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章节试读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笔记- 第二章 《三国演义》 - 第二章 《三国演义》

漫不经心的读者很可能会依据书中的几个鲜明的戏剧性事件形成他们对主要人物的印象，坚持认为对曹操和关羽，编撰者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试图贬低一个而美化另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像关羽一样对声名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然而，即使微不足道的小字辈英雄也决心要在历史上纵横叱咤。
不过，在主要人物自己，他们更关心的是名誉的获得而不是什么抱负。他们生活在一个受儒家和法家哲学熏陶的世俗世界中，在这里一个人为公众做事最大的满足就是取得和他的能力、才干相称的名誉，以此流芳百世。
在天下太平时期，有抱负的人之多只能攀爬进官加爵的阶梯，但在动乱时代——一如三国时代，有抱负的人的机遇是无限的，因此，差不多所有比较有趣的历史小说，都写得是改朝换代的时代，在这种时代，成功的最大奖赏不下于一定皇冠。
在他未试锋芒的年月，他可以朝秦暮楚；而一旦选定了主公，名誉迫使他不得不忠诚地服务到死，哪怕落个悲惨的结局，对于很多可能成为伟大军师和将军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选择。
刘备，虽然同死的愿望使他过分的干下了蠢事，但政治上的失败却给他到来了做人的成功。
《三国》主要是一部专心于不断探索人的动机的人物小说。但中国青年第一次读这本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会为那描述了无数次军事战役和政治阴谋的故事本身所吸引。
同样，《三国》中的战斗和阴谋之所以有趣，也只是其中包藏人的企图而已，像在中国第一部详细描写战争的主要编年史《左传》中一样，人们感兴趣的是战争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战争本身。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笔记-《水浒传》&《西游记》 - 《水浒传》&《西游记》

《水浒传》
《水浒》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发展了中国的小说艺术，其一，它大量采用了现代读者仍喜闻乐道的白话文体。其二，它在塑造人物、铺陈故事时，能不为史实所囿。《水浒》的白话文体受益于说书艺人处甚多，但随之出现的两种倾向却削弱了让小说不容置辩的成就。一种倾向是，书中毫无选择地引入说书人的套语行话，另一种倾向是，在缺乏信史的情况下，便依据朝野佚事来编造历史。前一种倾向是明代白话小说的通病，甚至可视为古典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后一倾向则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虽善于写历史题材，但是拙于创作其他模式所需的广泛的艺术想象力。
除了宋江、李逵是例外，大部分好汉最令人难忘的经历都是发生在上梁山之前，一旦上山聚义，大家就都成了区别不大的带兵头领了，其形象就不再那么轮廓分明。
在这个充满传记式冒险的世界里，最有象征意味的是英雄们毕生奔波不停的道路，其次是英雄们打尖吃喝的客店。对初读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些动辄实行暴力的英雄有时候几乎同歹徒难以区分，但好汉毕竟同歹徒是泾渭分明的。因为歹徒不遵行好汉信条。根据这一信条，一个好汉必须看重名誉——虽然传统的孔孟之道从未对好汉所说的名誉下过定义。
孝道在好几位英雄哪里得到强调，但是英雄信条在对待其他基本的人生约束方面却与儒家观念格格不入，好汉们不看重夫妻私情，分外看重友情，互相视若骨肉兄弟。他们行侠仗义，不是通过官府，而是以自己的双手伸张正义。
英雄信条中有某种利他的爱，但由于无视法律和社会规范，它又鼓励了一种与利他主义相反的行帮道德。
对好汉更重要的考验就是他必须不好色。
在大多数社会里，禁欲通常是与节食忌酒并重的，但是《水浒》中的好汉随不贪女色，却酷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

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七十回本《水浒》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好汉个人与好汉群体在这一基本点上并没有多大区别，那就是都渴望复仇。个人的复仇行为虽比集体复仇更多地出于对名誉的考虑，但好汉们若不是热衷于复仇，是不会服从群体的意志，参加惩罚那些与山寨为敌的城市、乡镇的战斗的。
既然小说家明确地袒护英雄们的所有行为，他也指望我们应像赞成武松的野蛮虐杀那样赞成李逵嗜食人肉的做法。
在中国正史和反映朝代兴衰的小说中，虐待和屠杀当然是很普遍的事但想这样野蛮至极的行凶者却又引起背离了儒家的行为准则而无不受到谴责。
《史记》肯定文明事业；而《水浒》在对英雄们采取的野蛮报复行为大加赞赏之时，却并不是肯定文明。
非理性报复。
中国大陆评论家们一致赞扬《水浒》是一部伟大的革命小说。他们误把梁山好汉看做是有阶级觉悟的农民力量的先锋队，是在为开明的政治经济革命而努力奋斗。实际上，梁山主要头领称得上是农民的只有李逵一个人。
不过，既然小说确实表达了一种对官府的普遍不满情绪以及对贪官和权奸的仇恨，我认为应把这种热情看作是上述阴暗的复仇狂热心理的另一种反映。
小说一方面有意识的肯定了忠义、公道的理想，另一方面，几位主要头领和梁山好汉因沉溺于杀戮，则又应被看做是创造混乱的工具，他们不是觉悟了的革命势力，而是“无意识”所释放的力量。任何文明社会为了生存到时必须防范这种力量。
虽然《水浒》乐于描写狡黠、欺瞒、野蛮和虐杀，但它在最后一回里，肯定了对无私的友情即“义”的无尚追求，从而上升到真正卓越的高度。
《西游记》
作为一部建立在现实观察和哲学睿智基础上的讽刺性幻想作品，《西游记》的确使人联想到《唐吉可德》，这两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中分别战友同样重要的地位。
吴承恩应是中国文学中技艺最先书的描写诗人之一。无疑，在他之前很少有哪个诗人或者赋作家如此经常地想到去赞美动物的滑稽行为，以及险怪去处，伊迤逦风光的令人惊叹的壮观景象。
同孙悟空的超然相比，唐僧的每一次恐惧、轻信以及对正确行为的狂热偏执，关心肉体舒适而又易怒的表现，就像八戒明显的笨拙行为一样，实属优异设计的喜剧的一部分，
但唐僧并不仅仅为感官所受，他最可爱的特征——对人的怜悯——本身也是一种奴役人的形式。
从民间佛教观点来看，唐僧在任何场合都遵守不杀生的训诫，但由于小说反复灌输的是这样一种佛教智慧——它甚至排斥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以此作为获得拯救的引导，因而，他被看成是一个永远受到欺骗的受害者，永远不会像基督教寓言中传达主人公那样在精神上得到升华。
吴承恩最终塑造的孙悟空这个人物在蔑视既定权威、追求知识和力量方面，还是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这样的西方神话英雄。
猴王不满足于田园生活之乐以及追求力量和知识的抱负，可以看成是自觉地追求完善的标志——从一块无生命的石头道具有人类智慧的动物，进而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思考：孙悟空和贾宝玉的练习和区别。
对所有的妖怪们来说，当他们面临的唯一选择是生命的灭亡、或是晚年奋斗付诸东流而不得不勉强屈服时，天庭是一个没有欢乐的地方。它的政府像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一样专制，同时有着人类所构想不出的专横残忍。
小说一次次展示了妖魔鬼挂向唐僧发起的进攻喜剧——男怪想吃他的肉，女妖想逼他做爱。在这个喜剧中，唐僧暴露了他的胆怯，而妖怪们则表现出超长的生的欲望。姑且假定许多怪物的确颇有能耐，并且在上天的主人手中受过残酷的虐待。但他们的努力无一不是以死亡和投降告终。小说对它们的这种努力的不断否定必须看成是对生命力本身的喜剧性评论：怪物们的凶恶面目不过是放大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欲望之可怕，这种欲望，按照佛教教义来说，正是一切苦难之源。无可争辩，吴承恩是同情非道德自治的神话式生活，反对通过天庭中的独断专制所折射出来那种世俗官僚主义的，不过，他最终更关注的还是所谓准许无限制地满足一个人愿望的那种神话式生活的可笑与荒谬。
作者还认为佛教教义的“空”同样带有很大的荒谬性，有了这种观念，他于是像嘲笑所有圣僧和天神一样嘲笑所有的怪物。
吴承恩通过一个又一个喜剧事件来提供神话真实的虚幻，然后又不可避免地揭露那个真实的假象，以进一步表现佛教的喜剧性。
作者展示了八戒可怕的自私一面，也写出了唐僧极易灰心丧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气。两人都是自我为中心，八戒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唐僧所考虑的则只是本人的安危。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笔记-第1页 - 忘了

在尝遍痛苦失望之后，精神上禀赋高的人迟早会从欢乐、雄心，甚至功名中醒过来，感到有将人世的竞争、红尘的诱惑留在身后而遁入山林享受沉思默想与自由生活的必要。命运的否泰不外是人海的波浪，因此在人海抛掷之后，一个人的义务是回到深处。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笔记-第230页 - 第六章《儒林外史》

范进不知道苏轼，马二不认识李清照，这对一生以举业为最大目标的人来说，不是非常有可能的吗？夏公为何一口咬定“绝对不可能”“肯定听说过李清照”呢？依据何在？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笔记-第1页

一方面，这类小说的大多数作品质量平平，读来无所收益；另一方面也有有一些作品，虽与上属作品出自同一文学传统，却颇具堪为补偿的长处，这种长处足以吸引老成睿智的学者四大名著、金瓶梅、儒林外史，夏志清说这六部并不见得是最出色的，却没有说出是哪些，所谓写得最出色的标准又是什么？而且书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这六部。虽然不至于困惑不解，但就让我留有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