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采风》书评

瞥见英伦 ---读《英伦采风录》有感

　　　近期笔者先后拜读了赵恒毅先生的小品文集《伦敦浪了起来》与《有个半岛叫欧洲》后再去阅读了林行止先生的《英伦采风录》，感触良多。三本书都是作者们在英国（欧洲）生活时的见闻记录与思考，文字风格也都是如此的诙谐幽默，让人读起来感到轻快愉悦。　　　但仔细对比而言，赵恒毅先生的文字更倾向于引诱读者深思而林先生的书更倾向于给读者们展示中西文化的差异（书中前半“英伦采风”部分），不知是因为“香江第一健笔”的林先生有意而为抑或是因为写书时先生只是个二十多岁的留学生，阅历尚浅。如果原因是前者的话，那么林行止先生的目标是极好的完成了，在林先生笔下的伦敦书店、英国饮茶习惯、打招呼方式与流行运动中我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敢说真正看见了、了解了英伦，但是用“瞥见”一词还是可以的。　　　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愚见，记录如下：　　　一　　　书中有一节“谈天气的学问”颇有趣味，不知从哪个年代便有了“到了英国和当地人问好就要谈论天气”这样的常识，书中介绍到英美人这种见面谈论天气的习惯是古代农业社会所形成的，那时人们关心天气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成与生计，因此人们互相说一声“good day”其中夹杂着祝福与浓浓的人情味（G.J.Stigler 引用）。这位书中提到的来自芝加哥商科研究所的教授还建议生活在通货膨胀严重地区的居民按此推算应该见面时以“降低物价”来打招呼，可不有趣？　　　笔者愚以为一切习俗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该地区居民们长期生产、生活中传承下来的，其中该地区的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对其影响巨大，特别是经济因素。好比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见面时都以一句“吃饭了吗？”展开话题拉近距离，想起中国过去时有的饥荒，这种习惯的传承便不难解释，而且中国自古便有“民以食为天”的觉悟。再比如在我国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粤西闽南地区，亲友见面都相邀至家中“唊喋”（潮州话“喝茶”之意），这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传承，南岭之处盛产好茶，从古到今靠茶叶为生的百姓们当然也赋予了茶不同的感情，相邀喝茶这其中不仅是一种客气与和睦，在古时更是对外宣告今年茶叶好收成的一种喜悦与欣慰，久而久之保留至今，虽然种茶的茶民们已经不多了，但是这种习惯却已成为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　　　台湾、海南、湖南部分地区人民见面便招待对方“嚼槟榔”的传统或许也是如此生成的吧？　　　　　　二　　　提到“计划经济”立马想到前苏联时期的惨状的人大抵对这四个字都有着一点抵触，林行止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英国人的“计划经济”，在我看来这种“计划经济”十分值得借鉴。　　　青年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收入从长“计”之：看几次电影、去几次酒吧、吸多少烟等等，罗列的清清楚楚，计划一定便按“计”就班。包租婆会问前来租房的新人“一个星期洗多少次澡”这种私事因为这涉及到水费也是包租婆的计划内容。甚至有人不但会将自己的伙食费按一日三餐分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将一块牛油如何一周吃完、一瓶罐头豆子如何分两天吃安排的清晰无误。　　　或许我们看来这种“计划”婆婆妈妈、繁琐无比，在作者看来这种行为杜绝了赊借之门也培养了英国人独立自主的个性。在我看来这种将自己资源细分到点滴的行为是极好，大意的使用金钱常照成入不敷出而且不利于好的理财观念的养成。不但金钱如此，时间也应该按计划分配，将分钟落实到每件小事上这样过起来才不会浪费，反而会获得充实的快乐感，现在就“计划”起来！　　　　　　三　　　这段不是关于书中某一篇抑或某一章的，而是关于整本书的，或者说作者记录生活的这行为本身的。　　　作者以“英伦采风”、“斯人之趣”、“过客夜话”三辑将其在英留学期间的六十篇散文搜罗，其实作者本在写作是并没想过自己会将其出版但是写着写着便有了出版的念头与资本。作者在剑桥攻读的是工科学位，这是大众对这位前《明报》编辑所不熟悉的。笔者想说的是坚持写作记录应当被提倡并鼓励，或许仅是简简单单的记录，对生活中的特别之处的收集或灵感突现时的捕捉，待到以后看来也必定是一笔财富，因为这是自己人生走过的轨迹。　　　笔者也勉励自己继续写作，有可能收集起来的话就叫做《魏公村记》吧？　　　　　　　　　　　　 2013.02.22 于北京

转载：巫昂《林行止社会主义了》

《万象》最有看头的作者，香港那旮旯最能写、爱写、写得又好看的专栏作家。财经外行如我，也一直拿他的文章当作马桶读物。最近他说自己转向了社会主义，大概是开玩笑，因为看不惯香港的贫富差距。但是香港人的工作压力，走在街上都能感觉到，地铁里头很多人都在工作，填单子，写报告，讲电话。因为很多人都是半夜下班，所以香港才成了不夜城。但，社会主义就可以解决社会公平。。。吗？人都说，瑞士挪威和加拿大，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一生出来，拿着本地户口，一直到死，即便不上班，不奋斗，不生儿育女，都有吃有喝有住处。贫富差距很难观察得到，多数人只看得见穷人，看不见富人，中产阶级又太喜欢装舒坦，制造太平幻象，所以一看到什么书或文章的副标题是近距离观察XX社会，就觉得很搞，怎么个近法？是跟社会各阶层同吃同睡吗? 如此近上一圈，该观察员的一辈子也过完了。每当看到知识分子文人在为社会不公平生气，就会想起来晏阳初，老先生大半生煽乎平民教育，鼓动一大群知识分子住乡下，教农民识字，整天骑着小毛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才叫近距离观察XX社会。

古琴的寂寞

两年前读的，很喜欢，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写在节日里自己一人读谱，以及学习古琴的情节。古曲今不弹，甚为寂寥，作者飘泊异乡形单影只，亦寂寥。全篇没有渲染如何寂寞，那么心如止水，能心如止水做这些寂寥的事，又是何等寂寞。

意外的喜欢

从来不知道这个人，因为在图书管里见着名字顺眼就借了。读了第一篇就后悔没将其余一起借回来。他的文字简练幽默，没有丝毫酸腐气，很小的事情写得也很有情境，字里行间可见是思维心胸都很宽阔之人。也许是作者曾做资料分析员的原因，他的一些文章文风也受此影响，重视资料论证，从历史变迁中自显其见，但依旧写得生动。

优雅、闲适的背面

曾园最近读到香港的林行止先生的随笔集《英伦采风》。书中“记录了六十年代中期作者在英生活的鳞爪”，其中有两篇文章谈到了索尔仁尼琴。第一篇纯粹是资料，介绍了这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些资讯。第二篇叫做《拉杂谈索尔仁尼琴》，在这篇文章里，林先生提到了这位苏联作家的一篇极短的散文。在读完这篇散文之后，林先生的感觉是这篇散文有一点哲学意味；“退一万步说”，这篇短文还是和中学生作文很相像。也就是说，这篇散文如果不穿凿附会地加以解释，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因为索尔仁尼琴是个“红人”，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愿意把它翻译成英文。林行止先生创办过两份报纸，撰写过大量文章，内容涉及财经、政治、文化、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给人的感觉是见多识广，阅历深厚。但林先生以一篇200多字的短文就轻松衡量了一个作家的艺术水准，未免过于草率。好在这篇短文不长，不妨全文抄录如下。题目叫做《篝火和蚂蚁》。这篇短文实际上出自索氏包含十七个短文的《习作和微缩画》，下面的汉语译文的译者为何茂正。我把一段朽木扔进篝火里，没有想到这段朽木里面有许多蚂蚁。朽木烧得嘎嘎响，蚂蚁纷纷涌了出来，在绝望中乱跑一气，在朽木表面奔跑，痉挛起来，给火烧死了不少。我抓起这根木头，扔到一边去。现在许多蚂蚁得救了——跑到了沙土上，跑到了松枝上。但奇怪的是：它们不回避篝火。它们一克制恐惧心理，又回转过来，兜起圈子来——有一种什么力量吸引着它们回来，回到诀别的故乡来！——也有许多蚂蚁，又跑到燃烧着的木头上来了，在上面跑来跑去，在那里牺牲了……我既不相信何茂正先生的翻译要比英译本更能传达索尔仁尼琴的真意，也不相信香港有中学生能写出这样饱含纯净和深刻思想的散文来。当然，谈到思想，林行止先生说这篇散文有一点哲学味道。其实我倒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哲理。很想知道，但惜墨如金的林先生不肯说……但是他不客气地封住了别人的嘴。如果你对这篇散文进行分析，在那种转口贸易大背景下的窘迫的文艺眼光看来，你就开始“穿凿附会”了；否则就只有同意林先生的断言：中学生习作、无价值……对于像林行止先生这样一个“当今中文世界最成功地将知识和意识形态商品化的文化商人”、现在正“席卷大陆”的作家来说，下这样的断言是何等轻松啊。但是在我看来，就一个世界级作家百把多字的译文就下结论简直行同儿戏。从林先生的短文里透露出的更多信息会让人感到好笑：林先生留学英国，因此对英国文学界了如指掌，那些英国的文学翻译家在林先生的眼里都幼稚得不得了：他们一听说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马上找出原著来顶礼膜拜，焚香祷告。然后立即着手翻译。他们远没有林先生的锐利眼光：林先生用他那种看惯了股市潮涨潮落、已经能入木三分的眼力一眼就看穿了瑞典文学院18名院士的用心：选一个苏联文学青年，打击苏联称霸世界的野心。如此等等。对于索尔仁尼琴浩如烟海的著作，笔者只读过一小部分——不到两百万字。但是我不想在此传达我是索氏的读者、他的作品真好啊这些无用信息。我想先来仔细看看“篝火和蚂蚁”。就是一个中学生多读几遍这篇散文，他也会发现这篇散文有古怪的地方：作家是在拿蚂蚁和人相比较。那些以往用在人类身上的词可以作证：奔跑、痉挛、克制恐惧心理、诀别、故乡，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牺牲”。读完这篇极短的散文，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在腐朽的燃烧的故乡，许多蚂蚁烧死了。然而，逃生的蚂蚁令人奇怪地又回来了，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牺牲掉了。没有历史经验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篇短文可以看作是许多苏联作家的真实写照。在苏联意识形态的铁蹄下牺牲了许多二十世纪罕见的文学巨匠：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皮利尼亚克、吉皮乌斯，等等。这些情况在林先生的书中有很多描述，这里不再重复。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很多读者无法理解一个更奇怪的情况：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什克洛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这些艺术家都曾有过出国的机会，也有外国优厚的待遇等着他们，而他们留下来了。出了国的茨维塔耶娃回国了，作协领导法捷耶夫对这个回国作家的住房申请的回答是：“一平米也没有！”形式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逃往柏林，然而他想回国，在给苏维埃的信中表示“……我举手，我投降。请放我进入俄国。”并请求对投降者给予宽大待遇。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被斯大林点名批评，曾经天天等待着去坐牢、被枪毙。然而他应邀访问了美国之后，对美国人的盛大欢迎相当冷淡。访问完之后，他默默地回到了个那个他的生命朝不保夕的国家……为什么？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回答。甚至最终执著地死在了自己祖国的那些艺术家自己，他们也没有回答。为了俄罗斯的大地？俄罗斯的人民？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东正教？甚至，为了俄罗斯那外人无法领受的糟糕的冬天？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曼德尔斯塔姆曾这样说：“在全世界至少他们认真对待诗歌，他们为了一首诗会枪毙诗人。”可这算是个什么回答呀……的确有一流的艺术家离开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离开俄国到芬兰的安德烈耶夫，他在异国枯萎了。身体迅速恶化，无法创作，一年后就死了。也有离开了俄国仍然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蒲宁、纳博科夫、霍达谢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其中，最杰出的纳博科夫有一首《寄故乡》，其中有这样几行：　　双脚脚掌一直深深思念，／思念你长满蒺藜的旷原。／整个身体不过是你的投影，／心灵就像涅瓦河上的天空。没有离开的死去了，离开了的又回来了。永别的人到死都怀着难以排解的乡愁思念着故国。在《习作和微缩画》里，因为那双青筋毕露、扼住咽喉的“看不见的手”，作家只能就最常见的事物进行描写，文字中也只能出现少得不能再少的评论。其中，《呼吸》莫名其妙地对着一棵苹果树大唱赞歌：“我只要还可以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我就可以再生活下去了！”在《雏鸭》中作家高呼：“永远做不到，以我们的全部原子威力也不能在烧瓶里做到，甚至给我们以羽毛和骨头，我们也做不出一只没有分量的可怜的黄色雏鸭来……”《榆木》中的想法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我们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把锯架在它的脖子上；怎么能锯它呢？要知道，它也是想活呀！”如果以中学生作文的要求来看这些短文，情况恐怕不妙。谁知道中学老师的红墨水会怎样倾泻到这些杰作上？矫揉造作？主题混乱？用词不准？反正我不能设想。作家昆德拉再三恳求，对于大作家，千万不要把他局限在本民族的文化范围里来进行圆凿方枘地衡量，而一定要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阅读。对苏联的政治资讯非常了解的林行止先生，却没有一点点联想能力。如您所知，他将联想能力视为“穿凿附会”的能力。这位每天都能写一篇文章的“香江第一健笔”就是要把世界级作家捆缚于巴掌大的专栏里进行耳提面命式的“评点”，他“信手拈来闲情漫写”，给那些看完八卦新闻、股市快报、娱乐绯闻的人轻蔑地浏览。这种表面上优雅、闲适的评论，实际上是以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对处于时刻受死亡威胁的大师，这种对大师蜻蜓点水的“阅读”严格地说就是对艺术犯罪。“生活节奏很快”、“大家需要轻松”不能成为侮辱大师的理由。林行止这位目前在《读书》、《财经》、《万象》这些有影响的杂志上撰文的名作家，二十多岁时写的随笔集很可能影响那些正处在大学阶段的年轻人阅读趣味。而阅读趣味可不是件小事，那是孕育未来文化之花的土壤里神秘的酸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