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

出版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
ISBN:9789571918365
作者:杨奎松
页数:468页页

内容概要

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主要代表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作者简介

本書根據中國大陸和俄國近年來陸續公開的有關檔案文獻，對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發生原因及其經過進行了獨闢蹊徑的重新探討。本書圍繞著事變發生前以及過程中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發展變化，將張學良為了聯蘇抗日、收 復東北，如何在中共影響下準備在西北地區創立獨立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如何配合紅軍實行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又如何因為寧夏戰役受挫，而被迫鋌而走險的複雜經過娓娓道來。本書大量利用第一手文獻資料，披露了許多鮮 為人知的重要史實，對整個事變的起因、經過以及張學良的發動事變的目的等等，都作出了不同於前人的解釋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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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张学良属于那种事迹众所周知的人物，因此无需重复叙述。他的性格属于“老儿子”的类型，任性而脆弱。“老儿子”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多年期望得子，却生了太多的女孩。在大家都已经绝望的时候，儿子突然降生了。他处在这样的环境内，不变成花花公子是非常困难的。他少年时代习惯了奉系势力节节上升的趋势，自己又在军事革新当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视事太易，没有坚持长期计划的耐心，不能区分枝节的困难和方向的谬误。　　东北易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此后的一切错误都派生于此。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术，因此奉军可以轻易入关，关内的势力却不能轻易出关。东北的特殊地位如果动摇，奉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东北军接受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自杀性质极为明显。张作霖和孙文结盟，就坚持搁置三民主义和反帝外交，表现了高度的审慎。苏联取代沙俄以后，东北亚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国民政府的势力一旦伸入东北，东北的缓冲区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实现以前，东北必定会沦为动荡的焦点。张学良指望将外交责任交给南京，无异于抱薪救火。　　从势力均衡的角度看，九一八事变恢复了东北易帜前的平衡。张学良过度地倒向南京，结果使自己丧失了统治东北的资格，从此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善意了。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亚努科维奇倒向俄罗斯，结果失去了统治乌克兰的资格。对于奉系自身，九一八将张学良继位造成的裂痕变成了鸿沟。张景惠一流旧派人士憎恶国民党超过憎恶日本，早在杨宇霆遇害后就离心离德，现在乘机投向日本一方，在“新京”新政权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学良本人领导的新派游士气质多于土豪，厌恶乡民的土鳖式忠诚，酷爱北平的花花世界，习惯了蒋介石拨给的统战津贴，早已不愿返回关外。他们相信蒋介石欠他们的，因为流亡是易帜的代价，他们理应永远占据国民政府的第二位。　　然而在蒋介石嫡系和南方各派系的眼中，东北军根本就是北洋最保守的一派。他们支持领袖的统战收买政策，仅仅因为外交和地缘政治的需要。他们觉得现在东北军已经沦为仰人鼻息的客军，理应效法皈依三民主义的北洋残军，接受党国的革命史观，放弃特殊化的幻想。认知图景的冲突比单纯的利益冲突更难调和。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最初仍然很讲义气，但他们的部属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摩擦。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蒋介石实际上可以而且应该迅速背信弃义，吞并张学良在关内的部队，但他自负英雄，不肯乘人之危。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张学良在九一八以前完全可以背叛蒋介石，在九一八以后就绝对不能再起贰心，但他也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老儿子”始终好高骛远，觉得身边的土鳖不如远来的和尚，其实不是因为他对土鳖和和尚的理论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熟悉和管束令人厌烦，陌生和新奇引人入胜。他一旦得到远来的和尚，又会像对待原先的土鳖伙伴一样，迅速由厌倦而背叛。他的政治操守和对待女人的忠诚差不多，原因也非常相似。他最容易牺牲忠诚的朋友，购买敌人的欢心，部分原因就是土鳖过于忠诚，无论他怎样反覆无常都会忠诚到底。他对真正冷酷无情的敌人，反倒流露出无计可施的纨绔子弟本色。他在老帅张作霖麾下，对国民党作战，却觉得三民主义比土鳖乡亲的《三国》式忠义更时髦，最后为了时髦诛杀父亲的老将，为原先的敌人出死力，不惜牺牲自己的根基。他一到蒋介石麾下，孙文思想就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像抛弃委身相许的女人一样，迅速转向更加神秘的猎物，开始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调情。墨索里尼坦白地告诉他，意大利人和所有欧洲人都对中国不感兴趣。于是，这个厌倦新玩具的孩子又转向斯大林。　　蒋介石以宽大慷慨自负，不杀降将、不毁承诺，在中国历代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见的。张作霖留下的顾命老臣大抵是民间粗俗儒学熏陶产生的江湖人物，集粗鲁、残酷和小团体的忠义于一身。这些人都把张学良当成任性的宝贝，一再容忍他的轻率，一再替他收拾残局。他身边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内，自然培养不出审慎和远见。斯大林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极端谨慎和坚忍，从不忘记过去的冒犯。他的残酷不是为残酷而残酷，而是极端谨慎和缺乏安全感的产物，因为他冒不起宽恕旧仇人而遭到反噬的风险。他一向不会为了虚荣的损失而采取实质性行动，而且非常鄙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种爱慕虚荣的文人气质。虚荣损害钢铁般的坚强，而斯大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钢铁。朱加什维利之所以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要模仿这种性格。　　张学良背叛蒋介石的动机主要是虚荣，觉得遭到蒋介石集团的怠慢，却提不出具体的、马基雅维利性质的政治要求。事实上，他去西北的安排是他自己选的。蒋介石和他的盟约是安排他做国民政府的副主席、行宪后的副总统，蒋介石并没有因东北沦陷而背盟。张学良因为某些后勤军官负责的鸡毛蒜皮不满，其实这些事情并不由蒋介石本人负责。这种行径就像娇纵的小孩哭闹，没有具体的要求，只是觉得大人对他不够注意。斯大林理解不了这种动机，只是简单把张学良当成张作霖和东北军的政治继承者。他没有忘记，张作霖是苏联和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张学良本人又是中东路事件的主要制造者。这样的人居然突然提出加入共产党，未必没有叵测的居心。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能冒这种险。斯大林生性多疑，不可能没有注意张学良同时跟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调情。从他的角度看，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花花公子的反覆无常、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阴谋家拖苏联下水的妙计，他也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来防范这百分之一的危险。资产阶级政治家可以多次失败和再起，但苏联政治家一次失败就是万劫不复。双方对风险的看法当然截然不同。斯大林知道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一批人渴望引诱苏联和日本开战(至少李立三和蒋廷黼已经把这种意图公开化了)，给自己减轻压力;而他的外交布局恰好是想诱使中日开战，给自己减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怀疑张学良的主动投靠乃是诱使他反日的阴谋。主谋是张学良自己、日本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并不重要。他为了小得多的怀疑，已经杀掉了许多忠实部下，怎么可能对张学良网开一面。　　这时，张学良犯了另一个判断错误。他以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的忠实代理人，不会假传圣旨。然而，他缺乏知人论世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在最绝望的时刻，张学良几乎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战争重启，他们可能不得不退往苏联。斯大林对失败的共产国际支部人员非常残酷，他们很可能像波兰共产党中央一样被斩尽杀绝。如果张学良倒戈，他们立刻就能打开局面，获得苏联和国民党的重视。如果他们将斯大林的拒绝告诉张学良，这个任性的孩子可能再次觉得感情受到伤害，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因此只能瞒着他，双方慢慢联络感情，至少可以拖延时间，从张学良手中得到一些军火和资金。拖延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他们自己也心中无数。他们没有料到，张学良这个孩子没有耐心，居然把共产党假传的斯大林意见当真，以为苏联会支持他们的西北联盟抗日，鲁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苏联、日本、国共两党都惊诧莫名，相互怀疑是不是对方的阴谋。今天我们发现这些资深的阴谋家偏偏在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完全无辜，充分证明历史没有什么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最初希望蒋介石去死，国民党彻底瓦解，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压力。但斯大林完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觉得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显然是日本人，非常怀疑张学良是日本人的间谍。当然他高估了花花公子的马基雅维利能力，但人之常情都是以己度人。斯大林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不会觉得玩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有什么不对。何况，他始终认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他对张作霖非常忌惮，直到高岗事件的时代仍然耿耿于怀。在他的理论中，张作霖的继承人肯定比孙文的继承人更反动，正如弗朗哥将军肯定比西班牙共和派更反动，尽管他们都是敌对势力。共产国际的纪律比国民党严格得多，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苏联的大局牺牲自己的小局。他们完全清楚，这样做就是害死了张学良。他们直到时过境迁几十年后，仍然对张学良心怀愧疚，一再送去最优厚的条件，但张学良从来没有宽恕他们，不给片言只句的回覆，坚决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　　张学良听到苏联宣布他是日本间谍，还以为可能是外交辞令，等到周恩来前来表态，就完全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就完全不想活了，最后一次任性起来，照他一贯的作风，又是牺牲现在的盟友，投向现在的敌人，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蒋介石宽恕他，因为两人其实是相互理解的，也因为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名义上是他的下属，事实上是他的盟友。如果黄埔军人私通敌国，肯定不会放过;但诸侯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国家，翻云覆雨并不是异常现象，广州国民政府也是这样做的。　　一个人无论年轻时多么荒唐，晚年总会丧失驱使他荒唐的各种欲望。张学良只是任性，不是弱智。退隐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形象：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坏;谁对他坏，他就对谁好。这样的人如果成功，世界上还有天理吗?老帅和他忠肝义胆的江湖好汉辛辛苦苦打下江山，让他坐享其成，得到了什么结果?他一再自己害自己，这并不要紧，但他也一再害死对他最好的人，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些人牺牲以后苟活下去?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儒家的罪恶是一个具体的世俗概念，但他没有这方面的障碍，因为根据儒家的世俗标准，他已经是不忠不孝的罪人了。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最初可能是向强大的西方示好，体贴虔诚的妻子;最后就变成修身养性的法宝，逆境中最可靠的依托。张学良最后皈依基督教，则无异于解脱，否则他无法面对自己。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西安事变”改变了什么
　　　　
　　 ——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津涛
　　　　
　　刊于2012年5月18日《深圳特区报》
　　
　　　　中国近代史上每年都会有大事发生，但是真正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却并没有几件，如果一定要从中选出影响最大的一件，我想我很可能投一票给“西安事变”。对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这场“兵谏”，但凡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一个大概：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把蒋介石扣押在西安，迫使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张、杨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然而真实发生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围绕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与各方博弈，杨奎松先生使用来自大陆、台湾、俄罗斯和美国的原始档案，写出了厚厚一本《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张学良申请入党
　　　　
　　　　西安事变既然发生在西北，那么就不能不从红军长征说起。南京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后，红军被迫“西征北上”，前往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张学良恰于此时回国，就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屡失利，中央红军甚至曾以数连兵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36年初的时候张学良与中共开始了正式的接触。
　　　　中共方面希望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实现“西北大联合”计划，为自身发展求得一个和平空间；于张学良来说，他所部东北军要求抗日，打回老家，但是南京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他只能期望苏联提供援助，而联苏就必须联共。另外，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红军，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的相互厮杀，都只能让蒋介石这个渔翁得利，所以要生存就必须停止战争，联合在一处。
　　　　三方面势力在几次试探性谈判后，相互间逐渐取得信任，最后决定在1936年8月左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宣布自主。张学良此时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论说，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一手资料证明，中共确实有意发展张学良入党的，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说“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奉系老帅张作霖抄过苏联的大使馆，少帅张学良更为中东路同苏联开过战，这些历史恩怨始终让共产国际衔恨在心。
　　　　
　　　　箭在弦上的“西安事变”
　　　　
　　　　入党之事虽然不成，但合作还要继续。让张学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平定两广事变后亲赴西安督战，试图就此将中共势力一举击溃。此时蒋已知道东北军有人通共，但对张学良本人还依旧信任，否则断不会冒险来陕。如杨奎松所说，为求自保，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舟，发动政变”。张学良先是两次哭谏，蒋都不为所动，终于使他不得不走上第二条路。
　　　　在曾经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看来，张少帅“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社科院已故学者朱宗震先生则认为，蒋“性格火爆”、张“率性行事”，使“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显然在他们两位眼中，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都是激于义愤，所以才不顾后果地发动兵变，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关了起来。
　　　　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杨奎松在遍查史料后就发现，年轻的张学良固然有其“直率鲁莽”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是自己所说的那样，毫无城府，做事完全不加考虑，兴致所起想干就干的人。”因为很多迹象表明，张学良在联共反蒋一事上相当的小心谨慎，不仅制造假象，隐藏自己与中共的关系，而且在反蒋行动上犹豫不决。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这本书中展示出的历史事实，使读者看到抗日固然是张、杨发动事变的原因，但却非唯一原因，要不是蒋介石有意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化、瓦解，将两人逼上了绝路，他们也不会铤而走险。
　　　　
　　　　中共转危为安
　　　　
　　　　张学良发动事变时，绝没有想到，之前被自己倚为后盾的苏联竟声明反对，而他自以为爱国的行为，竟也遭到来自全国各界的一片声讨。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曾探究过中共在崛起与壮大过程中国际环境所起的作用，作为中共历史上重要一环的西安事变，自然也会为国际局势所左右。二战爆发前，苏联对日本深怀戒惧，唯恐其北上，与德国东西夹击。因此苏联想要中国拖住日本，使后者无法分身他顾。而在当时只有蒋介石有实力和威望来领导中国抗战，所以苏联非止不同意中共继续“反蒋”，更不愿张、杨杀害蒋介石，导致中国内战升级，让日本不战而胜。中国各界与苏联的出发点固然不同，但逻辑是一致的，相信蒋死则日本得利，中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幸在中共内部，主张放蒋的人占了上风，张学良权衡利弊后也终于冷静下来，获得蒋口头承诺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就宣布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交锋的内容，《西安事变新探》补充了杨奎松旧作《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中略说的部分。
　　　　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难说不是一种悔悟的表示。只是他没有想到，那位结义大哥会把自己推上军事法庭。审判长是辛亥元勋李烈钧，少帅在法庭上以李发动的“二次革命”与自己所为相比，称“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我们知道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李烈钧在九江率先发动 “二次革命”，武装讨袁，此举固然是正义的，但却绝对不合法。当初蔡锷就给李烈钧去电称，“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西安事变其实也与“二次革命”相同，是以违法手段行正义之事，且可能为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说起来，蒋介石的一生可谓是“成也少帅，败也少帅”，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让老蒋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中原大战时挥军入关，又助蒋铲平了党内异己，但是一场西安事变却为蒋大哥埋下了败走孤岛的种子。无论如何，蒋介石对张学良都是感激的，所以在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少帅还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两蒋辞世。
　　　　如今西安事变过去了七十多年，张学良也做了古人，是时候给历史的是非功过一个结论了。杨奎松书中的答案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此说与史家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国史纲》的论点不谋而合，“真正得利的为中共，不仅转危为安，陕北苏区亦随之扩大……延安或毛泽东时代自此开始。”当然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所得，他在事变后确立了唯一领袖的地位，领导全国抗战。只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苦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事变的发动者。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05/18/content_2048170.htm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成的，看完这本书之后。
说好的西北大联合呢？
杨教授所做，当然佳作。但于蒋与宁方着墨太少。为张学良一叹，彼为性情中人，可爱在天真，可恨也在天真。九一八失足，陷自己与东北军于万劫不复之境地。蒋顾盼自雄，欺张过甚。国际颇多跋扈。我党初次统战，且斯时尚未独立，政策容或有失误之处，但绝对对的起张杨。
实在佩服杨老师的功底，大量的材料引用，不同观点的客观对比，力图呈现一个较为真实的西安事变的始末，历史证明，有联合政府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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