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乃依戏剧选》书评

决斗——浅析《熙德》剧中人物施曼娜

决斗——浅析《熙德》剧中人物施曼娜她最脆弱，她的勇敢却也无人比及。走向幸福的每一步都拖着惶恐的镣铐，而她最终踏进那关了又开的希望之门，完成了漫长的一场决斗。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古典主义悲剧《熙德》，以熙德为题，指向的人物应是唐•罗狄克，于是在阅读剧本时将关注点理所当然地放在了他的身上，然而读罢之后却感到这并非剧作者刻画得最为饱满的形象，性格甚至不及次要角色鲜活。唐罗狄克的设置似乎仅仅出于对全剧人物关系及情感线索的串联，维系和推进，引起情节发展却并非中心。对他的主角地位产生质疑的同时，让我感到最丰满，最能激起感情共鸣的人物，其实是施曼娜，因而选择她进行浅层的分析。在《熙德》中，将情感与道德义务的冲突表现得堪称淋漓，剧本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巨大的矛盾，那就是家族荣誉与爱情的冲突。几个人物都作为矛盾的集中体都置身其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都依从着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坚持应当无条件的为个人荣誉、为家族荣誉、为国家荣誉舍弃爱情乃至生命，然而内心不能压抑的爱情却让这一矛盾在男女主人公身上逐渐走向尖锐。在施曼娜身上表现得犹为激烈。可以看到，施曼娜自一幕三冲突开始之时便被置于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两种选择以互相排斥的状态存在且难以调和。一幕一里就已经交待得十分充分的爱情随着走向激烈的家族斗争却不可控制地同样走向热烈，所以这个矛盾不可避免再不断地加深。全剧设置了三次决斗，即唐罗狄克与唐高迈斯，与入侵者，与唐桑士的决斗，每一次都将人物推向了新的困境和抉择。然而这三次决斗在施曼娜内心中同样掀起了三次更为激烈的决斗，或者说在施曼娜内心里这场决斗从来不曾停止。对罗狄克的爱和对家族的责任从未因事态的演进而一增一减，自始至终同样强烈地占据着她的心，没有在哪个时刻分出主次，而是一直在施曼娜的躯体里拉扯，进行着一场决斗，交战双方是两个手持这两种一样强烈情感的施曼娜，剧作者竟然让最孱弱的女子承受着最沉重的难题，她面对的是不能选择却不能不选择的分岔路。在施曼娜的爱人唐罗狄克代表父亲代表家族在决斗中杀死了施曼娜的父亲唐高迈斯之时，是曼娜面临的矛盾达到了第一个极点，通过剧作者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莫可比拟的苦痛。丧父之痛还并非最痛，最痛的也许是，必须要在维护爱人或者父亲的利益之间做出抉择，他的命运很可能在她的任一选择后滑向更大的苦痛，因为荣誉和爱情正是她最大的信仰。当父亲和唐杰葛因政治地位产生争斗之初，施曼娜便向公主倾诉道“假如他不听我的话，那岂不是增加我的烦恼！假如他听了我的话人家又要怎样议论他？不管他对爱情是屈服是抗拒都叫我为难。”而当第一次决斗发生，她亲眼目睹父亲的死之后，到国王那里高喊“请您用命偿命，用血抵血。请您把他处死。”此时在施内心里，看似充满了家族责任全然没有了半点对罗狄克的温情，可是，从殿上回到家中，在被爱乐维问道，他害得你丧失了父亲，你还爱他吗。她脱口而出的竟然是“爱字说得太轻了，我像崇拜上帝似的崇拜他，我的爱情同我的愤怒对立，我仇人的骨子里藏着我的情人”，与此同时，义务也在摇撼着她：“尽管爱情对我有很大威力，但我绝不迟疑，按照我的义务行事”，可以知晓施曼娜的内心交战已经拉开了，“我竟不得不继续控诉，这是多么残酷！他死我也不活，而我又要惩罚他”“我要保全我的荣誉，也要解除我的苦恼，控诉他，置他于死地，然后我也随他同归于尽”“你无非是尽了一个正直人应尽的义务……你报了父仇，维持了你的荣誉，我也有同样的义务，我也有光荣要维持，我也有父仇要报复。这真叫我走投无路”她看着眼前请求以死谢罪的爱人，她怀着责任也压抑不住爱火，断然拒绝了惩罚他的机会并且放走了他。而剧本中的第二次决斗，也就是唐罗狄克为国出征，大获全胜之后，施曼娜内心的第二场争斗也随之展开，一方面她深深关切着爱人的安危，为他自豪，另一方面她要说服自己继续尽义务去控诉这个英雄。“虽然他战胜了两个国王，可是他杀害了我的父亲……当我的爱情力量太大的时候，我要你们向我的心灵常常提起那可悲的义务”。她压抑自己的崇拜内心的崇拜却更加澎湃，她压抑自己的爱却凸显了她的爱，连唐杰葛都明白：施曼娜尽管控诉他，心里却又希望他能得赦免。于是在国王以唐罗狄克的死试探时施曼娜当即暴露了掩饰不住的痛苦而昏厥过去，爱情在那一刻仿佛战胜了责任，可是醒过来她知晓了真相却仍旧请求以决斗惩罚罗狄克的罪行，甚至将自己的婚姻作为对胜利者的奖赏，不惜代价地为家族争取荣誉。她亲手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极为艰难尴尬的位置上。她又怎么忍心爱人在决斗里战死呢，假使罗狄克受伤，他的苦痛便会千万倍地在她身上放大。“去吧，想着抵抗吧，既可以压住我的责任感也可以阻止我说话……在这个以我为奖赏的决斗里，你只准打胜不许打败。”她终于忍不住这样告诉罗狄克。然而第三次决斗即将来到时，施曼娜的焦灼和无望终于逼迫她直面自己真实的内心“我不知道怎么希望才好”，爱乐维说两种决斗结果都会使施曼娜安静，其实恰恰相反。“我怕这争斗的结果，比怕死还厉害，以这样的代价绝不能使我快乐。”施曼娜心内决战此时到达了第三次极点，这时一个误会的死讯却将她救出了绝望的战场，她终于得以用最真实的声音表达她最由衷的情绪而不必违背家族的荣誉以及加在她身上的责任，咒骂唐桑士，向所有人承认她的爱情：“我用尽力量也隐藏不住了，我是爱他的……当初我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我是他伤心不已的情人。我对生父曾负着这报仇的责任，现在我对我的爱情可以尽情流泪。”当然剧作者是慈悲的，让这悲苦的女子饱尝苦难历经挣扎之后，给了她一个出人意料的完满结局，既维护了封建荣誉也兼顾了个人幸福。一场决斗终于得到了平息。我想，这三场“决斗”足以将施曼娜的性格和情感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她尖锐的内心矛盾也在她反复挣扎的过程中被淋漓尽致地显现。其实剧本里唐•罗狄克也面临着和施曼娜相同的困境，但是作为女性的施曼娜对于荣誉和感情的立场，和罗狄克存在着差异。男性为父亲的屈辱果断报仇，反而引起被杀者的钦佩，女性却深陷在矛盾中不知所措，“我父亲一死，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施曼娜又必须面对她的爱情，压抑她的脆弱，掩饰她的失措。用最孱弱的身躯背负整个家族沉重的荣誉，她没有罗狄克那样的力量，比之罗迪克她实在太过于被动。正因为如此，她表现出的惊人的勇敢才更让人震撼。施曼娜是被义务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从满怀希望到痛苦徘徊再到敢于直面自己，施经历了一番复杂的心路历程，施并非僵硬的效忠国家的机器，而是富有激情又能用理智战胜自我的强者，是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叫人怜惜也令人敬佩。当然施曼娜也不免有自私的一面，尤其表现在对待唐桑士的情感立场，将他视为“万不得已才用的下策”，她不爱他甚至无视他的生命。另外施曼娜也有优柔寡断，口是心非的一面，行为符合普通人的思想逻辑，这种优缺点并存使得人物更加生动，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她最脆弱，她的勇敢却也无人比及。走向幸福的每一步都拖着惶恐的镣铐，而她最终踏进那关了又开的希望之门，完成了漫长的一场决斗。

神

看到页面下两篇高质量的书评，我犹豫到底要不要显露自己的浅薄。标题“神”仅仅是在说两篇长评之“神”，当然，高乃依的剧作同样很神。如果够不上神，瓣友也不会费力写如斯华丽与深度兼备的长评吧。其实若不是考研，我想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读欧美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品，而在我把课本翻了百来页之后，才发现，所有书市上卖来买去的外国经典文学在课本里都有记录，那种“原来这就是[源头]啊”的感觉真是太赞了。起码，你不会在漫天盖地的非零基础的宣传文案里迷失方向，你会弱弱地知道，这位作家，大致生活在某个世纪，最有名的作品是某某。于是，整个书市都变得亲切了，因为，你看到的，有一部分是你刚好知道的。扯远了。高乃依是法国的国宝级作家，当然，写出好作品，稳坐文坛影响深远的作家其实都能算国宝，端看国家如何对待文学事业了。我谈不出什么高远的理论之辞，我只想表示，高乃依，或者说，一切经典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应该涉猎。

“白光过后留下黑夜更浓”——国家叙事的N种说法

“白光过后留下黑夜更浓”——国家叙事的N种说法——评《高乃依戏剧选》如果柄谷行人所言不虚，历史中真是有某种东西是反复出现的。直观上的反复性，因其“不科学”而遭学者们弃置，柄谷行人想要发掘的反复，是“结构，而非事件”。凯撒虽被刺杀，但共和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将元老院取而代之的是帝国霸业，民主主义制度下诞生的却是皇帝。这一因果颠倒的结构在法国大革命乃至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曼演中不断上演——“欧共体”的存在难道不是某种拿破仑、希特勒式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支配欲”的重演？这只是万千结构重复中的一例。冲突构成了戏剧的根本张力，纵观古今中西的戏剧作品，一股重要的冲突性结构贯穿时间与空间，传唱不休，争议不止：作为民族政治主体与肉身性人之主体的冲突，或者说，国家叙事与个人话语的冲突。早在古希腊的戏剧作品中，索福克勒斯的名剧《安提戈涅》已上演了一出肉身经验之中的亲情伦理对抗以克瑞翁为代表的国家神圣秩序的悲剧，个人与国家各执一词，都包含着片面的合理性，僵持的境况指向人类永恒的困境；随着近代化的发生，民族国家林立，而政治文化的主体身份也就愈加从混沌的人类身份中剥离而出，国家叙事向个人话语上空投射了密布的乌云。在毕希纳的《丹东之死》中，罗伯斯庇尔的话语代表最强音的话语霸权，“共和国的武器是恐怖，共和国的力量是德行”，这不仅是革命规则，更是国家叙事的变体，它保证了革命流血的正当性与合理。相反，丹东却以极度的肉欲体验形成了对罗伯斯庇尔的抗衡，借妓女之口，他所渴求的正是国家叙事所压抑的：流动不息的肉体渴求、积极灼热的感情奔涌、贪婪不止的索取之念；在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乃至在中国的样板戏（哪怕意识形态如此之浓的作品！）《白毛女》中，国家叙事与个人话语的冲突都是那“反复出现的结构”。这一结构上的反复性暗示着问题永远延宕、永远不能得到解决的困境。所能做的，只是在争执双方中，最大化地寻找自由与正义的辩证，剖析一元与多元的复杂，寻求差异与普遍的平衡。《高乃依戏剧选》中入选的三部作品——《熙德》、《贺拉斯》、《尼科梅德》——均已不同方式完成了对国家与个人这一冲突的书写。路径各异，口径却极为相同，三部剧均表达出国家叙事对个人话语的全面覆盖。当然，这些书写往往巧妙隐晦地掩饰在各种堂皇的说辞之中。《熙德》讲述了一个国仇家恨的故事。施梅娜与罗德里格本是情比金坚的恋人，而他们同在朝为官的父亲却为争权夺势而发生争执，以至于施梅娜的父亲羞辱了罗德里格之父一通，为雪羞辱之耻，罗德里格将施父杀死，并向施梅娜请罪，施梅娜不由陷入困境：“要替父亲报仇，就得失去情人。一个激动着我的心，另一个又把我的手拉住。”最终解决的办法是，通过罗德里格与同样追求施梅娜的情敌桑西决斗，由皇上最终定夺。武艺高超的罗德里格只是象征性地打败了桑西，而皇上判定冤仇化解，罗德里格迎娶施梅娜。这出剧是非常典型而直观的一出个人情感与国家、家庭责任感冲突之作，它的结局貌似以情人间纯洁的爱战胜越了国家与家庭的责任、荣誉感，实则不然。高乃依一再地宣扬施梅娜与罗德里格之间的感情强度。风云未起之时，施梅娜说：“这么娓娓动听的谈话真叫人感到余音绕梁，我和他的情谊终于有了公开表白的美妙自由”；在为父报仇时，施梅娜仍对杀父仇人罗德里格眷恋不止：“只要我始终爱你，亲爱的罗德里格，作为报偿，为了从唐•桑西手里夺吓我，如今你可一定得抵抗。”罗德里克则感叹爱情啊“温柔的力量”使英雄不能自已。看上去，戏剧最基本的冲突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如出一辙，都是家族恩怨对情人的棒打，整部戏剧也围绕着情人的关系是如何面临危机、如何应付挑战、如何完满解决而展开。实际上，蛛丝马迹已经泄露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神话创造踪迹。罗德里克对施父的报仇并非仅仅是要洗去自己父亲所遭受的侮辱，他暗中还象征着皇权对持异见者的审判。因为，皇帝将太子太傅的职位颁给了罗父，施父所不满是：“你到底占了便宜，网上的宽待让你爬到一个只该属于我的位子上来，”这其中包含着对皇帝裁决的质疑与挑衅，宫内侍从提醒他：“你应该顾忌王上的权威。”施父则叫嚣：“倘若我遭殃，整个国家就会完蛋。”他的话语甚至已经对王权构成了威胁：“我的脑袋掉下来恐怕就会害得他的王冠落地”。很显然，这是个人话语对国家秩序的最高挑战，因而罗德里克将施父杀死，表面上是为了报夫仇，实际上是对“权力出格”的一次修正。爱情冲突被空洞化了，填充进去的则是以王权为代表的象征秩序。在处死（而非杀死）施父后，高乃依又安排了一个罗德里格保卫祖国，击退进犯的摩尔人的情节。这样，象征内蕴也就更加明显了，皇帝赞扬罗德里格：“国家摆脱了这样的劲敌而化险为夷，我的权杖靠你的帮助又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所谓进犯的摩尔人，也许只不过是施父对皇权挑战的一种具象化体现。处死施父必然造成了情人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对国家叙事的执行最终导致了另一种个人的肉身体验与话语的破裂。但是，结局处，情人的破镜重圆并不意味着肉身体验人伦之情超越了国家叙事，相反，它暗示着这一矛盾非但没有对国家叙事构成反思、批判，而是暗中被国家叙事所规训，所篡取，国家将肉身纳入合法的轨道。最明显的地方是，当施梅娜提出以决斗来审判罗德里格生死时，决斗这一本来极富有江湖气息、传奇色彩的市民传统却被书写成了宫廷的制度。通过王权，“遗留在这一带地方的陈规陋习”却摇身一变成为“整个宫廷看着遵守了这么多回的制度。”其形式，是国家所规定的，其结果，也必然谋求国家的认可，因而，爱情所带来的质疑最终只能在国家（宫廷）所划定的范围内化解，国家的叙事由此全面对个人的话语构成了全面遮蔽。戏剧结尾，罗德里格胜出，王上解除其杀人之罪（“那起初不能说是一种罪行的祸事”），乃至罗德里格赢得“熙德”（王）之名——都不过是国家叙事那喀索斯式的顾影自怜，自说自唱。在这种说法中，情人与个人体验，最多不过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监察者与执行者。“为祖国而献身可算不上什么悲惨的命运，这意味着借壮烈的牺牲让自己获得永生”——这是国家叙事的永恒独白。而在《贺拉斯》一剧中，情形更为复杂。罗马与阿尔巴交战，可是交战双方中却有许多人已经是家人亲族。“两家成了亲，两国却结了冤，定亲与宣战发生在同一刹那。”考虑到这一点，交战一刻双方阵营都“传出窃窃私语”，最终，大家无法“忍受野蛮的格斗”，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双方的将领却执迷不悟，罗马的将领贺拉斯与阿尔巴的将领居里亚斯本是姻亲关系，在战前也纷纷感叹“国家与友情要做的事完全相左”，一听到战争结束，反而为了“肝胆”、“德性”、“名垂青史”而仍要作战。两军的交战最终演变为双方将领的私斗。最终，贺拉斯杀死了阿尔巴的居里亚斯，此人本是贺拉斯妹妹的未婚夫，也即自己的准妹夫，贺拉斯之妹悲愤至极，横遭贺拉斯杀害。贺拉斯之父见状要将其送上刑场，国王在最后关头赦免了贺拉斯，他虽杀死妹妹、妹夫，毕竟“你的道德使你的荣光盖过你的罪行。”比起《熙德》，这出戏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高乃依将更多的个人化情感编织其中，包括爱情，包括亲情，还有恒久的伦理纲常。这些个人化体验对国家叙事构成了批判与颠覆吗？抑或，国家叙事再次渗透入个人话语的每个角落？固然，我们看到，将领们叫嚣着为国尽责：“国家召我去不论讨伐谁，我闭上眼睛愉快地追随。当初怀着满腔喜悦迎娶姐姐，今天以同样的心情杀死弟弟。”可是，在更多的人身上，对冰冷的国家逻辑的拒绝悄然滋生，阿尔巴与罗马的妇女们每日以泪洗面，不愿见到同室操戈，“指着老天喊出无数声诅咒！眼睛下形成多少道泪的河流。”在战场上，交战的双方们更是认出了亲朋好友，集体的人伦感情如洪水冲破了国家设立的“荣誉”、“光荣”、“责任”之堤。可惜的是，这或许只是国家叙事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看到的，最终仍然是被国家叙事收编的个体经验与话语。将领之间的决斗按照剧本提示，是“神意”的最终裁决。将领们“对神还是不敢有丝毫怠慢”，而“国王才是神的化身”。这样做的结果，是为决斗做了一块“合法性”的保护膜，为日后赦免凶手埋下了“神性”的种子，更突显出国王的天赋神权的最高权威。另一情节中，贺拉斯之妹为夫婿之死悲恸欲绝，引起贺拉斯反感而将其杀害。贺拉斯之父对贺拉斯的状告，表面上看是对女儿惨死的伸冤，实则是国家叙事对“权力出格”者的小惩大诫。贺拉斯杀死胞妹，实际上超出了国家话语原本的可控范围，“生杀大权都在他手中掌握，同室操戈、亵渎神明的罪业最终会落到陛下身上”。为了对贺拉斯有可能越界、出格的权力有所收拢，人们才会对他刑事审判，而国王最终的裁决：“巩固大臣是君王的力量，也凌驾在法律之上。一切不用深究了，罗马在初期也曾隐瞒了罗慕洛杀死兄弟。”这句话意义非常，一方面，国王以权力掌握者的身份赦免了贺拉斯，提醒他将行为收束在国家叙事认可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以神圣罗马帝国为参照，证成了自己的绝对意志。在《贺拉斯》中，一切行为与动机都是国家叙事封闭语义圈内闪烁的符码，意义已经完全分配妥当了。妇女与士兵们负责代表个体伦理的软弱无常，贺拉斯则意味着对被国家话语所框定的忠诚及对出格的修正。因而，国家叙事的另一种说法是：对个体绝对性的压到——“应该把其他感情消灭的无影无踪。”至于《尼科梅德》一出剧的情节，则是三部剧中最为复杂的，剧情不再赘述，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反复性的结构在此剧中仍不失效。故事所呈现出的国家之争内蕴着国家内部人心的诡谲争斗，国家叙事与个人话语的冲突演变地更为复杂，甚至是多重叠加的。概要地说，《尼科梅德》中的国家叙事表现出另一种形态：借更高权威、外部势力来达成对个人话语的戕害与围剿。若认真推敲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与《熙德》、《贺拉斯》实无二致。《贺拉斯》中的人物呼喊道：“白光过后留下黑夜更浓。你照得我两眼明亮瞬间，随即又陷我于漆黑一片。”此中有真意，在强大的国家话语的逻辑中，爱情也好，亲情也好，整个人类的伦理情感也许都不过是这一闪即逝的白光，身后，路夜迢迢夜也沉。高乃依作为古典戏剧大师，其人经历却荣辱参半。生平只有《熙德》一出剧获得了极高反响，一六五三年创作的《佩尔塔里特》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可是，当高乃依晚年步入久已生疏的剧场时，演员们立即停止了演戏，观众们也全都向他报之以热烈掌声，此情此景，使得剧作家热泪盈眶。想来，高乃依能有如此影响力，多半也与他对戏剧创作中，这循环不已的“结构”的书写与求索极为相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