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书评

一本好书

写得很稳重，很扎实。虽然近代史里的所有事件展开来都可以成为专著，但是这本书的优点和长处就在于能把每一件大事的脉络都勾画得非常清楚。除了对国父尊崇有加之外，其他评价都是比较中肯的，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失败以及民国初期军阀政治的更替，分析得非常好。

寻找、民智与英雄

基本上以一天一章的速度，半个多月看完，辅以看2003年热播并禁播的《走向共和》。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脉络，政治制度、事件、人物有了重新的梳理和认识。认识分述如下：第一，这近百年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为国家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在政体选择上，有立宪和共和之争。立宪派，包括康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派、民国的进步党，主张的未尝不是一种好制度，迎合国民要皇帝的心理，不引起大规模流血，之所以失败，除了细节操作问题之外，时机不对、实力不济是主要原因。康梁主张时，顽固势力太盛，等到清政府自己要变时，革命势力又已兴起。但立宪派最重要的是失之于没有控制全局的权力，康梁光绪不说了，清末真正的立宪派被满清贵族玩了几把，民国初期立宪派又被军阀、革命党势力压制。实力派袁世凯到底要行专制帝制还是君宪制，书上并未把其政纲公布，只重在叙述帝制起灭过程，但杨度诸人与袁氏应是要实行君宪的，不过此时共和的呼声已太高，时机又过去了。立宪派一直孜孜不倦地培养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但终没有到达一个高度，中国失去了一条很好的政治改良道路。共和之路也走得曲折，且并未实现。民国由军阀操纵，有兵便是爷，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就权力执掌者全民普选一项看，后来的后来，在台湾地区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共和。在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上，有过单一制和联邦制的争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省情况不一，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有过行联邦制度的观念。当中央过于集权或地方过于割据时，联邦制思想都会兴起。如袁世凯大权独揽时，有人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时，有人主张联邦一统。从民国九年起，联省自治的声浪遍及全国，并有湖南积极实行，制定省宪。联省运动终究失败，关键在于军权仍在地方。美国的联邦制极其稳定，关键在于其军权属联邦所有。民国的军阀，口头上的花样文章人人可做，且要的就是这个自治权，若要他失了兵权，无异于让他挥刀自宫。有了兵权，他才不可能听你省宪、任你民选。全国军权分散，中央与地方分权无异于妄说。中国到底是否适合用联邦制，还得另外研究。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权的选择上，有过议会制（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论和反复。可惜所谓制度，却根本没有制度的规则性和约束力。最早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的是总统制。但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又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大总统的权力，比之英国更小，完全操控在参议院手中，参议院又靠国务院（内阁）制约大总统。李剑农谓之“对人立法”，强势者必不为它所束缚，而立法精神却变动不居，被破坏了。后来的党人，只知道积极造党以便控制内阁，但袁世凯只靠北洋军警就可威胁内阁。袁世凯发布没有国务总理副署的委任状逼走唐绍仪内阁，又用武力威胁参议院通过了陆徵祥内阁，又轻松换为赵秉均内阁，后又用便衣军警组成的公民团胁迫国会（即参议院）把他投成正式大总统，再解散国民党，再解散国会。直至他修改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此总统制实质为总统专制），再至称帝。自段祺瑞内阁开始，国会、内阁、总统的势力互相牵扯，基本上是军阀使用非法非常手段操纵国会、内阁、总统，一地鸡毛。军阀用开会、通电、雇用公民团等方式胁迫国会，国务总理（军阀）收买痞子在议院开会时辱骂议员，迫使议员辞职，再迫使国会解散。这段时期，总的来说，所谓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都不过是实力派军阀玩弄的工具。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罢，摆设而已，谁有实力谁就是天王老子，就是法，就是政令。问题再归结到一点，就是宪法的不被尊重。宪法乃一国根本大法，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权也由宪法规定，人民的所有权利也由宪法保障。人人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宪法，在违宪问题上必须锱铢必较（这段时间同时在看《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得知美国人对于宪法的尊崇与捍卫，简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惜，当时的清醒者、勇敢者太少，力量太弱。第二，对民众、民心的再认识。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确是如此；但我所看的书告诉我，群众也是群氓，是需要启蒙、引导的大众。而李剑农所述这段历史中，上层精英鲜与民众联系，团体、政党、运动都脱离了民众，这绝对是变革失败的关键原因。先说在政治史中排的上号的两个大规模群氓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的反抗性虽不能说不存在，但其目的非为反抗，而仅仅是为自身谋利。如果说一开始的几个领头人还有些天下理想，那么这理想也早被不断得到的权势与金钱消磨殆尽了。它的性质就是大规模的土匪强盗团体，过处烧杀抢掠，驻处无心经营。当时的民众受其战火之苦，在鸦片战争失败的民族情绪下也不可能接受其信仰宣扬。就算清政府腐败无能至自行垮塌，它也烂泥扶不上墙，现世对它的评价，不知拔高了多少。义和团运动也是草根的愤怒宣泄，混杂着愚昧无知的流氓乱民。政府正确的做法是疏导、限制甚至镇压；清政府却妄图借用其力打击外国，反引起八国联军入侵。义和拳民在所谓的爱国情绪激励下，被当了政府的炮灰。现在有些动不动就要抵制超市、抄家伙干架的人，还真是老祖宗的好子孙。这本书叙述的政治史，基本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英史，当时社会觉醒或半觉醒的是上层人士，下层民众有什么反应呢？鲁迅的小说中自然可见，李剑农也有浮光掠影的叙述。民国以来社会、经济混乱，民众倒希望有个皇帝来拯救大家。讨袁军失败原因之一是人民不需要战事，认为任何兵变都是作乱。袁世凯称帝失败原因之一是：人民在袁氏统治之下生活痛苦，又怕帝制一兴革命党要“作乱”。联治运动湖南起草宪法，第三步骤是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因民众知识太幼稚，成为形式。实际情况如此，但政客们往往开口闭口的“民心民意”。以前在读《紫禁城的黄昏》时，我就觉得“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值得警惕：什么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是人心所恶，纯属臆造的舆论；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好政府，不管政体如何，不管你宣扬的理念如何，谁给好处就拥护谁。又，在取得政权以前，政客们启发的某方面的民智，比如阶级斗争意识，取得政权以后它又巴不得民众在争取个人权利方面无识无知。掌权者实行的仍然是传统中国的御人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真正的政治家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给民众好处，而是要让民众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得到好处，怎样更好地、更持久地得到好处。真正的长治久安，民族复兴，必然需要民智！孙中山确是先行者，定下三年军政，六年训政，之后再行宪政的革命方略，训政的时间还是考虑短了些。当然，启发民智，进而让民众组成自己发声的团体，不只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第三，对于政治人物的再认识。没有高尚的政治人物，换言之，讲求道德完善的人从不了政。认识一个政治人物，不能从社会惯常看法出发，更不能从官方评价入手。大三时，帮来访的洪长泰先生（费正清弟子）搜集资料，他就平静地告诫我：掌握大量史料才有可能公正评判一个人。看到这本书“革命与立宪对立”一章时，恰好读到了《读报参考》上的另一篇文章《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可以立体地对孙中山进行认识。孙利用会党进行革命，而革命成功后即行打压；孙失势后，又企图利用会党。而会党后来堕入黑社会之流，完全追逐经济利益而放弃道义，中山要负一定责任。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抱负利用他人无可厚非，而事成之后翻脸不认人，实小人之举。政治家，无论其出发点、目标有多高尚，其手段必有不高尚之处。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家必须务实，没有哪个满口仁义道德且行为仁义道德的人能做成大事。翁同和、徐桐典型两袖清风，却只能纸上谈兵，于国于民无益。李鸿章、袁世凯，贿赂也来，整人也干，却能成就大事情。能长袖善舞、四面逢源，忍辱负重干掉对手，实现治平理想的可称之英雄。会弄权术，却不丢弃道德底线，盖难矣。还有一些零碎想法，太累了，不写了。