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章节试读

《现场》的笔记-第999页 - 句子摘抄

现场：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雷宇)
我焦虑的是各种权利以及我所坚持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讲述真相的某些东西，未必有助于推进正义。有时候，推进正义或许会导致相当多的真相遭到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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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人，只要他的阅历足以支撑他了解现实的复杂，就会意识到正义与邪恶之间那细如蚕丝般模糊的界限，以及真相极容易受到价值观、话语场、偏见的影响，从而被遮蔽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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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媒视角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独特，而是在于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真正关心的，它不把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信息垄断者或是某种歌功颂德的宣传者，而是一个平等的发布者。它所表达的信息必是能解答你心中疑问，勾起你感叹一声：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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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并不只是信息的传递，它是这个世界的反映，更是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新闻的新不在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而在于记者呈现它的角度。这依赖于它的报道者独具慧眼的选择，与保持长久的探寻世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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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总会有一些惊喜，它会给予坚守的人们以奖励，提醒着人们，生命中不光是辛劳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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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颠沛流离，依然有着生命的激情，永不停歇，而不是当我有一天在面对死亡时，回忆自己的一生，全部是苍白无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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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他那极度镇定的面容让我不敢相信。更令我不解的是，和他一样，广场上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平静的面孔。我相信，他们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也许是身家财产毁于一旦，也许是身边至亲从此天各一方，讲出来应该都是惊心动魄。但是此刻这里没有哭哭啼啼，只有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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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顽强的生命，悲伤又算得了什么。也许和活着相比，悲伤真的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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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或是纪念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表达，当它以集体的方式被规定，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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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次的国殇日可以令全国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向心力，那么在它过多的次数下，只是换来了人们越来越麻木的反应。 第一遍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第二遍、第三遍，我们仍然说着同样的话，一切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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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忘是根植于这个民族血液的性格。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经历过太多灾难，灾难锻造了它的国民坚韧的秉性，也形成了人们听天由命的顺从和无比短暂的记忆。人们以遗忘来逃避灾难带来的伤害。而在这个遗忘、灾难，再遗忘、再灾难的循环中，反思是始终缺失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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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许知远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
在进入煤矿的那一刻，他们的命就交给了上天，等待着命运那根细丝逐渐绷紧，直到某一天突然断裂，最终被土地吞噬，变成他们终日面对的煤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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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后来说：“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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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的尖锐并不在于所问的问题把对方吓跑，而是通过人物的回应令公众对新闻事件产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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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个职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优越感，总以为手握话语权，比人高一等，平常也容易有些飘飘然。但就像那些所谓的特权阶层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保障体系，在突发的状况面前，任何人都会沦为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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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位男主播在汶川地震时播报新闻流泪的画面在网络上传播开，并被观众评价为真情流露、血性汉子后，众多主播的眼泪随时准备奔涌而出。 引出观众的眼泪似乎是一件非常有效地吸引眼球的事情。一个煽情的故事，加上一段出镜词，就能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在舟曲甚至在玉树，我也做了不少这样的新闻，但每次完成报道后，又常常反思这些新闻是否真的合格。我想我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而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无法保持冷静，甚至在煽动这样的情绪，只能暴露出我的不专业。观众关注的只是媒体给予他们的一个个现象，而隐藏在现象后的本质却这样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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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冷静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无情。但它说明了一个珍贵原则：媒体只是传播信息的平台，灾难不该成为个人表演的背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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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煽情还是理性，这反映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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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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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安，我时常感到自己被一种情感充盈着，让我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这与之前任何一次对灾难的报道都不同。在那些现场，我也会感到悲伤，但是很少会有感动。是这里的人们，以他们鲜活的生命提醒了我，人之所以为人，恰在于他对苦难的承受力，并在这种苦难中提炼出“活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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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行竟然对我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感到无法理解。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在他们居住的国家，身份证件只会标注国籍，从来避免以民族来区别。这种做法最主要的考虑是避免出现刻意强调民族身份，其本意在于保护少数民族，但在强化了其外在可见的不同（服装、服饰、肢体语言）的同时，也会在心理上使少数民族难于融入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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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权利和有能力维护权利是两码事，有时候并不一定必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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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与权力都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是弱势一方，所谓的正义感并不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改善，只有将这种实用主义发扬光大，才能在夹缝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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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岭时，我问那些年轻人，北京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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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变为精英复制，那么就意味着普通阶层获得财富的边界完全封闭。当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靠拢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所谓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内心深处的被剥削感、被剥夺感就会越来越强，从而引发高度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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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叫我‘蚁族’，我讨厌这个称呼，我们不是蚂蚁，也不是失败者，我们只是还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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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的提问，他都用一种简洁甚至是满不在乎的回答抛回来。这让我有点儿崩溃，就像一个武林高手满心期待与对手激烈过招，却每次都将拳头打在软绵绵的棉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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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闹市相邻，这里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意味。坐在护城河边，遥望故宫角楼的垂檐，听隐约传来的叮咚风铃声，再烦躁的心情，也能瞬间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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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拍摄令我非常沮丧，我无法相信这就是我曾经喜欢的、充满韵味的北京。与朋友们说起这段不愉快，他们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些老房子的拆除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说我再也看不到郁达夫笔下的那个北京了，那个屋角、墙头、灶房门口伸着结满椭圆枣子的枝干，地下铺着一层细密轻柔的槐花落蕊，耳旁响着秋蝉饱满、悠远、深沉吟唱的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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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或许变化的不仅是老房子。哪怕只是短暂离开，故乡也早已面目全非：那些童年曾经玩耍的公园、经常去的小吃店、初恋时第一次约会的电影院……它们似乎只能存在于记忆中，现实里已经被抹去所有痕迹。无数中国人的乡愁成为无以缅怀的绝唱，找不到安放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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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体育染上了太多政治色彩，就不再是展示力量与美的竞技，不再是追求健康的运动。举国体育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批运动过量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搏命，而缺乏运动的普通民众在电视机前参与体育。纵使中国获得再多金牌，也并不意味着全民的身体素质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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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的大背景下，个人被隐匿在宏大的主题中。在历史的长河，很多活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也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也许不会，但对于参与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的国民来说，却是足以留存记忆甚至影响其一生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士兵，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最终的阅兵式，但我理解他们的付出、努力以及期盼。这场即将来临的阅兵，已经与他们年轻的生命相连，并将成为他们人生记忆中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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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朝鲜的规定，外国人不允许携带手机入境，只能在入境时把手机存放在口岸。在世界都被全球化裹挟的时代，朝鲜似乎是唯一遵循自己步伐行进的国家。对内，它禁止国民的自由流动，并以思想教化确保国民与国家步调一致；对外，它奉行自己的一套准则，用保守与封闭将自己与世界拉开距离。正因如此，它常被外界看作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与它国格格不入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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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游客是不能随意和朝鲜人聊天的，甚至在结束一天的旅游后，他们不被允许走出居住的酒店50米外。在朝鲜人与外国人之间，有一道透明的墙把双方隔了起来，每个人只能看到他被要求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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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在北京时满目所及的面带焦虑的人们，我看着朝鲜人平静的面孔，感觉处在信息真空中的他们，排除了一切的欲望，只剩下生活本身这个简单的需要，也许幸福感未必比我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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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两个朝鲜都是存在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某种程度上，朝鲜是矛盾的，它存在于大国夹缝中，被裹挟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中，地理与资源都不占优势，有着极度自尊又自卑的性格。它渴望被世界承认，又因为封闭，无可避免被妖魔化，这令它对世界产生戒备。它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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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网友也提到过一件在访台时让她惊讶的事情。在台北的游览中，她着急上洗手间，朋友竟带她到了“总统府”。企业家冯仑则在拜访台湾之后发出，台湾“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的感慨。也许就像龙应台说的：“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而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对台湾人来说，也许并没有感到这些有什么特别，但民主真正的影响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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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坤告诉我，日据时代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家，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灌输当时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加之日本刻意美化这样的生活方式，只有一部分台湾人被允许接受，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人对于日本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也进一步神化了日本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一直对日本有一种亲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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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电视人，非常辛苦，收入不高，但电视这个职业还是充满吸引力，我想原因有两条：一是电视记者必须永远在现场，因此他是历史的目击者、见证人和记录者。二是电视工作又是一门艺术，对于影像叙事艺术的探索，让电视的摄录和编辑工作充满挑战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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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笔记-第168页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现场》的笔记-第91页

我不认为这里有民族矛盾，这只是经济发展出来的必然结果。。。。。
当一种习惯慢节奏的文化遇到另一种快步前进的文化，开始时一定会不适应，如果太过急躁地希望慢的一方跟上节奏，那就难免会出身反弹。只有两种文化相容相生，才能达到和解。西藏、新疆事件表面上是种族冲突，但更多的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只不过这种矛盾因为个别人的操纵而被激化了。其实，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地域都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是共生还是冲突，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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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写的好，我同意。我还是认为在民族矛盾方面我们处理的不错，至少比美国强得多。
还是得和稀泥。我觉得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太多民族容和的经验。
甚至和民族性也有一定关系。让我想起林语堂说的中国人的“包袱”，“包袱”的确比“皮箱”更适合处理民族关系。可惜“包袱”越来越退出舞台了。而我们的BBS上也成天是。。。的没脑子的话，看BBS的时候总不得不忧心这个国家的未来

《现场》的笔记-第91页 - 阳光下的罪恶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发展的触角已经从内地伸展到了遥远的边陲。在高原西藏，铁路的修建，让这个曾经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突然一下子加快了与外界接轨的步伐。从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的各国游客和操着普通话的打工者们，就可以看出西藏正在迅速融入外部世界。在这种融入中，当地人难免会惊慌失措，他们大多不会讲汉语，教育水平较低，有的只是淳朴的生存经验。同样的矛盾也发生在新疆，这个生性粗犷、随性的地方，在工业经济强劲的推动下，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步伐，蹒跚适应着现代化的节奏。
当一种习惯慢节奏的文化遇到另一种块步前进的文化，开始时一定会不适应，如果太过急躁地希望慢的一方跟上节奏，那就难免会出现反弹。只有两种文化相融相生，才能达到和解。西藏、新疆事件表面上似乎是种族冲突，但更多的却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只不过这种矛盾因为个别人的操纵而被激化了。其实，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地狱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共生还是冲突，值得思考。
事实上，同样的冲突也并不是发生在新疆，西藏，在这种飞速的变化中，内地很多城市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甚至惊慌。当我们开始惊呼传统文化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拉大，乃至普遍的道德沦丧、金钱至上时，不也正反映出对这个时代的困惑嘛吗？

同行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一直也是血界思考的。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教训，明确建议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在探讨如何看待民族意识时，他将防止大汉族主义与少数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并提及，并谈到民族问题中敏感而禁忌的一面——内地服务机构对西藏，新疆人另眼相待。在谈到狭隘民族注意的表现时，他认为官方使用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体现。
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旦涉及民族，宗教，就绝不会是简单的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世界上冲突不断，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巴黎骚乱等便可为例。在民族种类并不算复杂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何况是在中国。
近年来，欧洲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上大幅转向，正是基于这种反思：可以保护多元文化，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立性，虽然政治正确，但实际阻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西安相互融合，加速或人为制造了社会分化，最终导致带有族群特征的冲突骚乱不断发生。
叶寒在《西方民主政策与多元文化检讨》中也指出，由于冲突不断，近年来，欧洲国家开始转向一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社会是一个“沙拉碗”：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同时，注重保持个文化的独立性，反对政府对强势文化的确立和加强。而一元文化主义强调的不是同化，而是在不同文化的自然交融中保留主流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

《现场》的笔记-第48页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