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家弗兰克·盖里

前言

几年前，医生告知盖里必须进行脑部扫描，于是他安分地接受核磁共振造影（MRI）的检查，在狭窄、幽闭恐怖的诊察通道内躺了45分钟。在机器的嗡嗡声和撞击声中，盖里悄悄潜入了自我内在的想象世界。事后，医师检视MRI的影像，发现并无任何异常。反倒是建筑师盖里，为“LV路易威登艺术创作基金会美术馆”（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for Creation）找到了设计的雏形；这座用玻璃搭建、独树一格的艺术博物馆，预定将在巴黎市郊的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落成。“在整个扫描过程中，我一直专注盯着那灵感，思考着、幻想着、设计着。”盖里回想道。“我在开车或坐飞机的时候，也经常会隐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前我父亲总会说我是个梦想家，但那并不是称赞；他说得一点都没错，只是低估了做梦的力量。”图注：在MRI的诊察通道内，盖里想到了“路易威登艺术创作基金会美术馆”的初步设计。很少有爱做梦的人，可以像盖里那样掳获群众的想象力。盖里被公认为他那个世代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单是美国建筑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颁发给他的奖项就超过上百个，此外还曾荣获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普立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第一届的“桃乐丝与莉莉安‧吉许奖”（Dorothy and Lillian Gish Prize）、美国国家艺术奖章（National Medal of Arts），以及无数国际荣誉。盖里在西班牙毕尔巴鄂设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是引领该城市迈向经济复苏与重生的大功臣，《纽约时报》誉之为“世界最有名的新建筑”；而位于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也同样被视为视觉与听觉上的巨作。从拉斯韦加斯到阿布达比，盖里负责的建案不是正处于设计或开发阶段，就是在施工中或即将完工启用。自1980年代起，我就曾屡次访问盖里，为报章杂志和书本描写他历年来许多的心血结晶。几年前，盖里询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他，从他口述的历史中整理出回忆录。基于之前多次愉快的访谈经验，我马上接受了这个提议，原本单纯的口述回忆，也很快演变成编集在本书中的对话录。2004年12月，我和盖里开始定期会面，有时约在他洛杉矶的办公室或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家中，有时则是在餐厅的早餐或会议厅的午餐席间进行对谈。我们聊到：盖里出生的家庭和他自组的家庭；盖里梦想成为的和他实际成为的人；一般建筑师会做的和他个人具体实践的事物。无论话题如何延展，我们总是会回归到，对盖里个人的美感素养产生巨大影响的家庭、文化与地理环境。书中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在盖里个人工作室的工作台边进行的。在工作台的远程，通常都陈列着盖里当天最关心的工作项目：正在构思中的建筑模型；某个商品的原型；又或许是一迭工程照片，记录着某个施工中的建案。在访谈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盏材质轻薄、类似纸做的白色灯具在那儿；那件作品后来命名为“云灯”（the Cloud）。几个星期过后，多出了或许是用来装云灯的木箱子；不久后，又出现一条雅致的手炼，预告Tiffany“盖里典藏系列”（Gehry Collection）即将增添的新品。还有一次，我们稍做休息，我看到一把尚未完成的钢椅，盖里要我试坐看看，告诉他是否舒适。我们通常坐在工作台比较整齐的那头，旁边摆着笔和画纸；盖里总是一边说话一边画画。例如，刚开始有几次访谈聊到盖里的童年生活，我们的对话就不时停顿，好让盖里画出他父亲做的一具纸糊的木马、盖里记忆中的多伦多街坊、小时候住的第一个家等等。存于盖里脑海里的是可视化的记忆，最好的陈述方法并不是用说的，而是透过速写把他的成长环境，或他欣赏的、甚至是他自己设计过的建筑物，重新呈现出来。图注：盖里画出他父亲艾文曾经用纸糊成的木马。盖里也会一边讲电话一边画画，在他那黄色的横条笔记本上“涂鸦”。他还会把一些涂鸦裱框，送给太太菠塔（Berta）当礼物，其他的就塞在抽屉里。有一次，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抽出大概24张大大小小的黄色横条纸，彷佛很惊讶地看着说：“光这个礼拜就有这么多了。”图注：盖里总是一边讲电话、一边涂鸦。素描簿子跟着盖里到处跑，包括他经常待的机舱和饭店房间。盖里画画的时候，简直就像个孩子，认真专注在他显然乐在其中的图像上面。盖里基本上生性害羞，偶尔有人急拥向前抢着跟他攀谈时，他会显得尴尬，面对一大群人也让盖里颇不自在。显然只有在洛杉矶“盖里建筑师事务所”（Gehry Partners）杂乱无序、宽敞的办公室，才最能让盖里感到轻松舒适。这里曾一度是巨穴般的工业场所，如今有许多建筑师、设计师、模型制作专人与其他员工在此工作，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共同为分布世界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建案努力着。在事务所里，宽敞的工作空间依建案进行切割，随着各个建案所需的工作时数增加或减少，空间的配置也跟着放大或缩小。某段时期，一张又一张的工作台上，全是纽约布鲁克林大型重划案——“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的模型、照片及平面图；当“费城美术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扩建案的设计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则又换成大量各种尺寸的相关模型。图注：盖里建筑师事务所的员工正在为各种建案忙碌，这些进行中的建案地点遍及阿布达比、拉斯韦加斯等地。盖里与办公室内所有的活动，既是独立、也是连结的，他的个人工作室属于半开放式，三面墙上都镶有大玻璃窗，足以让他把每个人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为了方便沟通，其中有两面推拉式玻璃窗，一面开向执行助理亚孔恩（Amy Achorn），另一面则开向办公室主任洛伊德（Meaghan Lloyd）。盖里的手机似乎从不离手，通常处于震动模式，但有时会响起阿隆•柯普兰的“众人信号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这些年来，盖里建筑师事务所曾经历多次搬迁，不过盖里的个人工作室内部看起来大致相同：几十年前盖里设计的调整型硬纸板扶手椅、布满纸张的办公桌、大型工作台，几乎快让东西给塞满的架子、墙壁与地板；墙上挂满了奖项、纪念品，还有许多张盖里与名人的合照，如大提琴家马友友、艺术家罗伯特•罗森伯格、建筑大师菲力普•琼森、超级职业冰球明星马侯里奇；几个架子上挤满了盖里做的或取得的物品——花瓶、玻璃雪球、建筑模型；藏书多得不仅快要从书架上挤落，连书架旁一落落的书也堆得东倒西歪。在这里，你得随时随地看好自己的脚步。图注：盖里在个人工作室里工作的情形。白发蓝眼的盖里，身高170出头，几乎总是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和T恤。多年来，他一直是附近“黄金健身房”的常客，定期运动之外，平常也会注意自己的饮食。为了与客户见面或监督工程进度，连续重复的旅行尽管使盖里经常面露倦容，却似乎毫不影响他身体的硬朗；有时他会拄着拐杖出现在公共场合，我却从来不曾在事务所里见过。盖里通常利用自己的工作台召开会议，也时常会站起来、走进宽敞的工作空间，去询问或回答问题、跟同事沟通，又或者是旋转、端看某建筑模型的每个面向。盖里，1929年2月28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原名为弗兰克•欧文•高博格（Frank Owen Goldberg）。盖里的父亲艾文（Irving）在纽约曼哈顿的阎厨区长大，曾经是拳击手、卡车司机、推销员，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母亲黛玛（Thelma）出生自波兰，从小自学，成人后才返回高中接受教育，谙练小提琴的她带领盖里进入了艺术与音乐的世界。盖里的外祖父母，莉亚及山缪•卡普兰（Leah and Samuel Caplan）是盖里在孩提时期非常重要且亲近的家人。盖里的许多童年时光都是在外公外婆家、五金行、犹太教堂中，与外祖父母一起度过的。1947年，随着家人移居洛杉矶，洛城中弥漫的创新活力，很快点燃了盖里内心的热情。盖里时常提起，在20世纪中叶，视觉上呈现一片混乱的洛杉矶，是个到处充满实验精神与创作自由的神奇地带。有一次，盖里向我坦承，如果他一直生活在多伦多，这辈子很可能就无法成为建筑师了。理由不仅仅是兴趣或应试能力的关系，可能无法让他成功录取多伦多大学建筑系；更重要的是，当时加州艺术界所提供的美学滋养，是多伦多的文化环境无法比拟的。那时洛杉矶艺术圈所探讨的议题，“引领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迈上建筑之路，而多伦多却不见得有类似的激荡发生。”盖里回想道。同行的建筑师视盖里为异类，艺术界却接纳他为圈内人，无论是设计建筑或手炼，这群艺术家朋友的影响可说是无所不在。以洛杉矶为创作根据地的艺术家查尔斯•阿诺蒂是盖里的多年好友，两人自生涯的“初出茅芦”时期就相识至今，他表示：“艺术家从不接受一切事物既定的样貌，视野所及都充满无限的可能，而盖里就是常跟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阿诺蒂谈到自己早期以树枝为材的装置艺术作品，灵感取自于大自然，而盖里则是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从阿诺蒂和大自然两者身上汲取灵感。盖里事务所的合伙人透露，他们经常得查阅盖里在讨论设计时提到的画作，参考数据可能是一般人熟悉的马谛斯剪贴作品，也可能是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礼拜堂（Scrovegni Chapel）天井上，鲜为人知的乔托湿壁画。图注：盖里经常提起，许多艺术作品都曾影响他的设计；如多年好友查尔斯•阿诺蒂的“疾走”（Trot, 1974）。据悉，德国杜塞道夫（Düsseldorf）的综合办公建设案，其设计灵感就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贝里尼的画作。有一回，卡通影集“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以盖里为主角，制作了一集广受观众喜爱的故事，剧中以夸张诙谐的手法描写盖里从垃圾桶中寻找灵感；要是真听到有人这么批评，盖里或许会觉得恼怒，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也不会太惊讶。图注：盖里是2005年4月“辛普森家庭”The Seven-Beer Snitch当中的题材与主角。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馆长高凡（Michael Govan）特别提道：“杰出的创作者奠基于借用和偷师之上。当我听到有艺术家抱怨盖里用了他们的点子，我总是会笑着说，那就是他天才的地方之一，拥有吸收各种概念的惊人能力。”将那些概念转化为素描和积木模型，是盖里创作过程中的关键。“盖里透过那些模型来进行思考，”因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一案，与盖里共事过的古根海姆前副馆长高凡描述道。“这就是艺术介入的部分。他富有孩子般强烈的好奇心，不断排列、配置各个组件。在其他建筑师的工作室里，你会看到完成的模型；在盖里的工作室，你则是看到一桌又一桌皱曲的纸、贴着透明胶带的硬纸板、或是其他毫不相干的材料。”大家都知道盖里一贯的作风是，直接在办公室里绕一圈，寻找尺寸可能刚好符合的物体，然后放入某个正在制作的模型当中；甚至是沛绿雅（Perrier）矿泉水的玻璃瓶和苹果，都曾多次派上用场。还有一次，我看着盖里和他的同事，拿着电视影集“罗海德”的音乐录音带手忙脚乱。盖里经常跟我说，新奇的建筑物如何反映出他与有创意的业主之间的互动，而我在盖里建筑事务所里，亲眼看到这样的交流来回反复上演。也许多数人看到盖里的手绘稿，都会认为那是一堆紊乱、扭曲的线，然而对盖里的设计伙伴而言，却是再清楚不过的表达。设计师韦布（Craig Webb）甚至曾利用富士全录彩色复印机来复制盖里的手绘稿，剪裁之后当成制作模型的样板。“有时候盖里会看着我做的模型说：我看不懂，然后叫我再重做一个。其他时候，他只丢下一句：『恶！』就走开了。这并不是思维大量对流的沟通方式，而是非常直接、本能的。”韦布贴切地形容道。这种直观的工作模式显然也有启发的作用。有许多人曾经在盖里事务所修业，离开后都各自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中一位就是以洛杉矶为根据地的建筑师迈克•马赞（Michael Maltzan），他说：“每当有人问我最喜欢盖里设计的哪个作品，我总会说是事务所的办公室。盖里营造了一种追求无限可能的工作文化，抽掉这元素，就没有任何一件作品能够诞生。在那里，再荒唐古怪的点子，也从来不会被拒于门外。盖里是我的职场良师，他具体的示范，让我和其他许多同行领悟到，要把建筑设计变得可行、呈现出成果，背后有哪些必备的条件。”图注：未建成的“彼得刘易斯宅第”（Peter Lewis House）模型，由毛毡、蜡、木板、珍珠板及黑胶塑料制成。《纽约客》杂志的建筑评论家保罗•歌德堡（Paul Goldberg），曾经称盖里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极少人可以反驳他的说法。十年前，盖里是苹果计算机“Think different”广告中的主角，他的脸孔出现在一块又一块的广告广告牌上。最近，则有电影导演薛尼•波拉克于2006年发表的纪录长片“速写弗兰克•盖里”（Sketches of Frank Gehry），陆续在美国公共电视的“美国大师”（American Masters）专题系列中播出，并且跃上不同国家的戏院屏幕，同时制做成DVD。同年，Tiffany“盖里典藏系列”所推出的珠宝营销活动，堪称人们印象中知名度最高的。1990年，有一次我去拜访盖里，从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我数出四十四幅裱框的封面照片，不外乎是他自己或他的作品。如今，他是建筑界的超级巨星，立足在建筑本身就是超级巨星的时代。盖里和他的建筑，是众多刊物和部落格中不时出现的报导素材，各界对于他跳脱传统的设计，总是褒贬不一。图注：芭芭拉•艾森伯格与弗兰克•盖里，于盖里建筑师事务所。面对媒体持续的高度关注，盖里或许感到困扰与不快，但是整体而言，他抱持着健康的心态面对名气和当个名人；或许就如许多杰出建筑师一样在晚年成名，让盖里比较容易看开。同样的，盖里似乎对处理沮丧也很有一套，这可能是几十年来接受心理分析师魏斯乐（Milton Wexler）治疗的结果；魏斯乐不幸于2007年逝世，盖里时常称他为“部落长老”。盖里曾在几个比图竞赛中落败，也曾放弃过其他的竞图，甚至有些网罗到手的案子，都曾惨遭缩减预算或者全盘不翼而飞。有时，关于盖里坚持原创与挑战世俗的传闻，会率先进入客户的会议厅，更遑论关于他易怒的脾气与心直口快的流言了。盖里在纽约市设计的IAC总部大楼，其独特的弯曲玻璃帷幕墙宛如船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长迪勒（Barry Diller）曾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透露，他原本以为盖里是“昂贵、麻烦、执拗的”。当我询问迪勒事实证明的结果如何，他陈述道：“聘请盖里并不昂贵，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是莫须有的名声。他也绝对不是麻烦、难相处的人。执拗？有，但却是和善又令人赞叹的执拗。”盖里从建筑界的圈外人跃升为巨星，这一路走来并非总是无风无雨，有次他还以“我不怪”（I’m Not Weird）为题，进入大学讲课。连长期担任古根海姆基金会（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总监的托马斯•克伦思，都曾一度形容盖里像极了彼得•福克（Peter Falk）饰演的“神探科伦坡”（Columbo）：偏爱皱巴巴的衣服，外加注意力有点散漫、看似不爱出风头的举止。克伦思紧接着补充，尽管如此，人终究不可貌相。“当你要求某些建筑师更换门把的样式时，他们会马上陷入危机，因为他们的创意缺乏自信。相反地，你告诉盖里你不喜欢某样东西时，他会毫不迟疑地扯破、重新再改一遍，完全不担心。盖里明白，从一再反复重做的过程中，他可以察觉到问题的种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也就得以逐渐累积成形，结果会一次比一次更好。”在我此刻执笔的当下，新一代的盖里建筑与开发案也正在形成，其中包括预定在阿布达比兴建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盖里在伦敦《卫报》官方部落格发表的文章里，如此形容古根海姆美术馆阿布达比分馆：“立足于传统、自然、延展开来的阿拉伯村庄，或是拥有相似街巷、露天市场和广场的城镇，凿砌出焕然一新的风光景色。”他保证，这将会是“一场奇历”。图注：盖里为阿布达比的新古根海姆美术馆所绘制的设计与模型（右页图）。也许盖里应该说这是“另一场奇历”。1989年，盖里获颁普立兹克建筑奖，评审团的评语大力赞许他的原创性、实验性、“不安逸的灵魂”；此外，这个奖项不只是肯定得奖者过去的成就，同时也是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为“进行中的非凡作为”继续努力。透过本书当中的对话，我希望可以引领读者展开一段亲近盖里的旅程，深入了解塑造他个人特质的生活、累积他丰富见识的种种实验，以及经验与想象力的整合如何成就那些堆砌中的非凡惊奇。芭芭拉•伊森伯格

内容概要

芭芭拉·艾森伯格（Barbara Isenberg）擅长撰写关于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文章，同时还做过一些相关的讲座。作为《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的前任记者，她多次在《时尚先生》、《时代》、《谈客》（Talk）、《国家》（The Nations）以及《女人》（Ms .）等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并为伦敦的《周日泰晤士报》撰稿。同时，她还荣获过由洛杉矶音乐中心颁发的“杰出艺术奖”。自1980年开始，她便多次访问弗兰克·盖里，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记述着盖里的建筑设计轨迹。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前  言

设计梦想屋

第一章  学习之路

起步——从多伦多到洛杉矶

盖里大兵的从军生活

勇往直前——成为哈佛人

艺术品该有厕所吗？——盖里与艺术家的交会

第二章  创新之路

盖里名扬海外

密西西比河畔的庙宇——灵感、艺术与展览空间

终于，当上在地英雄——迪士尼音乐厅的波折与成功

毕尔巴鄂效应

第三章  稳健拓展

工作侧写

与天才携手共创——MIT史塔塔中心

跃上大银幕与Tiffany展示台

双海岸：大西洋院与格兰大道

盖里建狗屋

衣锦还乡

迟暮之年

致  谢

编辑推荐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编辑推荐：他白天是卡车司机，晚上在夜校学建筑；他改名gehry，理由是字母排列的形式感；他在美国陆军战队开始设计生涯，把军队厕所的标语设计得像是天主教堂的装饰手抄本；他的作品被人当面说成“that piece of shit！”；他设计过狗屋，还被买家抱怨进度太慢；他的设计方案，引来共和国总统参与讨论；他还被《辛普森家族》调侃是在垃圾箱里寻找灵感的建筑师……他是弗兰克•盖里，当代最具创新精神与影响力的建筑家。他是拥有地标性建筑最多的当代大师，享有包括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在内的无数肯定。他桀骜不驯，率性直言，对他的误解与对他的推崇几乎来得同样猛烈，面对周遭扬抑的声音，他始终坚守自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布拉格“跳舞的房子”、蒂凡尼的珠宝……他只以不断创作回应疑惑，大胆探索，拒绝自我抄袭与自我设限，他的作品与他在书中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一样，永远超乎你的想象。

作者简介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中这位果敢坚韧、充满睿智的老人不仅仅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建筑家，更是一位纵情一生挑战创新极限的创意工作者。弗兰克•盖里被公认为是当代最具创新精神与影响力的建筑家之一，享有包括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在内的无数肯定。他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被美国建筑界“教父”菲利普•约翰逊誉为“这世代最伟大的建筑”，同时他也是沃尔特迪士尼音乐中心、布拉格“跳舞的房子”等地标性建筑的设计者，除此以外，他还设计过蒂凡尼珠宝、家具、灯饰以及他所感兴趣的一切。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是建筑家弗兰克•盖里的访谈传记，盖里在书中坦诚地与读者分享了他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他少年时代的经历，他成长为建筑师的艰辛道路，他对建筑与创新的思考还有他的人生信念，他每一件作品背后或奇妙或心酸的故事以及那些对他影响至深的人事物……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建筑和建筑师的书，也是一段在积累与沉淀中冲破困境的生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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