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出版日期:2015-8-1
ISBN:9787108052687
作者:姚念慈
页数:474页
内容概要
姚念慈 湖北武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师从清史大家王锺翰先生研习清史满族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著作有《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清初政治史探微》，论文有《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等。
书籍目录
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
——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
一、魏象枢密奏请杀索额图考辨
（一）有关魏象枢的上谕及其流传
（二）魏象枢阻挠发兵纯为诬辞
（三）魏象枢独对之真象
二、玄烨对三藩之乱的反思
（一）三藩之乱中的汉人动向
（二）地震之后的政局波澜
（三）八旗梦幻的破灭与玄烨的心影
余论
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与皇太子的兴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
一、《面谕》的基本内容与宗旨
二、皇太子出阁的背景与玄烨的指导思想
（一）姗姗来迟的皇太子出阁
（二）满洲家法下昙花一现的出阁读书
三、废黜皇太子与玄烨内心的困惑
（一）初废皇太子有关上谕的解读
（二）玄烨心理人格的基本特征：内怯与猜疑
（三）闹剧般的皇太子再度立废
四、玄烨晚年的窘境及《面谕》的思想来源
（一）孤独与惶惑中的玄烨
（二）《面谕》的思想来源与感情基调
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
引言
一、精心构撰的开国“得天下之正”
（一）从“孝陵神功圣德碑”说起
（二）关于清太祖立国与起兵反明
（三）玄烨的《明史》情结
（四）关于明清之间的战与和
（五）关于明朝灭亡与清军入关
二、历代帝王庙与满洲传统
（一）帝王庙重新安排确系玄烨生前亲自主持
（二）满洲传统与清世祖福临的反叛
（三）玄烨重新安排历代统绪的背景
（四）特尊辽金的新格局
三、玄烨身兼治道的秘诀
（一）对抗汉人传统之学的新功夫
（二）以治兼道的法门与心诀
结语
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兴兵之由
引言
一、准噶尔军入藏与玄烨的误判
（一）策零敦多布率军入藏时间及线路再探讨
（二）准军入藏的信息与玄烨的误判
二、清廷与准噶尔的关系以及玄烨兴兵
（一）玄烨的天下观与边界限制
（二）玄烨对准噶尔蓄志已久与图理琛使俄意图蠡测
（三）哈密事件的性质及意义
（四）玄烨兴兵的真实意图
三、清廷与拉藏汗关系再探索
（一）达赖喇嘛的影响及第巴与清廷的周旋
（二）六世达赖的废立及清廷与拉藏汗的相与为用
（三）赫寿出使西藏与拉藏汗的态度
四、游移暧昧的青海蒙古与里塘胡必尔汗的争夺
（一）里塘胡必尔汗现身
（二）玄烨亲征与青海台吉朝觐
（三）清廷的积极笼络与青海台吉的若即若离
（四）争夺里塘胡必尔汗之始末
（五）里塘胡必尔汗与准部之役
未完的结语：兴师准噶尔是否为合理选择
准噶尔之役与玄烨的盛世心态
一、西北清军的合击态势与剿抚兼施
（一）两路大军合剿与噶斯口疏于驻防
（二）诱降准噶尔与乞援俄罗斯
（三）西北清军的运输供给与五十六年“三路进剿”
二、盛世心态与玄烨内心的满汉纠葛
（一）臻于盛世与正统之争
（二）“家给人足”与“移风易俗”
（三）对外征伐与汉人的梦魇
三、专制皇权与玄烨晚年的孤独
（一）满汉阁臣之别
（二）战事期间的祈雨风波
（三）《面谕》颁发的时机与进一步解读
结语：太后之丧与玄烨的道德诉求
主要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最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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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出版本书的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及续两篇文章，基本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意淫东西，毫无史实价值可言，这种垃圾也能算学术？简直笑话比如说康熙认为南明史不应该包含在明史中，被姚认为是毁灭华夏历史的关键所在，但编著石匮书的大明遗民张岱也不主张南明史列入明史范围，是不是姚认为张岱是满遗走狗，要毁灭华夏历史文明的满洲鞑子？简直是狗屁比如说康熙刚登基时年青无知，认为读死书是为政要道，而在积累了大量为政经验后，在中晚年认为纯粹读死书无益于为政之道，高谈阔论的书生也应对不了帝国晚期行政事务的挑战诉求，空疏的宋明理学挂在嘴上的道德诉求根本应对不了实际为政和解决帝国行政问题的需要。而这也可以被姚认为是毁灭华夏道统诉求，压迫汉族的证据。岂不笑话。明末清初之际，无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明代遗民和知识分子都对宋明理学心学的空谈无用处处谴责，强调经世济用，身体力行以行圣人之道。看来这些明代遗民的认识都是姚念慈认为是毁灭华夏道统传统，欲图压迫汉族的满洲鞑子帮凶了，简直是笑话。姚的所谓华夏正统就是除了吹牛，力不能行一事的百无一用的窝囊废物而已，这估计是姚对自己的写照。任何人随着阅历增长，思想观念变化，年老和年轻心境自然不同，而这一切都可以被姚联想成都是康熙试图压迫汉族，毁灭华夏历史的证据。凭借意淫拉出百页的狗屎，无良学者到了这种地步真是难以令人想象比如说康熙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很多记载有如其身临奇境，多不可信。而姚狗念慈竟然对此也可以借题发挥意淫想象成这是打击华夏真实历史，打击汉族的手段。岂不笑话。马雍先生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中说：“《史记》当中有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十分之二的话差不多跟前面的举例相符合）。”，如著名之赵氏孤儿都可为纯粹编造出之历史。谁认为史记不是全然可信，谁就是鞑子，谁就是要打击华夏，按照姚狗这种狗逻辑，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可以被打成没有起码的良知之人。又比如姚狗在论及康熙评论明末弊政之时，说康熙纯粹听信口述历史发明历史，来否定明史之真实性，那么姚狗这样所谓的叫兽至少要看几本明末遗民编写的历史书再来胡扯意淫吧，明遗民文秉的列皇小识记载逃出北京的太监就有七万，是不是证明明遗民文秉也是满洲逹子来篡改伪造所谓明末史实？在去看看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呢？对不起，明清史料众多，不信清人编著的，去看明人和明遗民编著的史书啊，抽明朝抽的比康熙可厉害百倍。岂是姚狗念慈这种不读书纯粹靠编造历史的东西可以轻易否定的？在姚狗念慈的书中，根本没多少史料，比如既然要否定康乾盛世，那么拿出明清之际的经济指标，人民生活水平，文治武功等史料来论证，对不起,姚的书根本没有这些，而只有他意淫出来的康熙怎么想，且不说其处处断章取义和篡改史料，康熙怎么想和否认事实上存在不存在盛世有屁个关系？姚也根本不懂中国历代的政治体制之变迁和思想史之变迁，这根本是一个为史者最基础的素质，比如要谈康熙的思想和其对时代的思潮的塑造，总要懂同时代思想变迁和同时代人物和知识界的认同吧，总要懂清初汉宋学的变迁吧，总要懂自古以来史学家对史记记载真实性的争论吧，否则怎么论证是康熙塑造了时代思潮，而不是明代遗民及士人对宋明理学心学空疏性的否定而强调身体力行塑造了康熙的思潮？对不起，姚对此是一样都不懂，在其书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内容，其单凭断章取义的挖出一段康熙的文字来，篡改的大作文章，通过满口意淫和幻想来发明历史，而放屁一样的得出一大堆狗屁结论，这种皇权的狗东西还奢谈什么良心和学术良知，简直笑掉大牙套用姚狗念慈自己的话来评论他的书最合适，要多么无耻的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文字是最合适不过了 -
姚念慈：康熙真的是盛世圣君吗？来源:澎湃新闻作者:姚念慈满清王朝是一个以暴力征服所建立的王朝，一个采取严格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王朝，一个不顾民力四出开战的王朝，怎么称为盛世?我们能告诉当今与后代，我们继承的是这样一个盛世吗?而时下流行的“盛世观”，恰恰是袭用专制王朝的自我吹嘘和意识形态。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清朝皇帝在整体上似乎给人们(包括治史者)印象最好。在清代的十余位皇帝中，康熙帝声誉之著地位之隆，似乎又在其他皇帝之上。不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姚念慈教授并不赞同“康熙盛世”之类的说法。姚教授长期探研清初政治史，近著《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由三联书店出版。藉此机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姚念慈教授。 澎湃新闻：您多年来为什么把精力集中在被人认为已没有太多研究空间的康熙朝，而且还是做政治史研究? 姚念慈：康熙朝没有太多的研究空间?我看主要是许多问题无法进展。不但康熙朝，其他朝也有类似的情况。政治史研究比较宽泛，有不同的角度和界定，不必局限于权力的角逐和分配。传统史学中的文治武功，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史。古代王朝的一切重大举措，无不与政治相关。比如蠲免钱粮是财政税收，治河属于社会工程，但都得服从政治，从政令的决策着眼，就成了政治史。说句泄气的话，国内的清前期政治史研究只是表面热闹，许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明白。 康熙朝政治史研究受到史料限制，主要依靠官修《实录》，以皇帝为核心，似乎很宏大，但浮在表面。真正揭示历史内幕或真相的问题，却因为材料太少，太零碎，很可能劳而无功，在目前的考核体制下，很难令人鼓起勇气来做这类题目。比如，清初的明遗民人数究竟有多少?其具体结局如何?清初入仕的汉人士大夫数量、实际地位和政治倾向如何?清初汉军与八旗的关系如何?绿营兵的数量与分布如何?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关系如何?都没有系统研究。 还有一些要案，比如康熙朝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与明珠集团的明争暗斗，表面上以康熙26年明珠罢职告一段落，实则后来康熙对徐氏兄弟进行报复打击不遗余力，牵扯面很广。但官书上记载很少，徐氏兄弟的文集也不敢过多涉及，只是私人笔记和满文朱批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无法获得稍微完整一点的信息。再如康熙朝的治河是一件大事，时间延续很长，工程复杂，也没见有深入的成果，大都人云亦云。玄烨说一年花费三百万，人们也跟着这么说，实则一看靳辅的奏议，即知并非如此。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治河迁延多年，几起几落，还得从政治史入手。至于如何征集钱粮工役物资，又必须查阅大量的地方志和赋役全书，工作量太大，这些都是些细活，很琐碎而且繁重，没人愿意做。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哪来的康熙朝政治史。 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对清太祖、太宗两朝的历史有所理解。后来顺势摸了摸顺治一朝以及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进入康熙朝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二十多年前，我改行跟随王锺翰师学习清史满族史。王先生对博士论文选题没有硬性规定，任学生自选。但强调不论研究清朝哪一段历史，或哪一个专题，都必须熟悉清入关前的历史，并形成自己的见解，作为指导研究的前提。从源头做起，这对于刚刚入门的我很重要。清代史料浩如烟海，入关前的史料则相对有限，基本上就是两朝《实录》、《满文老档》等几部书，主要功夫在于辨析，比较符合我的情况，于是选择《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为题做了博士论文。 上世纪50年代，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是学术热点，老一辈学者有很大贡献，但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上纠缠不休。其中有两个基本误解：一是将八旗制度直接等同于国家，满族社会的国家形式究竟为何物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一是把满族社会的基本族众诸申当作被剥削对象，则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束缚，并没有顾及到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特点。我投机取巧，从国家形成及其特殊形式入手，集中于汗权—皇权与八旗制度的动态关系，在这两方面得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受到王先生和前辈学者的肯定。 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我界定为以父权为核心，以家族制为其外壳的奴隶制国家。满族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以满族为统治民族，而以大量被掳掠而来的异族为奴隶。奴隶大众无法进入政治上层，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是汗权与八旗的关系。由于汗权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故将许多重要的国家职能转移到八旗制上，类似于“共天下”，所以我称满族政权为八旗制国家。其基本社会关系和国家特征，到皇太极时期仍然维持不变。但皇太极缺乏父权制的权源，不得不扭转其父实行的蒙古化方向，转而采纳汉制，在八旗满蒙汉的基础上试图建立皇权政治。以汗权—皇权与八旗制的关系为主线，入关前满族历史上的所有的重大问题，满族国家发展之所以陷入某种轮回，都可以获得新解。有了对入关前满族国家的理解，对于搞后面的清代政治史很有帮助。后来我发现有些名家虽然对清代后面几朝的研究非常深入，可是概括清代政治发展脉络，却容易发生偏差，甚至误会，即因缺乏清代早期史的工夫。 清军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国家政权的基础不再是八旗，而是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而且充分发展的郡县制国家。清代皇权获得新的资源，故能迅速克服八旗制的制约和干扰，顺利树立起国家权威。前辈清史大家仍将清前期皇权与八旗的矛盾作为政治主线，实在是一个误解。人数很少的满族，如何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如何安抚汉族广大民众和吸纳汉人士大夫，满族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汉化，如何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而又能得到被统治民族的承认和拥戴，成为困扰有清一代统治者的核心问题。康熙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自然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但究竟如何承上启下，则须深入探讨，不能停留在文治武功的表象上。康熙朝政治一以贯之的主线是满汉关系。这是清代最基本的一对关系，支配着所有领域。玄烨之所以要为大清得天下争正统，以及后来对准噶尔的战争，都基于满汉关系的考虑。我这样做政治史，虽说是不愿跟潮流，但也不是标新立异，而且仅仅是开了个头。 澎湃新闻：“康熙盛世”已被人鼓吹多年，您是如何发现这所谓盛世存在的诸多问题的? 姚念慈：治史者的观念不同，看待历史的结论自然不同。“盛世”中存在的问题用不着我来发现，当时和后人的记载、评价都摆在那里。只不过喜欢鼓吹“盛世”的人，不愿意重视那些“负面”的史料而已。 国家疆域广阔，武力强大，世界史上的一些征服王朝都能具备这种特征，但这并不代表人民幸福，社会有活力，许多时候甚至恰恰相反。社会稳定，也是以往看待“盛世”的一个标志。稳定虽然比乱世好，但不一定是人民安居乐业，也可能是凭借高压手段，严密控制的结果。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大量集中在国家手中，则并不代表人民富裕，“家给人足”，毋宁说正好是国富民穷。官方主持编纂许多大书来做文饰，即所谓文化成就，合符自古“盛世修史”的调子，但官方修书修史的作用，实际上是确立思想文化的基调和准则，禁止人民胡思乱想，思想文化由是丧失了活力。 以上几个方面，如果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可以演出场面浩大、威武雄壮的活剧，称其为“盛世”;然若从社会主体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判断，这种“盛世”并未带来多大利益，反而加重其负担;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有思想的文化人深感压力与束缚，在“盛世”背景下出现的成就可谓少之又少。即使从经济关系而言，强大的“盛世”之下，往往只是加固已有的东西，而很难产生新的内容。由国家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来操办的社会巨大工程，不仅是生产力的重大消耗，而且扼杀了个体经济自由发展的潜力。 就本质而论，满清王朝是一个以暴力征服所建立的王朝，一个采取严格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王朝，一个严厉施行思想封禁的王朝，一个不顾民力四出开战的王朝，怎么称为盛世?我们能告诉当今与后代，我们继承的是这样一个盛世吗?而时下流行的“盛世观”，恰恰是袭用专制王朝的自我吹嘘和意识形态。 从前一些搞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讨论过中国哪个朝代老百姓过得最舒服，结论是“三十税一”的西汉初年。史学界也曾注意到历史上的所谓“乱世”，如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关系并未停滞，似乎比“一统”政权下发展得更快。如果这类探讨继续下去，或许后来就不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历代“盛世”。可惜这样的探讨不久就被一股盛世之风所湮灭，历代“盛世”也就有增无已。 这一二十年的“盛世”之风背景何在，我没有详细的思考。但清史研究中的“盛世”之风，则确乎与研究机构的生存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现在的学术研究大都被纳入国家和各级机构的各种项目规划中，这样才能接受科研资助和相应的奖励。而能否获得科研资助和奖励，又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能否在社会上立足的“生命线”。目前尚未结项的大规模的清史修撰，被定位为国家级学术工程，明显带有“准官修”味道，获得政府资助金额之大，收揽人手之多，不仅空前，而且将绝后。中国历代王朝，清朝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密，赋予清朝何种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工程的主持者自然成为集历代“盛世”之大成者。“草上之风必偃”，流风所及，所向披靡。清代“康乾盛世”成为历史上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调子，也就定于一尊。 关于清代的历史定位，学术界从来有两种倾向：一是将其归入外族定鼎中原的征服王朝系统，等同于契丹辽、女真金及蒙元政权，而与汉民族王朝相区别;一是从中国多民族统一出发，强调唐代以来的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趋势，以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正朔王朝。不论从哪一个视角来看，满汉关系都应该是清代最重要的关系。而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满汉关系就不是那么和谐，或者说，和谐是表面的，而猜防隔离是实质性的，外表光明，内里阴暗。满汉关系的这种性质，渗透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和层面。仅此而言，任何一个不带倾向，不带偏见的研究者都会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但作为大规模清史修撰的主持者，恰恰无视了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如若不信，可以翻一翻其代表作，全书没有一处提到满汉关系。这绝非一时疏忽，而只能是其历史观和研究信念问题。随后带来的清代“盛世”之风以及一些“盛世”之作，简直把握了清史研究中的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我做康熙朝政治史，也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希望能在“盛世”笼罩之下找到一个透气孔，不至于被“一统”下去，那样对于揭示历史真相并无益处。 澎湃新闻：在康熙朝政治史研究中，您是如何对史料加以判断的? 姚念慈：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麻烦，不能一概而论。 以玄烨的言论为例，有脱口而出的，只需要留心捕捉即可。如康熙26年在畅春园，玄烨警告皇太子老师汤斌：“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说得如此恐怖，可见接受汉习与否，玄烨认为关系到满洲的生死存亡。又如，康熙18年蠲免江西钱粮的恩诏，本来是冠冕堂皇的事，玄烨却因江西人民多年支持叛军，忍不住加上一句“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故”，直将其内心对江西人民的仇视发泄出来。这都是玄烨的真实感情流露，很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但许多人习惯将玄烨视为兼爱满汉的仁慈君主，因而忽视了。 有些史料则需要鉴别。康熙20年玄烨总结平藩胜利，《起居注》记载为：“(叛乱)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实录》将前一句改为“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将后一句干脆删去。自然是《起居注》更接近原意，玄烨分明以清军取胜为侥幸，担心一旦平叛失败，自己将为当初轻率三藩并撤而担负全部责任。这些意思在《实录》中全然不见了。 有些上谕需要体会字面之外的意义。如“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及满洲兵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这不单是表彰满洲将士的勇敢，而且将平定三藩视为一场满人与汉人之间的战争。玄烨对汉人将领说：“自古汉人叛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而教训满洲将领时则说：“又有何人代为尔等破贼耶?”只有将玄烨的言论联系起来思考，并结合其背景，才能理解玄烨的真实含义。一带主观性，便容易断章取义。 还需要注意玄烨说话的场合，当身边仅有满洲大臣时，则少有顾忌;当满汉臣工均在场时，则比较克制。理性占上风时，比较克制;情绪汹涌时，则放肆无忌。从出处而言，《朱批》可信度最大，《起居注》次之，《实录》又次之。但《朱批》有满文的，有汉文的，满文较汉文可信;有对奴仆说的，有对大臣说的，对奴仆说的较可信。当初应该像杨启樵先生做雍正帝那样，把玄烨的言谈分类列举，或编一个“康熙语汇”就好了。 玄烨的许多言谈充满虚矫、掩饰，甚至编造。比如初次废黜皇太子两个月之后，玄烨感到后悔，欲复立太子，于是说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历次托梦是如何灵验，皇太后对废黜太子表示犹豫。有研究者把这段说梦当作玄烨的潜意识反映。但梦作为潜意识必须是真实记载的梦。我检查史实之后，认为玄烨是编造。玄烨在内心焦虑不安，情绪失控时，也可以反映其真实感情。比如，玄烨对老八胤禩骂得狗血淋头，陈垣老曾怀疑是雍正上台后伪造的，但《实录》中玄烨类似的痛骂不一而足，雍正不可能伪造这么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谈诉说符合玄烨当时非常抑郁的心境。比如他预感自己“今日被鴆，明日遇害”，甚至想象诸子将其置于乾清宫，“尔等执刃争夺”，这岂是雍正敢编造的?再如玄烨初废皇太子之后，曾于告天祭文中说“如大清历数绵长”，“如我国无福”云云，分明担心上天不佑大清，这种内心的恐惧在其精神正常时很难流露出来。须知玄烨原本不信天变灾异，但我们从《满文朱批》上却见到次年他竟在大雨中跪在泥泞地上祈祷。这些都是绝不能放过的史料。 与经济史数据性的史料不同，对于政治史，特别是涉及心理时，遇到一些情感诉说和主观判断的记载，需要研究者沉浸于其中，细细体会其语境，才能保持对史料的敏感性和冷静，准确把握其真实含义。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会选择书中的这几个个案进行研究，每个个案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个案间的联系又是什么呢? 姚念慈：因为许多问题我都碰不动，只好就几个勉强可以成说的问题做文章。研究历史如同审断案情，需要证据才能定谳，而证据的获得则有赖于机缘，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 本书第一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从起念到成文有两年多，因为中间有些环节解释不了而中辍，等到我悟出私家记载的可信，确信官修《实录》、《起居注》作伪，方才重新动笔。文章宗旨是讨论三藩之乱对玄烨的思想和心理的负面影响，正面的影响都被人说过了，无须我再多说。我发现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异常持久，而且会影响到思想层面，玄烨对汉人的猜疑始终不去，给朝局中的满汉关系投下浓重的阴影。 玄烨认识到汉人的巨大潜力和文化优势，于是如何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又能使汉人承认这种地位，而同时满人又不被汉人同化，这一任务就显得极为艰难。玄烨为此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为了解除这种压力，并从思想上精神上征服汉人，便成为平定三藩之后玄烨所有重大举措的内在冲动。而其内怯与夸诞的人格特征，可以找出某些早年根源，并在亲征噶尔丹的壮举中表露无遗。上述认识一经形成，我便试图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来进行印证。 本书第二篇检讨康熙末年两废皇太子，这是最令玄烨纠结的问题。从满汉关系着眼，追溯到皇太子的出阁读书以及相伴随的一系列冲突，很容易发觉皇太子是玄烨与汉人较量中不能输掉的一张牌，而且是证明大清得天下最正的一个重要砝码。玄烨之所以对皇太子两立两废，而后来始终不另立储位，宁可弄得自己心力憔悴不堪，都与上述意图有关。培养太子失败，使玄烨怀疑上天是否继续保佑大清，故其必须证明天命仍在，毫无准备就大举用兵准噶尔，同时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政治纲领，都反映玄烨的心理需要。第三篇是第二篇的姊妹篇。要破除“大清得天下最正”的神话，揭示玄烨故意歪曲明清之际的历史，重新安排历代帝王庙来为大清争正统，其所谓学术优势不过是权势加治术，也就是势所必然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玄烨的学术顶礼膜拜，诸多学者也深信不疑。然而玄烨自言其对汉人学问有所体会，是在康熙36年击败噶尔丹之后，只需对《汉文朱批》稍加阅览即知其汉文水平如何。掂量一下玄烨的“学术”，对于解除人们的迷信心理或许不无帮助。 本书第四篇、第五篇也是姊妹篇。两篇文章二十万字出头，只为说明一个问题，即玄烨在西北大张旗鼓用兵，真实意图却在青海的活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冀图侥幸，也是出自其“盛世心态”，或“大清得天下最正”的外部延伸。头一篇探讨外部形势，清廷与准噶尔、青海蒙古、西藏的关系，远非如一些著作中论述的那样乐观。尤其是西藏的拉藏汗，既与清廷虚与委蛇，又与准噶尔暗中联系。玄烨疑心重重，又无可奈何，而青海蒙古诸首领与清廷亦若即若离，这种状况直接导致玄烨对于准噶尔军入藏时间和线路的误判。后一篇主要探讨玄烨两废皇太子之后的心态和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凡事宸衷独断的专制机制，玄烨不受任何制约，故能一手发起远征准噶尔之役。康熙朝最后八年，陷入西部战争不能自拔，储位也未能确立，专制皇权的弊端以及帝王的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总之，本书五篇论文虽以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形成整体架构，但因牵扯面太广，只能单篇来做，具体着手时困难重重，有些想法是在摸索中逐步明确的，终未融为一部完整的康熙朝政治史，这是很遗憾的。留下许多罅隙和线索，或许有助于来者。 澎湃新闻：研究人物心理，法国年鉴学派早已倡导并采用，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也有很好的利用，您在本书中考察玄烨的心理活动，是否受到前人的启发? 姚念慈：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学观察，自然受到前人的启发。我多年闭门造车，不知道法国年鉴学派关于人物心理的研究。余英时先生的书则是能买到的都买来读。《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余先生规模最大、论述最完整的著作，其中分析南宋三位皇帝的政治倾向与心理的关系甚为精当，还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深度。我最先知道埃里克森关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学研究，也是从余先生的书中知道的。不过始终没见到《少年路德》的中译本，《甘地的真理》一书是前几年才买到的。对埃氏的了解是通过《人格理论》一书的相关介绍，后来读到他的《同一性：青少年危机》，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另外给我启示的两本心理学著作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布兰查德的《卢梭的反叛精神——一项心理学研究》，后者是临床医生，观察更为细致准确，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启示更大，但也提醒人们，占有第一手资料何等重要。 康熙朝皇太子两度被废黜，反复阅读《实录》，我怀疑皇太子长期处在高压之下，患有精神心理疾病，而玄烨本人的许多言谈，也使我怀疑其精神心理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处于常态。于是找了许多相关书籍来读，试图加以证实。然而精神心理分析最重要的是对患者的观察和倾听，研究历史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只能对《实录》中的记载认真细读，揣摩其心理基本倾向和人格特征。《实录》是史官记录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玄烨和太子的真实心理，又是问题，必须谨慎对待，小心甄别，尽量从史实和情理上得到印证，否则，宁可置而不论。 澎湃新闻：在您心目中，康熙帝玄烨是位怎样的皇帝? 姚念慈：这个问题很好，使我有机会澄清一些误解。 总体来说，玄烨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统治者，他的内心情感和冲动大多情况下会服从于理性。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指明，“玄烨或许是忍人，但绝不是暴君”。玄烨勤政，这是公认的。玄烨也比较精明，对于社会隐患，多能防微杜渐。他虽然多年用兵北方，但对于南方反清势力却毫不放松;他虽然时时保护满族的特权，却又很在意赢得广大汉人的拥戴;他注意到大量蠲免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曾注意到财政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存留不足，带来许多弊端，官员薪俸微薄，加派火耗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进入晚年，具体地说，康熙46年之后，玄烨变得日益孤独，理性逐渐削弱，更多受情绪支配，立储问题和准部之役都没有处理好，使朝局和社会陷入混乱。 本书不是玄烨评传，不是对玄烨作盖棺定论。我花了许多篇幅来探讨玄烨的思想和心理的阴暗面，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他，只是因为人们对玄烨歌颂得太多，简直成了最完美的君主，这不符合实情，也不利于史学研究。 或许有人说我对于玄烨的批评过于苛刻，对我指出的玄烨的虚伪、矫饰、夸诞，内怯、残忍等等，他们说：“历史上哪一位皇帝不是这样呢?”甚至说：那么好的一位皇帝都被否定了!说到底，无非是我颠覆了一些人心中的圣君明王的形象。 对此，我首先要说，把玄烨视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帝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玄烨非但不如唐太宗豁达，也不如他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率真。更关键是，玄烨结束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之后，其政治取向却与四辅臣一样，都在于中止顺治皇帝的汉化之道。我还想提醒读者，政治人物虽然性格各异，对历史的影响不同，但其本质，或基本人格，却只能是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产物，只能是个人化的统治集团利益。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点，势必会导致我们从肤浅庸俗的人情味上来理解严酷的冷冰冰的政治，把历史变成了“好人政治”与“坏人政治”的交替。 事实上，拙著对玄烨留有相当的余地。比如《起居注》记载，他在热河憩息期间，一掌发力，推到了十几个侍卫，俨然武林高手，而他对自己的神力竟信以为真。又如意大利神甫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记载玄烨晚年在热河，当众用蛇和蛤蟆把宫女吓得魂飞魄散，然后施以轻亵的性变态行为。因与论题无关，拙著都未予著录，足以说明我并非刻意贬低这位满清皇帝。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清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 姚念慈：清史研究经常为这个问题所干扰。但历史研究必须秉承历史主义的立场。本书出版之前和之后，都有人说我是大汉族主义，却没有列举任何证据，大约是出自一种情绪。我想借此机会重申，大汉族主义与我的观念全然不相容。我曾经说过： 满族臣服于明朝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既然明朝强盛时给予满族以种种恩惠尚不能达到令满族融入中华民族的程度，那么，当明朝腐朽时，对满族不再施恩如前，或满族不再愿继续受惠，在这种情况下，满族有没有权力不受明朝控制，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民族，从而解除与明朝的政治契约呢?我们总不能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类的伦理准则应用到政治史研究上吧。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都不能建立在侵犯和牺牲他民族利益和发展的基础之上，都不能以他民族的服从为先决条件。只要我们承认各个民族是不同人类群体的社会存在，就不能不遵循这一原则。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对民族之间的关系做出是非道德的评判，才有正义和公理可言。即使一个国家之内，也是如此。我以为这是所有人文学者所应持的态度。在历史研究中，是无需顾及现实的政治效果的。相反，政治必须建立在这样平等的原则之上。(见《致何龄修先生的一封信》一文，载《清史论丛》2014年号。) 相信任何人读过这段文字，都不会把我与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说我是大汉族主义的人，其实是反感我对清朝满族统治者的批评。 毋庸讳言，清朝统治政权带有民族征服的性质，清初五大弊政，剃发、圈地、投充法、逃人法、改衣冠，即其明证，给广大汉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心理创伤。清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说“满汉一视”，实则满族居于统治民族，并将其封闭起来，对主体民族汉族和南方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都是铁的历史事实。清朝的集权专制明显带有民族统治的特征，其严厉程度较之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实行严厉的思想禁锢，文字狱延续一百多年。清代赋税高昂，清初即达三千万两，相当于明朝末年赋税正额加上“三饷加派”的总和，人民承受着沉重负担。清代财政大幅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府很难实行有效治理。凡此，都是搞清代历史的人所熟知的。 我对清代极端皇权专制和民族压迫予以批评，怎么就变成了大汉族主义?难道我非得承认、歌颂这些弊政弊端，对清朝统治者顶礼膜拜?这是什么逻辑?我发表的文章，白纸黑字摆在那里，他们不愿细读，一见到我批评清朝，批评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就按耐不住，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这难道不是褊狭的民族情绪?难道必须所有的人都拜倒在大满族主义之下，服服帖帖地接受满族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他们心里才舒服?难道这不是一种奴才心态?他们把清朝统治者视为高高在上的主子，心中不可亵渎的神灵，还有一点现代人的平等意识吗?难道只有依靠这么可怜的虚幻的心理寄托，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历史研究既不是借古讽今，亦非以今喻古。我们必须以现代人的立场来审视历史。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严格尊重历史记载，并以批判的眼光来予以考察，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我揭露玄烨，大都是用玄烨自己的话，我证明康熙朝的实际状况，用的大都是清修官书的记载，这比我自己的评论更加有力。这些史料并不生僻，奇怪的是人们何以视而不见。研究者坚持自由独立的研究立场，至关重要，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正视现实。这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从历史中继承什么? 如果有人一定要奉清朝皇帝的上谕为真理，一定要跪着聆听圣旨，一定要把专制帝王的自我标榜信以为真，一定要梦呓般地把“康乾盛世”说得天花乱坠，一定要对揭示历史真相进行口诛笔伐，我只能借用朱熹的话说：这才是“弥近理而大乱真”。 澎湃新闻：您认为史学理论与实证史学是什么关系? 姚念慈：我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 史学理论是随着史学研究的繁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就清代政治史研究来说，如果大家都遵循某种统一的模式，或者都只注意具体的实证工作，是很难创立有价值的史学理论的。欲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破除研究者思想上的国家主义和权威主义。 实证史学是基础性的工作，当然这不是指其层次，精微的考证往往能够解开许多复杂的问题，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而且需要很高的境界。但从史学的社会功效而言，人们不会满足于重现历史的客观过程的真实，而总是怀有探索历史内在动力的兴趣，现代史学应该满足这种需要。历史人物(不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焦虑和期待，往往比物质性的活动更能反映所处时代的矛盾和困境。 值得忧虑的是，当下政治史研究中，道德伦理的地位日趋减弱，既不能使研究者感到工作的崇高意义，史学也丧失了应有的教化功能，可谓两失之。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新清史”? 姚念慈：本书没有正面回应美国的“新清史”，但我相信其中许多问题的探讨，可以给对“新清史”有兴趣的人提供参考。把清史研究意识形态化，不单是国内的研究者有这个毛病，“新清史”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同样难辞其咎，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
對於康熙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幸運的，暴得大名的，被捧擡成“千古一帝”的滿洲主，我的認識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最初也是受了一般認知的影響，以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最偉大的幾個皇帝之一，讀書漸多，對這種流俗之見越來越懷疑了，但還是認為他算一個不錯的“好皇帝”。最後，終於完全可以客觀的公正的評價這個人了，不過一個資質平庸，而且，是漢族的兇惡敵人的異族滿洲酋長而已。2009年出版的冉韜的《大清真相》，揭穿了康熙“假大空”的真面目。然冉書是通俗讀物，更近似雜文性質。如果從精密的歷史學術研究角度，真實揭示出康熙的真相，則會收到更加堅實的效果。這個任務，我認為，很大程度上由姚念慈教授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書完成了。此書可謂以精密深沉的歷史研究，徹底解構了“康熙神話”。世人對康熙的不符真相的一廂情願的好感，可以休矣。尤其是，作者在解構康熙的同時，揭示了滿洲政權的真相——實際這也是必然的。要正確的評價康熙，離不開正確的分析滿洲政權的真實性質。康熙是滿清一朝最被肯定的皇帝，包括許多對清朝沒有好感的人們，也對康熙頗有好感。（類似不少對紅朝沒有好感的人，卻對“周總理”個人有好感）可謂滿淸朝的一張名片。作者則通過直揭一些不甚為人熟知的康熙的言行，并結合心理分析，性格分析，深刻指出了康熙心理之陰暗，權術之詭詐，人品之低下，行為之陰狠。對於這個“滿清名片”的解構，無疑的，也就更加把滿清無可移動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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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五星，此书分析非常精彩，令人拍案。简直就是一本清朝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为何给四星，只是因为作者太重民族阶级立场。 -
皇汉看了应该相当开心吧 ，可是皇汉真的会看书吗（笑～ -
没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过康熙。其实帝王也是人。也不知道原来他不只是要发展，还有非常突出的民族问题和统治正统问题要解决。 -
总而言之一句话，本书中的康熙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帝王。作者意图戳穿“盛世”的伪装，是值得赞赏的行为。只是会不会矫枉过正呢？ -
姚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明粉，但确定他是个清黑～如未猜错，本书所基于的方法来自于心理学的理论判断，而后进行史实排序，所以显得本书所收论文均显得语序激动，几近失衡。不得不说，如无姚先生这番深厚的史料功底，这样的大胆猜测很难立得住脚。而且姚先生的很多观点都与新清史有相似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
姚师成此书不容易.第一篇对魏象枢“力阻出兵”事的辨正尤为有力,此后数篇亦佳.不过,总觉得稍有缺憾.如书中对圣祖朝赋税问题尚缺乏有力的经济学分析;对圣祖心理的剖析虽给人启发,但仍流于浮泛,“参考文献”中列出的心理学书籍和理论也颇为陈旧.如今愈发觉得治史(乃至其它学问)需要多方学科综合,自己包揽于一身兼精之是一条路但太难,寻求合作也许是比较好的方法。 -
道破天机！ -
太苦涩了 -
新年70本之64。关于此书，我最近说的相当多了。从史料搜集，分析，诠释功力都是上佳之作。可谓抽丝剥茧，环环相扣。传统政治史领域，数十年来未有如此佳作，读来畅快且拜服。另外对于康熙晚年立储问题，我向来有个人见解，且与多数学者有异。读此书后，于所持观念更为笃定。也佩服作者心细如发，史料精研，说本书是近二十年清史难得佳作，毫不为过。 -
极具冲击力的一本书，模模糊糊反而觉得有四五十年前批判康熙这个奴隶主头子的风格，对现今流行的“盛世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反叛！ -
以古喻今，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混淆是非，欲盖弥彰，真好手段。 -
治统-盛世-舆论，古今无异；内忧-外患-草民，心术一如。不是ZJR，却输ZJ诚，可怜可笑。 -
对于清史陌生的我来说，启发还是蛮大的，不过我也不是黄汉之类的。上面诸位提到的可能帝王虽大都如此，而如此细致的可以深入的不太多，有同感。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莫谈方法～)，感觉可以“借用”的还是挺多的，我自己有感触的倒是朱温的晚年，不过是别的问题了，不论。 -
“我把这本书奉献给远在天国的米尔”。当我得知“米尔”是姚先生的一只猫以后，我觉得，这本书似乎是两位刚愎多疑的老人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不过得承认，如此利用常见史料解读康熙者，数十年来无出其右。 -
角度是很不错的，有一定启发性 -
以康熙所言“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为突破口，从“平三藩”、“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征准噶尔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并从心理角度对康熙进行了分析，对破除盛世迷信，无疑是一重拳。如果抹杀“历史累积所形成的社会潜力”而将社会的发展全然归结到“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身上”，“则历史岂非变成尽由统治者表演的舞台，史学研究也就难免堕落到为其粉墨登场作鼓吹弹唱”。20170107一阅 -
从心理学角度重新认识康熙帝，并且重视前人所忽视的一些历史细节，估量康熙盛世的历史地位 -
考证的一面是美感，一面是缺憾。 -
史料研读的楷模。作者能指出伯戴克 图齐等学者著作中难以察觉的错误，实在难得，足见阅读材料之精。 -
保持批判态度，不迷信专制挺好的。
但您也没必要恨他啊……那研究他干什么…… -
给满遗们的棒喝 -
很有洞见，建议翻一翻，会有收获。 -
以：自古天下莫如我朝最正，为线索，引出康熙治人之术，伴君如伴虎 -
从心态史入手研究政治史，通过康熙的心理层面来论证“得天下之正莫过于我朝”是如何作为满清的核心政治目标，并一以贯之。另，高端吐槽打脸文，千古一帝脸已肿。 -
对相关文献不了解，所以不敢贸然评介，有些心理分析、验证方式和议论稍有些过了，不过还是很有益于扭转之前对康熙帝的溢美之词。 -
所读为书摘：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2016.02.25 -
真没必要看，不像在讲历史，而是在讲故事，过于主观判断，而且看不到作者的责任心 -
企图用作者自己臆想的“性格”解释一切，观点比较牵强 -
狗彘用心，诛实难逭。 -
心理学治史 -
勉强四星 -
翻阅。信息量极大，对心理推测存疑，需要认真研读再下结论。 -
以康熙发布的《面谕》中自古得天下莫入我朝之正 为切入点 通过魏象枢案 讨伐噶尔丹 太子废立 等事件的分析 结合康熙的帝王心术 说明盛世的实质 作者在史料解读上颇费功夫 信息量大 但是可读性不高 都是比较学术的文章 -
读后颇受启发，尤其是作者提到的治史者的自省意识深表赞同。不得不感叹一句，许多段落读起来令人感慨，太阳底下无新事嘛。 -
此书，把康熙作为一个人来研究，亦把他当做一个帝王来看待。有些地方发人深省，然有些内容却也过于断言。总而言之，确为一独特之书。 -
史料对比按验，吐槽风，挺好玩的。条理清楚，文采略欠。排版很烂。 -
每次读近代史著作都是对既有史观的一次补充修正，关于康熙的形象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
啊还读过这个 -
姚念慈这部著作是由五篇论文组成，除了前面的导言外，五篇论文分别集中在三个议题，第一个是康熙与汉臣的关系，第二个是康熙在《面谕》中透露出来的心态，第三个是准噶尔之争。在前三章中，姚念慈通过分析魏象枢事件和《面谕》中满汉关系，突出康熙作为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压制与敌视。又在随后的两章中，将征伐准噶尔作为古今完人，千古一帝的功绩，不过因为西藏的失败，反而映衬出康熙可悲的失败。姚念慈在文章中牢牢把握住康熙试图塑造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从对内文治和对外武功两方面对康熙进行了剖析，这种运用史料的功夫，真是令人叹服。但是，看完全书，总觉得姚念慈在撰文之前，对于康熙大体有了定评，故行文之际，不免显得深文周纳，特别是心态史，如此不免为人所非议。至于序言中对于体制的批评，反而不过是小事。 -
2016年8月零碎时间读完 -
哪有帝王经得起这样扒皮。 -
。。。我水平低看不太懂。。。 -
从心理学角度解读康熙，非常有意思的视角，好书！ -
清史 -
放屁。 -
当皇帝也是不容易 -
自古帝王有几个心态阳光的，都是心机boy好伐！？ -
10-27已標示“讀過”。 -
将康熙朝政局放置到主政者，即康熙本人身上去研究，通过大量的文献解读，否定“自古的天下之争莫如我朝”，并步步推进，戳破康熙盛世的谎言。 -
序言不錯。正文平平，觀點仍需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