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角藝術Prixoes diagonais》书评

狂喜與嘆喟：董啟章的梅比斯環

90年代中後期開始寫作的族群，大概都與董啟章有著或深或淺的相涉。董氏不輟而且具有鮮明自覺的試驗性創作，及到中學或大專院校作有關文學創作的演講及教授，營養著許多年輕作者。而對於部分人而言，與董氏更淺淡，又或者說是更深切的相涉，是以他的評論文字為中介的。董啟章一直猛烈地思考有關寫作與閱讀的問題，諸如為何而寫、寫作涉及的權力關係、虛構與真實、個人與集體、讀者的角色、閱讀的對話如何進行等等。他在《同代人》、《說書人》裡的評論文章，結構了許多如我一般的年少者思考文學的框架，我們是從這裡開始涉足所謂後設思考。碰上董啟章，免不了要開始後設——我們這樣說著的時候，有時是狂喜，有時是歎喟。但後來，董啟章的評論開始絕跡了。於是我們剩下（另一種）歎喟。沉重的嘆喟我們是這樣熟悉董啟章的後設，以致在他各種作品裡反覆出現的角色栩栩，都成了熟人。據說「栩栩」真有其人，但她在董啟章小說裡的位置，卻明顯是啟動虛構空間的按鈕：栩栩化身千萬，該出現的時候就隨心（誰的心？）所欲地出現，彷彿已經完全掙脫現實邏輯的束縛，所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栩栩的自由與無處不在，大概也就是敘事者和作者的自由與無處不在吧。這大概就是虛構的狂喜。但是，董啟章的揮灑虛構卻總是背負著龐然的無形束縛，「我」在敍述中面對栩栩時總是束手無策停滯不前，像伊卡洛斯沉入深海。這是因為，董啟章對著不作回答的「栩栩」，迫問自己各種深刻的問題，例如：「問題是，生活中的他人和世界本身，需要藝術嗎？向不需要自己的他人和世界發出呼喚，到最終會不會只是一種自我的姿態？」所以《對角藝術》裡反覆展示的，似乎是這樣一個過程：如何不斷不斷地質問，把問題問到骨肉血脈裡去，把一個作者剝剐至無所留。於焉，「後設」在這裡的意義是很清楚的——「後設」不是退後尋找安全的位置，恰恰相反，後設旨在令最權威者失去安全的位置。後設手法是眾所周知的「沉迷文本遊戲、放棄現實」的標誌，但董啟章嘗試把對立的兩端接起來——他在面對接近無責任可負的角色時，卻追問自己最具現實意味的問題，例如「在現實的層面，對像我這樣的一個初入中年的已婚男子來說，漂亮又求助於你的年輕女孩，是極度危險的人物。」（這真是一個尖銳得令人恐怖的喜劇問題）。這大概是一種「梅比斯環」的結構：眾所周知，將一條紙條的兩端之相反兩面連接起來，就可以製造一個梅比斯環；在梅比斯環上行走，只要一直走，就會走到起點的相反一面。董啟章就是這樣，當他不斷往自身的內心深掘發問，他竟然就走到了公眾的陽光底下，最最無可遮掩地接受眾人審視。董啟章不是把「文本」的遊戲規則推到望塵莫及的最高權威位置，而是持「現實」的原則，反向叩問擁有虛構之無限權力的文本世界。本來，文本和現實的關係就不存在絕對的分隔，兩者註定互相干擾；而在最內心之處引入他人目光的審判，世上就無所謂安全。後設之所以令我這種人嘆喟，就是因為這種幾乎接近騷擾的對作者之固有自我及位置的干擾——這麼，艱難。精緻的狂喜《對角藝術》每篇文章的開頭，都有一段「我」和「栩栩」的對話，沒有任何脈絡支撐，兩人像西西名篇〈問答〉般不正面相接，問非所答。「我」與栩栩的聲音像在不明的空間中傳來，這的確是文學作品剝離脈絡所產生的美感和快感，董啟章寫出來，我們就可知他實在深知其中妙處。但各種質詢，就是在去脈絡後的斷裂處無限增生，像細孔中透入的一束光線，再也無可則止。而董啟章是如何以虛構反撲現實的呢，看看他怎樣把藝術中心寫成一座鬼屋般的將要沉入海底的建築，把藝術中心總幹事茹國烈寫成陰陽怪氣的詭異男人——那些熟悉的現實在他手下，比類型片還刺激。《對角藝術》揉合了對藝術中心節目的評介、紀錄作者自身經歷的散文、虛構的後設小說等多種文體，其實渾然一體出入無礙莫可名狀，但我仍然願意冒險這樣偏頗地聲稱：《對角藝術》是繼《同代人》之後，我們可以讀到的少量具評論意味的董氏文章之結集。因為又能讀到董氏深沉的評論，我把書抱在懷裡竊竊狂喜；而看見這樣的句子，我就為其精緻嘆喟：「美麗得不可方物的千年女王，那纖腰真是駭人的小，而雙眼真是他媽的大。」（〈漫畫少女／少女漫畫〉）除卻句子裡的粗鄙誇張符合了一種少年的形象設定（董大概是在少年時迷上《千年女王》的），更為精美的是，「駭人」已經是誇張的極端，而唯有粗話能夠超越之，因為粗話帶有強烈的外於文學的龐複世界的味道，足以抗衡文學的高雅感和秩序感。而當然是一邊特意強調句子的結構相似性（兩個「真是」）與並列性，其對比性才更為突出（大vs.小、纖腰vs.他媽的）。我掩卷，嘆一口氣：連粗口的操作都精緻到黐撚線。（刊於《字花》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