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历史笔记》章节试读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86页 -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和集团化

这一章主要介绍了希腊本土城邦化和集体化发展的两个趋势，这两个发展趋势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一方面，希腊本土在商业文明和海外殖民地城邦的影响下，学习了海外殖民地城邦的新政制和新文化，实现了由王政向贵族转变，表现出城邦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东方大帝国波斯等外在威胁，希腊本土兴起了“同盟运动”，表现出集团化的倾向。但这种集团化都是局部的，而且逐渐从宗教性的联合，发展成为政治性的国际性的联合。之所以称这种联合是国际性的，那是因为各个城邦都是独立国家。所以说，城邦化和集团化并不矛盾，城邦化这种分化独立的过程需要城邦加强联合组成集团以抵御外在威胁，集团化正是以城邦独立性为基础、而不是消灭城邦独立性的一种发展趋势。
这一章还介绍了古希腊一个纯粹宗教性的“奥林匹克庆节”，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源头。这是一种以体育竞技代替战争的国家和平竞争方式，不仅对加强希腊民族团结、促进希腊形成统一的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对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了重要历史贡献。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158页

民主，事实上只能是“精神贵族”之间的民主。
打倒精神贵族的结果，就是专制主义，或者专制主义和暴民政治相结合。
P205
其实中国纵然早就见有商人，清代有景德、东川、松江的瓷、纺织和矿冶，可是这个大帝国依然是窒息了一切现代化的大帝国。乾隆时虽有十三行和盐商，然而他们是有义务报效的皇商，即或不报效，也不过过富埒王侯的生活，他们的积累，根本不是新教伦理下的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累积。
正是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克服的不是散漫无力的封建诸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王权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者，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掀掉行程帝国的全套政治、军事、财政、田制等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168页 - 罗马、日尔曼和拜占庭

三、有人说专制主义不是西欧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拜占庭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旧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
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产不起来资本主义了。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184页 - 从精神贵族到日本武士——散读外国史笔记

这一部分确实是散读，我能做的也只是将顾准先生的思想火花摘抄下来，同时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记录下来。
1.雅典民主——提洛同盟——雅典民主，雅典的军事移民与雅典民主,古代民主和古代之缺乏积累这三节主要论述精神贵族对于民主的重要意义。“民主，事实上只能是精神贵族之间的民主。打倒精神贵族的结果，就是专制主义，或者专制主义和暴民政治相结合。”如果在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让我选择，我会选择精英主义，这基本上与顾准先生所讲的精神贵族是一回事儿。民粹主义极端反智仇富的立场，只能造成社会的对立、分裂和动荡。但民粹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却是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便是其顶峰，至今遗毒未消。虽然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但最近读《邓小平时代》等书，强烈感觉文革其实离我们并不远。特别是看了思想界老左派、民粹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拥护者支持和宣扬文革的言论，我分明感受到了文革思维在当代社会思想精神底色中仍然是重要一笔。告别文革，我们任重而道远。
2.最初的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它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开始，这是不同于希腊以外的任何一种古代文明的‘哲学’的。在那里都是从宗教开始，或者从头到尾就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实质上不过是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形式而已。从自然哲学开始是意义重大的。唯有从这里开始，才能产生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他们是近代文明的根基。至于宗教和史官文化，即使两者经过一千多年的糅合，它的最灿烂的果实也只止于辞章、义理和考据。”显然，中国是史官文化的典型代表。直至今日，中国也未能完全走出史官文化的桎梏。要深入理解“史官文化”，还是要顺着顾准先生的指引，去研读一下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
3.城市运动。“资产阶级和城市成为等同的名词。“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确立新的城市观，贸易是催生城市的原动力，也可以从“先有市，后有城”这个角度来理解。“只有在小封建主遍布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才能掌握城市，并出头露面。”“古代国家的城市一直延续到近代，这是中国式的东西。”中国的城市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或军事性的，而不是由贸易催生的。
4.罗马、日耳曼和拜占庭。“人为地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并不仅仅出现于中国，在西方也有，而且是十分触目的现象，这就是拜占庭。”“在这个政权下面，有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也永远发展不起资本主义。这种情形，和中国是一样的。”“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不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了。”顾准先生不仅看问题一针见血，而且十分有预见性。他的这些话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之下永远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既针对当时的情形，又能解释当下中国问题的根源。“这样说来，蛮族的日耳曼，推翻了罗马的西欧统治，走上了封建道路，……真正替西欧的，也是替世界的历史开辟了新的一页。那么，黑格尔颂扬日耳曼民族，也应该承认是有道理的了。”蛮族日耳曼攻陷西罗马帝国，打断了西欧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推动西欧封建化。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蛮族日耳曼是西欧接续希腊传统、建立民主法治的功臣。
5.人民的英国史。“专制主义的基础：一、军队；二、私有财产神圣观念的不存在。”“拜占庭-俄国-两千年的帝国传统的中国。”“克伦威尔一个因为议会传统太强而无法变成波拿巴的波拿巴。”这个对克伦威尔的评价真是切中要害、鞭辟入里。
6.武士的兴起。“在中国，辛亥、五四以前的制度与风尚，实际上是宋奠定的，连思想也一样。简单说来，那是高度中央集权，绝对专制主义；官僚化的地方政制；宋明理学和科举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豪强兼并=中国式的土地制度，即地主制和小土地业主制的同时并存；高额租赋；禁兵-屯田+募兵的兵役制；商业统制+盐引、皇商制，以及海禁。”这应该是从政治、文化、经济三个层次来概括的，但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服务的，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围绕政治设计的，所以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即使在今天，这一情况仍没有根本改观，用这一观点分析当下中国也是有效的。
7.英国与日本——政治与商业，殖民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产业革命。“英国这样的环境和内部条件是千载一遇的。它集中了岛国特点、拜占庭-威尼斯商业传统，十字军东征-地理发现及其后的欧洲殖民浪潮的若干历史条件于一个点上。资本主义没有这些凑合不能发生，英国以外的资本主义都不过是Secondary Capitalism（次生的资本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软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多少起一些绊脚作用，即其分散落后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集中的要求有矛盾而已。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
8.商人活动和帝国的建立，疆土的开拓。“欧洲，所以是商业城邦——帝国——封建分裂——封建分裂中商业城邦的独立性——王权和商业城邦的结合以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寄托于民族国家而兴起。商业成为开拓、殖民的原动力，是最末一个阶段的特征，以此类推于其前的任何阶段，都是虚妄的类比。”我认为，商业成为殖民的原动力也是希腊城邦的特征，纵使希腊城邦早期殖民的目的是到海外寻找可以安家落户的新土地，但后期一定是商业贸易推动希腊城邦的“分裂繁殖”。“东方的黄老之术却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术，所以的它的客观效果（对商业资本的消极推进作用）是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所不能忍受的。（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其实是一种教阶制的等级体系。）”“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就是以商业利益为中心、商业利益至上的国家，关注效率，崇尚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社会本位的，在关注效率的基础上更关注公平，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更崇尚集体主义，但往往异化为政治本位，用平均主义压制效率，用集体压制个人。所以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本位主义，提出并一直强调和坚持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其实就是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也是我们实现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拿破仑主义是两个阶级在斗争中两败俱伤以后出现的特殊产物，中国的历程专制主义的开国王朝都有点拿破仑主义的味道。”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152页 - 第六章 城邦制度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

这一章主要介绍雅典帝国的形成过程以及极盛时代的伯里克理斯民主，雅典帝国的形成基本脉络是雅典城邦通过希波战争获得了战争领导权，通过提洛同盟形成雅典帝国。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和摇篮，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顾准先生对于雅典城邦极盛时代伯里克理斯民主的阐述刚刚展开就终止了。
在这一章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希腊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意识比较浓厚，民族感情比较淡薄。顾准先生在论述希腊的小亚细亚诸邦的时候，说他们迷恋经济发展和“分裂繁殖”的传统，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意识比较浓厚，民族感情不甚强烈，安于藩属波斯的处境。其实，我觉得整个希腊世界都具有这样一个鲜明特征。海外冒险和海外殖民的传统，说明希腊人强烈的世界主义；自立门户和“分裂繁殖”的传统，说明希腊人强烈的个人主义；宁可选择小国林立的城市国家以及后来形成的城邦制度，也不愿意选择建设大一统的国家，说明希腊人并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正是这个鲜明特征，反过来决定了希腊人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南西北，推动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在这一点上，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是严重不同的，也许就是因此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东方只有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只有平天下统治黎民的狭隘世界观，没有放眼世界、走向世界的胸怀。因此，东方民族认同、民族感情非常强烈。二是希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希腊在希波战争中战胜强大的波斯联军，充分证明了富于创造性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造成城邦间的不团结，但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时期发展了个人创造力，在危急存亡关头也能把各城邦团结起来，战胜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貌似强大、实际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三是城邦自治和民族统一的矛盾。希腊城邦制度给充分发挥发展个人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推动希腊文明超过东方文明。但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在理论上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他们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很难实现民族统一。即使雅典城邦通过希波战争获得了战争领导权，通过提洛同盟形成雅典帝国，最终希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由希腊人强烈的个人主义所决定的，也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倾轧不和，以致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优点即创造性而与生俱来的。
小结：竞争成就希腊城邦制度，竞争是西方文明发展繁荣的内在基因。
希腊城邦制度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竞争机制在希腊政治中的确立过程。希腊城邦制度所具有的小国林立的多中心、自给自治的城市国家、民主和法治等等特征，其本质归结到一点就是竞争。因此我们可以说，是竞争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推动希腊竞争机制不断确立并最终推动形成希腊城邦制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地理环境因素。希腊地处亚欧非大陆交界处，各种势力在这里持续较量，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这里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要生存，要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让自己强大。希腊也不能例外，这是由环境决定的。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过程必然受外在竞争环境的影响，并把竞争因素内化到城邦制度中。二是希腊浓厚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希腊地处地中海，是典型的海上文明。希腊人向海而生，天生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浓厚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怀有自立门户、“分裂繁殖”的强烈愿望，形成海上冒险和海外殖民的传统。这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必须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才能最终胜出。因此，具有高度竞争力、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海外殖民城市才会成为城邦制度的发源地，并最终影响希腊本土确立城邦制度。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为西方文明奠定基石。竞争成就希腊城邦制度，也使得竞争成为西方文明的内在基因。伴随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竞争机制在希腊国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确立，并结出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之果，奠定西方文明基石。竞争机制在商业领域的确立，推动希腊从身份到契约转化，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推动商业繁荣经济发展。竞争机制在政治领域确立，推动希腊从神授王权向民主法治转变，并最终形成城邦制度。竞争机制在思想领域确立，推动希腊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景象，希罗多德、苏格拉底以及雅典哲学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等等“轴心时代”思想巨人，为后世思想学术研究提出永恒主题和基本框架。竞争机制在艺术领域确立，推动希腊建筑、雕刻、绘画、戏剧等等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竞争机制在科学领域的确立，推动希腊天文学、几何学、生物学、医学、逻辑学等学科的萌芽发展，诞生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以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等科学巨人，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奠定基础。
以竞争为核心要素的古希腊文明，虽经古罗马的破坏性继承和欧洲中世纪的压制，但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重新在欧洲确立发展繁荣并影响全世界，最终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中国历史也有类似的进程。春秋战国诸侯并立，竞争成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出现了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肩的老子、孔子、庄子等思想巨人，为中国思想文化奠定基础。春秋战国是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幸的是“神授王权”、大一统等观念和现实需要成为决定因素，推动中国走上专制主义道路。自秦以来，专制统治二千多年，从秦汉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到明清特务恐怖、文字狱，是一个专制集中和权力垄断不断加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压制竞争和奴役百姓不断强化的过程，导致中国几千年一治一乱的循环和停滞，经济社会各领域完全如一潭死水僵化死寂，完全落后于欧洲大陆，最终落得被动挨打、殖民瓜分的悲惨下场。自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逐渐打破专制、恢复竞争，推动了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出现了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提并论的新文化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学术大家。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就是竞争机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不断确立的过程。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就是得益于竞争机制在经济领域的确立，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必然推动竞争机制在中国各领域的不断确立。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64页 -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海外殖民城市是如何演变出城邦制度的。基本脉络是：爱琴文明是海上文明，希腊民族具有海上掠夺和海外殖民的传统，当时小亚细亚内陆没有强大国家也为海外殖民提供了有力国际条件，而身处异邦便有了筑城聚居的必要，最终发展成为独立国家。一个筑城聚居的殖民地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希腊人具有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决定了殖民地城邦遵循了“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二是商业的发展，急迫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推动希腊殖民城市“分裂繁殖”。在希腊殖民地内部，跨海迁移和分裂繁殖，使城市国家的政体基础实现从血族向契约的转变，推动殖民城邦从王政向贵族世袭的门阀政治转变，为实施直接民主的城邦制度打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两点思考：1.希腊人自立门口和希腊城邦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导致长期自相残杀的内战，为什么广大民众没有形成建立统一国家的强烈愿望？就像我们春秋战国各国混战，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实现国家统一、结束诸侯混战的愿望。这可能也是由希腊文明是海上文明所决定的，向海而生的希腊人天性独立自由，有着自立门口的强烈愿望和现实条件。他们宁可选择互相混战的城邦制度，也不愿意选择一个强势国王来实现国家统一。强势国王虽然能结束不团结和混战的局面，但却会限制希腊人的独立和自由。从根本上来讲，可能城邦混战不会对希腊人的生存造成致命影响。对他们而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不了扬帆出海，走上或再次走上海上掠夺和海外殖民的道路。而中国是大河文明，严酷的自然条件，自立门口就意味着自取灭亡，诸侯混战严重影响中国人的生存，所以中国人往往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帝王来结束混战局面。这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亚洲蛮族奴性更强的现实基础。
2.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不仅是希腊城邦制度形成的关键，也是现代文明起源的重要转折。跨海迁移导致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同伙的感情超过血族的感情。海上文明促进人口流动和商业繁荣，这是打破血缘纽带建立契约关系的现实基础。而契约关系的逐步建立健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民主的进步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可以说，契约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当前，中国所经历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专制向民主、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从根本上来讲还有赖于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唯有契约不断建立健全和契约精神得到全面贯彻，中国人奴性的现实基础才能被打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才有坚实基础。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190历史讨论 - 190历史讨论

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所以，中国历代不少商人发过财，但对汉武帝的“告算緡”，桑弘羊的均输，或明清的禁矿，从来没有反抗过，连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没有有过。有的，不过是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的学说，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德代表伦敦商人反对君主侵犯商业利益，相差又何其远也！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22页 -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这一章的关键词是城邦，主要从九个方面来分析城邦的概念。可以看出，希腊的城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城市国家。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2.直接民主。与城邦制度互为条件。3.公民与战士高度统一。征伐频繁的时代，战士才能成为公民，是城邦的主人。4.无政府。这是实施直接民主的后果。行政官员是义务职，由公民大会选出。常任吏员由国家奴隶充当。5.自给自足和闭关主义。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邦际交往催生国际法萌芽。6.法治。公民集团“轮番为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阶级斗争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研究希腊城邦，与东方特别是中国情况进行对比，目的是探究这两种道路演进过程和内在原因。这一章顾准先生就明确提出了我在代序笔记中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一切民族都经历过氏族民主和神授王权，为什么独独希腊演变为城邦制度，而古代东方诸国“神授王权”历久不变，毫无例外地走上黑格尔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道路了呢？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对此有着一脉相承的解释。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亚里士多德的话摘录下来：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按即东方专制主义）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东方走上专制主义道路是事实，但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所以，进一步的探究成为必要。一方面，我们要跟着顾准先生探究希腊是在什么环境下，通过什么方式使“神授王权”演变为城邦制度；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希腊为参照，探究东方特别是中国走上专制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
阅读这一章我还有一个体会和一个疑问。体会是：西方法治的传统自希腊开始，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深厚，渗入骨髓；我国法治道路刚刚起步，切不可着急，否则欲速则不达。疑问是：小国林立的希腊城邦战乱频仍，为什么不像我国春秋战国，会形成大一统的历史要求？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38页 -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远古希腊如何从一个类似东方王国“集中化”演变到最高王权消失小国林立“多中心”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的基本脉络是：克里特文明（人种与埃及相同，文化受埃及影响，类似东方王国）—迈锡尼王朝（希腊亚该亚人，依然是“神授王权”，《荷马史诗》证明这一点，但东方特征比克里特稀薄了一点）—多利安人入侵的“黑暗时代”（摧毁全希腊最高王权，形成各邦分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推进海外殖民，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东方特征式微）。
在这一章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多利安人入侵摧毁全希腊最高王权，形成各邦分立、不相统属的局面，并没有自然形成城邦制度，因为顾准先生在下一章中提出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我推测，这是因为多利安人形成的诸邦虽已具备城市国家的雏形，但各邦内部还保留东方专制王国特征，还不是实行直接民主的希腊城邦。二是“黑暗时代”并不黑暗。“黑暗年代”只是豪华奢侈的王朝衰落了，但普通人民则可能比以前过的好一些。引申开来，国家的富强与否和人民幸福与否并不必然呈正比例关系。有些时候，这两者可能负相关。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那种大谈国家富强是人民幸福的前提的观点，可以休矣。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8页 - 多中心的希腊史（代序）

序言的关键词是多中心和城邦制度。城邦制度是因，造成希腊多中心的果。
学习研究希腊史或希腊城邦制度，我们的目的是镜照中国，为我们当下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希腊形成城邦制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同时期的东方经历过部族联盟和小国林立之后都最终形成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吗？还是西方自古就具有向海而生、开放包容、民主自由的文化基因？我想，这是序言提出的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顾准先生要在此书中给我们解答的问题。
用笔记的形式学习思考顾准先生的读史笔记，我想这就是一种思想延续和思考接力，希望我能坚持下去。
此书封面邵燕祥的评语：“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实在不敢苟同。我一直都认为，过分赞誉和爱是一种伤害。但对于顾准先生来讲，我却觉得再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他以一己之力，独立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与同时代大师相媲美的思想观点，独撑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学术。他是一个人在战斗，哪里有什么一代知识分子？！哪里有什么集体名誉？！他是一个人挽救了中国学术的名誉。这话可能偏激，但不得不说。

《顾准历史笔记》的笔记-第126页 - 第五章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这一章主要介绍公元前8-6世纪希腊发展的国际环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希腊诸邦历史演变的一般过程，重点介绍雅典民主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并对希腊政制演变中的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进行了解释。
1.希腊城邦制度的一般演变过程。东方帝国的外来侵犯，希腊本土的城邦化和集团化，导致小亚细亚丧失中心地位，希腊文明的中心回归本土，至此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形成。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促使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变为商品货币经济。新的经济变革，导致阶层矛盾尖锐，使得贵族阶级寡头专政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就不可避免了。希腊各邦的变革虽然表现出多样性，但其过程也呈现出一种一致性：贵族阶级寡头专政无法应付尖锐的经济社会矛盾，于是兴起僭主，推翻贵族，经过僭主政体或经过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过渡到民主政体，最终完成希腊城邦制度。
2.雅典民主的确立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雅典在整个希腊史中处于中心地位，虽然这一中心地位直到希波战争之后才确立。因此，雅典城邦制度的形成过程在希腊具有代表性，其民主的确立也标志着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倘使我们回顾这种政制建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历数以下各点：（一）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二）德拉孔立法，贵族作出了某些让步，但那是属于贵族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企图；（三）在严重的阶级矛盾面前，雅典没有经历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伦这样一个民选调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观上起了贯彻梭伦改革的作用，从此以后，贵族阶级独占政权的那种旧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实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了下来。 3.希腊政制演变过程中的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僭主是政权篡夺者，是事实上王，但不是合法的王。原因在于只有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生效，而希腊诸邦都是城市国家，僭主可以“依靠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者”篡夺政权，却无法做到“神授王权”辉煌神秘。因此，僭主政体是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讲，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政制的一种必要过渡形态，这是他的历史作用。民选调解官相当于民选的僭主，可以称之为合法的统治者。民选调解官和僭主都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在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一章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两点体会：一是“神授王权”的不同命运决定了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经过自立门户、分裂繁殖的海外殖民后，加快了希腊城邦化进程，希腊的“神授王权”基本被消解，僭主想成为神佑的王已无现实可能性，希腊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主权在民”的民主之路。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二是亚里士多德对僭主的“僭术”的描述：“（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看以看出，从古至今专制独裁统治的驭民和愚民策略何其相似，而要打破这种专制独裁统治却是如此困难。即使经历几千年科学技术已发生翻天地覆的进步，到了现代信息网络时代，但专制的幽灵仍然在世界游荡。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信息时代为打破身份奴性、建立契约民主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基础，民主和法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专制独裁必将瓦解、民主政治一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