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书评

转发：张承志谈苏珊·桑塔格

一个记者对我说，苏珊·桑塔格去世了，他们的报纸将有一些版面讨论这位人物，希望我参加。我本不喜欢加入这种事，何况我并不了解苏珊·桑塔格。我只读过她在9·11周年时对布什政策的一篇批评《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加上这次读到的一篇她关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文章《注目他人受刑》。我读过的她的著作，不过两篇短文。 　　然而据说她被视为“美国的良心”，是美国保守派势力眼中的“挖自家墙角的人”——她的美国批评者形象大概是被确认了的，那么就很难得，就不是与我们无关。2005年元旦，我重读了她的两篇短文。 　　读后沉吟，再看到她自称的“一个好战的（也被译成‘愚蠢的’）唯美主义者”，我有了写几句读后感的愿望。 　　1 　　在我们看来，如阿布格莱布的小小揭露提醒人们留意的、冰山潜在水下的部分，是更大也更卑鄙的十字军原教旨主义阴谋。 　　使他们撕开了一切面具酷刑拷打，使他们气急败坏地急于摧毁的——是使他们在心理上深感自卑的穆斯林尊严。他们明白，他们永远都不能摧垮这种尊严，于是这些懦夫们就在监狱而不是在战场、用流氓手段而不是用常规军人手段，大逞淫威，发泄蓄积的阴暗。他们利用监狱——这取消了对手还击及自卫能力的恐怖场所——攻击穆斯林俘虏对不能暴露羞体的伊斯兰道德的恪守，向世界暗示他们发动战争的本意。 　　而苏珊·桑塔格的批判，显然和我们不同。她在《注目他人受刑》里这样讨论阿布格莱布事件： 　　“对于在一场确实推翻了现代社会一个恶魔独裁者的战争中看到一些合理性的那些人而言，确乎是‘不公平’。一场战争，一次占领，无法避免是各种行动的复杂综合体。什么使其中一些成为代表性行动而不是其它那些？” 　　我总担心译错了或者我理解错了。我不知她的言外之意，应该“成为代表性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是伟大美国民主对东方极权世界的解放呢？还是一种好莱坞雷锋般的美军形象？在批评虐囚的句里行间，明显地藏着认为美国对伊拉克侵略战争合理的基本立场。出言苛刻使我难过，但我必须说，不，这样的批判，远不够“唯美”的边缘。 　　像她可能不愿接受我们上述的批判起点一样，我想，无论不是被“施刑”而是承受着新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的穆斯林世界，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与掠夺的全球化战略的进步人类，对苏珊·桑塔格的“一场确实推翻了现代社会一个恶魔独裁者的战争”的定义都不能苟同。而她用语坚决，她似乎觉得这是人之初、ABC。她没有警惕在强烈的自信之外，可能存在——他人的原则。 　　同时我也想说，她又确实是美国战争罪行的批判者。毕竟她把虐待战俘的美国兵，与二战中的纳粹，更与十九世纪美国种族主义者相比较： 　　“二战中的德军曾拍摄下他们在波兰和俄国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施刑者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中间的快照却出奇的少，……如果说有什么能和这些照片（指美军在阿布格莱布拍摄的虐囚照片——引者）所传达的东西相提并论的话，那就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间被处以私刑的黑人受害者的照片。照片上的美国人，身后的树上吊着赤裸的黑人男人或女人的残肢，他们站在下面露齿微笑。” （《注目他人受刑》） 　　这是勇敢的比较和批判。追溯贩卖和奴役黑奴的十九世纪、比较他们行为中的法西斯因素，是分析迅速膨胀的新帝国主义威胁的重要视角。 　　2001年5月，桑塔格在她赴耶路撒冷领取国际文学奖时，发表演说谴责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她指出，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不合时宜地使用武力"，要求以色列人停止建设和拆除移民点。与她其它的批判言论一样，桑塔格虽然在具体的观点上还保持着与“他人”（这一次是巴勒斯坦人）的距离，但公开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支持的态度是一项知识分子的大是大非。我想说，她在那次领奖仪式上的表现，是她活动与著述最光辉的一瞬。 　　除此之外，对布什的著名的“懦夫”用语，她在那样的美国话语环境中，逆着大规模杀伤性的舆论，无畏地说：“不能说这是对文明、自由和人性的攻击。这是对自称超级大国的攻击。……比起从无法反击的高空作战的美军，劫机者们不能称作懦夫。” 　　——只因桑塔格是这个思想世纪末的一位值得纪念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讨论时，才提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方、即他人的见解。其实一般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不仅因为这种大多数人的观点今天被剥夺了话语权、而且因为它为避免招致危险的误解，正在实行缄默。 　　2 　　一个语词的突击，赢得了人们的，至少是媒体世界的关注。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我要说，这个提法并非她的首创，因为艰难发言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直如是说。 　　自从以色列的持续压迫导致了巴勒斯坦前途的绝望，从这种绝望中直接爆发了9·11事件。而孕育已久的新帝国主义找到了大侵略的借口以来——每日每年，人们都注视着世界的肆虐，也可以称作施刑。 　　而号称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在9·11周年时，居然宣言这样的前提： 　　“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惜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各种各样）、裸露的衣服，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有限度、集中的军事行动，不应解释为国内的'战争时期'。” （《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 　　我弄不懂：难道，“美国良心”只是和杀人凶手玩一场挑词造句的游戏么？她难道真的不知道，这番话对阿布格莱布战俘、对全体伊拉克人、对十多亿人口的穆斯林、对发动大游行拦截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六百座城市来说，也如抽在淋漓伤口上的一记鞭子，也是一场小小的施刑么？ 　　不仅这么一句。她对阿富汗战争的态度、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都有这类不负责任的（但愿仅是不负责任）、令尊敬她的人瞠目的言论。 　　我读出了一股熟悉的霸气。 　　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包括所谓“左派”知识分子的傲慢，也许已经是一个世纪的话题。病态的自信使他们并不太掩饰这一点。有时他们比右派还令人苦恼，他们常常不仅惯于把观点强加于穷朋友们，而且大多很难伺候，失态时毫无教养。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左翼化的西方人是穷光蛋的最后救世主；如果浑身劣根性的穷朋友不领情，莫怪他们雷霆大作。他们并不多做思考，但不怵于随时发言。他们靠一种“预先的判断”读书，而不像我们一样，捧圣经般精读细品他们的大著——产生于我们这些乱哄哄国度的怯生生嗫嚅之声，包括理论精英的学舌、影视精英的灯笼、文学精英的撒娇，丝毫不给他们以认识论的压力。 　　在他们的世界里，经常发生概念与语词的大战。静心潜学以后，人们渐渐理解了：熟悉和活用那个话语系统的语词是重要的。你不懂诸如“战争是一个隐喻”、“反智主义的大传统”，你就不要幻想有谁理睬你的异议。我确实是他们话语体系的野蛮人。而周围的新朋旧友，却大都燕人学步，接轨了摩登的法则。为什么不呢？批判了而不犯忌，抗议了但很安全。渐渐地，正确的标准，不是与茫茫现实的依存程度，而是与西方话语的磨合程度。苏珊·桑塔格尽管常常撕破舆论的包装，但她更毅然捍卫着西方话语的堡垒。 　　她表达了很大一批人（包括仰慕她的中国人）——那种与统治者的“有限不同”。他们总是忽略：在他们慈善的道德追问中，阿富汗、伊拉克、以后也许要依次加上伊朗、叙利亚、古巴、朝鲜的——作为发言者的缺席。他们虽然有过对无辜受难者的仗义执言，但更常常忘了：冤魂会反感用美国宪法掺合摄影新论的语言，对他们的流血进行释义！ 　　3 　　更艺术、更强烈的语言，却被人们，至少是掌握媒体的人们听而不闻。比如巴勒斯坦“投石的诉说”，它们是绝望的遗言，是象征的极致。 　　在投石的语言之后，是拒绝与沉默的语言。但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捕捉住无情世界中变形的和无声的语言，把多数人的渴求，当做自己的原则。知识分子必须有如此能力，否则还有什么资格发言。 　　至于桑塔格，人们都说失去她的世界显得更无情了。但即便如此，我想第三世界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异议，附和任何一种强势话语。我们不打算按照强权的逻辑、前提、语言的规矩进行表述，哪怕一句。 　　所以面对她的追悼，我们缺乏语言。顶多只是觉得：她在彼岸的尖锐异响，对此岸病态的媒体和教授们将是一付大黄泄药，将给他们食洋不化的肠胃，适时地做一次治疗。 　　人们忍受着近乎亵渎的日日聒噪，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捕捉一丝半点可怜的信息。他们以每天的媒体受刑，交换渴望知道的消息，恰如烽火家书的代价。而这时出现了苏珊·桑塔格：她不仅是美国人且是美国良心，她的话是可信的。她居然说他人在受刑，于是主持人和教授们愣了。聪明的他们，会悄悄矫正自己的美国安全宣传员的形象。受刑之一语即将会流行，释义的颠覆也指日可待。不仅如此，一个左翼思想的小高潮，已经可以预见了！ 　　如此的语言没落，令人难禁悲哀。 　　只是注视他人还不够。注视的目光若是太像救世主了，则会伤害被注视者的尊严。是的，就是尊严或自尊，它是文明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的良心永远要自律，对“他人尊严”的哪怕小小的“施刑”。 　　“关心他人的尊严，和平与正义的意味”——这是我1995年为一份杂志写过的题词。我把它抄在这里，表示我的视角与自诫，也表达我们对苏珊·桑塔格的商榷。一切人，包括“他人”自己，都必须懂得他人的尊严、原则、分寸——因为这一切都与和平及正义丝丝关联，不容许一点的矫情与傲慢。这是一种大的道德，也是一种大的修养。 　　苏珊·桑塔格离开这个世界走了。也许，她并未达到被注视与被施刑者渴求的正义。一缕芳魂依然孤独，她缺乏诤友的相伴。但是，她至少是一位我们所言正义的同盟者，她的大节依然值得纪念。报纸上先是连篇累牍又瞬间偃旗息鼓，仿佛一轮时尚的押宝，尝试了又归于放弃。或许死者会感到悲哀，因为她一生厌恶思想堕落为时尚。只有我们，对她提出异议的人在怀念她，如对自己家人一般地怀念她。圣贤云：求学从摇篮到坟墓。我们为她祝福，当我们沉默的时候，是她喊出了真相。愿她扶摇远去的灵魂，那一缕独立、敏锐、倾向弱者、也多少沾染着西方傲慢的灵魂，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一步步变得美丽。 　　作者补记： 　　文章写出以后，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对等着我的发言的报纸稍作塞责了。不想，有意味的过程才刚刚开始：由于文章强调的是穆斯林的立场，编辑说他们在编稿时感到了为难。 　　对于为穆斯林辩护的苏珊·桑塔格来说，怎么穆斯林的声音反倒成了忌讳？难道她呼吁关怀的穆斯林，反而是一种无权对她发言的异类？面对这巨大的悖论，我一时哑口无言。 　　但这样的例子并不能否定常识。对苏珊·桑塔格的最合适的评论者，也许正是她关切的穆斯林世界。围绕我闪灭一过的这件小事，只是一个无聊潮流中的泡沫，并非贴近着进步人类在今天的脉搏。炒作和哄起之中，除了可怜的做作和追逐潮流，并没有争议的思想遗产。 　　我们不愿加入这样的泡沫之潮。我们要探索艰难时刻的人类良知。所以，我添写了这个结尾，想象着文章变成了一块石头，然后把它投入了潮流。 　　写于2005年春节前 　　改定于2006年斋月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心灵史》、《张承志文库》（七卷）等。

生存的风格：身体与文化的双重抵抗 ——评《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刊于《安庆晚报》2015年11月19日，发表时删节）文/俞耕耘苏珊·桑塔格这位深刻影响20世纪后半叶政治、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一面通过评论、小说及电影创作坚持自己的文化信念，另一面积极投身各种政治社会运动，抵抗并试图颠覆文化中心主义、性别及种族政治等诸多传统。可以说，她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萨特、福柯以来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知行合一的精神内质，以一种强烈的“介入”激情捍卫了公平正义。一位作家、学者对于我们的意义，不止于他们写了什么，更在于他们说了什么，是怀着怎样的信念说出的。这本名为《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的访谈录，记录了作者乔纳森·科特先后在巴黎和纽约对桑塔格采访的全文。话题以桑塔格的批评专著、小说切入，但却不囿于文本，而是融私人生活，社会政治和文化传统于一冶，集理论与生活、感性与思辨，身体与文化，生存与艺术为一体。此书的作者——乔纳森·科特是一位思维宏阔，观察精微，深谙各种谈话技巧的采访者。他在节奏上轻重徐缓，富于变化；话题上引一类万，切换自如；问答上机锋巧智，学养深厚。在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桑塔格对科特多处引申的赞赏，以及受其话题直接启发所作的议论。我们应当庆幸，桑塔格与作者多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使交谈可以自由深入到“私人生活”，并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这部长达12小时的访谈全文，完全颠覆了理论家在著作中板起面孔，好为人师，单一高冷的固有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对话交往中的桑塔格。她丰富立体、细腻感性、亲和幽默又不失情趣。她曾说，“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很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对话让我不再离群索居，而且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读者，因为它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我无疑想了解个体的想法，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谈”。乔纳森·科特与桑塔格谈天说地，随兴所至，信马由缰，其间切换跳跃，令人应接不暇。我们可以体验出对话快速行进的激情，不自觉被语言的“密度”所吸引，形成鲜明的在场感。同时，我们很快意识到这绝非即兴发挥、松散随意的问答。科特显然是做足了“功课”，也许你会发掘出他提问清晰的“路线图”和细致的“纲目表”。 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生存与艺术的统一；所有的阐述都汇聚为一个方向，身体和文化的抵抗。访谈以疾病话题开篇，显示出作者谋篇的别有深意，从另一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历险”。桑塔格本人身患癌症，与其抗争数十年，疾病深刻改变了她的生存状态与思考体验方式。第一章“疾病的隐喻”紧密围绕桑塔格的同名著作展开对话，直指桑塔格最为切身的疾病经验，不可谓不沉重。然而，这一话题却最大限度将生存与艺术两者紧密结合，不可谓不高明。科特发现，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深刻洞见，延续了尼采关于身体与艺术、健康与哲学这些命题的思考。患病这一事件使她意识到书写者的生存会那么密切地联系着作品本身。“只有在经历之后你才能真正把自己跟作品联系起来。”自我生存与艺术书写的统一，体现了桑塔格式的生存美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伟大风格。正是疾病的“隐喻化”使身体与艺术间原本的亲和融会产生了断裂。她说：“不要用一件事物来解释另一件事物。我的意思绝不是不应该努力去解释或理解事物，而是不要说x的真正意义是y。不要摒弃事物自身固有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的确存在”。隐喻造成对疾病本质的遮蔽，它本是一种来自蛮荒的神话思维，却利用“高低贵贱的疾病”将人们等级化。文化赋予疾病的幽灵魅影，直接造成了病人羞耻与负罪的传统。“显然这里有一些重叠。一个人可能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特定的标准而感到羞耻，但是人们的确会对疾病抱有负罪感”。她列举了结核病、癌症、梅毒和白血病四种疾病背后的象征价值。如结核病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浪漫，艺术气质上的多愁善感；相反，癌症则成为纯粹的邪恶，仿佛来自恶魔的不祥侵蚀与增殖。桑塔格坚持“疾病就是疾病”的原则，就是旨在捍卫人们在生存意义上价值的平等性。不仅疾病如此，艺术更无法摆脱隐喻。在“论风格”一章中，科特引述桑塔格自己的作品道：“谈论风格，也必须有赖于隐喻。而隐喻却使人误入歧途。”他巧妙将难题推给了桑塔格，如果批判疾病的隐喻，那么艺术自身的隐喻又该如何看待？桑塔格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巧妙迂回，表明自己感兴趣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隐喻的净化”。她的回答既精到又极具眼光，甚至上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隐喻是思考的核心，但是你使用它们，你不应该相信它们 。”“事实上它（隐喻）暴露了自己的极限。”这正如漂亮的“拆招”，化于无形。在她看来，风格超越了隐喻的极限。隐喻总是类型化象征，风格则是生存与艺术完美统一的个性化呈现。生存本身作为艺术，身体疾病或许曾是构成天才风格的元素与质料，她以尼采、莫泊桑死于梅毒为例说，“他们都有过那种狂热的精神状态，疾病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或者说疾病成就了他们的天才。”桑塔格的智慧正在于以“风格”取代“隐喻”做出了回答。疾病也可赋予身体以强烈风格，只有当患病的身体被视为高度风格化的艺术形象时，身体与审美，生存与艺术才得以真正统一。村上春树曾在一篇随笔中，以墙与鸡蛋的譬喻说明了一个作家（公众知识分子）的应有立场。这就是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弱者这边，为边缘人群争取生存与说话的权利。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桑塔格的作品才永远保持强烈的批判性与现实意义。令人深思的是，身处欧美中心地位的她，却始终对边缘地区政治、少数族裔生存保有深刻同情。她支持古巴革命，声援越南反战运动，九十年代连续访问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人并肩战斗。在思想上，她批判消解了一切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在实践上，她投身社会运动，抵抗来自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在“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一章中，桑塔格坚定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我就是个异端。”由于具有这样的立场，她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现实意义。立足边缘是所有反抗与颠覆的前提，因为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强权者只会不断维护既得利益和现有格局。桑塔格的边缘抵抗体现在身体与文化两个维度。她敏锐地洞见到二者都将作用于政治生活，通往一种政治反抗。在全书第一章，她着意描绘边缘化的身体意识。“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成规是划分中心与边缘的标尺。“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这句正是不满的反诘，不就是在说：年轻和男性就是中心，年老与女性就是边缘吗？桑塔格显然不满这种带有尼采强力意志色彩的成规。以生命强弱为标准，自然就会产生“女人-老人-病人”这一系列弱势化身体形象。在谈话中，她旨在说明：女性和衰老在文化上与疾病来自同一个隐喻——生命的衰弱与负罪的自卑。从而，我们不难理解访谈以“疾病的隐喻”开篇，目的在于对隐喻“祛魅”，在身体意识上同时打破性别、年龄和疾病三个维度的歧视与放逐。那么，身体意识与政治抵抗又有怎样的关联？在访谈中，科特对桑塔格文章的摘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思考。“性仍然是人类意识中具有魔力的力量之一——促使我们不时接近禁忌和危险的欲望：从对他人忽然任意施加暴力的冲动，到对消除个人意识及死亡本身的颓靡渴望。”在桑塔格看来，纳粹主义或其他极权政治都存在身体意识层面的根源。她强调了性压抑、施虐欲望、恋死意志与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关系。科特也许在启发我们：既然极权政治可能来自对身体意识的压迫欲望，那么身体的觉醒也会产生政治抵抗的潜在意义。可以说，如果不从身体意识层面改变女性及少数边缘人群被倾轧的现状，那么在政治上就会依旧受到控制、迫害及镇压的威胁。如果细心考辨，你也许会发现桑塔格与福柯思想的“相遇”。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及《不正常的人》等著作中，福柯从身体意识层面论证了边缘人群（疯人、犯人及病人）生存的正当合理性。桑塔格说，“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这也正是福柯毕生追求的理论品质。与边缘的身体意识相对应，边缘文化则是身体抵抗的延伸与深化。在“论风格”一章中，桑塔格对男性中心之外的“女性文化”有这样的表态：“我不会去建立，也不会去废除一种女性文化、女性情感或女性特征的准则”。性别抵抗不应简单理解为建立一种与男性中心相隔离的另一种文化。因为“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化是一种放弃寻求权力的方法”，它意味着女性的自我隔绝与异化。桑塔格意在告诉我们，女性不能仅仅为了与男性风格相异，有意去建立表现女性特有性感与柔弱的风格形式。相反，她强调在文化上，女性与男性始终交往共在。桑塔格的激进形象也许只是我们的一种误读，你甚至可以从书中看到她的温和与保守。这在其回答中显得尤为清晰，“我的观点是要废除一切隔离。我在反性别隔离的意义上是个女权主义者”。桑塔格的文化抵抗与雷蒙·威廉斯一样，都带有建立“共同文化”的普世调和倾向。因为，她深知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这将是另一种中心主义的暴力。只不过调和男性与女性，高雅与流行，取消文化特权垄断又谈何容易。桑塔格与我们，终归不是政治家。她只是一位来自西方的美国知识分子，在批判过程中她会时刻感受到来自身份与意识错位的张力、矛盾与挣扎。也许正因如此，她的人生才显得那么无畏无惧；她的谈话才显得如此富有魅力。http://aqdzb.aqnews.com.cn/aqwb/html/2015-11/19/content_399925.htm

阅读是拥抱，也是被拥抱——《我幻想着粉碎着现在的一切》读书笔记（一）

苏珊.桑塔格是我少有的学术界偶像。她的思想与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息息相关，她写过《中国旅行计划》，她的《疾病的隐喻》让我醍醐灌顶，她的《反对阐释》是哈佛文学专业的必读书目，她的《论摄影》跨越了生活和艺术的鸿沟，她从容游走于纽约的时尚圈与学术圈；她是个美丽的黑发女子，但她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是都市生活的思想者，也是狂热的左翼分子。和大多数认为真理是和沉默联系在一起，和记者采取敌对态度的作家不同，桑塔格喜欢交谈，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在这本书里，乔纳森科特不仅是个学生，更是一个完美的对话者，他的访问轻松又充满思想的动力，桑塔格则借此梳理了自己的整个写作生涯。政治理论家汉娜 阿伦特认为：“唯一适应精神生活的隐喻，就是感受到在生活。没有呼吸，人类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类的心灵就死亡了。”桑格塔就是不停在思考，并把思考作为自己唯一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者。 这个生于1933年的美丽女子，她混淆了时尚和学问之间的界限，热爱陀思妥耶夫的同时也热爱大门乐队；她像所有天才的作家一样，把文字当做对世界的爱；她长相清秀，颇有气质，但从来不把美貌当做武器，只有爱和工作才能让她感觉强大。整个职业生涯，桑塔格都在试着挑战和颠覆。她颠覆了二元对立，相信彼此对立的事物就如天鹅绒的绒毛，正摸和反摸会是明暗不同的两种理解。“写作是拥抱，又是被拥抱；每一种观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观念。”所以我们要写作，写作是拥抱这个世界，同时也会因为自己的敞开而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一种思想会因为回应和激荡而变成无限延伸的各种思想。“认知在思想者心中起作用的方式，与爱神在恋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一个对世界充满爱意的人，总是难以放弃写作，这是一种精神相通。正如安妮 卡尔森坦承：“恋爱和认知这两件事让我真正感觉到活着。”华兹华斯说：“只有愉快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对苦痛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同情和快感是微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和展开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必然是能够体会到世界痛苦的人。她访问过北越，慰问过萨拉热窝，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到：“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只能说明他在道德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她像鲁迅一样看透了这个世界的苦痛本质，但同时也奉献了自己的深刻大爱：“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本书的对话者是桑坦格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没错，就是王力宏太太的那个哥伦比亚，也是奶茶妹妹的哥大。六十年代，他是哥大校报的撰稿人。六十年代的美国，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命名其为“乌托邦的时代”，就像鲍勃 迪伦在《郁结如麻》中所唱：“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他们是旗鼓相当的谈话对象。正如张楚所说“孤独的是可耻的”，每个人都在寻找能够对话的那个人，没有人喜欢孤独，没有人热爱独白，阿城在新西兰岛说着别人都听不懂的中文，在原始森林里寻找能吃的木耳和树皮的时候，在疯狂地歌颂语言和逻辑的时候，也是寂寞的吧！可是每个人的宿命就是，当你开口的时候，却感到空虚。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对话者。确实幸运，桑塔格找到了，他们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完成了对话，借用“他者”的镜像，桑塔格又一次完成了对自我的书写。乔纳森 科特主持过电台节目，编过《滚石》，对桑塔格具有粉丝的热情与知音的了解。桑塔格不同于一般离群索居的作家，她喜欢交谈，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最后，我不得不表达我的惊羡：在纽约的河滨大道和106大街交口，俯瞰哈德逊河的宽敞的顶层公寓里，有她藏书达到80000册的图书室，这是她“愿望的档案馆”。

用宗教的热情来谈论疾病

用宗教的热情来谈论疾病《我幻想着粉碎着现在的一切》读书笔记（二）海德格尔说：“存在先于思考”。听起来很悬，大学时一个文艺理论老师解释：“健康的时候你意识不到满嘴的牙，但是当你牙疼，你便开始意识到牙齿的存在。”这个解释太通俗，我一下记住了这句话，而且以后常常刻骨地体会到身体的存在。很多人都是从疾病开始思想人生的。就像史铁生，如果不是残疾，他的《我与地坛》不会对生命有那么动容那么深刻的追问。尼采说：“对于一个心理学家来说，很少有像健康与哲学的关系这么有趣的问题，如果他本人生病了，他会把对科学的全部兴趣带入他的疾病。”乔纳森也是从这句话开始他的访问。我喜欢哲学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和桑塔格是相同的，因为一个人可以将任何事情哲学化。比如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比如桑塔格的《论摄影》。真正有活力的学问，应该是关注世界、关注自我的，如果学问做到唯心之途，学问中的乐趣或许也就被异化了。向死而生也是所有哲学的起点。海德格尔认为死就是“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人还没有亡故，便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一步步走向实质已经“在场”的死亡。就像鲁迅《在酒楼上》，化身吕纬甫给亡故的小弟弟迁坟，他想看的实质也是自己的坟。更有甚者，在《墓碣文》中，他直接与自己的坟墓对峙，人必须这样想象“死”的在场，才能明白活的意义。桑塔格则以思考的方式面对死亡，积极面对疾病。“有意义的是尽你所能地保持理性，求助于正确的治疗方案，以及一定要保持求生的意志。毫无疑问，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你就成了疾病的同谋。”但是桑塔格对身体与灵魂的关系的见解让我眼睛一亮。“当他们照镜子，看到那张苍老的脸时，他们会觉得一个14岁的人被困在一具衰老的躯壳里。”“传统的人生轨迹是在生命的前期更加偏重体能，后期更加偏重思想。”“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桑塔格否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只是一个抛弃成规者。她打破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很对我现在的口味：“无年龄感的存在。”乔纳森还引用了卡夫卡的一段话，大意是健康人赶走疾病，而病人赶走健康。这种作用是双向的。这种感受和我近几年对中医的重新认识非常接近。在疾病中，心理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有强烈求生意志的人是可以压制癌细胞的生成的。但是，桑塔格也指出有的病人是表现癖和虐待狂，利用疾病来控制和剥削别人。在现实生活中，病人往往是弱势者，占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但是确实有人利用这种道德优势来谋利。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繁华街道旁边那些畸形的残疾乞讨者。疾病的浪漫化和哲理化是何以形成的呢？桑塔格的观点非常有意思，她认为“由于宗教信仰的消失，精神价值只能依附于两样东西：艺术和疾病”。现代人的思想日益平庸化，已经很难达到宗教这种神圣和超凡脱俗的境界。人们能够想象这个世界的角度，就是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回到开头，“存在先于本质”，当身体有恙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关注灵魂。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可以用宗教的热情来谈论疾病，在世俗社会里，我们有权从日常进入宗教之途。说到疾病与文学的关系。结核病隐喻了积极与漂泊，癌症隐喻了恶，梅毒隐喻了天才与狂热，白血病隐喻了浪漫。嗯，关于这个，真的可以好好写几篇文学的论文。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给学生讲到一个例子，是南京一个高校的女孩，网名叫“走饭”。她是个忧郁症患者，文字非常敏锐细腻，具有天才的视角与锋利，她自杀了。正如里尔克所说：“加入我的魔鬼离开了，恐怕我的天使也会离我远去。”还有一个例子是舟舟，那个弱智患者，但是在钢琴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天才。疾病与天才有时候是共生的。身体和精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同戴天！（长弓如月）

时刻关注这个世界的那个异端

文/飞熊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多像本雅明、罗兰•巴特、福柯这样的著作家，他们的写作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现实进行判断，在表达上强调个人的话语风格，写出的文章很好看，桑塔格属于这个行列。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珊•桑塔格对很多事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摄影、疾病学、9•11事件等等，她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表达方式。熟悉桑塔格的人可能并不同意她的观点，但依然能被她言辞的魅力所吸引。这叫我们想起某些人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评论：“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这样的评语，对于桑塔格同样合适。苏珊.桑塔格艺术兴趣非常广泛，除了小说创作外，她还创作了大量的评论性作品，涉及对时代以及文化的批评，包括摄影、艺术、文学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此外，她也是一位反战人士及女权主义者。这本访谈录是作者乔纳森.科特和桑塔格两次访谈的合集，涉及《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论摄影》、《我，及其他》、《死亡匣子》等桑塔格的主要作品，对于深入了解这个“女斗士”的作品以及写作和人生态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称苏珊•桑塔格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她的言论介入了社会生活。而且，她的个人立场还带有一定示范意义———她不鼓励盲从，主张应该大胆地怀疑，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和作者交谈是，桑塔格说，“我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她看得清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站出来需要勇气和牺牲。在她的儿子六岁时，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她要去做那些她真正喜欢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苏珊.桑塔格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她最初在小说创作上的尝试，并不是非常成功。她也不是那种喜欢长篇大论的经院学术派。最初给她带来成功感受的是她的“札记”作品——《关于“坎普”的札记》。她的创作始终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互动。从书评到对政治的评论，从摄影到电影……她一直很强势地把自己的声音传播给社会大众。这种存在的姿态，在女性作家中是比较普遍的，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玛格丽特,杜拉斯，她们总是在不断介入，介入到文学之中,介入到爱情之中，介入到电影之中，介入到政治之中……介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或许就是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吧，在经过了相当漫长的男性为主导的历史时期之后，女性们再也受不了长期地遭受压抑，她站出来要和男人平分天下，“一半一半”。而这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往往非常强势，她们对情爱、对政治、对于自我的表达更加直接有力，她们强调“理智”和“感觉”的共存。而这种直接有力，不是像男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超越了男人。在这里，我们，向那些超越了男人的女人们，表达我们无比的敬畏。

女神：美国公民的良心

苏珊说：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即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应该有自由之士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随波逐流

站在世界的对面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苏珊•桑塔格的书籍，即使有些思想还是比较难以消化，但她一直“站在世界的对面”思考着她的思考，因此她引人注目、言辞犀利。我崇拜着她，因为我也坚信要剖析思想，因为我们接受思想的过程有时候总是过于简单而粗暴，没有经过剖析和验证的思想有时候便是假的，正如她认为最可怕的事情便是对自己已经说过的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便意味着她停止思考了，所以她的世界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她在否定一切，追求真的世界。这本访谈录还是很不错的，简单易懂，让我们从科特的视角了解他世界中的苏珊•桑塔格，科特是《滚石》杂志的特约编辑，从他的采访的问答中，我们接触到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灵魂，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苏珊的作品以及理论进行对话，包括疾病的隐喻、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论摄影、论风格、写作与阅读、爱与性和自画像等六个部分，这些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她把生病和死亡看作冒险，她视自己是个异端，但从未停止战斗，她绝不允许谬误这种东西的出现，于是她不停地咀嚼着所有真理，她对爱与性有自己的看法，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冒险，她选择了剑走偏锋，于是她就是个“异端”，但站在世界的对面，令她如此清醒！我们都爱书籍，正如苏珊所认为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好的书籍令我们思考，我们凭借着它们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我尤其赞同“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越来越简单了，连算作思考的行为也快丧失了，现在的书籍的思考越来越简单，全是无病呻吟，就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简单，习惯了懒惰。我愿意做一个复杂的人，绝不停止思考，我也愿意站在世界的对面，觉醒着，观看着，思考着。By江焕明

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充满智慧交锋的对话集子。桑塔格的确是才华横溢，兴趣爱好很广泛，尤其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无论是谈艺术、谈疾病、谈人性、谈社会，她总有着独特的见解，语言简洁有力，读后颇有启发。尤其对这段话深有感触——“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作斗争……即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应该有自由之士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了。”

在忧伤之谷，展开双翼

当一个人死去，我们就失去了一座图书馆。——古代基库尤 (Kikuyu)谚语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远比人本身更宏大而持久，每个人都是一个图书馆，只是藏书不同。苏珊的图书馆藏着海量的书，你可以看到思想的光芒让整座图书馆熠熠生辉。那是理性与感性共同碰撞出的炫目的光彩。这是一本让人热血沸腾的书，书中的很多观点让我忍不住有读出来的欲望。当那些文字走过我的心，又经过我的口，我觉得，我仿佛和书中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我看看苏珊，再看看乔纳森•科特 ，再看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们是平等的，坐在思想的面前。

中秋逢白露 阳光灿烂的日子读桑塔格

对苏珊 桑塔格的了解大概就是止乎《反对阐释》的作者，美国人，女性，有些特立特行。《滚石》杂志对苏珊桑塔格的采访结成集子《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是一本很不错的了解苏珊桑塔格的小书。是访谈录，读起来也比较顺畅。疾病的隐喻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合谋消除了一切，只留下最平庸的感觉。我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们经常谈论的神圣感和超凡脱俗的境界。许多曾经用于描述那种境界的宗教词汇正在消亡。或许现在人们能够想象那种境界的唯一方式——一种可悲的替代的方式——就是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去想象神圣与世俗、人类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的区别。苏珊曾患癌症，写疾病，有切身感受。如果一个未曾遭遇疾病折磨的人来写疾病的隐喻，写疾病与健康，多少会是硬来的矫情，什么神圣与世俗都会显得不着调。在访谈中，她说她讨厌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宁愿说：“好吧，我选择跟这个人相爱，事后证明他是个混蛋”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喜欢责怪别人，因为改变自己要比改变别人容易很多。这是冷静又理智的态度，有关生病，why me的追问的确没有太多意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保持求生意志寻求治疗方案才是正道。很多事情都一样，苏珊说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你就成了疾病的同谋。是的，如果你屈服于企图消耗掉你生命的事情，那最终你就是那个刽子手的共谋。由疾病谈到生老病死，谈到了二元性问题。苏珊桑塔格在文中说“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今古人类的两种最主要成规”。二元论可能在人类初期认识世界的时候是一个有用的方式，简单易懂，但世界本来就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如果一直依赖于二元论来看问题就流于简单粗暴。一生之中你总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不过你更希望能够真正自由地做出选择。自由地做出选择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二元对立的不光是你面对的世界，也是被洗脑的自己的思维范式，非此即彼，顾此失彼。如果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或许一切就简单了。面对疾病、烦恼，或许用俯视的视角会轻松很多。桑塔格谈到了同情心，“每当你有一种极端的体验，你会跟那些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们建立其一种团结”。对，没错，就是那种I’ve been there 的安抚。里尔克说：假如我的魔鬼离开了，恐怕我的天使也会离我远去。有道理。论摄影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访谈里谈到了有关碎片和闪光。她认为有些闪光不是碎片，顿悟不是，高潮也不是。有关喜悦和顿悟，她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我们处于生命和意识的不同阶段，对一些事情的感受会比其他事情更强烈。但事实是你能够识别一个特殊时刻—不仅因为它令人难忘，而且因为它改变了你。它可以意味着此前发生的一切达到了定点。碎片的形式中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指出间隔、空间和事物之间的静默。PS，“静默”这个次翻译的真好。桑塔格认为，摄影是一种碎片的形式。静态摄影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一个碎片的精神状态。在与实践流逝的关系中，它成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生动的碎片。时间改变了摄影。照片是静态的，因为是瞬间的表情和动作，也是动态的，因为翻看照片的时候，总是带着当下的情绪去赋予照片意义。我们比古人多了摄影这项技艺，于是少了些想象和含蓄，多了瞬间的、碎片回忆。我喜欢看照片，现在也喜欢拍照片，不拍自己，拍孩子，尤其喜欢拍孩子的背影，也喜欢拍孩子扑面跑来的镜头。其实，我内心是多想记下留住那些美好时光。想起前些日子和好友分享的那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时光美好，能够偷闲虚度的，恰似用合适的力量去弹奏乐章。在《论摄影中》桑塔格用了吸引、萦绕、着迷、启发、快乐来描述摄影本质和特征，还有侵略。她认为，说某件东西具有侵略性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并且认为人们把侵略当做一个非常贬义的词，是一种伪善。生存就是一种侵略，而正常的侵略是生命旋律的一部分。很有意思的说法。爱与性 或者说友情这节读的很快，就像苏珊在访谈开篇说的，写爱情需要勇气，因为好像在写自己，会尴尬，因为你总想保留一些隐私。那就简单说一下让我有共鸣的观点吧。有关友谊之爱，可以是非常热烈的感情，也可以很温柔，包括拥抱的冲动等。但是当然，这不意味着你想跟那个人一起脱衣服。桑塔格认为友谊是非常肉欲的，但不一定跟性有关。当然她认为所有的关系都是肉欲的：我无法想象去喜欢一个我不想触摸或拥抱的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肉欲的一面。一个好的作家，往往能说出你内心的想法，很自然地，完全没有矫揉造作。

朋友，坐下来聊聊

——朋友，是时候了，坐下来聊聊，听听那充满激情的对话。听听那睿智而富有热度的声音。读这本书最让我享受的是谈话的轻松，我可以变换着姿势来享受这份轻松。另外，书中的插图很棒，黑白的小图，和书中的思想相得益彰。图的内容本身已经很吸引人，所以黑白的效果反而更让人爱不够。在读这本书之前，只是知道苏珊·桑塔格这个人很有名，可具体她是做什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根本一无所知。可看完《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之后，我却觉得苏珊亲切的像我的一个朋友。而且通过苏珊的口，我还神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想，这就是阅读的魅力。当你放松，身心投入，就真的好像坐下来，和一个有思想、有趣的朋友来一次长长的谈话，如果你享受过程，那你会收获很多。

不能停止思考的生命

能到达顶峰的人源于他的坚持也是他的固执。1979年，滚石杂志的记者乔纳森，时隔多年后，重新整理了他对苏珊桑塔格的采访汇集成了这本书。书的标题标注着“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不知道是否是巧合，值中文版出版， 恰逢苏珊桑塔格逝世十周 年。2004年，苏珊桑塔格因为癌症去世。此前早在1975年，她就已经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而在1998年又查出患有乳腺癌。前一次医生说她能再活两年的概率仅有10%，后一次她又被告知她的寿命还有五年，而且这个概率只有5%。而苏珊桑塔格自己却在第一次生病时在病房中完成了《疾病的隐喻》。她在任何时候都能审视自己审视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豁达，苏珊桑塔格已经将思考本身融入了生活本身，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就像尼采一样，苏珊桑塔格对于思考也有一种近乎痴迷的执着，这也是她从头至尾笔耕不断的原因吧。在访谈的开始，他们谈到了她的疾病，苏珊桑塔格将疾病当做一次冒险。她说：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命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生病之初，她也是恐惧的，但是在恐惧之后开始重新审视疾病本身。在她看来这是痛苦的也是令人兴奋的，痛苦源自于要接受死亡本身，而兴奋在于她接受了并且将它纳入了自己思考的头脑。她给了疾病精神的意义。以梅毒举例，她说“梅毒不仅因为跟滥交有关而充满罪恶感、令人生畏和富于教化意义，而且附带有精神疾病的属性。“”梅毒被认为是天才的代价。“原因在于梅毒患者都是焦躁不安的、情绪高涨的。很多人，尼采、莫泊桑都是死于梅毒。”疾病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或者说疾病造就了他们的天才。“这种思想者的高度让我们看到了苏珊桑塔格的敏锐。苏珊桑塔格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倡导者之一，与之起名的包括写第二性的波伏娃。她不承认文化的性别区分化。像社会一般认为的那样，女性与男性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她认为“我们文化中的一切使（男性女性之间存在的）这种区别扩大化，根本的区别可能只在于不同的生理结构和性器官。“她自己并不接受所谓的女权主义的标签。她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区分对待的嫌疑。因为社会的选择让女性认为自己更感性，应该对年轻人更温柔等等。苏珊桑塔格说：”我相信我们思考是更多的是通过由文字提供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又事物产生思考，而不是因为性别本身。所以不应该以女性的身份而去争取权利，而是要以社会人的身份去竞争更多的权力。在”论风格“的篇章中，这种观点多有体现。最后的题目是“自画像：作家眼中的自己“。不能否认的是，苏珊桑塔格是美丽的。她可以将自己的肖像作为封面。除了大家一贯认识的左派激进作家以外，苏珊桑塔格也是生活的，她有着自己的喜好，喜欢摇滚乐，喜欢纽约胜过加州。她不像通过其作品想象的那样偏执，反而像传统的加州人那样友善好客和仁慈。这是人们崇敬的苏珊桑塔格也是人们喜爱的苏珊桑塔格。而访谈本身是一种还原也是一种接近。这个从头至尾以思想征服世界的女人。

我就是个异端。

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任何时候人们都应该有坐在路边的自由，过去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许多人选择成为边缘人，而其他人并不介意。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我就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但是，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官僚、死板、压抑和专制，为什么我们不能允许更多的人获得自由?

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

封面的桑塔格像一位地地道道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摇滚巨星，和书里提到的Doors乐队的Jim Morrison或是Patti Smith相比，风度旗鼓相当。访谈如解密，书里清清楚楚地展示了这位好战的唯美主义者的作品和人生轮廓，也成为我们获知为何她能够涉猎广泛且直入人心的秘密。《关于“坎普”的札记》让人印象深刻，一部分原因在于文体的实验，“她也希望表明她是在做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捕捉一种并非由理性掌控，而是靠一种“趣味之逻辑”发挥作用的感受力。”《反对阐释》则“标志着她与恪守“高级文化”的那群以严肃左派文人为代表的正统纽约知识分子分道扬镳”。桑塔格说，在50年代，“喜欢流行文化的人与喜欢高雅文化的人之间的确是完全隔绝的。我从来没见过对二者都感兴趣的人，而我自己一向如此，所以我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自力更生，因为我没办法与人分享。当然，后来一切都变了。这正是60年代的有趣之处。”我想，这带来广阔视角和敏锐观察的原因，该是好奇心、也是对眼前事物的同情心，以及最重要的正如她自语，“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尽管看上去是一组矛盾的标准，但唯美该是跨越界限的驱动力。读到书的末尾，才知书名《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是一个不小的噱头，容易被误读为革新的愿望，但桑塔格的本意和用力却全是在针对自己，就像她在与朋友的关系里，也竭力为任何后果承担责任一样。“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我想这也是颇具女性特征的、更为纯粹的感情标志，也是桑塔格文字里不能忽略的女权色彩。在《自画像》这一章里，采访人提及桑塔格的一段往事：桑塔格曾应邀画一幅自画像，只用了30秒就交了卷，“自画像像是一颗六芒星，上面写了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桑塔格彻夜不眠地敲打打字机、读一整书架书而只为写一篇书评，是因为有如此胸襟，以及“想要真正负担起完成一部巨著的风险。”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桑塔格在这本书里提到好几次，“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必须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做出选择。”她选择积年累月的工作，她选择自己创造自己，这也是为每一位读这本书并且想要作些什么的人的提醒。

可能，我们误读了这个人

“做睿智的人，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运用我的心灵，令我感觉积极。这样很好。”苏珊•桑塔格如是说。并且，她也用自己真实的行走践行了这样的言语。在读过的诸多访谈类的书籍中，《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无疑是有深度的一本。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访问者对访问对象深入的了解（曾有过的师生关系），无论从生活还是文字。他们可以就彼此对纽约和加州的看法展开论辩，也可以对文章中的某段叙述加以推进。而苏珊•桑塔格“喜欢交谈喜欢对话”并擅长滔滔不绝的大段自白，也使得这种访谈超乎了一问一答的简单结构，从而具有了对苏珊•桑塔格的真实内在的有力量的揭破。当一个作者创造并面对自己的作品时，或直白或隐蔽的流露方式使得读者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面向作者的真实思想或者情感，但是，作者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剖露自己，而读者又在多大程度能够深入触及，这些都有待考证。《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当中对访谈对象言语和表情的忠实记录，以及对生活文字的深入探寻，使我获得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观感——可能，我们误读了这个人。当大众对于苏珊•桑塔格的尖锐颇具争议，并且使之作为一个话题人物徘徊在公众视野之中的时候，当我们认为甚至苏珊•桑塔格自己认定她是“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的时候，从这本书中我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苏珊•桑塔格并没有那么尖锐，当她对自己的自问：“是什么让我感觉强大？”作出如下回答——“爱和工作”以及对“心灵的狂喜” 的时候，“爱”占据了第一位。如她自己所说，“我自己有点羞怯，想到世界上应该有人在这样生活，有人在那样生活，让我心满意足。”“跟我想要亲近的人在一起，我马上就会试着解释我就像个小孩子。”“我想让他们看到一个安静的、有血有肉的我。我喜欢安静，仿佛透明一般的安静，能够让另一个人透视。”她的坦白还在于不愿意放低姿态，割裂自己，“我更愿意谈论我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假装无知，因为你不能再错误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感情。”当提问者说道：“神秘感是由于你不是那种媒体整天八卦你在跟谁约会的名人。”她的回答直截了当：“哦，哪个严肃作家是那样的？”如果通过这本访谈录来获得对她的认知，我想我会说，她从主观的态度上，是一个透明的人。在人生根本的立足点上，就像她自己所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门乐队之间，我当然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问题是我干吗非得选择？”“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桑格塔都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冲破性别、年龄等等诱导人们循规蹈矩去生活的分门别类的限制；她相信彼此对立的事物，比如思考和感觉、形式和内容、伦理和美学、意识和器官，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体两面——就像天鹅绒的绒毛，正着摸和反着摸是两种纹理和两种感觉、两种明暗和两种理解。”而她自己的解释是——成为另一个人并不是要成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要改变你的人生。另一个人也不意味着相反，它只是像一种觉醒。从这个基点上讲，“在中间”或者说“在中央”是她的立场。“我不喜欢站在起点，也不喜欢看到终点。”“这意味着你真的看到了更多东西，而不是简单地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阵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站位，并愿意将“同情”视为更高级的意义的人，偏颇和对立是难以与之发生联系的。特别是在访谈过程中，面对意见相左或者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一再冲撞的情况下，屡屡选择微笑和赞同的苏珊•桑塔格，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将她和一个激烈的有争议的人的形象联系起来。在对疾病、摄影、写作与阅读、爱与性的深入访谈中，我愈来愈发现，世人唯一没有错认的是对于苏珊具有绝佳的“思考”意识和“思考”能力的判断。思考，是苏珊作为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根本所在。对疾病，她说，“好吧，现在我病了，所以我要思考它。”“你可以说我是在将其哲学化，不过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将任何事情哲学化。我是说，如果你恋爱了，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是爱。”对摄影，她说：“生存就是一种侵略”。“摄影是一种碎片的形式。在与时间流逝的关系中，它成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生动的碎片。”我想，以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话语来概括苏珊的一生，是最具有统摄性的、精辟的、适当的总结。在这个访谈中，“站在中间”的、“思考”的，同时又必须用爱来囊括自己的苏珊站立了起来。她说——“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活在当下——真正地活在此时此刻，全身心地关注世界，包括自己。”她活着，因为她的思考。

你不可能变成另外的什么人

苏珊•桑塔格说：“我就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太多人依旧缺乏成为所谓异端的勇气或决心，而甘愿呆在安全区不愿跨出一步，尽管他的思想总是与别人不同。在生活中也可以发现很多人都是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也是边缘人，这样的人是安全的。而勇敢站出来的人，牺牲自我，让安全区继续安全。 “病是生命的背面，是一种极为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病总是会不知觉潜在人的身体里或是精神里，时刻准备爆发，人对疾病有时是不可抵抗的，如果医疗无法治疗，这一切都需要靠自己有个良好的心态来准备，有生则必有死，迎接死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苏珊•桑塔格在被医生告知活不过两年之时，却又活了三十年。奇迹这个词好似在多数人眼里遥不可及，可是生活中是有着不同的奇迹的，只是被隐藏起来了罢。生病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无疑都是一种麻烦，不是麻烦自己这么简单，难免会给别人也带来麻烦，想必对于一个乐于自力更生的人来说这是痛苦的。但疾病有时也是一种馈赠，是上天带给某人的礼物，就像苏珊•桑塔格，如果没有这次的疾病，那么她是不可能写出《疾病的隐喻》这本书的。这病被称作奇迹又有何不可呢？不仅是在以前人们的想法总是认为远离自己时代的一切都是过时的，那么我们所处在的社会是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过时呢？时代从不会过时，过时的是人心。人太容易一概而论了，好像一个作家里的主角就是作家本身的折射，其实不然，也有的与作家本身完全相反，就像一个人总是对每个人的相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苏珊•桑塔格说她喜欢摇滚乐，摇滚乐改变了她的生活，没人规定作家就一定是安静的，或是其他的任何形式。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这一章说任何摄影家都写不出《论摄影》这样一本书，好像有些东西 只有置身事外的人更能看到不一样的闪光，而沉浸于其中的却总是遗漏，或者被看作是毫不重要的东西，而苏珊•桑塔格只是因为喜欢收藏一些好看的东西，以图片的形式让它留存，永不死去。摄影只是生活中的小碎片，但从图片中可以看到的东西不少，只不过人一直是欣赏它的外面美或是拍摄意义，而忘了去探索这里面的一些细微的东西。当苏珊•桑塔格面对这个“当你写作时，你感觉自己像个男人还是女人，还是精神脱离了肉体？”问题时，她说写作是除去性别特征的活动，其实确实是这样，你不能说女人就写不出男人写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女人该写出来的东西，而什么又是男人该写的呢？不同的作家总是有着各不相同的写作方式，站着，坐着，以及如何着衣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方式会影响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我想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这样做，可能无从下笔。没人知道爱带来的感觉究竟是如何的，但是人又好像一直都知道，只是无法准确的描述清楚。到底爱是不是性？谁也无法解释清楚。苏珊•桑塔格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没有错失当母亲的非凡体验。她也从来不后悔自己离了婚，去过自力更生的生活，她渴求体验不同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选择一样东西的时候总是需要放弃另一样，比如生活与事业。读完整本书，不敢说苏珊•桑塔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从她书写的文字来看总给人一种理性，独立，自主，血液里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而文字中也总带着隐喻。“你不可能成为另外的什么人，只能在像不像你的程序上有所不同罢了。”你一直都是你自己，尽管你总是尝试改变。就算改头换面，换名，总是有人一读就知道这就是苏珊•桑塔格的文章。

对访谈说真话

“我认为友谊是非常肉欲的，但不一定跟性有关。我认为我所有的关系都是肉欲的：我无法想象去喜欢一个我不想触摸或拥抱的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肉欲的一面。我不知道，或许我又是从自己的性观念出发这样讲的，但我确实不会被那么多人吸引。”桑塔格这类文化定义者几乎涉足所有的文化艺术领域，对所有可感知的部分用文字做出刻度。她的思想性增益了敏锐的、纤细的著作标题，如果《论摄影》会没入书海，那么当你同时读到《疾病的隐喻》和《在土星的标志下》，那么几乎可以推断她的诗意一如既往。

听听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说什么

桑塔格的一生，始终与争议相伴。在那个令人生畏、固执己见和广纳博采的面具背后，是另一个桑塔格，更温和、更脆弱。我们对她仅仅略知一二。这本书展现了她的思想：“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鲜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

她是地球的公民

虽然，人的一生也就是那3万多天光景，但生命旅途中，能结识到一些值得交往的人，应该是一种“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享受吧。 个人以为，苏珊.桑塔格，大概属于这种“暖男型”的人物。尽管，她确确实实是个女人。 需要结识这位女性，其实有太多的理由。譬如说，她的“女王范儿”。她始终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被狭隘的民族情感所束缚，她最好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性公民。瞧瞧，这是何等的大气派、大情怀、大眼界。 还有她与疾病做顽强斗争的勇士气概。5岁时，她得了哮喘玻42岁时，她得了乳腺癌，医生说，她能再活两年的概率，也仅有10%而已。更有医生直接告诉她，你只能活半年。然而，她从恐惧中突围，宣战听天由命观点和很多病人都有的自责恐惧意识。她说，病是生命的背面，是一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结果，她顽强生存了下来。到1998年，她又被告知，有子宫癌，医生宣布存活率仅5%。但她又选择了宣战。同疾病斗争30多年，她这位女汉子，作到了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而她能象一个矛盾多棱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都能闪现人性之光，其矛盾的集中性更让人叹息。她去世时，《纽约时报》就用有不少矛盾的形容词去发表讣闻。“40年来，公众对桑塔格的解读几度分裂，她被截然不同的词汇描述着：引发激烈争议的，虎头蛇尾的；创造性的，无创意的；幼稚天真的，深奥难解的；亲切随和的，冷漠超然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受的；真挚诚恳的，矫揉造作的；禁欲主义的，浮华奢侈的；左翼激进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肤浅的；热情的，冷血的；傲慢专断的，犹豫不决的；明晰的，模糊的；狂热的，理智的；疏远冷淡的，溢于言表的；中肯的，过时的；模棱两可的，坚持不懈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冷漠的，激情的；刚愎自用的，性情和顺的……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 看，她几乎就是一个神秘的代码。 她的生命在中国孕育，出生在纽约。她3岁就开始阅读名著《悲惨世界》。15岁读大学，18岁结婚。8年后离婚，带着6岁儿子四处谋生，断然拒绝接受前夫应付的子女抚养费及离婚赡养费，以至于她的律师不解，说是从未碰到这样自愿放弃法律赋予权利的代理人。她还因为反对美国的越战而被逮捕。她写的《论摄影》一书，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典书目。她写的《病症的隐喻》一书，被大学布置给医疗保健专业学生必读。她是公认的美国文坛非正式女盟主。她那些对人性和社会的洞察批判精神，她说人们想要恋爱就像坐过山车——即使知道会再一次心碎。她说作品中朴素才是永恒的风格，容易腐朽的正是其虚伪。她说在某种意义上真理没价值，但摆脱谬谈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解放。她说摄影是自我与世界之间固有的一种暖昧联系的范例。她认为最可怕的莫过于对自己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因为那就意味着停止思考了。总之，别人评价她犀利的言辞犹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剖析着我们的思想。她对人生、爱与性、对疾病、文学艺术创作、对政治、经济、社会，她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发现。 2014年的今天，我们怀念10年前去世的这位71岁女作家，仍能深切感受到真实的她思想的碎片在闪闪发光，譬如阅读《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这本书。

桑塔格私语录

很早之前我就发现，写得好的作家并不一定健谈。很多作家甘愿隐居幕后，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发表言论声称作家最好的自传就是自己的作品，所以喜欢吃鸡蛋就好了，没必要非把下蛋的母鸡拉出来示众。作家逃避社交的缘由有很多，其中有一项是，独自写作久了，社交恐惧症和失语症会一并发作。偶尔出来演讲，喃喃不知所云，自然会让兴之所至的读者拥趸，大失所望。还有一种就是类似库切的说法，他不喜欢访谈，是觉得访谈并非真理的源泉，只是一种临时的、弱化了的写作。像这样抗拒访谈和演讲的作家大有人在。大体而言，我的印象里，港台作家比内地作家更为健谈，大概是因为他们有自我宣传和包装的意识，上电视，接受访谈，发表演讲，都视为提升自我的写作的一种方式。但是，健谈的作家不一定就能谈得好。还要看对谈的语境，谈话的对象，以及交流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苏珊•桑塔格一向是那种表演欲和表达欲很强烈的作家。她喜欢交谈，喜欢争论，喜欢喋喋不休，这种风格甚至延伸到她的一系写作中，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灵感不断，各种格言和断句层出不穷的印象。但是正如我以上所说，对谈所需要的各种语境都是必要的，在《巴黎评论》的各种对谈中，很多作家都可以很好地袒露自己，是因为对谈的对象不是陌生人，而是写作上的同类，思想上的同行者。在1965年的日记中，她曾经说，在能够像美国女作家丽莲•海尔曼对《巴黎评论》讲得那样“清楚、权威、一针见血”以前，她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事实上也是如此，三十年后，1995年冬天的《巴黎评论》刊登了爱德华•霍斯克对她的访谈《虚构的艺术》，清晰而有力，处处都有闪光的思想火花。相比而言，1979年10月的《滚石》杂志刊登了乔纳森•科特对她的访谈《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是另外一种风格：不是侧重于思想历程，而是对桑塔格身患癌症之后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访谈的内容琐碎而真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自身陷入病痛，重新反思肉体与思想的关系，与生活搏击抗争的女性形象。采访者科特原本是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熟悉桑塔经历的人都知道她的学霸经历，十六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十七岁嫁给了她的大学老师，两年后儿子戴维•里夫出生，二十四岁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二十八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科特就是在此时开始认识她，对这位年轻貌美，又能言善辩的老师有着深刻的印象。教书并不是桑塔格想要的生活，早在她读大学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她渴望的生活是一种自由作家的生活，而不是浪费在那些没有人读的学术论文上。她渴望明星一样影响力，渴望她的发言有人倾听，渴望她的小说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所以那几年的教书生涯只是为自己的自由生活做准备而已。事实上，她的写作之路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本小说《恩主》获得了些许好评，但并无太大影响力，而她应邀写下的文化评论开始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反响。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随笔评论的写作中，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声誉。《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这个访谈源于一种疾病之后的沉思。正当盛年的学术女明星桑塔格在1975年42岁时检查身患乳腺癌。当医生告诉她最多再活两年时，她陷入了死亡的焦虑，从此挣扎过，放弃过，沮丧过，暴躁过，而深思熟虑之后，她意识到这不是他者的疾病，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思考疾病，并在此之后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人生病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感同受身者。他者的角度丧失了，所有的一切，痛苦，恐惧，死亡的恐慌，都变成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科特在采访中借用了龚古尔兄弟的一句话说，疾病使人成为了敏锐的观察者，就像照相机的感光底片。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将疾病与摄影联系了起来。桑塔格被查出身怀癌症的时候正在写作《论摄影》。而摄影本身就是用框住世界，留住记忆的一种方式。可以想象，当我们身患疾病，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能留下的也只有记忆，而照片是储存记忆最为丰富的一种形式。但是对桑塔格而言，她写作《论摄影》是源自一种“古老而强烈的兴趣”。正如书中所言：“照片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也像静止照片与电影的关系一样，根本就是不准确的。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照片所反映的被定格的某一瞬间是被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一个闪光点，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灵韵所在。如果我稍有记忆就会想到，身患癌症，并与之抗争几年之后的桑塔格，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她的形象全都变了，或者说她的照片全都变了。以前出现在著作封面上的人物是一个长发富有野性的美丽女人，她还是一位儿子的母亲。突出的女性特征代表了桑塔格自我意识的觉醒，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位女权主义者，照片中的她尽管魅力无限，但仍然桀骜不驯，她怀抱的双臂是一种抗拒和抵抗外界的姿势。而癌症之后，她割掉了乳房，做了化疗，剪短了头发，染成了白色，依然风采依旧，精神矍铄，到处旅行、演讲，发表她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她身上女性的东西被忽略了，我们会被她身上独一无二的气质所俘获，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是一个女人”，而是她是一个幸存者，是与病魔搏斗数年之后仍然存在的奇迹，她渴望讲述她内心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喋喋不休诉说着女人的哀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特对她的访谈恰如其分。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桑塔格曾经说她不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随笔作家：“我把文章看作是文化的成品，我认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强化一种对立意识。”所谓文化的成品和强化对立意识，其实就是在《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中提及的，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是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作斗争，即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不断地粉碎现有的一切，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正如在科特的访谈结尾的话最能诠释这位伟大女性：“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的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疾病并不会让她放弃思考，疾病只能促使她更急迫地思考写作。这种永恒沉思的姿态一直会持续到死亡来临的时刻，但直到现在她的话语依然回旋在我们的耳畔。思郁2014/11/19书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乔纳森•科特著，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定价：35.00

苏珊.桑塔格的思考人生

关于苏珊.桑塔格，可以找出许多的词语来形容：思想上的探索者、一座图书馆、一个睿智的人、艺术色情学的支持者、挑战和颠覆传统者、好战的唯美主义者、离群索居的道德家、美国公众的良心、美国文坛非正式女盟主等等，除此，还有许多自相矛盾又倍受争议几乎分裂的提法，令人生畏的、固执已见的、广纳博采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亲切随和的、冷漠超然的、浮华奢侈的、禁欲主义的、刚愎自用的、性情和顺的等等。苏珊.桑塔格出生在美国纽约，但因父母常年在中国经营毛皮生意，因而中国对苏珊.桑塔格意义非凡，在小说《中国旅行计划》一文中，借主人公之口谈自己的童年记忆，“我虽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早年的苏珊.桑塔格，童年孤独，5岁时父亲病逝，12岁时母亲改嫁，16岁不到进入大学，17岁嫁给认识将将10天的28岁的社会学老师，21岁获得了硕士学位，25岁离婚，28岁时创作了处女作《恩主》（此作三年后出版），从此苏珊.桑塔格在文学评论方面的才华被发掘，开始走入聚集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关于‘坎普’的札记》是让她一夜成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苏珊.桑塔格定义了个人风格：“为种种现象下定义，从哲学的高度去解释她加上引号的特定术语”，充满矛盾情感的主观性措辞让她“在理解其文本与超出其文本的理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她“努力去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将‘坎普’化作“关于风格与技巧观念的一个工具”。从选择这种会使观者感到荒谬滑稽的坎普开始，苏珊.桑塔格一直行走在将对立事物融合并准确表达的道路上。《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许多观点对苏珊.桑塔格影响至深，而苏珊.桑塔格一生也追随汉娜.阿伦特人生思考之路，激进政治思想的倾向，以至于后人评价“她的一生见证了思考人生如何成为一种令生命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活动”。苏珊.桑塔格也非常欣赏《爱欲之苦乐》的作者安妮.卡尔森关于心灵与欲望的观点，这给予苏珊.桑塔格思考人生的另两样法宝：爱与欲望。汉娜.阿伦特和安妮.卡尔森一外一内，支撑起苏珊.桑塔格此后种种观点的大架构。《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集大成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乔纳森.科特为《滚石》杂志采访苏珊.桑塔格的一系列谈话。苏珊.桑塔格喜欢访谈的形式，“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中最困难的事就是你孤身一人，不得不假装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我喜欢跟人说话，对话让我不再离群索居，而且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在1965年，苏珊.桑塔格为自己喜爱的对话访谈设立了目标：清楚、权威、一针见血。直到13年后的1978年，她才开始接受采访。在巴黎、纽约两地完成的对话，论摄影、论风格、疾病的隐喻、写作与阅读、爱与性等主题的访谈，也较全面地展现了苏珊.桑塔格思想的广度、深度与准确性。对此，苏珊.桑塔格自言，“这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比起苏珊.桑塔格的各式小说创作，最令人瞩目的还是与她的对话风格一脉相承，直接又分明的文论著作。苏珊.桑塔格定义自已的创作是“世界性的作家”，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也是因其作品立意之处已非就事论事，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当然风格依然是醒目警心的“清楚”、“权威”和“一针见血”。虽然苏珊.桑塔格生前倍受争议，但剥离那些激进的政治思想，就其“独到而敏锐的观察”，“别开生面的视角”，“真诚而警世的思想”，依然值得后人瞻仰与敬畏。

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2010年07月05日 但是一个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影响力，愈普遍，就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在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那些其他房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于是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关闭。例如，我们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是指没有斗争吗？是指遗忘吗？是指原谅吗？或是指一种无比的倦意、一种疲劳、一种积怨的彻底排泄？我觉得，大多数人所说的“和平”，是指胜利。胜利在他们那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和平”；而对其他人来说，和平则是指失败。原则上，和平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是，如是和平需要放弃合法权利，如是这种不可接受的观念为大家所接受，那么最貌似有理的做法将是诉诸少于全部手段的战争。这样一来，呼吁和平就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欺骗性的，也肯定是不成熟的。和平变成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居住的空间。和平必须再移居，再开拓殖民地……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是指什么呢？荣誉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严厉标准，似乎已发球某个遥远的年代。但是授予荣誉的习惯——讨好我们自己和讨好彼此——却继续盛行。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片刻相信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一个人最应说的合乎礼仪的话，是自己配不上。）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则似乎是粗鲁、孤僻和虚伪的。通过历年来选择授予哪些人，一个奖会积累荣誉——以及积累授予荣誉的能力。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考虑一下其名字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它在相对短的历史中，曾授予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最好的作家。虽然根据任何明显的标准，这个奖都是一个文学奖，但它却不叫做“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叫做“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奖”。获得这个奖的所有作家都曾真正致力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吗？这就是他们——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共同点吗？我不这样想。他们代表着一个覆盖面很大的政治意见的领域，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些人几乎未曾碰过这些“大字”：自由、个人、社会……但是，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作家们——我指的是文学界的成员们——是坚守个人视域的象征，也是个人视域的必要性的象征。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我们的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丢弃过时东西的自由。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应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各种理念牵动我。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样式先于事物。”）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认识构成的。每个作家的作品，每种文学行为，都是或等于是对文学本身的阐述。捍卫文学已成为作家的主要题材之一。但是，诚如王尔德所说，“艺术中的真实是，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我想套用王尔德这句话说：文学的真实是，其反面也同样真实。因此，文学——我是用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单是描述性的说法——是自觉、怀疑、顾忌、挑剔。它还是——再次，既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又是描述性的说法——歌唱、自发、颂扬、祝福。有关文学的各种理念——与有关譬如爱的理念不同——几乎问题在对别人的理念作出反应时才提出来。它们是反应性的理念。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有这个印象，也即你们——或大多数人——是这样说的。因此我想让出一个空间，给一种更大的热情或不同的实践。理念发出许可——而我想许可一种不同的感情或实践。于国内译文不能概全，国外网页上找不到一篇我说这而你们说那，不仅因为作家们有时是专业抬杠者。不仅要纠正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或一边倒或任何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文学也是一种制度——还因为文学是一种根植于各种素来爱反驳的强烈愿望的实践。我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出任何单一的定义，都是不真实的——也即简化的；只不过爱争辩罢了。要真实地谈文学，就必须矛盾地谈。因此：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独一无二的声音。但文学是一种积累，它体现一种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一个文学概念——作为社会参与的文学、作为追求私人精神强度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或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满足或虚荣和自我恭喜的形式。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制度——一个多元制度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当然，文学必须在一些界限内运作。（就像所有人类活动。惟一没有界限的活动是死亡。）问题是，大多数人想划分的界限，会窒息文学的自由：成为它可以成为的东西的自由，以其一切创造性和能力令人流动不安的自由。我们生活在一种致力于使贪婪一致化的文化里，而在世界广阔而灿烂的多样性语言中，有一种语言——我讲和写的语言——现已成为主导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世界众多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中，英语扮演了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所扮演的角色。但是，随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界的文化中，我们也陷于真正的群体或刚自命的群体日益分化的要求中。那些古老的人文理念——文学共和国、世界文学——正到处遭受攻击。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似乎太天真了，还受到它们的源头的玷污。该源头正是欧洲那个关于普遍价值的伟大理想——某些人会说是欧洲中心论的理想。近年来，“自由”和“权利”的概念已遭到触目惊心的降级。在很多社会中，集团权利获得了比个人权利更大的重量。在这方面，文学的创造者所做的，绝对可以提高议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可信性。即使当文学的创造者把他们的作品用于服务他们所属的群体或社会，他们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赖于超越这个目标。使某一作家变得有价值或令人赞赏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该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找到。但是这种独一无二是私自培养的，又是在长期反省和孤独中训练出来的，因此它会不断受到作家被感召去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考验

桑塔格印象

这几天早晨，走进储藏室骑电动车时，我总会想起“今天是你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便会觉得阵阵悲伤——我最好的一天又过去了，并没有收获什么，而且我还要每天重复这样一种悲伤，就更令人难受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倒霉蛋一样被这想法攥紧了，或者说是被一种常识给绑架了。如此不得不被各种常识绑架，在它们的框架下构想生活的涵义和出路何在，我日复一日重复地骑着电瓶车上班，又推到储藏室里去充电，只为了明天继续骑着上班，看到《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中，桑塔格说“电视是一种虚无主义”，那么我想这样一种骑电瓶车的行为大概也是虚无主义。　　　　在序言中“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2004年逝世，作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人、电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动家，她的一生见证了思考人生如何成为一种令生命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活动。”——这种“更加”显得盲目，这种“完整和丰富”在死亡面前充满反讽。我越来越不懂“活动家”一词的含义，以前读18世纪法国小说时，我以为这是一个周旋于各种沙龙和酒会之间的角色，外交辞令和礼仪，后来我又觉得这是一种新闻制造、策划的角色。前几天，在聊天群里照例几个人扯闲篇，我说正在看桑塔格的访谈录，朋友说她是一个嬉皮士，这又将对她的描述引向了生活作风方向，语言行为激进、无建设性思想、独身、波西米亚，这些词都会与嬉皮士联系在一起，或许还有吸毒与东方宗教。整个上午，我都在端详这本访谈，感觉这生活给她留下的痕迹并不坏，即便这是一种嬉皮士生活，至少也是一种认真反思过的生活。　　　　中午午睡后，我仍旧带有感冒的痕迹，头晕、乏力，无论这是否是一种本能的保护或引发的结果，我都不知道需要怎么做，是顺应这种结果还是去对抗这种下坠的倾向。午睡后，我到银行取钱，将一月来的工资悉数取出，透过厚厚的玻璃，我看到那双手数着那一小沓钱时，觉得好像每个月的生活被重新清算和衡量了一样，甚至觉得轻盈。这一年来的时间，我来的更加频繁，每月都会按时来清算一次，然后一身轻松地走出银行，重新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男人。　　　　终于有一个上班族会赋予工资如此高的含义，工资不再来自于我的工作或银行，而是来自于一种形而上的幻相。如果生命不会在这其中磨损的话，我几乎要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生活了，但我想，我仍旧应该赞美它，如果生活不在这其中被磨损的话，银行工作人员的手又如何滑过纸币的表面呢。周末的下午，自己选择去会议室把这片段感受写出来，吸引我的是这间屋子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一张大的会议桌、光滑的表面和几把椅子。这又如何不与银行相同呢？一排排空着或占满屁股的排椅，没有桌子、没有书籍，过去只在你的口袋里，你耐心等着，抬头看着序号。　　　　这时，你想起了什么？会想起清晨时光读过的一本书吗？书名是《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我想起了另一种生活、另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评论家、小说家、剧作人、电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动家，她留下的是我手中这本书和笔记本电脑上存的几本扫描书。我在想，她会多久光顾一次银行，在柜台前清算一次，将过去摆脱掉，像摆脱身后的眼线一样，那会是一家怎样的银行，从里面出来，我会如此想到去瞻仰它所赋予生活的秩序和象征。（玟涛，2014年8月31日）

2005年的另一次访谈

南方周末 　　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陈耀成　黄灿然　译　　这个访问是在苏珊·桑塔格位于曼哈顿切尔西区（Chelsea）的顶层公寓做的，时间是2000年7月底一个阳光灿烂但不是热得太难受的日子。　　我与桑塔格的助手打开公寓门时，桑塔格正在把一些废物倒进垃圾桶。后来她提到，自从她生病以来———她于1998年被诊断第二度患上癌症———她的公寓就变得一团糟。“近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设法空出一些地方，来容纳我过去两年买的书，还有整理出来的文章和手稿。”她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把她的文章《迷人法西斯》和短篇小说《一次中国之行的计划》译成中文在香港发表，当时没太多考虑版权问题。多年来，我见过她作品的中译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登在港台和内地的刊物上。当我向她描述中文出版界的混乱情况时，她对此满不在乎：“人们以为我会因为被侵犯版权而愤怒。但事实上我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位好市民。当然，我乐意获得报酬！其实要联系我也并不困难……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最喜欢的还是被人阅读。”　　我们坐在厨房一张桌边。我背后敞开的一扇门，向着一个视野开阔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水光闪烁的哈得逊河和午后剪贴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桑塔格把一条腿搁在桌上，使座椅后仰，呷着咖啡。她说已在两年前戒了烟。她开始谈论她最近看过的中国电影《洗澡》。她说，由于背景是转变中的北京，故她觉得这部电影“尚算有趣”。在香港电影导演中，王家卫当然是她所熟悉的。她挺喜欢《堕落天使》，但对《春光乍泄》感到失望。桑塔格是1986年夏威夷电影节的评委，选择台湾名导演侯孝贤那部崭露头角的《童年往事》夺取大奖。她还在2000年12月号《艺术论坛》上，把台湾另一位大导演杨德昌的《一一》列为该年最佳电影。　　2003年，我翻译了桑塔格的新书《旁观他人之痛苦》，在台湾出版。12月，得知该书获得《联合报》2004年最佳书奖，我将这本书送给桑塔格。但给她的信里写点什么呢？当时她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我心中有不好的预感。最后，我只写了一句祝愿：祝你2005年愉快！　　没想到，她没有等到2005年。　　选择俄罗斯文学还是摇滚乐？　　陈耀成：在60年代，你是其中一个最早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现在，30多年后，我们见到“高级文化”或所谓传统的经典，正遭到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围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多元化和全球互相浸透的时代。它被很多人，包括我本人，称为后现代主义。到目前为止，你对后现代主义的反应似乎基本上是敌意的。　　桑塔格：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消除“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距离。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但我也欣赏很多别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我们似乎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以及为什么这可以并行不悖……以及多样或多元的标准是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等级制，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等级……举个例子：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如果有人说你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俄罗斯文学。但是我不必非要作出选择。话虽这么说，可我绝不会辩称它们有同等价值。然而，我惊见人的经验可以这么丰富和多样。因此，在我看来，很多文化评论家在谈到他们的经验时，都是在撒谎，都在否定多元性。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并不吸引我，尤其是电视上的东西。电视上的东西似乎大多陈腔滥调、了无营养、单调乏味。所以这不是消除距离的问题。只不过是我在我体验的乐趣中，看到很多同时并存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感到有关文化的论述大部分要么太市侩，要么就是肤浅的势利。因此，并非这是“这”，那是“那”，而我可以架设一道桥，消除其差距。实际情况是，我明白自己享有多种多样的经验和乐趣，而我试图理解为什么这是有可能的，以及你怎么还能够维持等级制的价值观。　　这并不是被称为后现代的那种感性———顺便一提，这不是我使用的词，我也不觉得这个字有什么用。我把后现代主义与拉平一切的态度和再循环的手法联系在一起。现代主义一词起源于建筑。它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它是指包豪斯建筑学派、科比西埃（瑞士建筑师）、盒式摩天大楼、抗拒装饰的风格。其形式也是其功能。建筑中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信条，它们的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美学价值。这些理念是有物质基础的：用这种方式建造楼房更廉宜。不过，当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越过这个领域，在所有艺术中使用起来的时候，它便被滥用了。实际上，很多曾经被称为现代或现代主义的作家，如今都被称为后现代了，因为他们再循环，使用引语———例如，我想起唐纳德·巴塞尔姆———或从事所谓的互文写作。　　陈耀成：一些作家被重新标榜为后现代，这种做法有时确实令人困惑。例如，我非常欣赏弗里德里克·詹明信的著作，但他把贝克特称为后现代作者，在我看来，贝克特是现代主义全盛时期的终极产物。　　桑塔格：詹明信是试图把后现代主义这个类别变得更有意义的主要学者。但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仍无法使我信服，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不觉得他对艺术感兴趣，他甚至对文学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理念。如果他在乎文学，就不会连篇累牍地援引诺曼·梅勒。当你援引小说片断来说明你的理念，你就在含蓄地建议人们去读这些书。我想，要么詹明信不知道梅勒并不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要么是他不在乎。另一个例子是，詹明信为了找例子来阐述他的理念，竟然把梵高与沃霍尔相提并论。看到这些现象，我只好下车告别。在我看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即是说，把一切等同起来———是消费时代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便于令人囤积、便于人们上街消费的理念。这些，并不是批判性的理念……　　陈耀成：在你把自己变成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过程中，你似乎接通了新的能源来撰写《火山情人》和《在美国》。我想，很多人会形容这两部小说是后现代小说。　　桑塔格：虽然我写了两部以往昔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我并不把它们称为历史小说。即是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某个特定的类型内写作，像犯罪小说、科幻小说或哥特式（恐怖）小说。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这些小说只能写于二十世纪末，而不是其他时代。它们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我不觉得可以纳入任何重返常规或具象绘画的流派。也许，应把这些小说视为有关旅行的书、有关人在异乡的书：《火山情人》写的是在意大利的英国人；《在美国》写的是移民到美国的波兰人；我目前正着手的小说，写的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在法国的日本人。不过，我并不是试图发展一套公式，而是试图拓展自己。　　关心历史就不太会关心政治　　陈耀成：你是否觉得你近期的小说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一些叙事元素，例如“角色”？角色只是约定俗成的项目吗？　　桑塔格：我不敢肯定“角色”是常规的项目而已。但我总是由人物开始，就连《恩主》和《死亡装备》也是如此。《恩主》探讨某种遁世的天性，事实上是非常虚无主义的———一种温柔的虚无主义。（笑）《死亡装备》写的是一个自杀的男子。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　　在写了最初两部小说之后，我旅行了更多地方。我曾踏足北美和西欧富裕国家以外的地区。例如，我已去过北非和墨西哥。但越南是第一个使我看到真正的苦难的国家。我不只是从美学角度看这类经验，更是从严肃的道德角度看。因此，我并非对现代主义幻灭。我是要让自己汲取更多的外在现实，但仍沿用现代主义的工具，以便面对真正的苦难，面对更广大的世界，突破自恋和自闭的唯我论。　　陈耀成：《恩主》的开篇使我着迷———“我梦故我在！”也许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庄周梦蝶”的故事。可以看出，《恩主》受到克莱斯特的文章《论木偶戏》的影响，在小说中，希波吕忒的旅程探求自我的平静与安宁。　　桑塔格：关于克莱斯特，你说得对。我很小的时候就读克莱斯特这篇文章，完全被他折服。不过，关键在于你必须从深处写出来，而这些东西，像克莱斯特那篇文章一样，必须沉入到深处去，然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写出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以小说或戏剧的形式写一写萨拉热窝被围困的事情。我的回答是，那个经验还没有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　　陈耀成：你在萨拉热窝上演《等待戈多》，对你这次政治介入萨拉热窝，尚·博德里亚有如此看法：“即使世上还剩下任何知识分子…　　…我也不参与那种知识分子的同谋式孤芳自赏，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某事，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特权，即过往知识分子的激进的良心……像桑塔格这样的主体再也不能介入政治了，哪怕是象征式地介入，但这也不是预测或诊断。”你对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特权”有什么看法？　　桑塔格：博德里亚是一个政治白痴。也许还是道德白痴。如果我曾经幻想过以典型的方式充当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我的萨拉热窝经验早就会永远把我的妄想症治愈了。要知道，我不是为了导演《等待戈多》才去萨拉热窝的。如果我这样做，我一定是疯了。我去萨拉热窝是因为我儿子，他是一位记者，已开始在报道这次战争，他建议我去看一看。我于1993年4月首次到那里，我对人说，我愿意再回来，在这座被围困的城市工作。当他们问我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可以打字，我可以在医院简单干活，我可以教英语，我懂得制作电影和导演戏剧。“啊，”他们说，“导演一出戏吧。这里有很多演员无事可做。”跟萨拉热窝戏剧界商量后，便选择了《等待戈多》。关键在于，在萨拉热窝演戏，是我已在萨拉热窝、想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对萨拉热窝略尽绵力的时候，萨拉热窝一些人士邀请我做的。　　我与“知识分子的特权”没有任何关系。我去那里的意图，并非要作政治介入。相反，我的冲动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我很乐意甚至仅仅把一些病人扶进轮椅。我下这个决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环境极难忍受，而且枪火无情。炸弹四处爆炸，子弹从我耳边掠过……那里没有食物，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没有邮件，没有电话，天天如是，周周如是，月月如是。这不是什么“象征式”。这是真实的。有人以为我是兴之所至跑来排演一部戏。要知道，我于1993年4月首次去萨拉热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直到1995年年底。那是两年半时间。那出戏花了两个月时间。我怀疑博德里亚知不知道我在萨拉热窝待了多久。别把我当成某个拍摄波斯尼亚纪录片的伯纳德—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evy）。在法国，他们把他简称为BHL，在法国他们称他为DHS（在萨拉热窝两小时）。他乘坐一架法国军机于上午抵达，留下摄制组，下午就离开。他们把毛片带回巴黎，他加了一个密特朗访问，配上旁白，然后在巴黎剪辑完成。当琼·贝茨（美国著名女歌手）来做二十四小时访问的时候，她的脚从未踏到人行道上。她乘坐一部法国坦克到处转，整个过程都由士兵包围着。这就是某些人在萨拉热窝干事情的方式。　　陈耀成：你是不是曾经把博德里亚称为“狡猾的虚无主义者”？　　桑塔格：我怀疑。我想我不会把他称为虚无主义者。我想，他是无知和犬儒。他对知识分子有很多见解。然而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同流合污。但有些很勇敢，非常勇敢。知识分子谈什么后现代主义呢？他们玩弄这些术语，而不去正视具体的现实！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在那层次上我不想乱套理论。我的兴趣是理解意念演进的系谱。如果我反对释义，我也不是这样反对释义本身，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某种释义。我实际上是反对简化的释义，我也反对花巧地把意念及名词调换和作粗浅的对等。　　摄影是否在麻醉我们？　　陈耀成：回顾起来，你的书《论摄影》可视为论述后现代的开拓性作品。例如，你说摄影的品味天生就是民主和均等性的，泯灭好品味与坏品味之间的差别。摄影，或者说影像文化，已把惨剧和灾难美学化，已把我们的世界碎片化，取代了现实，灌输一种宿命感：“在真实世界，正在发生某件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如何演变。”（这番话预示了维里利奥的一种看法，也即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已被“快进”、“播放”和“倒回”取代———现代或后现代人的形象变成一位安坐家中、手执电视或摄录机遥控器的观众。）在你看来，摄影是现代主义的终点但亦导致其崩溃。　　桑塔格：是的，也许如你所言。但我再次不觉得需要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但我确实认为，用摄影角度看世界是上天下地把事物均等起来。然而，我也在疑虑摄影影像吸纳这世界的灾难和恐怖所带来的后果。它是否在麻醉我们？它是否使我们对万事万物习以为常？震撼效果是否消减了？我不知道。此外，硬照影像与活动影像之间有距大差别。活动影像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你不知道它往哪里去。在《论摄影》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谈到我在中国的经验，我目睹一次在针刺麻醉下的手术。我看见一个人的胃因患上严重溃疡而大部分被切除。针刺麻醉显然很有效。他睁着眼睛，一边讲话，一边藉一根麦秆吸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某种液体。这是一点也没得作假的，针刺确实有效。医生说，躯干使用针刺麻醉很有效，但是四肢就不那么有效，而对某些人来说根本就不顶用。但它对这个病人有用。我没有畏缩地观看这次手术，看着那个胃被切开，病人的胃那一大片溃疡的部分呈灰色，像轮胎。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手术，我原以为我会看不下去，但我看下去了。接着，半年后，我在巴黎一家电影院看安东尼奥尼的记录片《中国》，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在针刺麻醉下的剖腹产术。孕妇的肚子被剖开那一刻，我不敢观看。多么奇怪！我不敢看那影像，但我敢看现实中的手术。这点非常有趣。影像文化内有各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陈耀成：《论摄影》中一些最不祥的预言，都应验了。例如，摄影———在数码技术的最新化身中———确确实实战胜了艺术。电视、好莱坞和资讯娱乐业俨然垄断一切，其中一个结果是造成你所谓的“电影的枯朽”———电影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戈达尔最近说，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桑塔格：他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几个理由，包括分销系统的崩溃。我得等待8年才看到艾伦·雷奈的《吸烟／不准吸烟》，我刚在林肯中心看的。这是雷奈在1990年代初期拍的电影，但过去10年内他的电影没有一部在这里放映。我们在纽约可选择的东西愈来愈少了，而这是一个被视为看电影的好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容忍那些小制式（指录像带、DVD等）———我碰巧不习惯微缩影像———你不但可以看到整个电影史，还可以一看再看。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愈来愈多来自世界那些较不繁荣的角落，是有理由的，那里商业价值还未完全取代一切。例如，大家对（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反应如此热烈，是因为在这个愈来愈犬儒的世界，他镜头下的人物都很纯洁、认真。由此看来，我不觉得电影已经寿终正寝。　　陈耀成：有人说，在你两组小说之间的漫长空隙期间，你把写小说的冲动转向电影制作。（桑塔格的电影作品包括1969年的《食人生番二重奏》、1971年的《卡尔兄弟》、1974年的《应允之地》和1983年的《无导之游》。）　　桑塔格：也许是吧。但我的创作并不遵从一个工业模式。我不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一本书后立即着手另一本。我要写必要的书。　　陈耀成：你是不是曾计划把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客》改编为电影？　　桑塔格：是的。我写了一个完整的分镜头剧本，以微不足道的价钱从西蒙娜·德波娃那里获得版权，并找到小笔资金来拍摄。但是半途中突然对那电影剧本或那电影或那题材失去信心。我没有信心可以拍得够好。　　陈耀成：你是不是已经跟拍电影说再见了？　　桑塔格：我热爱电影。我一生中有很多时期每天都去看电影，有时候一天看两部。布勒松和戈达尔，还有西贝尔贝格，最近则有索库罗夫，这些导演对我都极其重要。尚塔尔·阿克曼的《尚娜·迪尔曼》、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法斯宾德的《有十三个月亮的一年》、《美国士兵》、《彼特拉·冯·康德之苦泪》、《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安格普洛哲思的《流浪艺人》、艾伦·雷奈的《梅洛》、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克莱尔·德尼的《美丽的工作》（《军中禁恋》）……我从这些电影学到很多东西。不，我没有说过要跟拍电影说再见。我没有兴趣改编自己的小说，但有兴趣写原创剧本。是的，我还想拍更多电影。　　我被反美帝的斗争吸引　　陈耀成：你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悲叹“启蒙时代的价值所体现的世界主义道德和政治标准在过去一代人中普遍下降”。我想，这篇文章，加上你1984年那篇《模范异国》，可谓击中我们这个后冷战和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困境的要害。如你所言，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治因为坐享其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利可图的务实经济关系”的关注而“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桑塔格：必须声明，那不是我写的。我的一次即席发言被录了音，转成文字，被《纽约书评》拿去了。几天后，我首次听说我的发言将被发表。《纽约书评》打电话来说，他们要派信差把文章的校样送给我。（笑）　　你知道，我不是相对主义者。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听说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学不同。一代代的汉学家，包括费正清，都宣称在涉及亚洲的问题时，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是不相干的，或者不适用的，因为这些标准源自欧洲新教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个人，而亚洲文化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但这态度是有害的，其精神是殖民主义的。此类标准不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传统社会，也包括欧洲的传统社会。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按其定义并不是传统世界的现代世界，你就想要这些自由。每个人都要这些公民社会的成就。而把这点解释给来自富裕国家、以为这些自由只属“我们”的权贵阶级听，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我是被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吸引。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使我不能自拔。即使到今天，美国人都还在谈论五万六千名战死越南的美国士兵。这是个大数目。但是，有三百万越南士兵和无数平民百姓死了。而越南的生态环境被严重毁坏。扔在越南的炸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扔的炸弹总数还多，与朝鲜战争中投的一样多。美国进入这些国家时，其军备悬殊的程度是惊人的。就拿在伊拉克的战争来说吧。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美国人还扔凝固汽油炸弹和轰炸撤往北方的赤脚伊拉克士兵。这些事情使我沮丧绝望。我们必须记住，1963年至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伐洛克———那是一个引起我们很多人思考的时期。在1963年，在真正的反越战运动出现之前，我已参与反越战运动。越战才刚刚开始。我和一位前绿色贝雷帽（译注：指美国特种部队成员）一同在加州巡回演说。我们站在街角，两次被人扔石头。1960年代中期，我碰到来自苏联的人，他们确实说过，事情真的比以前好多了，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接着，1968年8月，一切梦想都幻灭了。因此，没错，可以说，在1963年至1968年，我愿意相信反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发展另一种合乎人道的政治，不同于以前殖民地的状况……结果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我关注世事的一生中，这5年似乎并不太长，不算犯错误很久吧。　　陈耀成：你会撤回1982年在纽约市剧院发表的有关“戴着人面的法西斯主义”的声明吗？　　桑塔格：当然不会。左派政府有过一阵子吸纳了深广的理想主义资源。在1930年代的欧洲，很多杰出人物投入左派运动，他们不知道运动的实情。接着，质疑的人一再被要求闭嘴，因为当务之急是对抗希特勒，我们一定不要对不起西班牙内战中正确的一方。　　陈耀成：你没有完成那本有关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书，是不是因为你担心这本书会被当前的新保守主义利用？　　桑塔格：肯定不是。放弃它，主要是因为我想重新拿起写小说的笔，只专注于写小说。我知道这本书会花费我一两年时间。我已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不是那种每天都写作的写作狂。有几个时期，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

序:我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

乔纳森•科特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唯一适应精神生活的隐喻，就是感受到在生活。没有呼吸，人类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类的心灵就死亡了。”苏珊•桑塔格同意这种观点。在她的日记和随笔第二卷（《意识听命于肉体》）中，她说：“做一个睿智的人，对我而言，并不是将事情做得‘更好’的问题，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被动(和依赖)。运用我的心灵，令我感觉积极(和自主)。这样很好。”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2004年逝世，作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动家，她的一生见证了思考人生如何成为一种令生命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活动。自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反对阐释》开始，桑塔格对“流行”和“高雅”文化的忠实就从未动摇，这本笔调轻快、平易近人的文集涵盖了从至上女声三重唱到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从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到《穆里耶》的广泛内容。正如她在该书30周年纪念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之间，我当然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问题是我干吗非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作为“艺术色情学”的支持者，她不仅赞同法国作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谓的“文本的快乐”，还有他把“心灵的生命称作欲望、完全的智慧和快乐”的观点。在这方面，她追随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脚步，在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将诗人的任务定义为“直接给一个人以愉快”，这一任务对他的要求便是“对于宇宙间美的一种承认”、“对于人的本有的庄严性的一种顶礼”，并且坚持“对于以爱来观看世界的人”，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是什么让我感觉强大？”桑塔格在一篇日记中自问，她给出的答案是“爱和工作”，以及她对“心灵的狂喜”的肯定。显然，在桑塔格看来，爱、欲望和思考从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活动。桑塔格非常欣赏的作家、诗人和古典主义者安妮•卡尔森(Anne Carson)在她迷人的作品《爱欲之苦乐》中提出：“认知在思想者心中起作用的方式，与爱神在恋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卡尔森还说：“当心灵开始寻求认知，欲望的空间就敞开了。”桑塔格在她关于罗兰•巴尔特的随笔中附和了这一观点，她写道：“写作是拥抱，又是被拥抱；每一种观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观念。”1987年，在由美国笔会发起的一次关于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的研讨会上，桑塔格将安妮•卡尔森关于欲望与认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桑塔格拒绝通常对詹姆斯词汇贫乏、用语抽象的批评，她反驳说：“事实上他的语言是一种慷慨、一种充实、一种欲望、一种欢呼、一种狂喜。在詹姆斯的世界里，总是有更多——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识、更多的空间、空间中更多的复杂性、可供意识咀嚼的更多的食粮。他在小说中植入了一种欲望的法则，在我看来是全新的。这便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欲望——认知的欲望——就像肉体欲望一样，并且经常成为肉体欲望的模仿品或复制品。”在她的日记中，桑塔格用这样一连串词汇来描述“心灵的生命”：“贪婪、欲望、渴望、热切、向往、意愿、不知餍足、兴高采烈”；不难想象，在桑塔格看来，当安妮•卡尔森坦承“恋爱和认知这两件事让我真正感觉到活着”时，这也说出了她的心声。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桑塔格都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冲破性别、年龄等等诱导人们循规蹈矩去生活的分门别类的限制；她相信彼此对立的事物，比如思考和感觉、形式和内容、伦理和美学、意识和感官，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体两面——就像天鹅绒的绒毛，正着摸和反着摸是两种纹理和两种感觉，两种明暗和两种理解。例如，在1965年的随笔《论风格》中，桑塔格写道：“把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并不是在以美学的宽容来掩盖纳粹的宣传。其中存在着纳粹宣传，但也存在着我们难以割舍的别的东西……灵气、优美和感性的复杂动态。”十年后，她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又反其道而行，评价《意志的胜利》是“有史以来最纯粹的宣传影片，其构思本身就排除了该电影制作人能够拥有一种独立于宣传的美学构思的可能性”。桑塔格的解释是，她起先关注的是“内容的形式含义”，后来则希望探索“形式这个概念本身的内容含义”。桑塔格自称是“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这与华兹华斯不谋而合，华兹华斯说“只有愉快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对苦痛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同情是和快感微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毫不奇怪，桑塔格在拥抱她所谓的“多元性、多样性文化”的快乐的同时，从未停止“旁观他人的痛苦”——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就以此命名——以及努力去减轻这种痛苦。1968年，她应北越政府邀请，作为美国反战活动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河内，她在日记中说，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评价我的身份、我的意识形态、我的文化心理、‘真诚’的含义、语言、道德决策、心理学表现”。20年后，20世纪90年代初，她9次访问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见证了长期围困之下38万居民的苦难。1993年7月，她第二次访问期间，结识了一位萨拉热窝出生的戏剧制作人，他邀请她担任导演，与当地最出色的专业演员合作排演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狙击枪的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成了排练和演出的背景音乐，政府官员、医院的医生、前线下来的士兵，以及许许多多身心饱受摧残的萨拉热窝人观看了这出戏剧。“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正如她曾经宣称的：“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我第一次遇见苏珊•桑塔格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我是那里的学生。在三年时间里，我既是哥大校报《哥伦比亚观察者》的撰稿人，也是编辑之一。1961年，她为这份报纸写了一篇关于诺尔曼•O•布朗 (Norman O.Brown)的《生与死的对抗》的评论文章，后来收录在《反对阐释》中。读完这篇文章，一天下午我厚着脸皮走进她的办公室，告诉她我有多喜欢它；第一次会面之后，我们又一起喝过几次咖啡。1964年从哥大毕业后，我前往伯克利，在加州大学学习英国语言文学。我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波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觉醒的中心。“幸福呵，活在那个黎明之中。”两个世纪前威廉•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写道。现在，人们正再一次经历着真正戏剧化的变革，无论你走到哪里，就像鲍勃•迪伦(Bob Dylan)在《郁结如麻》中唱的那样：“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关于那段日子，大约30年后，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似乎不乏美妙之处。人们多希望它的胆量、乐观主义和对商业的鄙视态度能多少残留一点下来。具有鲜明现代特色的情感的两个极端，是怀旧和乌托邦。或许，如今被贴上‘六十年代’这一标签的那个时代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没有怀旧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1966年的一天下午，我在伯克利校园里跟苏珊不期而遇。她告诉我她应邀来学校做一个演讲，我告诉她我刚刚开始在KPFA电台制作和主持一档原创的午夜栏目。我还提到那天晚上我正准备跟好友汤姆•拉迪(Tom Luddy)一起去采访电影导演肯尼思•安格(Kenneth Anger)，谈谈他的影片《天蝎星升起》——不久以后汤姆就成了太平洋电影资料馆的馆长。我问她是否有兴趣加入这次谈话，她答应了。在日记中，苏珊将安格的《极乐大厦揭幕》列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之一。1967年，我搬到伦敦，成为《滚石》杂志的第一位驻欧洲编辑，1970年回到纽约后我还继续为这份杂志工作和写稿。苏珊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无论在纽约还是欧洲，我们总能时不时地在同样一些晚宴、电影放映会、音乐会(既有摇滚乐也有古典音乐)和人权活动中碰面。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为《滚石》杂志采访苏珊，但是一直没想好怎样开口。不过在1978年2月，我觉得时机到了。前一年她出版了赢得广泛赞誉的《论摄影》，另外两部作品也即将面世：《我，及其他》和《疾病的隐喻》。前者是她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八个短篇，被她自己称为“与第一人称展开的一系列冒险”。苏珊在1974年到1977年间进行了乳腺癌手术和治疗，作为癌症患者的经历是她写作后者的催化剂。所以当我最后决定问她是否愿意做一次访谈，并提议将这三本书作为谈话的切入点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些作家认为，参与一次访谈就像诗人肯尼斯•雷克斯雷斯 (Kenneth Rexroth)在一次特别糟糕的鸡尾酒会后说的那样，是“晚餐前把舌头泡在烈酒里”。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短文《一次访谈之前的遐想》中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告诉自己：今天必须过得卓有成效。然后总会有某些事情让我无法写作。今天……我今天要干什么？哦，他们要来采访我……上帝救救我！”更加抗拒访谈的例子还有诺贝尔奖得主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1940—)，他在与戴维•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的一次访谈当中说：“如果我有哪怕一点点先见之明，从一开始就不会跟记者扯上关系。十次访谈里有九次是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而这种沟通模式的惯例允许这个陌生人跨越两个陌生人交谈时应有的恰当界线……对于我来说刚好相反，真理是与沉默、内省和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演讲并不是真理的源泉，而是一种弱化了的、临时性的写作。主持人或记者挥舞的惊喜之剑不是真理的传声筒，相反却是一种武器，是访谈这回事固有的对抗性本质的标志。”苏珊•桑塔格不这么看。“我喜欢访谈的形式，”她曾经对我说，“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中最困难的事就是你孤身一人，不得不假装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我喜欢跟人说话，对话让我不再离群索居，而且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读者，因为它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我无疑想了解个体的想法，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谈。”在1965年的一篇日记中，苏珊宣布：“在我能够像丽莲•海尔曼向《巴黎评论》讲得那样清楚、权威、一针见血以前，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13年后，6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苏珊坐落于巴黎16区(16th Arrondissement)的公寓。她和我坐在起居室的两张躺椅上，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我的卡式录音机；我聆听她对我的问题的清楚、权威、一针见血的回答，显然，她已经实现了当年自己为对话设立的目标。与我采访过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同，苏珊不是一句句地说，而是大段大段滔滔不绝。也许只有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是另一个例外。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组织和阐述思想时的精确性，以及“道德和语言上的修饰”——她曾经这样评价过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风格——用括号和限定词(“有时候”、“偶尔”、“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情况下”)来校准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的语言如此丰富而流畅，证明了法国人常说的“讲话也能醉人”。她曾经在日记中说：“我痴迷于创造性的对话。”并补充道：“对于我来说，这是救赎的主要媒介。” 但是在谈了3个小时之后，苏珊说她需要在出去吃晚饭之前休息一会。我知道我已经为《滚石》的访谈收集了足够的素材。不过出乎我的意料，她告诉我她很快会搬回纽约的公寓住6个月，鉴于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想要跟我谈，她问我是否愿意在回到纽约后继续完成我们的对话。5个月后，11月一个寒风刺骨的下午，我来到她位于河滨大道和106大街交口、俯瞰哈德逊河的宽敞的顶层公寓，这里有她8 000册藏书的图书室，是她所谓的“我自己的检索系统”和“我愿望的档案馆”。在那个神圣的角落里，她和我坐着谈到深夜。1979年10月，《滚石》杂志刊登了我对苏珊•桑塔格访谈内容的三分之一。现在，我第一次将这段35年前有幸参与、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完成的对话的全貌公诸于世。在我看来，在1996年一篇题为《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的短文中，桑塔格将她卓尔不群、鼓舞人心的智慧信条做了最动人的表达：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就会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们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苏珊·桑塔格的微笑 李雾

苏珊·桑塔格去世了。一代才女终于RIP（RestInPeace），不再骚扰庸人的平静生活。 桑塔格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异数———笔者这里所指，不但是她的言论尖锐大胆，敢道人所不敢道；而且还指她自甘于象牙塔之外，与大学没联系。桑塔格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拿过哈佛的文学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但她没有完成博士论文，难以获求终身教职，尽管现在很有几个教授的专业就是研究桑塔格。成名之后，在学院里谋个非教授职位并不难，但她从未费过心。或许，桑塔格就是不愿在课堂上被迫“阐释”某种理论或某件作品。 她的成名作是1964年发表的评论文章《关于“坎普”的札记》，收在她的第一本文集《反对阐释》中（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程巍译），文集中别的文章，基本思路与“札记”相同。所谓“坎普”（camp），本是同性恋圈子的“黑话”，简单讲就是“娘娘腔”，本为男人却举止阴柔。桑塔格把“坎普”扩展为一种艺术品味：形式和内容间存在着极大张力，形式颠覆了内容，这种颠覆的审美趣味模糊了通常的政治判断。笔者有位相识是画家，脸皮白净，手指细长，剃了光头，穿件紧扣到脖子的中山装，背着一个军用挎包，这扮相就很有点“坎普”。 桑塔格在17岁那年，认识10天后，就与之结婚，10年后又离婚，之后就只与女人保持亲密关系。她会喜欢“坎普”，本也不足为奇。但在1960年代，肆无忌惮如桑塔格，也不可能在杂志上发表长篇大论，理性地分析这一品味。她只能建议读者用“心”来体会：“坎普”纯粹是审美的。中国文化历来疏于理性分析，禅宗不立文字，“强作解人”是贬抑的成语。西方也一向有这类说法，但桑塔格在注重文本深层意义的“新批评”仍然广有影响的时候，提出“反对阐述”，以便接纳艺术新品味，却也不失为针对分析副作用的一服通淤泻积之良方。 因为“反对阐释”，桑塔格的“坎普”札记中，举了大量实例，电影、服装、古玩等，力图形象地表明什么才是“坎普”。如今人们早已忘了40年前的明星和他们的打扮，桑塔格的文章，读来就有点不知所云。桑塔格在“札记”里自己也说，历史上的品味是很难留存下来的。 好在她的影响已经建立，一个例证是前年圣诞节公映的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朱莉娅·罗伯茨演一位刚出校门的年轻教师，去希拉里·克林顿的母校韦斯利女子学院教授艺术史。她上第一堂课时放一张幻灯片，就有女生说出这幅画的作者、标题、年代、技巧和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些贵族中学出来的好学生，已经把教科书背熟了。第二次上课时，罗伯茨放了一张儿童涂鸦的幻灯片，对着呆呆的女生，罗伯茨说：让我们用心来体会。她是要让学生们自由体会艺术作品的力量。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西方艺术之谜的代表，电影借此强调欣赏艺术作品时的私人情绪化过程———用桑塔格的名言、《反对阐释》一文的结语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一种可以代替阐释学的关于艺术的色情观”（这里的“色情”erotics，指直接诉诸欣赏者的情绪甚至生理反应）。但就电影企图“阐释”的道理而言，片名完全可以改为《苏珊·桑塔格的微笑》。 电影里，罗伯茨因为把她的艺术欣赏也投射到学生生活中，建议她们用“心”体验当时社会对她们的人生期望（早日嫁个金龟婿等）是否能使她们快乐幸福，而被保守的学校当局辞退。当她坐车离去时，她的学生骑着自行车一路送她。这和桑塔格的境遇有点相似———虽然不在学院之中，却有无数人觉得她给自己上过重要一课：在一个科技时代，为什么人们还需要文学艺术和美学教育？因为生活中总有缺乏明确规矩的时候，文明的审美品味，这时就是我们作出选择的最后依据。 　《东方早报》 2005年1月25日

被粉碎的现有的一切

相比于另两位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波伏娃和阿伦特，对于苏珊•桑塔格我了解的并不那么多。所以在翻开这本访谈录之前，看着封面上那幅黑白的撕碎的照片，我幻想着一个锋利、坚硬、饱满的女性会出现在书中，但读过整本书后，我粉碎了幻想中现有的一切。读访谈录有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好像自己是访谈者，看着桑塔格拿一只烟，坐在对面自问自答。有时候又像是她弹弹烟灰，仰起头问我。我则只能紧紧攥着书页，或是翻到桑塔格的照片，死死地盯住她的眼睛。这时候她的眼睛好像在为我讲述一段奇幻之旅。有些不可想象，读这本访谈录，我找到了久违的一种感觉。那还是在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酷热的盛夏，我捧着普鲁斯特的大布头，读着读着就发觉书页之间跳动的笔触好像有我的影子，我就在书中，那书中的文字又恰好是在写我。当桑塔格在书中描述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这两组二元对立时，像她在稍后的表述中一样，我也在心中瞬间抛出一串不停歇的话语。当她“阐释”“反对阐释”时，也是如此。从前我便听说过这个理论，但当时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用无数个晦涩的名词堆砌起来的有关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理论。当我真正读到她自己话语中的表达时，我发觉原来自己之前所以为的还是在阐释。即便是把几个固化在头脑中的“中心话语”从思考中拿开，但这一过程本身又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一种结构之中，那么此后的阐释仍不能脱离原本想要摆脱的束缚。而如果像桑塔格所言，真的去感受，去讲自己放入那个想要了解的世界，我们便大可不必为了所谓的束缚所忧虑、烦恼。在读完全书以后，我又飞速地从头到尾体会了一下整本书的味道。重读到《论摄影》一部分时，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块，让我完全陷入一种全新的思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视角，并将我引向世界的其他角落。而继续下去，我发现，也许我更喜欢《写作与阅读》，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纯粹的，用文字作为自己的守护者，在羞涩背后褪去一切盔甲的桑塔格。再向后，我发现，也许我根本错了。在阅读这样一本书时，根本没有什么最喜欢可言，想要选出单独的一块作为最爱根本就是愚蠢。因为无论在这本书的哪一页，我能看到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桑塔格，她就坐在那里，用她的年华在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也许并不像标题一样，在她的内心并没有存在过这样一种幻想，那现有的一切，也并没有在她的世界中，哪怕是头脑中、睡梦中粉碎，她所做的，所写的，所表达的只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褪去标签的自己。像桑塔格所说，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给了每个人无法褪去的痕迹，但是桑塔格所要的就是将负在身上的一层层保护色撕扯下去，露出原原本本的自己，当然还有原原本本的这世界中的一切——疾病、摄影、文学、爱、性和人类本身。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看到桑塔格时会给予她那样的，我们已经熟知的评价。诚然，生活在保护色下的人生是简单、轻松，甚至是愉悦的。我们不需要担心被家族、团体、社会排除异己，我们站在“大多数”这个巨人的身后，在“大多数”的影子下生活。我们熟知一些词语、一些行为的固有含义，或言隐喻，我们知道人长大就应当变得成熟，我们知道战争会夺取人们的生命，但仍在胜利之后，好似无奈的承认有时候历史正是要靠战争推进。我们轻车熟路地走出一条被设定的轨迹却毫不自知，但当我们想要捅破一点窗户纸看看外面世界的时候，却发现射进来的阳光太过刺眼，我们根本无法接受。也许我们都生活在洞穴之中，面对着墙壁，背对着光明。也许我们知道一定有外面的世界却仍然拥有这里就是我能享有的最好世界的执念。也许我们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曾拥有这样的幻想，幻想着粉碎着现有的一切。但巨人出现时，我们发现那个巨人没有，于是我们，也许也没有。但想想，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是千篇一律的安稳生活吗，标签化时代平庸的自己吗，放在人海里都认不出自己的有“个性”吗？也许不是，至少我不是。我想要得不多，只是一个原原本本的自己，最多再加上这世界上原原本本的一切。这本不厚的小书带给我很多思考，让我想要重新认识一下这样一个人——苏珊• 桑塔格。我觉得大概这就是一本书最完美的作用——用来开启另一本书的一段全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