄罗斯帮印度改航母少，结果是草草当个训练用的船，说白了服役也不过就是个航母的名字，主要的核动力弹射系统没有只能当摆设，好在可以给国人提提气。我依旧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实力是第一位。藏富于民才是正道。中国近代史是不堪的，但是无论是李鸿章见过的格兰特，铁血宰相，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无论哪次中国都是有希望的。可惜咱们执行的不彻底。人情世故从不敢做出格的事。宋朝只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郑和不敢开殖民地，甚至太平天国初期都不用汉军。而对于家族的兴旺却颇为看重，无论是吕雉刘邦还是满鞑子。经常出现的是国破家灭，南京屠杀算什么，扬州十日嘉靖三屠比起来小儿科。再谈谈对政府的认知，我无奈于列宁生前没有归还东北西北的国土，也无奈中印战争赢了却遗留下的克什米尔，对于跳脚的越南菲律宾南海问题的无助。我们依旧喜欢问钓鱼岛，谁让他小日本占领的。我们痛恨的与其说是右翼势力，或者占领的国土，不如说对历史的遗憾。我依旧认为政府不缺乏远见，中国曾经打算拿西藏的2倍国土去换张鼓峰事件后的图们江入海口。可是，咱们自相情愿罢了，俄罗斯不缺乏土地，人口少的也无力开发，经济在差土地上的资源就够吃够喝。凭啥让中国富强啊，你们就汗珠子掉八瓣吧。但是中国既然能从英国要回香港，那么其他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斡旋。为什么当爱国天天写，却对国货不屑一顾，对盘根错节的关系不敢下手，让财政年年三公的无话可说。让资产申报今年不能明年再说。我相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也相信一个国家强大需要的是时间，但是国家无法对人民做到服务和关心，那只能让人民自己去追忆伏尔泰的话语。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里的国家管理的是如此的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人都移居海外。有空扫扫自己的房子，比牢骚更管用，国家的强大其实在于国民，还是让国民自己先强大起来。

ZT 拿破仑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评价

拿破仑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评价作者:摩罗2009-02-18 17:18:30来源:南方周末■呼吸宇宙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之前两百年，英国商人菲奇携带英国女皇伊丽莎白的信件，前来觐见印度莫卧尔皇帝阿克巴。菲奇趁机游历了莫卧尔、孟加拉、缅甸、泰国、马六甲等地，收集了大量情报，促成了英国成立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从此，印度地区一步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两百年后的1792年，英国著名的外交家马戛尔尼，也像菲奇一样，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率领着一个大约100人的庞大使团（连水手700人），驾驶着三艘船舰，离开朴茨茅斯港，浩浩荡荡地开往中国。这三艘船分别是装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和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历来喜欢从文字名号中寻找谶纬意义的中国官员，并没有从两艘军舰的名字上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暗示，更加不在意这个使团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力量，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使团谒见乾隆皇帝的礼仪上。中国臣子对于皇上的礼仪是：双膝跪地，上身趴下，将额头触地三次，然后站起来，以便第二次下跪。连续三跪九叩才算礼成。所有文武大臣，以及藩属国的贡使，一律依此行礼。使团出发前，内务部长敦达斯给了马戛尔尼七条建议，实际上就是交给了他七项使命。这七项使命是：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前提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搜刮的财富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统治成本，马戛尔尼使团最核心的使命，就是到中国来寻找财富，企图填补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空缺和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中国政府完全不了解他的使命及其“来者不善”，所以将全部心思放在礼仪的计较上。清王朝要求马戛尔尼像所有其他贡使那样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说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这种礼仪之争使双方极为不快，尽管最后乾隆皇帝还是十分大度地接见了使团，回赠了礼物，但是着令他们立即离开北京，航海回国。那场礼仪之争，真的只能一味谴责中国王朝的愚昧、傲慢和荒谬吗？当时西方的大政治家拿破仑的看法就跟马戛尔尼不一样。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会见了刚刚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阿美士德率领着英国第二个政府使团，再一次浩浩荡荡出使中国，却因为拒绝给皇上下跪而被赶出中国国门。阿美士德在中国的遭遇甚至还不如马戛尔尼。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认真听取了阿美士德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他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批评，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拿破仑坚定地认为，外国使臣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而必须按照出使国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谆谆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那些站在今天的立场谴责清王朝和乾隆爷、为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辩护的人，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在的判断：清王朝和乾隆爷代表着落后的文化和习俗，所以是错的；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习俗，所以是对的。事实上，两个平等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协调。一个使团在礼仪问题上没有起码的协调能力，以至于完全没法就自己的使命展开任何外交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我们不妨再用务实的态度，重新掂量一下马戛尔尼使团与清王朝的礼仪之争，看看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清王朝是坐地虎，他没有找英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通商的主动动机，英国使团的有无、来去，跟他的主观需求和期待无关。所以，他本来没有必要在礼仪上做任何让步。马戛尔尼使团则是一个负有使命的政府团体，他需要跟一个政治上无关的国家建立政治联系，以便进一步实现扩大通商等等目的。他如果没有跟清王朝实现政治沟通和商业协调，他就是有辱使命。所以，这个政治团体的政客们本来应该排除一切困难——包括礼仪上的困难，以求全部或部分完成他的政治使命。他是最应该在礼仪上作出让步的。其次，清王朝的文化眼光一直没有投注到自己的文明圈之外，所以他是单一文化眼光，他遇到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习俗，如果表现出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以及少见多怪等等反应，是天经地义的自然反应。那个时代英国人的文化视野，除了从古罗马继承来的文化经验之外，至少还对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具有相当的了解，对任何文化习俗问题都应该具备超越于某种单一文明之上的包容性理解。这种丰富的文化见识还应该使得他们具有一些对于单一文化眼光者来说很难具备的素质，比如面临陌生问题时的变通能力等等。可是，当他们第一次亲历中国文明时，他们却不具备任何包容性，而是比单一文明眼光的清王朝更加少见多怪，更加没有变通能力。他们完全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及其合理性，他们一点也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甚至与此相反，他们更为狭窄、小器、固执、僵化，一点弹性都没有。尤其荒谬的是，第一个使团因为礼仪之争无功而返，当他们派出第二个使团时，竟然没有就礼仪问题达成某个定见，而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再一次遭遇更加悲惨的失败。这一次失败实际上是外交史上的笑话。

两封信及两个时间点

似乎马戛尔尼1793年自伦敦远涉重洋至北京，只是为了传递两封信，完成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外交行为。这位对时局形势、经济贸易高度敏感的外交官，若能得知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的签订、1860年10月18日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否有雪耻解恨的感觉——英国人耿耿于怀，在武力破门之前，他们也曾按照当时的国际通行准则叩击门扉，尽管是借口叩祝万寿；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之后，才明白，中央集权的千年古国，没有“国际”的概念，君王臣民，眼见之界耳闻之界心想之界，只有“中央一国”。也或许，前驻外总督会感慨一番清帝国青花瓷一般的帝国形象——优雅高贵，却不堪一击；而正是由于他的出使，揭露了这个曾经神秘莫测、曾经让他因为误解而尊重的帝国——僵滞不变、专制骄横的本质。1793年！佩雷菲特的祖国正经历大革命，成为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英帝国的舰队商船在远离本土的远洋大洲上游弋贸易，逐渐地，利益驱动工业发展，也因此优势凸显，逐渐地，称霸海洋。中央帝国，正当农业文明的鼎盛时期；一切的一切，“具如常仪”。没人预料得到帝国的崩溃，而崩溃的时间与其说始于《南京条约》的缔结及圆明园焚毁的时间点，莫若说是因为1793年的两封信。官版历史教科书中，康乾盛世之后是国衰民弱的近代史，起源于屈辱的割地赔款。但从未辩证地解释过被迫打开国门之前，可曾清醒地打开心门，可曾努力去认识蕞尔外藩如何能够船坚炮利，如何能够越洋跨洲？难道只是为了一封信？为了一场国王与皇帝之间礼仪的交锋？帝国的灵魂，是龙座上的八旬老人，承继的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看重的是鞑靼们的臣服，展现的是所谓“怀柔四海”的胸襟，“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毫不在意未及弱冠的见习侍童斯当东；而正是这位未来的爵士因为亲历过1793年，又在往后的岁月成长为一名中国专家，并于1810年出版第一部自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大清律例》，所以，在1840年的中英战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泱泱大国，自上而下，坐井观天，没人注意到，1793年，是原则及制度的较量。好一句“具如常仪”！千年传承的精髓！佩雷菲特用史料画下一面古镜，在笔墨如水银般的反射作用下，在中央帝国的优越感自我陶醉里，后人的自醒及反省来得迟钝且滞后。======================英帝国乔治三世致信乾隆（P170-171）“英咭唎国王乔治三世蒙天主恩，英咭唎国及佛朗西（原文如此）及爱尔兰国王海主卫道者，恭惟大皇帝万万岁。〔……〕“本国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要让别国能得着我们的技术和好处；我们更想明白各国的技术。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如今本国与各处全都平安了。〔……〕从前本国的许多人到中国海口来做买卖，两下的人都能得到好处。但两下往来，各处都有规矩，自然各守法度，惟愿我的人到各处去安分守规矩，不叫他们生事，也希望他们不要受到委屈。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我如今为这些缘故特差一个人到中国来照管这些事情。我所派的乔治·马戛尔尼是本国王的亲戚，忠信良善议国事的大臣〔后面约有20行关于他仕途经历与才能的文字〕。我又恐正贡使到那里或有别的缘故，所以又派一副贡使临时替他也与正贡使一样，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后面约有15行关于他的长处的文字〕。如今我国知道大皇帝圣功威德公正仁爱的好处，故恳准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以便回国时奉扬德政化道本国众人。至所差的人，如大皇帝用他的学问巧思，要他办些事，做些精巧技艺，只管委他。“我本国的人或是在中国管的地方住着或是来做买卖，若是他果能安分小心，求大皇帝加恩。〔……〕“惟有祷求全善天主保护大皇帝长享太平之福，庇佑英咭唎国永远平安受福。英咭唎国王乔治。”（此译文除了本书法文译文外还参照了当时的中文正式译本。——译注）======================清帝国乾隆复信乔治三世（P249-250）“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忧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例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又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赏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各段注解参见原著）

在中国的镜子里

清朝康乾年间，中国史称盛世，而创造盛世的那些人的内心是什么样一种状态？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呈现出怎么样一种政治和经济结构？跳出我们自己的思维之外，老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盛世光芒下的中国？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菲特根据乾隆年间出访中国的英语特使马戛尔尼爵士及其随从的私人日记，参考相关国家档案，如实记录了马戛尔尼爵士出访中国这一历史事件，或许我们无法深入剖析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全部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看到我们即陌生又熟悉的中国。在完整记录了这次历史事件后，作者写道：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这面中国的镜子。当他们把玻璃浸入这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神奇的液体--同现实接触中去时，背面的锡汞层形成了；镜子把他们自己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中国教会他们如何去看西方。他们在为中国社会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时，也在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反思。天主教在华传教史和中西交通史上，礼仪之争历来是重头戏－－这些老外搞不懂，在他们那里人只能向上帝下跪，而在中国，人们向一切下跪：神仙、死人、青蛙神、狐狸精、皇帝、老师、上级、小吏、树神、地主老爷、家里村里乡里的长辈，甚至一阵妖风刮过，都可以下跪……我们还向圣山下跪，向圣湖下跪，向异族入侵者下跪，就是一个非洲兄弟来到这里，他们都会对中国人的精神是否健康产生怀疑...可是我们自称是文明古国，古到是古了，文明却在哪里？

西方的傲慢，此书一定要结合其他两本书一起看

还有两本书是，一本是怀柔远人．还有一本就是马回忆录本身佩雷菲特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此书突出的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停滞，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其实没有什么发展变化，历史循环而已．并且结合毛时代的中国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停滞性，所以魏菲德评价这本书说政治意味太浓，以至影响了其叙事的客观性．在一些欧洲人眼里，中国及西亚的历史不能算是历史，只能归入东方学，而非洲人历史则只能归为人类学了其实马回忆录本身并不如此书抨击的严重，马在批评清朝的停滞时，还有对清朝对下层结构组织的羡慕，说清朝人民的生活比欧洲人好的多，乾隆是所罗门皇等正面叙述的语句，而在此书中则基本只留下批判了而获得列文森奖的怀柔远人一书则是以中国观点来看待马事件，提出英国的傲慢对外交的失败有重大的因素，而清帝的所谓也有其合理性，而十八世纪工业文明前的英国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傲视中国的地步，技术也未领先多少，马的举动是西方人的傲慢，乾隆的应对并没什么不妥，可以说怀柔远人一书是对此书观点的全面反驳此书完全站在马的角度来研究看待这段历史，并且夸大了马原文说明中国文化的停滞性，文笔不错，但观点却失之片面了．要三本书结合一起看，基本就能形成比较客观的看法了

精致的体制与战前的中国

1793年，马葛尔尼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皇帝贺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打算通过和清政府直接交涉，消除种种商业限制，拓展对华商务。 而长期实行朝贡体制的中国自然的认为这是英吉利国派使进贡，马葛尔尼使团从海上航行到达天津，随后转内河到达北京，在北京走陆路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在那里见到了乾隆皇帝和大臣和珅。因跪拜的礼仪问题发生一些不快，使团随后回京，皇帝再次给予了赏赐，不久就被要求离开。使团拒绝了从浙江舟山经海路回国的安排，经陆路从经山东，江苏，江西至广东，穿行中国内地，最大限度的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并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虽然没有完成预期目标，但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使团回国后，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一切，从此英国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停滞，是佩雷菲特不断强调的核心，传统中国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极少，甚至一些技术被废弃，火柴发明于中国，但马葛尔尼来到中国的时候两广总督竟然不知道火柴的存在。火柴作为大众所用的一种新事物，它表明了西方技术的优势。中国有许多东西原先处于领先地位，尔后又落后于别国，这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那么为何中国的发展会停滞？从而与飞速发展的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停滞”的原因:庞大精巧的社会机器体制停滞的中国由一个极为庞大复杂且精巧的社会机器所操纵和支配，这个机器由皇帝发号施令，以体制结构，文化，传统观念，社会风俗和刑法来维持，它强调集体意识，忽视乃至压制个人意识，它对一切改变都感到怀疑，它使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机器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这个由多种原因最终形成的体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也是马葛尔尼使团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佩雷菲特称此为天朝官僚机器，在这个机器下，以及以此为主导的整个社会体系下，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在中国有一种统治国家的艺术，甚至可说是一种科学。这些统治国家的艺术和科学同社会制度混为一体。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难道这不是一部绝妙的机器吗？......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一环扣一环，咬合得很完美，而且人人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就必定“挨竹板”，被戴上枷锁或被砍掉脑袋。难道这不是一种杰出的统治艺术吗？”这种统治方式有利于君王最大程度的顺利贯彻自己的意志，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平稳。但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这种万古不变的体制阻碍了改变革新的可能，大家以因循守旧为行为准则，以尊重传统原则，这就使改变革新，接受新思想变得更难。其次，过于集体意识，压制个人意识，使得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大受限制。“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再次，这种体制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导致人人皆以揣摩上意为根本，竭尽全力完成上派任务，而对下则不择手段。“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这种体制总得来说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而这种体制有很多组成部分，其中与外商交涉的部分就是公行制度，即十三行制度。使团的失败原因解析首先，双方对这次出使的看法就存在差异，英国人是认为以平等国家的身份出使外国。而中国皇帝认为这是来进贡的贡使，造成这一误会的原因，一是马葛尔尼使团是以为乾隆皇帝贺寿为名义出使中国。二是因为中国长期进行朝贡体系。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对英国使团是较为优待的，很多待遇超过了当时正常的国际使团待遇，比如使团进入中国后的一切供应和花费均由中方政府负担。但这种优待是对“倾心向化”的贡使给予的待遇，并非出于尊重，并且为了安全考虑对使团进行了监控。因此在觐见皇帝的礼仪上，双方爆发了争端，最后虽然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不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节，而行单膝下跪礼。但也造成了双方关系裂痕，对出使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使团成员安德逊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因此乾隆认为他们是来进贡贺寿，所以请他们参加了一场对皇帝的贺礼演出后，便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任务该走了——朝贡体系下其他的使臣就是如此。而英使则认为正事还未开始。当然，研究证明，礼仪之争不是这次出使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使命中的任务违反天朝体制。两年后赶来的荷兰使团遵守了中国礼仪，但仍不能摆脱使命的失败。违反天朝的体制，使体制改变，在无强大的压力下是不可能完成的。除此之外，天朝的官僚机器运转与受此影响造成的翻译问题，以及皇帝与使团收到信息的不同加深了双方的误会。在天朝的官僚体制下，皇帝决定官僚的升降荣辱，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也造成皇帝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的“消息”，这就造成了皇帝与官员的书面往来一定程度上成了皇帝的自说自话，官员以“事实”极力的配合皇帝的想法。无论陪同使团的官员是大学士松筠还是两广总督长麟，他们都采用了两面手段传递信息，一方面友善的对待使团，一方面对皇帝报告一些并不存在的“夷团恭谨顺服，对皇帝的恩典五体投地等”。从天朝的官僚体系来看，这无疑是优秀官员的典范，但不幸的是，几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一些在前线作战主官也这么做，将糟糕的战事局面做了精美的包装呈现给乾隆帝之孙道光帝。双方语言不通需要翻译，而受到文化影响，几番翻译后，皇帝接到的文章已经变成了适合自己胃口，充满恭谨顺从的文书。而皇帝发出的回复，在几道翻译后，使团接到的文书意思也与原意有所差别。翻译总是以利于人接受为准则，而真实意思则难免会受到一定影响。“说谎的中间人”——身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马葛尔尼来华之前，西方传教士已经来华二百年，有理由相信，这些常驻中国的传教士是了解中国的，他们是当时唯一既了解西方也了解中国的群体。但他们在中西方交流中，却扮演了一个“说谎的使者”形象。对中国方面，他们没有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的情况，（当然中国人没有兴趣去了解西方）而对西方来说，他们则是将一个美化失真的中国形象传递到了欧洲。这些传教士已经中国化并体制化了，他们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当中国官员。正如乾隆所言，他们是在中国当差。他们有些人以“天文学家”的身份当值于钦天监，但他们的天文水平其实不高，他们是在用巴黎的《天文历书》进行经度差换算，用来应付任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至于《天文历书》不能按时到达时，这些“天文学家”就陷入了困境。这些传教士为了能够在中国更好传教，便尽力的向西方传播一个美好的中国形象，以此来获得国内的支持援助和中国方面的同情，以利于自己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教事业。他们在中国的处境也不利，此时在中国的基督徒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后，仅有15万人，而且此时吸收新教徒的唯一来源就是……弃婴。他们只能将收养的弃婴吸收为基督徒，而无力使其他人改宗。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这次出使之前，两国对双方均有误解。中国对英国，是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而英国对中国了解也不甚多，因为中西方互相的了解，均主要来自于在中国的传教士。而传教士对中国的皇帝只提供了一些精巧的机械钟表，巧妙的机械玩艺，和提供一些并非最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皇帝因为拥有这些，便以为自己了解西方。因为皇帝拥有许多西洋精巧器械，所以对马葛尔尼带来的贡品（礼品）并不感到稀奇。而传教士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获取国内的支持，一再的美化中国的情况，造成了欧洲对中国的不真实的美好印象，虽然这一印象并不持久。两种比照本书中还不断穿插者两种比照，不断的穿插比较。一是拿乾隆时代的中国与同时期的法国相参照。一是拿人民中国与乾隆时代的中国相参照。一是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进程。1793年正是法国大革命发展的高潮，血雨腥风的革命与马葛尔尼访华同时期进行。乾隆皇帝得知了这件事情，但并不以为然。“他对国民公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无所知，当消息最终传至北京时，就像多了一则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无用新闻。”西方君主人头落地的同时，东方君主的地位稳如泰山。二是作者不断将今日之中国与乾隆时代的中国对比。（注:今日之中国为1989年此书出版时的中国）不断的描述今日中国与乾隆时代中国的相似性。一，对集体意识的强调，对个人意识的压制。“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能显得完美，这几乎带有宗教的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则被磨得平整光滑。”佩雷菲特写到“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当然，认真的分析，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无偏颇之处。二，对使团不同成员根据级别给予相差悬殊的待遇体现的森严等级制度。正使马葛尔尼与副使斯当东得到了无微不至的招待，在内河航行中，可以坐在宽敞、整洁、舒适的游船中，而随员天文学家丁维提等则只能在一条长凳上过夜。佩雷菲特写到“无论在帝王中国还是在人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贵宾”都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与此相反，其他的人就只得承受粗俗简单的接待。中国社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三，“皇帝的御道”。“从北京至热河的大路中央为御道，由砂土和粘土混合而成，经浇水，夯实后具有磨光大理石的硬度，赫脱南曾说：“这条路像客厅地板那样干净。”温德也说：“像弹子台那样平坦的路中央只供皇帝陛下通行。”路上日夜都有卫兵守卫，禁止行人进入。皇帝驾到前夕，任何人都不允许在此落脚。皇帝一离开，马上就没有人管了，路面也很快被损坏，所以一年必须修两次，一次是皇帝去鞑靼区，另一次是皇帝从那里回来之时。因而温德稍带讽刺地说：“如果中国人能像管土地那样管空气与阳光的话，他们也许会向皇帝献上专用的更纯洁的空气和更柔和的阳光。”其他的一些事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葛尔尼访华时期的一些事实。马葛尔尼使团确实带有一定的侵略意图，并非是完全性质上的和平使团。使团送来的礼物中，枪械武器和军舰模型有威慑的成分。而马葛尔尼使团的使命中，除了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废除一些贸易限制，在北京建立常驻使馆外，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马葛尔尼使团虽然未能完成开放通商口岸，使清政府取消对贸易的限制这些使命，但却成功的侦查了解了到了中国的实力，在返程的路中，使团从陆路穿越了东部半个中国，对中国的实力和社会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这次出使中，马葛尔尼曾说过“我毫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航线（从海路直接到达天津）；它使我们掌握了中国东北海岸的地理”。再一次透露了这次考察的军事目的。中国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的威胁，但是却认为这只是小威胁。两广总督长麟曾向乾隆皇帝建议训练渔民，以备以后用来凿沉夷狄之船。乾隆皇帝表示不必如此。并且长麟提前到达广州后，率领大队清军迎接使团，对于整齐，旗帜鲜明，带有对使团的威慑性质，虽然并未奏效——军队落后的装备使使团进一步看清了中国军队的虚弱。18世纪末的中国与英国比，整体落后但并非全面落后。英国此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而尚未完成，中国各项技术水平多数已经落后，但在一些方面仍占先进地位，但随后这些先进随着发展的停滞也不进则退归于落后了。就以重要的交通通信来说，英国此时在海路占据优势，但陆路交通通信则不如中国。马葛尔尼访华时就发现，中国的驿传速度比英国邮政快。但英国在几年之后的1796年拥有了电报，十年之后，蒸气船问世，再过了二十年，出现了铁路，中国转为落后。战前的中国就是如此，近代前夜的中国就是如此，我们是否能从中获得许多借鉴哪？还是如作者所言“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我们必须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以尽力获得真实的强大而非乾隆式虚拟的强大。

读《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有感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这部书讲的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的故事，作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使团成员的报告、日记，甚至还包括清朝皇帝的圣旨和上谕以及清朝官员们关于此事的奏折。使读者可以从两个方向来了解这段历史。　　使团于1792年起程，1793年9月到达中国，在北京和热河停留不足40天，然后沿运河经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到达广州。----当时是清乾隆末年。使团此行目的是想与清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当时中国向西方出口大量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但除了鸦片和少量棉布几乎不从西方进口任何商品。为了能达到设立使馆、开放通商口岸、扩大贸易等目的使团带来了大量礼物，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连发枪、天象仪、望远镜等，准备做为将来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可在当时的乾隆皇帝看来不过是又一个外番小邦前来进贡，并向伟大的皇帝祝寿，皇帝对于能有人从那么遥远的海岛小国来天朝进贡祝寿感到很高兴，所以特别恩准使团的船不必按惯例停留广州，可以沿海路直抵天津大沽港，还指令地方官吏热情招待，让他们去热河皇帝避暑山庄朝贡。双方都抱有的热情却因为礼仪问题开始产生矛盾，使团首席马戛尔尼坚决不行三跪九叩的礼节，只肯行屈膝吻手的礼节。乾隆皇帝最后同意了使团的要求，但同意的很勉强，而且觉得天朝皇帝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开始讨厌起这个番邦使臣来。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当时的权臣和珅在祝寿庆典一过就打发使团上路回家。乾隆皇帝一方面要地方官员好生招待、护送，另一方面又要地方官员整顿军队，炫耀武力，加以威慑。结果反而在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人面前暴露了清王朝的落后和软弱。当时的清朝军队里大部分还是使用的大刀、长矛，只有少量的火绳枪，而使团送来的礼物中就有最新式的大炮和连发枪，还带有专家，想在皇帝面前演示，准备做为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可乾隆皇帝只把使团当成一般的进贡者，礼物也只当做以前传教士们送的钟表一类的玩物，连看都不想看。多年以后的1860年英法军队攻入北京，在圆明园中竞然找到了当年使团送来的从未被注意过的礼物，然后这些礼物就被抢了回去。看乾隆皇帝对使团下的上谕和给英国国王的诏书，就象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世界完全自我封闭的状态里自言自语，完全无视现实世界的真实现状。他倒也并非完全不知道乘船远航而来的西方人的强大，他在给地方官的上谕里说不要让使团的人生气免得他们的战舰在沿海生事，他多少还是知道一些西方的战舰和大炮的厉害的，但他不认为他或者他的国家需要这些东西。以30万满人统治3亿汉人，需要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变革。　　在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当时的联合省相当于今天的荷兰也派使团来访，他们接受了三跪九叩的礼节，可结果依然是在祝寿结束后被赶出了北京，他们出访的使命一项也没完成。反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派出了第二个使团出访大清国，可因为不肯叩头，结果连当时的嘉庆皇帝的面也没见着就被赶出了北京。因为皇帝只想要臣服和进贡，根本不想与别国平等交往，满洲贵族们还一如既往的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他们以为只要闭着眼睛梦就可以不醒，只要关着门就可以继续当他们的皇帝和贵胄。到了1840年，几艘英国军舰到大沽开了几炮，当时的道光皇帝就吓得接受了英国的全部条件，英国人在几十年后用野蛮和武力达到了当年用文明和外交没达到的目的，这不知是谁的悲哀。天朝梦被炮声惊醒，满清贵族们被迫开始与外国交往，把理藩院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然仍有一股居高临下的味道，但实际已经是色厉而内荏。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希望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让人失望的著作

花了大概5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读完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如释重负，终于无需再浪费更多的时间再读下去了，终于读完了这部让人失望的著作。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我想我会给出这样的评价：以“开放主义”为评判标准的传统历史学。这本书的基调在前言中便已几乎毫无疑问的确定下来，说实话，在读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的时候我十分吃惊，为什么作者竟然这么严厉的批评中国——不管是故事发生的乾隆时期还是毛泽东的统治时期，我可以理解他站在一个“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的角度上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我想，他的这个立场对于他的这本书将是决定性的，他批判一种意识形态，于是就掉进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陷阱），虽然我无法接受这一点。往后读，发现作者其实也批判到了西方的殖民主义，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批判了西方人的谬误（虽然一部分谬误正是他们把中国理想化）。以下这句话似乎能够说明作者的最主要的立场）：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一个是天朝幻想中的月球上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从事贸易工业与科学的英国。好吧，这句话里谈到了“文化的碰撞”，只是却又表示，这两个文化在价值上是不对等的，多么奇妙的对比。而实际上，这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想要灌输给我们的意识形态。作者在书中反复借着使团的笔来攻击中国（仔细区分这本书中到底哪一部分是使团的某个人的观点哪一部分是作者的观点将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只是这确实需要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我不否认，这本书的作者也确实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虽然可能也是在歪曲这么多的资料），谈到中国人迷信、中国人保守、中国人善于说谎、中国人好偷窃；还谈到虽然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曾经受到耶稣会士的欺骗，认为中国是一个天堂（自然，这也是Orientalism的一部分），但是到了玛噶尔尼的时代，西方人已经在逐渐成熟，看清楚了中国人的“本来”面目（多么目的论的论证）。书中举到了伏尔泰的例子，他曾经最热情的讴歌中国，但是到了最后他也在最热情的抨击中国，好像只有他在抨击中国才是他没有再撒谎的话！好像他曾经热情歌颂中国也是中国的错误一样！虽然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也反对民族主义者，（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于这种目的论的论证极其愤怒。知识分子们抱定某种信念便让人作呕的努力实行下去，就好像Eco笔下的人物，利用谎言来重新铸造这个世界（问题在于，他们确实能够并且已经铸造了这个世界），于是，谎言成真。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谎言并不是最开始就是真实的，至少我们需要这一点吧。里面确实抨击过殖民主义，但是在书的某章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殖民导致了无法接受的统治效应。但谁能站出来当原告呢？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代替他们之前曾对一大部分非洲领土实行过殖民统治，并在那里实施了奴隶制。中国在被蒙古人与满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领了蒙古和满洲。……/（分段符）殖民者总是夸耀自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种借口对西方来说不是比对其他别人更讲得通吗？它曾带去了医学与卫生，减少了饥饿与死亡率，使生产合理化，总之让一直停止在不发达状态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变化的时代。西方难道比其他总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国更应受到谴责吗？/他们并不比淹没一个国家的洪水或海潮更应受到谴责。唯一应该做到被告席上的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因为他发现了有对付这些自然想象的机会而拒绝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英国人来向他提出了发展的办法，但他却为维护那个不可变更的秩序轻蔑的加以拒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重复了对“不忠的商人”采取的这种无情做法。好吧，殖民主义者只是洪水，他们甚至不是人……其实我非常赞同Sahlins对于“政治正确”的批判，我也能在某种角度上同意这段话的不多的某些观点，只是，这个作者（以及他为之辩护的西方人）同样愚蠢的（如果不是更加愚蠢的）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而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脑中的也是一种愚蠢的意识形态。他们以为没有像他们一样做的人便是虽然有机会而故意不做的（也就是说，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们以为他们甚至能体现第三世界国家（姑且用一下这个时代错乱的概念）的人们的利益，只是他们错了。第三世界的痛苦并不在自他们的“落后”，“落后”是结果而非原因，他们的痛苦正是来自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压迫，来自于某种力量作用下的“不平等”（关于“不平等的条约”，作者在第461页页曾经有过非常让人瞠目结舌的讨论，虽然我赞同其中的一些观点，这也是这本书里我为数不多的赞同他的地方）的权力关系。作者在结尾再次隐瞒这种权力关系（难道在书中见作者没有曾经暗示过玛噶尔尼身怀的其他任务么？难道他忘了他曾经说使团在中国也进行过一系列的间谍活动么？）我真的不相信到了1980年代还曾经有人为殖民主义进行过如此赤裸裸的辩护，即便那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问题在于，“反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来谈谈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叙事技巧。其中第一个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作者首先谈到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同，然后借助批评启蒙思想家进而达到最严厉批判中国的效果。第二个是作者首先谈起中国古代的状况，进而谈起比如说1970年代的状况，然后对我们说：“啊，看吧，中国的状况几百年没有变化”，于是，作者就向我们推销了有别于英国不断进步的另外一种景象：中国的社会市场是长时期停滞的（这也正是本书的标题）。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已经有很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导我们说，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就是这样。写到这里其实觉得不应该过分苛责我们的作者。一方面自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作品自然也就是某种道德的箴言而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另外一方面则是认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意识形态对于事实的歪曲，在历史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才能够产生。那么，让我们静下心来，继续读一读何伟亚（Hevia）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说吧。

假设

假设这本书上写都对，而我们理解不了的地方就有“骄傲的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来泯灭其观点，这也正是像作者里说的那样，中国人最害怕了解中国了吗？中国一提到西方国家时候总有一种怀疑态度，我们中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只是由于运气不好没有那么发达，中国伟大的复习之路，中国要取得原来的位置。200年前的中国也好，200年后的中国也好，实质是一样的。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却比中国人还中国。我们学习西方从洪秀全到毛，其实都一个套路，太平天国运动是被列为“古今死亡人数最多十大动乱之一的”中国还是中国，者循环往复的中国啊！

不猥琐的法国人的好书

语言比较难懂（不像是翻译的原因），但绝不如贵国的知识分子的文章那么晦涩。中国人理应看明和接受的特殊阶段历史。另外, 书中可以隐约的看出伏尔泰是一头弱智。

傲慢与偏见

这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厚的一本书，但也可能是最有趣味的。法国人佩雷菲特用十分细腻与生动的笔调，在我眼前描述了一群外国人在大清帝国的叩门之旅。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带着他的团队以及一系列新科技玩意儿来到中国，一心一意的要在北京设立使馆，开展同中国的贸易。然而，没想到的是，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英国人在自以为唯一文明国家的大清王朝前碰了一鼻子灰，马戛尔尼不但没有完成任务，相反却被羞辱了一番。他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京城，像囚犯一样被困在北京，像盗贼一样离开中国——总而言之，骄傲的英国人干了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不但伤了英国人的自尊心，也让他们萌生了只有暴力才能撬开中国大门的念头。故事的经过并不复杂，而所谓老马磕头没磕头这件事情，也不过只富有象征意义。最关键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是两个国家的人都没有将文化的差异做足够的考虑，相反，在作出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无论英中，都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行事。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作家对此事的描述，完全可以成为跨文化交流课程上的一个经典案例。但事实却远不是这么简单。所谓文化差异的背后，体现的是两种政治制度或民族状态的对抗：古老的中国在粗鄙的表现自己停滞的丑陋，而年轻的英国则在孕育它下一个世纪的蛮横。作为一个西方人，作者在尽力的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这从他尽力从文化差异角度所做的描述可见一斑。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人，作者却无法不有一种倾向，即虽然英国的霸道有些不当之处，但更多的责任需要由不思进取的中国人来承担。在作者看来，中英的这种对抗，即便不能说是先进与落后的较量，也可以说是一种外向性与内向性的斗争。对于作者的这种倾向，我个人也是赞同的，毕竟用一句说的很烂的话来讲，中国在那个时候真的很落后了，而且，这种落后完全是由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别人的错。这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但似乎今天仍值得商榷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要闭紧嘴巴，另外一个国家是不是有权利去敲掉他的门牙？从历史上看来，英国就是这样做了，而这种举动，被我们称作是侵略或者殖民。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这种策略无疑是一种对自尊心伤害，但是它客观上，毕竟让一个年迈的老人学会了进食，有了重新活起来的希望。那这个敲门牙的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从作者的言谈中，我大概可以看出他也觉得事情有待商榷，但这仍然是次要的部分。在中英对抗这件事情上，中国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在当年，灰溜溜的是马戛尔尼，而乾隆爷和和绅，还在紫禁城内坐着天下第一的美梦。或许一个人有自甘堕落的权利，但是一个国家没有。

为什么会有充电望远镜！！！尼玛

丁维提将三脚望远镜充上电,以便看到远处的优美风景。“这架仪器不止一次地吓跑了大批中国人,他们把它当作一门大炮,因而觉得英国人是地球上最凶恶的民族。”---------------------------------度娘没查到任何资料只能做如下考证尼古拉·特斯拉 生日：1856年7月10日 职业：发明家、物理学家公元1792年,英国乔治三世国王派遣几百人的访华使团来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马葛尔尼来中国的时候 特斯拉还没出生这书尼玛肿么回事！！！

极端反华

　　书中有一句极端反华话： 　　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很不巧，看这本书我是和《天国的崩溃》一起看的 　　 　　很不幸，从中国的官僚阶层的作为看，它说的或许是对的 　　 　　《天国的崩溃》中的士大夫们和今天的官僚阶层，可以说没有任何变化，社会底层阶层的意识形态生活有任何改观？ 　　 　　另外翻译实在是，差没话说了，严重影响阅读

灾难性的相逢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说的是英使团在十九世纪尾声第一次出使中国的故事。按序言和附录或者是整本书的表达来看，作者极其尽心地收集了大量资料，尤其倚重来之不易的使团成员本身留下的记录。这些记录作为本书主线的同时，其中曲笔或者关窍处都被作者一一展平。对于中方资料，作为汉学家的作者找到官方记叙，穿插在同一时间，为这段旅程做出最周详的多视角还原。在流畅而极其详尽的记叙中，我们跟着使团以及他们心中不熄的弹幕走过繁冗的交涉，穿行历过神秘的中国。西方人想要通商，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顽固自满而封闭的帝国。这段灾难性的相遇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或者其他近代史中都被人耳熟能详。当使团成员的记叙飘流过时代，早知结局的我们仍然被他们旅途中的感叹牵动着，这是曾经古老的帝国，在西方来访者的目光下。“这些朝廷官员看似彬彬有礼而乐于与人接近，内心着实孤芳自赏。”“……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停滞的，她的国人深深陷入骄傲的集体幻觉，这是一种集体变态。”这两句几乎是对应的，虽然，其出现的位置离得相当远。相当漂亮。一路上的风俗也得到了作者的适时补充，甚至于一路比较到作者成书时代的中国。而作为“本地”读者，我们不得不带上多重目光：使团成员眼中的中国，使团成员本身从西方视角做出的比较，作者想要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中国——当当当然，作者我服。在跳到下一段前，这本书还包含略写的后续使团的努力（矫正）与失败，鸦片贸易的一点分析，鸦片战争，清朝的覆灭的极简述，在旅程开始前使团的背景，同时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期待，以及最后一章“几乎不是由本书推断”但包含作者注目中国多年的思索与关怀。作者同样对于使团的视角做出了批评，他们自诩为文明人，带着文明世界的规则，实际上对待中国人也如同面对野蛮人一样——哈，又一组镜像。英国和清朝的相遇，其结果已经在历史上中止了无数的可能性。其本身蕴涵的巨大可能性与重要性，双方的误解与错觉，使者对着帝国的镜子获得了对自己国土更深的思索……这些，对于已经知晓结局的我们已不再重要，然而其中确实有深深绵延至今的问题。观念。或者说心态或者说思考模式。诚然这个过去的古老帝国已经被迫面对西方，打开近代的一页，然而这种深深的骄傲和固步，对外来事物的拒斥，（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又经历了怎么样的演变？遭遇过殖民主义之后的反应呢？嗯，这就是书中最有趣的部分之一啦。*引用是按印象写的，必然非一字不差。

历史的惯性——读书拾趣

两百年前，英国的马戛尔尼勋爵带着乔治三世的国书，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带领着庞大的使团历经10个月的航行与197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当时，英国是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和拥有绝对制海权的西方第一强国，而中国则一直是东方最庞大、最繁盛、也最神秘的古老帝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历史中的第一次正面碰撞，简直是一个重要得足以让群星为之黯淡的时刻——即使这场碰撞由于双方的傲慢与偏见而草草收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但它却是之后中国一系列剧变的序曲。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佩雷菲特用近600字的篇幅对这幕序曲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包括了两个文明间迥然的差距以及多少显得有些相似的自傲，包括中国当时生活从京城官场到苏杭青楼的方方面面，也包括这次两大文明的碰撞是如何在双方都极不愉快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虽然佩雷菲特的行为基本上还是不持极端立场的，但从书名中的“停滞”二字就能看出来他在描绘英国使节所见的中国时定下了祛魅的基调：中国已经不再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口耳相传的那个遥远和发达的文明古国，恰恰相反，它早已过了自己国运鼎盛的时期，正在被时代甩得越来越远，甚至“只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让它分崩离析。可是中国的君臣百姓们却都浑然不觉，依旧自恃甚高，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最伟大的帝国。这是我至今读过的所有历史相关著作中最厚的一本，但书中对1793年的中国详细而又生动的描绘却提供了极佳的阅读体验。在这篇读书笔记里，受水平所限，我无法把这幅周全详实的卷轴进行浓缩疏离，于是，便只好退求其次，挑出几点我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地方，说一点我的体会与拙见。一、礼仪之邦还是实用主义？在佩雷菲特描绘的这幅全景画中，有如下两处细节。第一处是招待使团的中国厨师居然手脚很不干净——上桌的菜总是会缺斤短两。而当英国人指手画脚地向他们提出诸如“鸡应该有两只腿”这样简直有些无奈的抱怨时，这些厨师也就只是笑呵呵的又把之前窃自“截留”的食材补上了事，丝毫没有愧疚或是尴尬之色。第二处是在天津口岸欢迎使团的仪式上，一艘陈旧的中国帆船由于挤了太多看热闹的国人而倾翻，四十余人落入水中，却只有很少几个人获救。使节之一安德逊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的好奇心超过了他们的人道心理，观看英国使团的兴趣超过对他们同胞生命的关心。”直到今天，每当有诸如“有人围观无人搭救”之类的社会新闻出现时，总会有人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自然也少不了对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何以公民的道德水位会落得如此之低的讨论。常见的答案有文革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是改革开放后对于财富的迫切追求使得道德底线被弃之不顾云云。但是，（至少我个人）却很少看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今日引发唏嘘的这些社会现象，在古代就不存在么？说来惭愧，虽然这个问题我每次看社会新闻时都会想起，却从来没有过读史求证的动力。这次读《停滞的帝国》，在佩雷菲特描述的这幅极尽详实的画卷里寻到这些只言片语，倒也算是能暂且当做答案一用。于是我现在很愿意做出这样的假设：其实世风并不存在日下之说，因为它从来就没怎么高过。这其实也不难解释，一方面，一个国家崇尚什么和这个国家的民众实际都在做着什么从来就是有微妙的反差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奉也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就像每逢初一十五庙里人头攒动烟雾缭绕的盛景也不是新鲜事物一样。其实中国人并不是瞧不起道德原则，但是中国人又并不真的愿意为了遵守这些戒律而伤及自己的利益——毕竟，中国人是多么害怕“吃亏”啊。于是民间的智慧似乎总能把道德解构得小巧实用。比如，设置出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不论是绝不杀人放火，还是绝不叛国投敌——作为“底线”，而在不触及底线的情况之下，其他的行为——比如上文的厨师偷鸡腿，比如今天坐地铁逃票——就显得只是小打小闹不足挂齿了，就算被抓了现行儿，也大不了补上鸡腿、或是票款了事。而那个只顾着看洋人热闹却不愿对同胞施救的例子，和鲁迅笔下围观斩首的人群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其实，倒不用套用“麻木不仁”之类显得痛心疾首的词语，因为对一个看惯了朝代更替、世间万事的古国来说，其人民对他人的苦难和生死的敏感程度的确是不可能太高；而且，虽然集体主义从古至今一直用某种形式笼罩着中国，但中国人却并不是真的那么团结——在落到具体的人和事时，他们还是会用自己会不会吃亏作为评判标准，正如佩雷菲特在文中提到的：“人们无动于衷，是为了保护自己。”二、“集体孤独症”书中附了在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复信。乔治三世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并与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希望在澳门、广州一带的贸易可以正常化，并开辟新的市场。乾隆傲慢地回绝了这一切要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而对于常驻代表的要求，乾隆更是进一步回绝道：“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耳一国。若俱以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然难行。”而在回绝之后，乾隆还不忘傲慢地炫耀一番天朝遗世独立的优越感：“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栉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史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对这封回绝函，佩雷菲特的评价是，这个社会已经僵滞、封闭到了“变态”的地步，“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存在。”他给这种状态取了一个形象的名称，“集体孤独症”。中国对于孤独的热衷确实是近乎神奇的，哪怕是像康熙、乾隆这样的皇帝，虽然扩张了中国的版图，却也没有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开放。而更为神奇的是，从秦至清修了数千年的长城，似乎从来没有真的阻挡过外来入侵和朝代更替，可中国人还是在朝朝代代、乐此不彼地修了毁、毁了修。当然，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国界漫长、自古又经常遭受外敌入侵的国家来说，这样本能的不安导致了这个民族经年累月的内向性格与自我封闭似乎也是解释得通的。不过，这样的自我封闭不仅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迷思，认为自己是全世界唯一的存在，也塑造了天朝自君臣至百姓的自傲心理，想当然地把中华文明当成了全世界最好的文明。“万国来王”的朝贡体系则是自傲心理最好的体现。中国一方面展现的是自己的慷慨，一方面却从来不忘夹带着对朝贡国的蔑视——不论是“蛮夷”“交趾”这样的名称，还是我天朝“无所不有”的傲气，都是体现。可即便万国来王，中国却依旧是茕茕孑立的，只有朝贡与赏赐，没有贸易，只有附属国，没有朋友。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自我封闭和优越心理并没有随着帝王统治的终结或是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不论是唐山大地震后毛用一句“我们要自力更生”拒绝了所有外援，还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都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孤独症”的阴影。自然，还有今日中国在互联网上建起的那道新的“长城”——事实上，全球仅剩中国和伊朗、朝鲜等4个国家的网民无法正常使用facebook或是twitter。而当google将中国总部从北京移至香港时，中国从官员到时评员对此事傲慢的评论又何尝不是和数百年前乾隆赶走英国使团时的态度如出一辙呢。而这样不安与优越交织的复杂心态，也让中国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朋友或者盟国。一方面，中国无法彻底的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发自内心的欣赏另一个国家。当然，在现今各国利益复杂交织的国际社会，想要彻底的茕茕孑立是不可能的，可中国一直到现在都在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还是说明了即便是再复杂的相互依存，也不可能让中国走出历史的惯性彻底放下戒心。1793年的英国使节之一记录了当时一位中国官员的唠叨：“你们来这里干嘛？我们把你们国内不产的珍贵茶叶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毫不需要的你们厂里的产品来做交换。你们还不满足吗？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习俗，为什么你们又老来我国？我们又没请你们来！而你们来了，如果你们循规蹈矩，我们还是以礼相待。但是请尊重我们的殷勤好客，别指望改造我们！”这段话，用来作为一个注脚，解释当今中国为何对“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一直这么敏感，也许是非常合适的。三，自卑与自负的交织书里最有趣的部分，要算是英国与中国朝廷之间就拜见皇帝时究竟是应该行欧洲宫廷的单膝下跪礼还是天朝上国的三叩九拜而产生的往复数个来回的争执。而最有趣的是，清廷居然还派了官员专门教使节如何下跪。虽然最后这场有些可笑的争执最终以康熙的妥协收场，却加剧了朝廷与使团之间的矛盾，也让乾隆在召见使团前就已经下定了要把他们尽快打发回国的决心。这是这场东西半球两种近乎截然不同的文明，在第一次碰撞中火花最耀眼的一个部分：两种优越感之间的撞击。首先，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鼻祖以及掌控了制海权的海上帝国，自然是自视甚高的——事实上，这种自傲的态度在之后他们把对中国的侵略诠释为“文明人”对“野蛮人”的“责任”时，简直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另一个方面，中国的优越感则也达到了目空一切的自负地步。例如，在使团与朝廷的交涉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马戛尔尼勋爵在翻译自己的头衔时，选择了“钦差”一词，引得乾隆勃然大怒——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就是中国皇帝，马勋爵如果自称“钦差”，岂不是把英王升格到了和天朝皇帝平起平坐的地步！最后，在乾隆的亲自过问下，在之后的一切译本中，一律使用了“贡使”或者“藩使”。而这样的优越感，也让乾隆和他的朝廷都对英国人带来的先进玩意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们眼里，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而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而当这两种优越感激烈撞击后，英国人便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只有用战争才能打掉中国人如此高傲的气焰。”（说起来，英国人能下一个这样的定论，并最终把它付诸了行动，何尝不也是因为它不可一世的高傲呢？）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却也是极其自卑的。英国使节在中国一直被热情款待，可他们后来却发现，这样的热情其实是一种枷锁——是为了不让他们在中国各处自由游走，看到中国不愿意为外人看到的的东西。朝廷官员甚至还与使节交涉，让他们把安在船上的望远镜拆了下来，因为中国不希望被任何人仔细观察（说起来，这和今天的朝鲜旅游倒是颇有相似）。而这样自卑与自负复杂的交织，在送别英国使团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伦敦展示古代战争兵器时所见到的那样。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而破败不堪的旧军舰，炮孔里更是根本没有炮弹……自然，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 “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这便是这次东西两大文明初次碰撞的尾声了。中国错过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而英国也对欧洲启蒙时代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彻底幻灭。当然，两个国家都错过了的，是放下傲慢，实行合作，让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两大文明相互了解沟通、迸发活力的机会。若干年后，英国用炮火实现了它在此行所期的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而中国也以并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盘亘千年的帝王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结语阖卷后，我最大的感触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历史似乎可以被高度的概括成一个选择：在这次东西文明的碰撞之后，中国选择了继续固步自封，它不是没有机会意识到天朝大国的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绽，不是没有机会看到“夷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可它却还是装作看不见版地固执守旧；而恰恰相反，英国却选择了向前，日后的鸦片战争，于中国来说是历史巨大的转折点，于英国来说也许不过是日不落帝国鼎盛时代的一个注脚。但是，历史又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往往会受强大惯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对未来产生强大的惯性。书中描绘的中国，国力正在由盛转衰，可却与现如今飞速发展着的中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佩雷菲特在书中写到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当他1980年代参观天津时，竟发现它与1793年英国的使节下船后所看到的并不太大区别，街道尘土飞扬且机不规整，房屋也是低矮破烂——事实上，直到我2008年由于求学第一次到达天津时，我目所见的天津依旧大抵是这幅模样。佩雷菲在书名中特用“停滞”二字形容了他的感受，不过，不得不说，停滞二字如果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也许确实已经不恰当了，这个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论是经济上，还是观念上。但是，这些惯性依然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虽然中国在国力强大后，正逐渐改变以前内向的形象，在外交上显现的越来越外向，但是，佩雷菲特在书中细致描绘的那种极其强烈而又极其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却依然能体现在中国外交的几乎每一个动作中。这种历史的浓稠感往往让我在阅读时除了震惊竟不知所措。由于水平有限，我不愿，也无法对这种惯性给出是非判断或是为中国的下一步棋提出什么建议，毕竟阅读始终还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正如这本让我慨叹于历史惯性的史书，在环球时报的书评里却有“正因当时清政府综合实力太弱才会…”的肌肉结论）。所以最后我将如此作结：也许这种震惊之余的不知所措，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懂得太少，知识体系薄如蝉翼，而上文的这些勉强算作“观点”的读后慨叹，也许我几年后回头再看也会觉得不过是满纸痴话。那么，为了能让若干年后的我能摆脱这种糟糕的不知所措之感，有足够的斤两嘲笑今天的我，我还是先努力把嘴闭紧，极尽所能的让自己的知识和观念都更加羽翼丰满吧。

关于评论的评论

终于读完这本著作，本来想写一写自己对于佩雷菲特点题的“停滞”二字的体会，可是在写之前看了先前的许多评论以后，却又被大部分对这本书的评论所激起，想谈谈对评论的评论。挑了一个对这本书“失望”的，http://www.douban.com/review/1224002/, 也许有一些代表意义。读完这段书评以后我觉得读出了评论者的“愤怒”，但是并没有从上下文中读出足够的逻辑和论证。让我忍不住觉得，原来我们对于阅读一个外国人都中国真心的批评不认可，要阅读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礼节性的恭维才能让不是“反华”才能让评论者心理舒服。 　　 如果吗噶尔尼看到的真的是中国人的迷信撒谎懒惰肮脏，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他说出来，而是要忙着说对方是“攻击”？用“攻击”这个词就是是证明对方“用心叵测”，从而从所谓的“立意”上去否定对方的论述。坦白讲，这个套路我们见得很多了。 　　 评论者根据作者的一段话“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一个是天朝幻想中的月球上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从事贸易工业与科学的英国”，于是“完全无法接受”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对于一种知识形态的“批判”，因为作者隐喻“两种文化在价值上是不对等”的，并且认定作者是对在“灌输”另一种意识形态。我真的想请问，作者写这本书是向谁灌输“西方意识形态”？1793年的中国难道仅仅是因为所谓的“存在的文化即有其合理性”，就可以认为他和西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同样具有和活力，就可以抹杀它对当时的中国人的心智和躯体的压制和迫害，并且造成中国的落后吗？ 我觉得热爱本民族的文化的前提首先是了解自己的文化，而非寄托于一个虚幻的不容批评的民族先进性，也不应躲在“一切文化存在即是合理的”盾牌后面逃避竞争和对比。中国的落后，包括文化上的弱势和经济上的积弱（现在经济上已经有所好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解决的方法不是不容许批评，盲目的骄傲，而是要冷静的了解，清楚的认识。阅读一本由“外人”诠释的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的书，你的目的不就是知道“外人“的理解并且形成反思吗？如果吗噶尔尼来到中国以后记录的中国是那个景象，并且影响了后来英国和西方对话的态度（战争），并且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为什么我们要让愤怒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为什么我们不能进一步的反思到底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 　　 最后想用佩雷菲特，这位评论者认为“只是知识分子不是专业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的“推销者”的一段话来结束，我希望有人能够反驳他： “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万公里以外的地方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么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新生！世界上一贯正确的领袖和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实际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天朝情结与大国意识

天朝情结与大国意识在1793年，法国进行的大革命为世人所瞩目，而同样在这一年发生的另一重要事件却很难吸引历史教材的目光，甚至很少被人们所铭记，它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几乎不会出现，历史教授们口中也不过偶尔说上一句：“马戛尔尼出使清朝”而已。但假使我们屏弃那些简单粗暴对待历史的做法——这种方法完全把历史当作了时间残骸的乱葬岗——并将深刻的思虑投入历史之中时，就会发现这看似不值一提的出使正是“诸神之争”的战场。一、 三个意象以及分析。在这东西方第一次由官方推动的正式外交过程中，充斥着许多意象，它们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并阐释所知的全部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巨大鸿沟。其中有三个意象最清楚地表现出了这样的特性。我们首先遭遇到的是长城，这为军事目的而修建的伟大建筑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象征着承载它的古老国度与文明，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就其用途而言，凯旋门并不比长城温和。在马戛尔尼看来，这无可比拟的建筑物是帝国强大和英明的标志，“能一劳永逸地保证若干世纪里国家的安全”。而作者却尖刻地指出，长城“更多制止了出逃而不是制止了入侵”。实质上，长城确实如作者而言，成为了一种精神状态，其核心精神是对天朝与外夷进行划分 ，任何试图跨越的举措都必须经由拦截：天朝不需要输出任何东西，除了皇帝的权力——这权力来自上天，使其所有者成为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君主——仅凭借这一点就足以让夷人臣服；外夷不需要输入他们的财富，进贡的番邦往往得到价值更高的赏赐，能够通过的只有他们对天朝皇帝的虔敬与臣服。这种精神上的划分与封锁要远比砖石堆积成的防御更有效。帝国由此维护了政治的纯洁性。 其次出现的两个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通之处，无论是双方争执不下的礼仪，还是双方互相馈赠的物品，都同样昭示出了两个国度间那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英国人坚持对乾隆皇帝行欧洲礼节，而天朝却要求夷人叩头；进献给皇帝的马车、火炮与皇帝赏赐的玉如意与荷包。一方面，英国人仗恃启蒙与科学的功业，使自己的国度走到了历史与世界的前沿；另一方面，天朝依据长久以来的礼仪和统治技艺，创建了庞大而精密的国家机器，并以此傲视一切不属于这个机器的零件。双方的骄傲使心平气和地交流遭遇了困难，认同更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了。礼仪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英国人认为天朝缺乏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天朝则彻底把对方当成不通事理的番邦昏人。新兴的科学与经历启蒙的英国使团清楚看到了天朝在技术上的落后与制度上的僵化，至于天朝则打算凭借惯常的习俗来教化这群“既是商人又是坏人”的外夷，由此使这部庞大机器的自我持存得以完成。正因如此，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在整个外交过程中，充满着理解的障碍与故意制造的困难：来自天朝的美玉不过是没有价值的石头，皇帝赏赐的荷包也就是个小玩意儿；赠送给皇帝的四轮马车以及火枪却连着其背后代表的科技与经济制度被丢弃在角落里；无论是英使还是天朝的重臣，都不停地在说自己国家与君主希望看到的话，而把真正的事实与冲突都遮蔽了起来，唯一的区别仅仅是遮蔽的程度不同罢了。二、巨大的差异与幻象的破灭长久以来，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自古典时代起就以丝绸和瓷器征服其心灵的神秘国度，是马可波罗笔下瑰丽富饶的广大世界，是启蒙哲学家交口称赞的对象……这一切观念凝结成强大的幻象被整个欧洲所铭记。山河美丽、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承载了他们对于“福岛”的所有幻想。但是当使团目睹了天朝的封闭与骄傲、目睹了技术与经济上的落后、目睹了他们无法认同的生活方式之后，这些幻象尽数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文明的世界——从伏尔泰热情地褒扬到黑格尔不屑地贬低，仅仅一个瞬间。有趣的是，在马戛尔尼充满着无奈与烦闷的抱怨中，包涵了对待这种差异的最高原则：“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犯错误的了。”反过来也一样成立，这场聋哑人之间的对话一开始就注定了无法摆脱的荒谬与悲哀，还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英国人骄傲地展示着他们带来的科学与技术，这背后隐藏的台词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以及在他们看来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启蒙精神。正如乾隆的一位皇孙所说：“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知识非常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但是这精神却很明显在天朝碰壁了，因为天朝并不需要这精神。启蒙的核心精神乃是理性，而“中国的君主以理性进行统治”，伏尔泰的话其实一点儿也没错，天朝的惯例是民众不需要理性，而皇帝与作为国家机器操纵者的官吏们需要保持理性，所以天朝能够发展出一套近乎完美的政治技艺，而正是这种政治技艺成为了天朝优越于异邦的根本原因。由于天朝在政治上达到了完满，所以自然不会在欲求任何外来的东西了。而当统治机器囊括了国家的一切时，理性的凭借就成为了对工具理性的依赖，而真正的理性就不可能起作用于现实之中了。所以，天朝不可能对外夷有丝毫的认同，至于所做的种种让步，不过是政治机器的自我维护而已。不管多么庞大的帝国，一旦沦为彻底的机器，尽管不一定丧失维持内部运转的能力，却必然不能面对外来的变革。这样崩溃的政权有许多，但天朝却是最大的一个。所以，在天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权国家与新兴的海权英国之间的争斗过程中，我们毫不奇怪的看到，波希墨特没有悬念的输给了利维坦。三、结论这次撞击的全部结果已经历史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它破除了欧洲人对于天朝的全部幻想，另一方面却没有对天朝造成多少触动。当充满天朝意识的国民被炮火惊醒之后，又开始转向对先进者的过度崇拜，这种纠结着极端自负与极端自卑的精神状况就一直在国民心底挥之不去，致使许多盲目的举措屡见不鲜——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吊诡的是，尽管在1793年马戛尔尼就客观证明了文明的相对性，可200年后的今日，这一准则却依然不能被广泛的认识。尤其在对外关系上，很多时候民众的个人感情压倒了了国家利益——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现代外交原则贯彻地远远不够彻底。韦伯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暴得强盛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状况暴露出的乃是一个曾经落后过的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对于民族的复兴愿望是危险的。当处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危险处境，如何通过政治与哲学的教育，完成国民心态的重新塑造，使之能真正有能力与理智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国民责任，乃是刻不容缓的——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路途还非常遥远。或许，从历史开始，甚至从这样一本充满着真知灼见与误解偏见的书开始，并非一个糟糕的选择。主要书目：《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参考阅读：《陆地与海洋》，施米特。

历史的读法之二

之前对这本书抱有极大的期待，翻开之后，材料翔实，译文流畅，可读性非常强，虽然篇幅极大，但读起来却并不费力。然而，细读之下，却总觉得味道不对，思绪难平。首先是作者反复进行历史等同，让人相当不适应。从逻辑上讲，只有当历史可以不断重复，那么历史才能等同，作者所言“XXX如今还是这样”，才能成立。否则所谓的等同，不过是作者一种刻意的附会，不讲道理，不讲逻辑，不分轻重，不分偏全。这位作者你要采集多少数据才能验证你自己提的如此众多的等同假设呢？顺带说一句，我们的不爱国青年往往嘲笑那些民族主义者，什么我大汉威严，盛唐气度，跟当下全无干系，早就随着历史流沙而消失了。所以作者大抵也不能逃脱他们的嘲讽，只是我们的不爱国青年并不善于思维迁移，他们所注重的，永远是外国的月亮。其次，作者的东方主义史观毫无疑义也应该列入争辩的名单中。生硬地几乎是全盘地相信单方面的叙述，而带有恶意和嘲笑地引用中方史料，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通过一种貌似公正的态度，来丑化整个一个世界。正如作者自己说的，按照精神病理学，让一个精神病人恢复，需要让他确认，他和正常人在同一个世界里。当下欧洲的衰落似乎恰好说明，中国和欧洲不在一个世界里，只不过这次，作者再也不能傲慢地告诉我们，他的世界比我们的高。再在顺带说一句，当很多人争相期盼着新闻联播的大结局时，又对那些恰好是相反立场的新闻联播不能忘怀。是的，他们的思维之荒谬非常提神，一个普世的逻辑如此清楚明了，可惜他们永远不能普世地运用。最后，作者在书中不断提到战争，认为战争夹杂着殖民主义，夹杂着科学技术和新思维才能让中国发展进步。每次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一位老师的论述（事实上我是看这位老师引用了很多次这本书才萌生了看这本书的想法），中国的天下是先有一个边缘不定的边界，然后使边界内的人“文化”。而西方则正相反。如果贸易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就要发动战争，而这战争还是为了你好。多么难以启齿的强盗逻辑，让作者阐释得居然头头是道，毫不羞愧。孔夫子早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如果真心觉得战争开化了中国，殖民主义帮助了华夏，那为什么不自己试一试呢？为什么法国人自己不愿意接受优等种族德国的侵略而非要争取独立呢？为什么法国人要抛开北约的援助，坚持自己开发核武器呢？如果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表示尊重，如果作者在这些问题上发表有悖于他在这本书中阐述的道理的话，我则只能对他的“理论”和学术态度表示鄙视。自然，中国近代史充满着落后和屈辱，中外学者稍不留意，就会碰到中国人的痛处，我非常能够理解。任何试图靠自己的独立精神阅读中国近代史的读者都应该有此准备，既然我们不打算篡改，那么只能选择心平气和。但是，有几个原则还是要坚持的：1、不崇拜强权2、不先入为主3、认知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4、尽量不让历史承载现实意义我想，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应当会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这或许应当形成一个标准，虽然不能奢望一言以蔽之的效果，但是至少会让人人心中形成一杆秤，用来评判作者、作品和读者。这本书和作者或许有它自己的标准，但可惜不能满足这些原则。我们的不爱国青年当然会继续嘲笑下去，可惜如果有一天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也一样会让他们治下的公民爱国。只是他们还在野，自然还能发出新华日报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时发出的呼声。看起来很美，但最后只能成为历史的笑话。我确信那么不在权力核心的信徒，最后只能沦为一场新的反XX运动的囚徒。当然，我所运用的正是反爱国青年推崇而我刚刚批判过的历史等同。中外交流的误解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连语言都成问题。文言文翻译成英文后，语气全然一变，让作者感到了傲慢甚至侮辱，而熟悉古代中外交通史的读者则完全读不出这种感觉。但是，让作者承认自己读到的是错误的感觉，似乎也是不现实的。他们的优越感跟天朝上国的感觉一样根深蒂固，冥顽不化。只是中国人不会鼓吹另一场战争来摧毁它，这就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思维，只是，中国懂西方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人可能暂时还没感到别扭，当有一天他们秉持着普世价值观，产生了一种不那么赞许的不那么万国来朝式的心态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一点。当他们的知识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出现如此矛盾时，他们会不会像脱北者一样，选择“逃离”？其实，归根结底，歪曲描述这东西不是前三十年中国人最擅长的么？就算是到了现在也还有余毒么？既然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类的话让我们不舒服，我们为什么还要支持它的海外同党呢？道理明摆着，只是有些人咬破了嘴唇就是不愿意承认。有什么办法呢？

停滞即落后

1793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是法国君主政体垮台一周年之际，是巴黎正隆重庆祝理性的胜利、旺代省陷于战火之中的一年。而也正是在这一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带着庞大的使团来到了他们想象中那个“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中华帝国。结果看到的是一个与他们理想截然不同的中国。《停滞的帝国》便是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书。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总会以不同的观点来诠释一件客观的历史事件。在国人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近代史上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大多被冠以“殖民主义者”的标签，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大多是掠夺资源、经济侵略与武装入侵；而本书作者佩雷菲特则倾向于将马戛尔尼使华看作是两种文明——一方觉得自己处在历史的先进地位后就不愿放下架子，而另一方则认为礼仪永恒不变——的碰撞。我们无法武断地断定孰是孰非，却可以通过分析来获得一个尽量接近于历史真相的答案。首先，我认为乾隆皇帝的傲慢乃至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是导致马戛尔尼使华失败以及之后中国一系列悲剧的主要原因。乾隆面对西方世界傲慢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本书中也有一个细节：给船队增添许多光彩的旗帜中，有几面旗却令人担忧...在长幡上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可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盲目自大，中华帝国沉浸在自己“盛世天朝”的幻境里，殊不知自己的无知与傲慢让自己失去了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极好机会，也不会料到半个世纪后无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自己会被悲惨地蹂躏。但是，难道说我们就可以把马戛尔尼使团及其后人当作是无私地传播先进文化的天使吗？我认为不然，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人是不会放过任何压榨中国这个停滞的帝国的任何机会的。马戛尔尼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桂战船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这句话还是暴露了英国人殖民侵略的本性。本书中也写“1793年，英国使团发现中国人对鸦片又有了癖好”（第三十章）。而我在白寿彝主编的1980版《中国通史纲要》中了解到1787年英国输华鸦片是200箱，而到1800年已达到2000箱。可见马戛尔尼使团在看到中国的落后与腐朽之后并没有什么帮助之意，反而是加速了对中国的腐蚀与侵略。无论1793年的中英谈判成功与否，中国在近代的悲剧已是无法避免了。个人认为本书在历史的客观性上处理得还是不错的，但对作者在书中对殖民主义的辩解和带着政治色彩对当代中国的诋毁，我是不能苟同的。我们确实需要开放，但首先要将开放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不能极端自大，自大到听不进任何其他的声音；我们不能极端自尊，自尊到动不动就要抵制某国商品；我们也不能极端自卑，自卑到在抵制进口商品的同时还鄙夷本国的产品。我想，这就是1793年那段历史带给今天的启示吧。

这本书还是可读的

书中确实有很多不符合现实的描述，但考虑到这本书的成书年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书中很多地方都是很有深度，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会遭到停滞而最终没落，为什么中国在面对科学的时候只是把它当作玩具？里边的观点都很值得我们提炼不过个人感觉这本书有点虎头蛇尾

一本比较有害的书

这是一本比较有害的书。1989年当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半年便销售20万册的时候，可以想见，世界对我们的偏见还有多大。几乎20年后的今天，这种现象就改变了吗？尽管它写得很有趣，但对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它介绍的很多观点与分析都是错误的。用西方人来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无论如何，会达到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的效果，这话也就是咱们自己说说，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外作者，又懂得什么叫刻舟求剑呢？何况作者的出发点，并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叙述的角度（虽然他自以为如此）。字里行间，作者无不透露着对西方文明所取得的功利成就的自豪感，陶醉在西方所谓可以救民于水火的宗教信仰中。他不会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内省的，不会想象有一个外在的上帝来救赎谁。西方的观念里也没有传承的概念，一切求新求变求突破，这就是这种航海民族或者商业民族，为什么看起来较有进取之心的缘故。西方人所重视的一向是空间上的传播，推广贸易，强化殖民，但是很遗憾，他们破坏的多建设的少，纵使有建设，较多的也是把过去的一切全部打破后的重新建设。他们并没有传承这样的概念，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自已，所以我们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可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也不能苛求这位作者，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人也是不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但虽然我们已忘记了历史，也不应该偏听偏信一个一知半解的西方人的见解。当他说到孔子对保甲制度的取消感到遗憾时，我们难道没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吗。当他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说明大门的木料与铜钉时，我们怎么能想信他真正了解了中国文化。要了解我们自己，就应该从我们自己的书中去寻找、去发现（所谓“五四”以来的书姑且不论），这些国外的译介作品，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但那都只是一鳞半爪的表面现象，个别的现象也不能代表共性，只是有些借鉴罢了，要是把它当成事实真相，则不免妄自菲薄。但我们当然也不能夜郎自大，我们之所以要学习外语，难道不是要学习一种另外的思维方式，观点看法，以期能够跟我们自身可以比较，以一个更为高瞻远瞩的气度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作更好的定位吗？我们也不应当像本书的作者那样，陷在对自身先进性的自以为是的陶醉中。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写得也非常有趣，可从哈哈镜中照见我们自已，那不也同样的有趣么？

徘徊的帝国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嚴複，1895年孩子們在自動電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來，他們便下來了。要是往上走，他們就停在原處。只有幾級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類漫長的佇列中，各個國家也是這樣：靜止不動的國家向下退，不緊不慢地前進的國家停滯不前，只有那些緊跑的國家才會前進。——佩雷菲特[法] 近日沉浸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碰撞》一書，話說是本書對於馬戛爾尼覲見乾隆一事的挖掘吸引了我，而關於這次“相逢”《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一書也有針對性的回顧。洋洋數十萬言，真實而細膩地再現了歷史，兩個傲慢文明的遭遇讓我們分別看到了東方帝國的陳舊傳承和西方帝國的開拓創新。愚鈍的我伴著作者搜尋歷史的記憶，揣度兩個陌生帝國的心態，直到結語，我才發現作者的智慧不僅僅限於揭露兩個不同帝國的文明本質和反思文明失敗性遭遇的原因。佩雷菲特在此書結語部分深刻地表述了個人獨到的關于社會發展理論的看法，同時也通過對殖民矛盾的反思讓我們對依附理論進一步的思考。此外，佩氏的歷史比較研究讓我們受教之余復為驚醒，這個數千年文明的國家是否依然徘徊在兩個世紀前的帝國道路上？“如果說‘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震盪，那是因為傳統的包袱過於沉重：解放了的農民仍然在其被剝奪了財產的主人面前發顫。僅僅取消官僚體制的科舉、等級和特權是不夠的，党的官僚體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這是佩氏在上世紀60~80年代對中國的認知，如今看來卻沒有一點歷史的味道。佩氏對於殖民的思考難免誘引對於批判理論（依附論）的批判，但在這種批判之餘，更讓我們質疑我們對於歷史屈辱的認知深似兩個世紀前我們面對洋人入侵的抱屈之詞？“馬克思主義者或者他們的同情者不僅成功地讓願意相信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而且還讓西方知識界相信：殖民國家的發展，殖民地的不發達狀態都源自前者掠奪了後者。”這種說法值得爭論，但是意外也表明了片面的歸咎不失為挽救自身危局，轉移民眾注意的良策。 以一言結尾：社會的每一次變革都是對那些曾為天朝唱讚歌的愚盲之人最大的嘲諷！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005400100f9rz.html

对帝国的满嘴跑火车

不知如何打发的周五夜晚，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以慰无聊便读了起来，在二十个小时之后，对于这本书基本上看了个七七八八。客观的说，对于书里陈述的事实还是感到了震撼。当然如果看过这本书的人能再看看《中国人的素质》、《十亿消费者》这两本书，便不难发现，外国人在和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对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评价有着高度的一致。即便是时隔一两百年之后。十八世纪，睿智的英法国人就已指出中央帝国日渐式微。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荧屏和书籍中依然充斥着对明清盛世的恋栈，和对明清帝王的个人崇拜与迷信。这与我们千方百计的相信自己已经开始走向强大的思想对比，真是有点悲哀。落后，不只是个传说，它就在眼前。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强大实用但并不趋向正确的政治体制、思想、习俗、文化互相渲染并经历数千年的传承与巩固，使得中国社会的氛围形成一个像看不见的巨大的沙漠式的生态，强大到足以吞噬进入其内部的一切物质，并可以在一种散漫状态下侵蚀任何与其直接形成接触的物质。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前进始终都是一种巨大的阻力。虽然它也具有相当可以汲取的优势，但在没有充分辨析这种生态所产生的危害，并积极寻求有效的方法加以消除的情况下，快速前进的努力都是危险并且不切实际的。当然对于帝国和西方那场在两百年前开始，并最终失败的较量，以我所从事职业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考虑关联因素的情况下，竞争的失败并非由于对手的强大而导致，而是缘于领导层的动机不公。自明清以来与西方交往的史例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一个普遍私心的社会群体与一个已经产生并不断深化公共意识的社会群体的竞争必然会是失败的结果。现代世界以及现代世界的发展规则都由西方构建，由西方的历史来看它是循序渐进的。由东方世界的历史来看则是对古代世界鸿沟式的跨越，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没有西方，全球凉菜。没有中国，依然今世。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如今我们休戚与共。两百多年前的历史，像一部不断重复着固定桥段的冷幽默剧，无论西方的使团代表怎样费尽周折的维护个人尊严及君主地位，或者干脆噗通跪地以期促成中央帝国与己国之间的互动，他们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并因此而为个人在这傲慢而又落后的国度受到的羞辱暗自遗憾。当然这在个人荣辱受到极度压缩的国度的人心灵中是无法体察到的。有意思的地方是，原来山寨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在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很风盛，欧洲人同样叹服于百年前国人山寨的能力和水平。当时的集中地是在广州。最后，任我用一句并不精确但普遍适用的话结束此文，并继续这大梦了无痕，古月照今尘的生活吧。中国人，玩人，玩世。西方人，解人，解世。

二百年前哑剧般的中英往事

我已不再愿听老人的智慧 而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 听到老人对不安和狂乱所感受到的恐惧。——T.S.艾略特 历史是一剂猛药。 当我在首图阅览室某个隐蔽的书架上偶然找到《停滞的帝国》时并没有想起这点，只是找了个位子坐在那随便从第一页开始翻看。但一小时之后，我决定把它借回家。此书是由一个法/国/人以旁观的口吻整理记录下来的18世纪中/英两国外交史的某个剖面图。 不得不说那是一段糟糕的外交史，对此即使法/国/人像第一次见到穿紧身衣裤的洋人的中/国平民那般嘲讽的哈哈大笑，我们也没有资格反驳——因为他列举的史料如此丰富，并且有据可依：为写此书作者曾八年间六次出访各国寻找原始档案。. 于是不管批评有多么刺耳，我还是坚持看了下去。 我看到的是，那时的中/国这尊被蛀空了的四千年的神像，究竟是涂着怎样一种带偏执的高傲与自尊的金色粉饰，慢慢沉入衰落的恶臭沼泽而浑然不自知。然后那张僵化了很久很久的面孔终于落下了泪。身体上哪怕很小的一片指甲脱落，也会流血，也会痛。他终于开始挣扎和战斗，独自一个人。他的几千年就是这么一个人走过来的。即便拥有众多附属国时也是一样。他咬牙支撑起羸弱的身体向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那种景象让我有罪恶感的产生一种荒诞美。 本来以为已经冷静到可以消化一切沉重的史实与带着意识形态上偏见的攻击，到最后我还是失败了。 这位法/国/人在第479页用纳尔咖索斯来形容中/国： “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士兵在离他们基地两万公里外竟能把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么多的集体智慧，四千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四十年新生，世界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此段是这本措辞与语言并不高明的书里最触动我、最让我难过的地方。 欧洲曾经在伏尔泰等名人的引导下盲目的认为中/国是神奇的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热衷于把某处当做乌托邦——他们总有在工业化社会中积攒过剩的意淫和攻击欲需要发泄），曾几何时对这个古老国家艺术的狂热崇拜与争相效仿在上层社会流行；然而当欧洲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双眼去辨认迷雾后的中/国时，他们讥笑伏尔泰的错误，他们发现了真实的中/国——一个破败的空架子。 无论是耶/稣/会/士还是马可波罗都是在说谎。这个国家有着与其落后不相符的高傲。不需要机器，不需要武器，不需要英国商品，不需要任何东西。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的有大米和茶就够了，在四方的院子里遵循着自己古板的礼仪，开垦几块蔬菜地喂喂金鱼池里的金鱼抽几口烟——在工业革命时期，他就像欧亚大陆上漂浮的天空之城一般不可思议。 然而英/国却需要他。英/国/人第一次带给中/国的贵重礼物里就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他们曾一度天真的幻想同中/国结成反法同盟，给那些不穿套裤的家伙们点颜色瞧瞧。他们兴高采烈的出发，结果却被赶了回来（因为不肯下跪）——一方是冷淡，另一方开始仇恨。 中/国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有一样商品他一定无法拒绝，那就是鸦片。 于是“一小撮西方士兵在离他们基地两万公里外竟能把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这样一天终于来到了，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那些异次元的百姓们居然“在城墙内挥舞神符”，“然而军队还进入了城内”。他们发现一百多年前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大炮摆在圆明园里，“从未被使用过，它又被运回伦敦”。 一切都开始上演。欧洲所熟悉的“古老文明的湮灭”——帷幕拉开。 “高傲”被粗暴折断后的“屈辱”。专制与自负造成的“恶果”。被打破的“梦”。“血”与“火光”的鲜红。帝国在那个世纪流下的 “泪”。 那个年代没有智慧。人们听见老人的哭泣与恐惧。 在19世纪黑格尔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同时还批判过繁复的中/国文字是科技发展的障碍）。 如果这位向井里丢下冰冷石块的哲学大师，得知后来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著作里悲叹“欧洲的倒退”——他又将怎样做答呢？ 然而不管是作者还是黑格尔，他们都记录了历史真相，这足够了。至于接下来他们把它当做某种定论或结果，则是他们的不幸。他们没有发觉古老帝国那按历史套路进行的齿轮一旦被撕裂，无数不可预测而又必然的转折会如纷至沓来的雪崩般改变整个世界；他们的目光只是死死盯住他濒死的惨状，站在一边嘲笑着庆祝自己意识形态上的胜利——他们没听见他的心脏开始前所未有的跳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力。那些小丑并不知道有一种最高贵的鸟，会经过涅槃而重生。写于09年3月

补充一点背景：帝国的黄昏——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庙宇解读

看过避暑山庄才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反过来，看了这本书，加深了对避暑山庄的理解。【帝国的黄昏——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庙宇观感】到承德看避暑山庄，一定要做好功课再去。不为别的，如果没有思想准备的去，收获的失望绝对大于期望。山庄里除了以金丝楠木为柱的澹泊敬诚大殿，几乎没剩下多少原装的东西；山庄全图上那些精美的楼阁大多成了废墟；大部分景点的复原又略显粗糙。现在仿古园林到处都是，南方人来看到山庄的水景可能也不太稀奇，甚至还有北京小伙儿嘀咕：“这不和中山公园差不多么”。另外，挠人的是，我们千里迢迢奔来花高价门票参观的景点，其实就是一当地人民饭后遛弯儿的地儿。他们拖家带口、大摇大摆的进来，帐篷一搭，吊床一挂，扑克牌甩开就是一天，那股子逍遥劲儿可不怄死了咱这些苦哈哈的远方来客？更别说你是来看“世界文化遗产&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的，人是来玩儿摩天轮海盗船的，你从古色古香的狮子林里转出来，本来静谧幽深之所突然现出一个大型现代游乐场，猛不丁让你的时间观宇宙观穿越一把……更别提工作人员的素质，脏话信手拈来、七步成章，并且武艺超群，号称“让人大开眼界，去了一定要注意观察”。在环山游览车候车处他们倒是跟国际接轨了，排队政策很严格。但有个附加条款：当天所有团队安排完后散客才能上。并且工作人员原则性很强，你要想临时找个导游混帮派，还得低调再低调，否则让人发现了，“永远取消你入园导游资格”！有意见，想投诉？对不起，“咱可以给你全额退票，边儿去”。不光旅游景点，承德的接待能力也让人很无语，稍微一个旺季就到处满房，明明是三线城市却毫不含糊的执行一线城市一流酒店的房价，五星酒店环境也向三星看齐。但为什么我们还要上赶着奔承德去呢？别着急，做完功课你将会发现避暑山庄其实挺有味道。首先摊开山庄游览图，你可以看出整个山庄东部湖泽众多、地势平缓，西部林深山险、骤然抬高，加上北部一坪巨型的草地，正是中国版图的缩影；这么看来，在山庄里住着的人，可不是坐拥了天下？在园子里走走，很多楼阁看着眼熟，象金山塔、沧浪亭、烟雨楼、狮子林等等，都是与之同名的江南名园的原单翻版。被仿建的对象，都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看上的——喜欢什么只管往家搬，哪怕它是栋房子，是座院落——这份财气又有几人能及？即使财力比得上，建筑形制上的等级也是不容逾越的。山庄里很多建筑都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尊贵的贵），处处通过建筑形制来体现皇权的威严。再看避暑山庄的装修。山庄内部的建筑，依着清帝“崇尚节俭”的路子，大多灰扑扑的朴实无华，最高的奢华不过是开头说过的几十根楠木大柱；但山庄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庄周围的皇家庙宇，却因着怀柔蒙藏贵族的需要狠砸了些钱，下面花点篇幅细说一下：避暑山庄周围的敕建（即皇帝让盖的）庙宇43座，朝廷理藩院设有管理机构的8个，俗称外八庙，现如今仍有看头的有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6个。普陀宗乘之庙是为迎接蒙藏王公来承德祝寿（1770年弘历60岁，1771年他老妈80岁），按1/3的比例严格比照拉萨布达拉宫而建，巨大的金顶，繁复的藻井，精美的琉璃牌坊，大量的佛像，无不透着皇帝刻意示好的心思。别看避暑山庄里一个金顶都没有，小布达拉宫一下子就是三个：万法归一、慈航普渡、权衡三界三殿金顶共用头等金叶15000多两，这钱花的……如果说避暑山庄是轻装修，重装饰，那这里就是装修装饰两头重。建筑精美到什么程度？据说斯文•赫定一看到金光闪闪的万法归一殿就想把它拆运回国，因为没能得手，还是忍不住请中国工匠复制大殿主要部件28000多个装箱运到国外再组装起来。须弥福寿之庙（1780年）则是为迎接六世班禅来给乾隆70岁祝寿，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大殿妙高庄严殿金顶上的八条金龙，每条重逾1吨，展开长度达4米，即便在很远的地方处望去也是金光耀眼直指人心。大红台和御座楼的关系，直观的表示出皇帝和宗教及宗教领袖的关系：后者形制比前者要小得多，高度也不及，象征神佛的地位高于人间帝王；但后者在东，前者在西，且后者前墙突出前者半间，喻示人间世界仍是君在臣前。乾隆巧妙的对神佛示弱了，但马上又强调，即便你是神佛的人间代表，只要你还是肉身，就得服从我君权统治。这是怀柔手法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一切局势“尽在掌握中”。【注】乾隆的《御制喇嘛说》说到“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今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P46。可见转世一说他是不信的，金瓶掣签只是为了选举的公平。普宁寺（1755年）是为庆贺平定准噶尔叛乱，仿藏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建造。寺里的大乘之阁内藏木雕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有22米高，号称世界最大，两旁的散财龙女二童子，也高达14米，要上到佛阁二楼才能看清。如果做了功课，你还知道这个庙的另一奇特之处是布局仿照密宗的世界形势图，有须弥山、铁围山、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月山、四轮、五峰、七山。如能预下足够时间来欣赏这个庙的建筑，相信造型独特的四大部洲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反正我觉得那模样很“潮”）。这庙的古建筑保存得不错，造型又彪悍，绝对能做到：爱古之人见古，爱酷之人见酷。普佑寺就在普宁寺隔壁（看地图是墙挨墙），它的500罗汉比较出名，我因为没做好功课急急忙忙看漏了，这里没法细谈。安远庙是为庆新疆达什达瓦部归顺，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而建。它装饰不足，但入庙的长长神道也颇有皇家庙宇的气度。主殿普渡殿殿顶全部覆盖黑色琉璃瓦，形式独特，四壁有清代的壁画，都是佛经故事、因果报应之类，看不太懂，你要是手贱想摸一把也没人管的。普乐寺（1766年）的主体建筑旭光阁系仿天坛而建，又称圆亭子。[注]安远庙又叫方亭子，和普乐寺分处两个山头，一方一圆遥相呼应挺有趣。旭光阁的藻井是外八庙中最精美的一处，普乐寺还有个噱头是它传说中最大的欢喜佛像。修庙的意图，有个分析说得挺好玩。说是乾隆看这正好有一大块空地，不修白不修。照官方说法普乐寺的建造是为给新归附的杜尔伯特、左右哈萨尔、东西布鲁特提供瞻仰的地方。实际上这几个族信伊斯兰教，根本和佛教寺庙不沾边。乾隆的本意是让他们看看天朝大国的宏大气势，好知道我是老大我本事，做我小弟有保障。据说乾隆修这庙前还咨询过章嘉国师：庙宇必须依大藏经，寺前开三条大道，开两重门，大殿后建一座“城”，城上供上乐王佛（即欢喜佛）面东，与磐锤峰相对。按此规制修建寺庙，人天都归依佛法(其实是服从皇帝的统治)……看完这些庙，可以想见乾隆的统治多么顺风顺水。每征服一族便建一庙，是不是很志得意满？那些庙宇都建在山上，在市内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时不时看一看远远的山头就想到自己的“十全”功绩，弘历老头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应该很少吧？这还不算，最妙之处在后头：最后来看承德市地形图。天圆地方、我为中央：以皇帝的住所避暑山庄为中心，众多周围庙宇如群星捧月，由西至东连成一线，拱卫在山庄的东北部。各庙宇都是依山势而建，本来望去需仰视，但在山庄的西北面，也即对着外八庙的一面，恰是连绵高山，又是近处众山头之最高者。皇帝站在山庄的北宫墙上，可以轻易地俯视匍匐跟前的小布达拉宫、班禅行宫等等，心想着便是你金顶铜檐，也要听命于我土瓦木檐，内心何等风光！远处的安远庙和普乐寺等，虽然海拔高于山庄，但因距离遥远，不但视觉上丝毫没有压迫之感，反而还能提醒主人，它们的建造是为庆贺攻克边疆各部，让主人油然生出“居中服远，万邦来朝”的满足感。天时！地利！人和！住在这么极度意淫的宅子里，难怪他们会一边嚷嚷工作辛苦，一边又还想再活500年呢。能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把一个居所做出这等效果，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庙宇可不是一处绝妙的所在？哪怕现如今饺子馅全失、空余饺子皮，山庄的设计思路也是值得实地体验的一绝。你，是不是也想去YY一次？到此为止，可算一篇观感能交差了。往下继续挖，还有猛料。有一本书，从承德回来后读一读别有一番滋味。这书就是《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作者是佩雷菲特，讲的是1793年英国为改善对华贸易关系，以给乾隆祝寿为名，遣使马嘎尔尼率团访华的事。1793年（弘历83岁，已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环绕下自我暗示了许多年）马噶尔尼率领浩大船队，用5艘千吨大船载着火炮、四轮马车和蒸汽机、织布机等工业革命的产物越洋而来，一路上满心欢喜地计算着亚洲市场即将带来的巨额利润，何曾想竟输得一塌糊涂。船队刚到广州便接敕令，舰队不得自行从公海北上、必须按中方领航员指挥沿海岸线行进，而且皇帝不是按预想在紫禁城热情接见他们，而是毫不客气的让他们赶到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并且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商量觐见的礼仪，因为双方对跪拜礼仪争执不下，弘历大为火光，差点拒绝接见使团。他们最引以为豪的火炮，原想用以向清帝示威、增加通商的筹码；可这个“中国人无法仿造，而且他们会知道是无法抵御的武器”，皇帝竟然连一次试射都不愿，186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发现火炮和炮弹搁在某个角落里，居然从未试射过（西方第一次对华军售就这样失败了，是不是很讽刺）！装配110门大炮的“君主号”战列舰模型虽然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但因为没有翻译，也未加深究。其他科技产品的命运以此类推好不到哪去。艰难跋涉、失败告终，因着马可波罗的描述而对东方帝国充满想象的英国人发现，设想中东西方两大强国的对话和合作根本不会出现。这只不过是个可笑的僵化的国家，所见只是皇帝的绝对统治和落后人力的充足供给，文化和技术方面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注】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存在，我们可以形象的称之为集体孤独症。——《停滞的帝国》P251对于参与设计并在避暑山庄里意淫了几十年的乾隆，还能指望什么呢？况且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又注】乾隆也并未完全无知，英使返程中他曾与大臣密议将来如何对抗外国船队，警惕性还是有的，但结果很可笑：一方面英人进贡的火炮从未试射，另一方面君臣商议的对策只是培养疍民潜水凿船而已。就像《黔无驴》里的老虎，英国人在短暂的失落后很快就幸福得做梦都会笑醒。他们被安排从内陆返回广州，先走京杭大运河，在从杭州起走陆路，3个月的行程使他们得以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虚弱的海防。他们大胆推论：“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的航运”……欧洲不再迷恋中国，平等对话的机会不复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使团副使的儿子小斯当东，他11岁参加这次觐见之旅，在船上学会了中文并因此得到乾隆接见，获“御赐”黄绸荷包一个。23年后他本人作为副使再次访华被逐（阿美士德使团），又过24年的1840年，他说服议会通过了发动鸦片战争的决议（97版电影《鸦片战争》里就有那个场面）。结束语（finally 终于写完了~ 也向坚持到最后的读者致敬！）对爱好摄影的人来说，一天中最美、快门按动最多的时刻是黄昏。因为黄昏的金色光线最具表现力，使披光的万物格外生动，观者也为之雀跃。但短暂的辉煌过后将是日落后黯淡的余辉，不久以后，则是长夜漫漫……即使某些学者还在盛赞“康乾盛世”，但那个时代给我的感觉，与帝国的黄昏何其相似！

不喜此书

不喜此书，尤其不喜此书翻译。先不论翻译之生硬，且不通中文文法。很多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词是否得当值得商榷。如原著用词真如翻译，作者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之鄙夷满篇皆见。秉持如此鄙夷态度，何必打着学者研究的旗号！作者系法国人，满篇不仅见对中国之鄙夷，更见对英国之幸灾乐祸。该书能畅销则足见法国人小人常戚戚之态。

当马马马戈尔尼遭遇乾隆

马格尔尼满怀信心向天朝出发了，他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对大英帝国实力的认识，他相信大英帝国的光芒已经照耀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他自己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曾经是英国驻沙俄的使节，对于自己的外交才华他是自负的。毕竟任何一个国家同沙俄打交道，能不吃亏简直是妄想，估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沙俄更贪婪了，而马格尔尼成功的保护了英国在沙俄的利益。

狮子永睡不醒

本书重要之处在于：1，重述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行始末，打破了西方人的幻想，之前因为耶稣会修士们的信件和《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中华帝国被描述成世外桃源般的国度（Xanadu），里面的统治者和子民仿佛都是智者贤人。实际上如何呢，观者自知——举个例子说就是那些替马戛尔尼搬运“贡品”的工人，他们可以迅速用竹子搭出一个仓库，然后将贡品装入仓库——中国不缺聪明人，不缺劳工，也不缺竹子，但是多数中国人习惯于“国家”的安排——就像算盘（又是中国特产！）珠子一样，拨一拨动一动，而且别指望他们对外国人抱有平等心。这样的细节故事，书里有很多。2，皇帝和官员的颟顸，腐败，愚蠢自不必说。马戛尔尼一行离开时，有官员居然直接伸手摸使团成员口袋，搞一只西洋表也好，“就像小偷一样”。使团送的礼物到火烧圆明园时代，依旧原封不动摆在库房里——英国人又把其中的火炮和炮弹搬回去了。令人惊异的是一些耶稣会修士的无耻，主要是迅速衰落的葡萄牙人，当然也不排除英国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偏见（彼此彼此，索德超神父不也恶意满满么？！）。举个客观点的例子。皇帝还要些西洋修士，主要是为了钦天监测算日历和“蚀”，可是这些修士先生们其实并不懂相关知识，他们靠的是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和巴黎-北京纬度换算勉强蒙混过关。结果1793大革命断了巴黎的通信，眼看就要让这帮人露馅，最后是求告英国使团，搞了一本航海历书，可以预测到1800年——上帝继续保佑他们7年！3，满清与人民共和国，乾隆与毛，圣旨和红宝书，甚至林彪与和珅，有变化吗？难说。“军队用大量钱财维持，为的不是抵御外侮，而是和平时期的治安”，“地方官员对皇帝政策的自我加码：因为做过头是没人责怪的，做不到位则会被斥责”，“税收在每一级都比前一级增加，差额都流入这一级官员自己的腰包”。不一而足。4，马戛尔尼保持了英国人的骄傲——拿破仑认为应该入乡随俗，磕九个头。中国人至今认为这是英国的外交失败。那么看看1794年11月从广州出发的荷兰蒂津使团吧。他们遵从了一切帝国风俗，谦卑到猥琐的程度，结果如何？比马戛尔尼还不如的羞辱。阿美士德使团则直接被扭送到皇帝近前，强迫磕头，这自然又是嘉庆连乾隆都不如的一例。5，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人在前辈创造的“并不完美”的伟大知识前彻底拜倒，将之视为一个易碎的玻璃罐，之后只有呵护和修补，却再无大的创造——就连毛时代的“文化革命”也无法伤及内核——当然污染和异化无可避免。6，小斯当东爵士的经历是引人深思的。一个参与过两次访华使团的人最终却在下院呼吁对中国开战，难道不奇怪吗？中国人的愚鲁在他11岁时已经亲眼见识过了，之后不过是无数次重演罢了。The Sand Pebbles里的麦奎因和榨糖机就是最好的注脚。结尾我想说什么？东方狮子会醒吗？呵呵。

殖民的命运

看完困惑于作者的“如果。。。历史就会改写”的说法。跑去问朋友们。An 说:我看《停滞的帝国》，讲英国使团1790年左右出访乾隆王朝. 里面一个观念是，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价值观的撞击，英使不肯磕头，这个英国方面希望通商的愿望能达成的话，历史就会改写. 就不会有鸦片战争啊啥了。两个大国能能强强联手的意思。可是全球来看，即使中华当时同意通商，我觉得还是难逃被殖民的命运的。有帝国主义到第三世界通商没把对方变成殖民地的普遍先例吗19世纪？里面还有个观念，说是殖民地国家的落后不是因为被殖民，而是本来就落后，没被殖民就落后着，殖民反而促进了先进科学和文明在当地的传播。这个就不值一批了。我疑惑的是从全球的殖民地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存在只友好地与军事上落后的国家只通商，而不派军进驻的例子吗？bluewing 说:老大帝国，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很难会有第二条道路的。只是回头看日本的例子，中国当时未尝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

我们应该一直保持清醒...

该书甚是繁杂。或许是翻译的原因，亦或许是作者的行文风格。我在读到第两百页的时候实在是不胜其烦，便一直跳读到第三百页。不过之后的文章觉得颇为精彩。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很大的耐心而又不希望错过该书精华部分的话，建议你在前三百页的时候一目十行，后两百页则可以打起精神来读。该书给我的总体感觉似乎更适合于那些对于中国抱有神秘印象并且不太熟悉的西方读者阅读，而并非是中国读者（最后两百页并非如此）。对于一个长久以来一成不变的、脆弱的帝国（亦或者仅仅是国家）来说。其中许多马戈尔尼所叙述的不仅我们耳熟能详，并且在中国读者看来还有不少甚至可以说的上是可笑的错误！但是我无法否认他的结论是严肃的，是正确的。腐朽而脆弱的国家，在被暴打一顿之后，被西方列强（首先是英国人）拖进了他们创造的文明之中。从一个对手的视角，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但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人并没有偏离的太远。尽管不那么笔直，至少我们还在继续向前走。“落后就要挨打”或者“不进则退”，这话我们总是那么熟悉。可能已经平淡的述说了几千遍，但是还不够。我们应该继续说下去，几万遍，几十万遍；哪怕说的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如果希望国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就一定要重复的对自己说下去。积弱的时候要说，强盛的时候也要说。

大门口的K

“对于他来说文学是神圣的、纯粹的、不可侵犯的、完美无缺的又伟大崇高的。” ——朵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1923年卡夫卡在波罗海边的厨房里遇到朵拉。他没有再返回布拉格，而是随着朵拉去了柏林，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1个月。到了1924年的春天，卡夫卡的病情出现了短暂的好转。一天两人在柏林维茨尔街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那本《马戛尔尼勋爵的报告》——依据海伦·罗宾斯1908年发现的手稿整理出版。“修建过长城”的卡夫卡买下了这本书。在他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之前，他读了这本书，还为朵拉朗读了其中一部分。朵拉后来曾透露，那段日子里卡夫卡写了一个故事，讲述一对传教士父子如何陷入中国皇帝制造重复和停滞。但除了朵拉再没人读过这个故事，显然它已经消失在卡夫卡的壁炉里了。马科斯部分证实了朵拉的说法，他说卡夫卡那段时间本想写完《城堡》的最后一章——K因心力憔悴而死，并在死前获得了在村庄居住的权利。但卡夫卡在临终的病床上对挚友谈起，马戛尔尼的报告改变了他的想法，也许故事应该永远继续下去。马科斯说，这可能导致了卡夫卡没有完成那个故事——他来不及修改结局，所以干脆不让故事终结。以上的很多都不是真的。不过卡夫卡的《城堡》确实存在，人们也一直在试着解读这座《城堡》。到底是个人与国家的对抗，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还是现代人作为“局外人”的不可摆脱的命运？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综合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报告和回忆录，附以朝廷的官方文书作为补充，藉此从18-19世纪的英国使团角度透视晚清中国。我断断续续话了三个月才读完这本书，本以为可以收获某些意想不到的有趣观点，可惜最终我只收到意想不到的枯燥，这种枯燥来源伴随马戛尔尼使团行程之中的巨大的无力感。马戛尔尼的使团带着“商贸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目的前来。其时恰逢乾隆皇帝的寿辰，于是使团携带了工业革命最先进的制品（热气球、弹簧减震的马车）作为礼物。他们期望被这些礼物“震惊”的中国可以开放大门，进而转化为开放市场。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震惊”、“惊讶”甚至对夷人的事物表现出“兴趣”，在这个古老帝国的横贯几千年的价值体系中是不被允许的。剩下的自然是那些理所当然的程序，天朝与外藩礼仪的冲突、朝贡与平等国家的矛盾。既然惊讶了欧洲人自己的科学成就甚至不能让中国人表现出冷漠和嘲笑以外的情感，奢谈“贸易”、“外交”只能是空中的楼阁。马戛尔尼的日记里自我催眠一般把朝廷表现出的每一点善意都幻想成对未来可能性的某种预示，殊不知朝廷官方的来往文书就把所有这一切归结为四个字——“怀柔远人”。在读这本书后半部分时，我不断想起《城堡》：马戛尔尼是土地测量员，乾隆是西西伯爵，城堡办公厅主任和珅，徵瑞、松筠、长麟是巴纳巴斯的不同侧面，就连K那两个奇怪的助手都能和王和乔两个人对应到一起。而这本书就是在描写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土地测量员企图进入中国这座城堡时所遭遇的“卡夫卡式荒诞”。而当这本书中的文明撞击也被接纳入卡夫卡的城堡，我也开始相信《城堡》作为一个多重诠释的范本，卡夫卡在其中抓住柏拉图称为理念的那个东西，卡夫卡抓住了“冲突”以及由冲突导致的“荒谬”的理念，然后他用一个人和一座城堡将这个理念投射到一个故事中。这不是类似存在主义者所做的那种将某种哲学观点利用文学去表述，而是对一个不可言说的复杂理念的最精致的表述方式。所以你不能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概念去规约这部作品，因为无论你把它解释为“局外人”、“父子冲突”或者“犹太人的处境”，你都等于把这一理念分有到一个具体的事物上。你也因此发现，欧洲和晚清之间发生的一切，只是人和荒谬之间关系的反映。就像人们在面对荒谬时，先是试图把荒谬“常规化”——把荒谬解释为常规事务的不同表现；而当他们不能解释荒谬时，就开始把荒谬神化，认为那是神圣的、不可理解的——那正式伏尔泰、卢梭做的；最后当人们足够强大，强大到厌倦神圣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消灭荒谬。于是，就这样，当我们扔掉《城堡》，贬斥其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时候，欧洲人打破了天朝的大门。

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好

写1793的使团同时在更进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和平行对比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我觉得书上点出来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被国人理直气壮的驳回的.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只是朝代的更迭,有人能否认1910年以前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直都是封建集权吗?而且外国人都比较重文献考证和数据佐证,个人觉得还是很中立的立场,好与不好都点出来了.看书没有必要斗气,平心静气的做个局外人就好.我也很困惑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人可以自省和自曝缺点,当然多少也会有些修饰,可是为什么很多国人都这么抗拒历史为他人点评呢?不过这书罗嗦了一些,有些内容变相的重复了几次,有点减分.

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独特视角

终于看完了这本500页厚的书，这是我早就关注的书了，但说实话，通读完并没给我所想象的震撼，现在毕竟不同于几十年前。但是的确它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独特视角。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资料的占有，作者通过使团的文件和日记，传教士的通信以及连一般中国人都不得与闻的清宫档案，抽丝剥茧，还原了马戛尔尼使团从踌躇满志启程到失败回国的全过程，描述了整个过程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用“两个世界的撞击”做副标题真是恰如其分，“停滞的帝国”当然指清王朝。我读全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正如火如荼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清王朝统治下的这个停滞的，缺乏生气的社会的巨大反差。真是无法形容。使团的一系列报告中对中国的记述实际上为4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他们的报告进一步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幻想。当时的报告就对中国的实力与体制做了全面的描述，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一无所获。实际上，使团中最小的团员，12岁的托马斯-斯当东当时就学会了汉语，后来成了中国通，当上了议员，正是他是鸦片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坚定拖中国下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对中国越了解，就越知道她实际上不堪一击。虎门硝烟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中国迟早要卷进这个资本主义的资本和市场的的全球化的漩涡。可悲的是英国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以后可以怎么做，而中国却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是什么。作者在七十年代来到中国，令他惊奇地发现，200百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心理仍然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国家统治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毛替换了乾隆，马克思主义替代了儒家学说，但并无本质不同。书中处处出现这样语带讥讽的暗示，以至于全书以“循环无穷的中国”结尾，虽然作为中国人，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必须承认作者的观察是敏锐的。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自信心也大增，继而传统文化大热。但忘乎所以是可笑的也是可怕的。记得一次上课，一位老教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奉者，大唱传统文化赞歌之余，言语也对现在外国文化的大行其道不满。传统文化的确需要弘扬，以扬我民族精神，长我民族志气，这无可厚非。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大意是没有外国人的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前，在传统文化统治下中国人，也生活得很好。我听了不禁吃惊于他的“信而好古”，且不说当时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生活的很好，就是很好，难道会永远这样活下去吗，这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吗？可以说，鸦片战争本就不是一场侵越与反侵越战争这么简单，它也根本不同于历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你不变化，他迟早要来，而且不是来抢米的，而是来“破釜”的。实际上中国是有机会的，可是一次次失去了。马戛尔尼们无法想象为什么面对西方的先进科技发明，工业产品（中国人称为贡品），中国人只有冷漠和嘲笑（但也许内心喜欢）。从康熙开始，中国钦天监就是由西方传教士掌握，“天朝”已经知道西洋人的历法比中国人的好，却不问问为什么？似乎我们的祖宗已经失去了好奇心和上进心。他们还习惯从过去寻找答案，无怪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现在不过是过去的重复罢了。在书中引用的皇帝给“夷人”的诏书处处称“天朝”，“大皇帝”，处处称“体制”，俨然以正统与宗主自居，实际上连这些“夷人"都清楚，当时的中国是由一个外来政权控制的。八旗制度和科举制度是它的两大支柱。也许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在维护现有体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宁肯抱残守缺，也不图进取。阎崇年被“大汉之风”打了一巴掌，起源于对满清王朝的评价问题。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历史也没有“如果”，但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马戛尔尼去见的是一个汉族皇帝统治王朝呢？毫无疑问，至少这个王朝是没有合法性问题，她是不是会更开放大胆一些呢？可反过来又可以这样问为什么汉族人的这个“天下”会亡于满清呢？历史有魅力，但有时真让人费思量。

读《停滞的帝国》

177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受英国的正式派遣，带着700名随员和水手，带着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榴弹炮、卡宾枪等大量礼物，乘坐威武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向中国出发。旅途艰苦，但马戛尔尼及其高级随员一路上却为希望鼓舞着，他们承担着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希望乾隆皇帝会批准通商的请求，从而使东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帝国联系在一起。十一个月后，6月20日在澳门海面停泊，8月21日他们抵达北京。使团得到乾隆召见9月14日，中国的规矩要求马戛尔尼“叩头”，马戛尔尼坚决不肯，这个为叩头与否进行的斗争成了中国现代化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英国使团遭到冷遇、欺骗甚至侮辱，但更严重的是，使团在政治上一无所获。拒绝交往不是满清帝国的怪癖，而是它的基本国策——世界历史表明，革新来自交往，并要求交往，而满清帝国不想改变什么。10月7日后，马戛尔尼灰头土脸返回英国，归途中把一百多名因痢疾丧生的英国人抛进大海，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他们赠送的天体运行仪和榴弹炮，遭到冷落和嘲笑，从没人想起能从中学到点什么，更没人去模仿制造。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依仗又进步了大半个世纪的枪和炮攻进北京洗劫圆明园的时候，那些礼物仍然胡乱丢在那里。跟随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有一个12岁名叫托马斯的少年，他是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早慧，曾多次为使团充当翻译。47年以后，林则徐禁烟，英国议会讨论是否出兵中国，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发言说：“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他最后的结论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第602页，第18页）这位权威人士的意见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动战争的议案最终以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当年曾在那个少年的心田里留下了哪些印迹？作者佩雷非特搜集到了几乎搜集得到的所有原始材料，包括马戛尔尼及使团中好几个成员的日记，其中不少材料从未发表过，甚至从未被引用过。作者为写作本书还八次访华，检阅中文档案，重履使团当年走过的路线。如此大量的工作浓缩在一本书里，读书人不会担心白白浪费时间。作者借用少许蒙太奇手法叙事，也许是想让书读起来更轻松些，其实书虽厚，是个故事，读起来已经够轻松了。叙事之中穿插作者的议论，我不认为作者深富历史洞见，但仍有不少议论值得认真对待。作者力图摆脱西方的偏见，以现代的公平的笔触来描述、评论整个事件。但我们中国人读来，有些评论仍然不大公平。我承认，拒绝国际贸易的观念可谓落后，而且英国人的确先尝试过用和平方式劝导中国人同他贸易，然而，中国是中国人的地方，我不愿和你贸易，你打进我家非要和我贸易总是没道理的。攻杀烧掳之后签定了城下之盟，逼中国人开放港口，赔偿焚毁鸦片的款项，这当然是不平等的盟约，作者却写道：“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条约消除了力量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权利状态来替代，……相反，（中国人）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强加给他们”（第610-611页），这么一说，先奸后娶和明媒正娶就没有区别了。不过，我并不渴望在这本书讨个绝对公正的说法。我们中国读者在这本书里该认真的，倒是好生看看我们曾经多么闭塞而又自以为无所不知，生存状况多么可怜而又沾沾自喜，把书放下以后还能想一想，我们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还像我们曾是的那样。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心酸史，充满屈辱。然而，斤斤于复仇而不图强，只会重新招致屈辱。有那么二三十年，我们关着门称王称霸，一打开门就发现，人家还是看你不起。八十年代以来，不那么成天跟人家叫份儿了，多花点心思建设自己的家园，渐渐地赢来了一点实在的敬意和好感。没有什么心理治疗真能消除自卑情结，救治只有一方——站到不再让人自卑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