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及其问题域
出版社: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年
ISBN:9789624504651
作者:戴登云,黄莉
页数:316页页
内容概要
戴登云，1972年生于四川泸州，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主要为西方诗学和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解构的困境：德里达再研究”。
黄莉，1974年生于四川宜宾，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主要为青少年德育教育和女性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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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日渐成为显学，清理过往的学术传统，从中寻找学术资源，乃至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确立某种方向，已成为许多学者的自觉追求。然而在此过程中，学术史研究本身，在专业化潮流和学科体制的“规训”下，也逐渐变成了某种以“客观知识”面目出现的学科领域，而与学者自身的困惑、反省和探索似乎脱离了关系。《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及其问题域》的作者正是从这里开始进入他对学术史的思考的。这是一部年轻学人的著作，充满了如今难得一见的锐气和魄力。作者显然对当下的学术史研究深为不满，在他看来，现有的学术史研究，“大多数著作都停留于表面的历史现象勾勒层面（即描述已经做了些什么），至今仍未获得某种令人满意的突破（即追问是怎么做的，这些做法的有效性至今若何，以及还有哪些是该做而没做的，现在又该怎么做）”（第2页）。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重构已成的学术传统；并通过此重构重新为未来的传统进行可能性的奠基。”（第92页）这无疑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作者摈弃了学术史研究中惯常的描述过程与清理脉络的思路，而意图从“本然”的意义上，对“学术”、“学术史”、“学术传统”进行追问。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风险的尝试，人们不禁要问，存在着所谓“本然”的“学术”、“学术史”和“学术传统”吗？这会不会堕入到某种从既定概念出发的“本质主义”的陷阱？然而对作者来说，所谓“本然”“本原”，乃是深入到历史的具体语境中，直面事实本身，直面现代学术赖以发生的、带有根本性的“中西古今冲突问题”，还原现代学人面对这些问题、裁决这些问题时的“原初视野”。显然，作者的探求带有明显的现象学方法的色彩，而这正是作者的自觉追求。在本书的中篇和下篇中，作者突入到德里达、胡塞尔和老子的领域，力图从这些中西思想资源中为自己的思考寻求某种理论的奠基。因而这就不仅仅是简单地、实用主义式的“挪用”，如我们对待西学和传统时经常做的那样，而是在这些思想资源交互的“比较”和“去蔽”中，建立某种自身、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论立场，并从这一立场出发，烛照与追问现代学术传统的缺失与当下学术研究的困境。在此过程中，作者提出了“原初视域”的概念，作为重新理解和规划现代学术谱系的可能路径之一，无论最终成败如何，仅就本书所取得的成绩而言，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富潜力和前景的学术蓝图。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一理论思考中最具启发性并且贯穿到他对现代学术史的思索中去的，乃是对现代学术传统乃至一切学科谱系“交互发生”的洞察。因而现代学术的发生，就绝不是某种单向度的、线性的“起源”，不是简单的所谓传统的转化或者西学的移植，而是在“中西古今”之间的错综中“交互发生”的。作者从此出发，对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冲突论”作了极新颖而精彩的阐释，在作者看来，王国维此论的重要意义即是：“惟植根于中西之种种分科之学交互生发的关系之中，此外，绝无任何真正之学之创生的可能。”（第25页）而王国维提出的“学有三分”（史学、文学、科学）论，意义亦在此，“凡天下之学，又无不同时具有不同层面与维度之科学、史学与文学；而凡天下之学，无不处于这学之不同领域和不同维度之交互发生的复杂关系之中。”（第31页）从这个角度，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来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也向我们展示了其更为深刻的层面。然而王国维具有超越性的理论思考，并未成为现代学术的主流。奠定现代学术传统主要范式的，乃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开创的“专业化”、“技术化”的倾向。作者精辟地指出：“专科化、科学化的现代学术分科制度一旦确立了自身，其‘起源’之初的问题意识（如王国维所揭示的那样）便被忘却。而忘却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即使不相信这一学术的基本观念所具有历史普遍性，也难以撼动这一基本观念的不证自明的霸权地位。”（第43页）到了1930年代，朱光潜对现代诗学的理论建构，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一范式的局限，朱光潜“直面实事本身”（例如在讨论“诗的起源”时）的、“返本溯源式的‘心理学’思路” （第50页）， 不仅与传统道家直观式领悟旨趣相通，而且与现象学还原的意旨相契。显然，这里已然显露出作者自身的理论立场：撇开历史的浮沫，深入到现代学术传统“本原”的深处。与此同时，作者也力图向我们展现，现代学人在面对与裁决“中西古今冲突问题”时，其自身的精神演化与生命安顿，这也是“学术史”的本然层面，如作者所说：“所谓‘学术史’，就不单单是各种学术的操作‘技艺’——即问题、材料、方法的‘承继与断裂史’；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使各种问题、材料和方法得以产生的历史情势所编织成的‘语境’的断裂与拓展史。而学人的精神与生命，则充当了沟通此‘技艺’与‘语境’的中介或触媒。在此‘存在层面’上，所谓学术史，就是由历史中的学术主体对学人与社会、学人与学术、学术与生命之间的本源性关系之‘自我领会’所生成的‘精神演化史’。”（第17页）仍然是从王国维出发，作者敏锐地意识到，王国维对学术谱系的划分，与其自身“灵魂的分裂”，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这似乎是现代学人宿命般地必须面对的困境。而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里，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和“技术化”倾向，同时是对“传统学术对于生命安顿的本源性意义”的“祛魅”（第37页），而吊诡的是，“祛魅”“恰恰是以一种信仰的方式表达的”*第39页）。然而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陈寅恪、顾颉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找生命的安顿，作者认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同情之了解”，是“对学术的生命化与存在化的还原”（第41页），而在顾颉刚“对某种实证性、渐进性和累积性的治学态度的恪守的背后，最根本的，乃是对人的精神有限性边界的恪守。”（第87页）作者以截断众流般的气魄，为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的路径，虽间或有生硬与粗疏之处，然而那视野的宏远、思考的敏锐，以及承托学统、开拓区宇的勇气与抱负，确是至为难得的。学术史研究固然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历史本身并不就是事实与材料的堆积，历史中潜藏着新的生机，历史研究也需承担创造未来的使命，这或许就是作者为何在书中多次呼吁一种“历史哲学”的缘故吧。作为作者的同龄人，我愿意引述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一段话作为这篇书评的结束：历史哲学、历史社会学所探索和确定的东西，对包括现今在内的任何一个历史时刻来说，都意味着设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这些条件和其他条件一起将每一个历史时刻塑造成一个独特的时刻，正是从这个利用了前所未有的全部条件和可能性的时刻中，迸发出人们自发的创造性行为。所有生命的本质在于利用既定的条件、材料、力量和机会创造出新的事物，这些新的事物在其本质和形态上和其他创造物一样都是几乎无法预见的。每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的深度就同其他一切生命一样，也是无法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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