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1-07-01
ISBN:9787532529032
作者:包伟民
页数:323页
作者简介
财政是中国古代专制国家政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由于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地方财政有相对独立性，更能反映历代财政间实际情况。本书即以宋代地方财政为对象，研究了宋代的财政机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地方的财政匮乏及其后果、地方财政各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和各阶级间的负担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地方财政与征椎收入的性质，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回答。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财政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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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某個歷史時期地方財政的好壞，可以從地方財政的量和性上考察。包偉民同學的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既有量上的考量又有性上的考量，雙方並舉，並且還有制度方面的源流考鏡和演繹辨章。包同學認爲，趙宋一朝的地方財政就是一個中央王朝不斷向地方百姓榨取財富直至最後一滴的血淚史。在量方面，包同學羅列數據，證明中央對地方的壓榨從不間斷並且不斷惡化。看一看頁三四〇、頁三四一的圖表目次再按圖索驥仔細比對，會覺得包同學所言甚是。在性方面，歷代對趙宋財政的論斷不外乎三種，包同學的處理方式分別是：一、不置可否──不論。一、負面評價──的論。一、正面評價──謬論、存疑。由此，包同學得出的結論是：不論在量上還是在性上，趙宋的地方財政是一個不斷惡化的過程，其背後是『階層性集權』在作怪，即，由中央到地方，每一階層都儘可能地將下一級的財政資源集中到自己手中（頁一六三），最終服務於中央集權。在論證過程中，包同學還順利地解決兩大問題：一、宋代鉅額的商稅收入是由於『由國家實行的產品商品化』，其說借自宮沢知之同學。一、宋代國家的財政控制系統呈現一種中央集權與地方內部無序的雙重特性。但是，地方財政何以在包同學的研究中呈現從地方到中央的單向流動圖景？由北宋入南宋地方財政何以表達出一味惡化的趨勢？中央對於地方眞得可以在財政方面始終處於壓倒性勝利的地位嗎？朱元璋同學一聲令下，各級官員紛紛異動，表面統一唱詔書而實際各謀私利；乾隆同學以絕對皇權都要時時與官僚體系保持一種互動關係；文化革大命如火如荼之際的一列火車上毛同學親眼目睹人們由於對毛思想的不同看法而站成兩派……包同學的地方財政卻表現出一種微妙的充滿絕對性的歷史宿命。Further reading:宮沢知之, 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財政、市場、貨幣, 創文社, 1989年。 -
宋代经济之发达，一向令后世学者称道。或者说，宋代社会经济所表现出的诸多特征，最符合后来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界定。也因此，宋代一时间的繁荣破灭，多少令后人扼腕。宋代被视为“先进”的诸多社会经济特征包括1、高度城市化，此由赵冈先生所揭，按其估算，宋代城市化水平可能为中国历史时期最高。2、高度发达的航海贸易。3、在国家财政中，工商业税收比例畸高。不过，早有学者指出宋代大量的城市人口，其实可能包含了驻屯军在内。而关于工商业税收，即征榷，包伟民的研究可称精到。包氏的研究揭示了征榷虽然是名义上的工商业税，但其税源却未必是工商业收入。征榷的出现是赋税体制由中世之人丁税向近世之户税转变的过渡形式。由此也可以理解后世如嘉靖时代工商业更加发达，何以没有衍生出大量的工商业税收。这里说句题外话，传统时代，不论中西，总以直接税作为主导税种，有理念与实践双重因素。理念上，认为间接税征于商人，商人还是要将负担转移给平民，只能徒增平民负担。实践上，田赋的税收成本可能高于工商业税，但是总量较易把握，能够保证稳定的税收来源。而且古代最大宗的工商业——盐，也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此政府便可基本掌握全国税收，要便利得多。旧税便是好税。这是财政学格言，其实古代中国统治者深谙此理。田赋、盐业、常关税，已经足够支付朝廷用度，如果另辟新税，实在是不智的。话题回到地方财政。包氏的精彩处并不限于征榷之研究。更大关节处，是对整个宋代地方财政的把握。其至难者，首先是对地方财政概念的界定。由于学科体制因素，国内财政史研究甚夥，其中关涉地方财政者亦不少。但是，不论是著之前或之后，能够在研究中严谨界定“地方财政”一概念，并展开研究者，实不多见。包伟民对地方财政的界定，主要参照现代中央制的地方财政体制，并且基于宋代行政、财政、军事体系区划相分离的事实，特别说明“相对独立的财政区划”如何得以成立。内里特有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又并不披上理论化的外衣。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包氏对地方财政的界定，但目力所及之研究中，包氏研究是中国财政史研究中最为谨严的一种地方财政概念界定。从宋代的历史出发，包伟民从财政体制中发现了明清史乃至民国史中都有所显露的财政制度困境，名之为“阶段性集权”。他说：“宋代的特点在于中央政府一直未能调整赋税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的格局。只是通过默许州县法外征敛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这种赋税非制度化的结果，是地方吏治的腐败，与民众痛苦的加深。”（p195）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可以看到如是的制度困境在此后的近千年历史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是否是一种“百年孤独”式的往复轮回？而在每一次制度困境走向矛盾极端化时，其中是否又存在向前推进的新的因素？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大一统”政权能够从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发展出根本解决这一制度困境的新体制吗？由于中国“自然的”历史逻辑被打断，这些问题已经无法回答了。但是我们从当下体制中所隐约看到的斑驳的历史投影，仍然期待着独特的历史智慧与制度建设化解其中的长久困境。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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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艰涩的书, 在小本上看犯困指数直线上升... -
一直没标记，原本想等整理好笔记的。。。算了，先标上吧。 -
可能读的时候目的性太强了，木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觉得一般...这是病，得改啊~~叹气~~ -
虽然谈的是地方，但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带有全局性 -
宋代国家财政的征收，每年由中央财政机关“计司”督责各路转运司应办，转运司责之州，州责之县，县则科敛于民。宋代财政之分配，沿袭唐代用名，称为上供、留州、送使，其实质为上供、地方经费，及桩存地方的三部分。上供部分开支国家军政费用，桩存部分以备非常之用，并且由中央计司通融均不同地方的财政。随着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局面的出现及迅速发展，宋代国家财政危机亦随之形成并不断加深。在这一局面下，宋代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自上供为始”，即以服从中央财政开支所需为第一需要。这使得中央拔留地方的经费开支逐渐固定化，而中央从地方征调的财赋却持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于中央，在路、州、县各级，形成了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